博物学研究在中国：史学视野的多样性与融会贯通
姜虹
摘要：博物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受到越来越多学科的关注。由于内涵和外延的巨大差异，中国语境下的博物学/博物与西方学术传统中的“natural history”难以严格对译。“博物学编史纲领”的提出引发争议和讨论，但其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核心理念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西方博物学史的研究已初见端倪，让国人可以大致了解西方博物学发展的宏观历程。中国传统博物学研究缺少统一范式，散落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在艺术史视域下，岭南画派、花鸟画谱、宋代绘画、清宫图谱等都体现出传统博物学与绘画的交会，相关研究也充分展现出多领域、跨学科的交叉性。中国史、本草学史、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环境伦理学等领域也都有不少研究涉及博物学，体现了博物学研究的多重可能性。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各领域之间存在隔阂，亟须融会贯通。
引言：博物学研究成为显学
范发迪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文版序言中断言：“学者认识到，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堪称17至19世纪时的‘大科学’（big science），这吸引了从科学界、政府机构、海贸公司到殖民地官员的广泛兴趣与支持。最近几年，博物学史俨然成为科学史里的显学。相对而言，‘博物学’在中国科学史中，仍受冷落。”他也真切地希望“更多青年学者投入到中国的或西方的博物学史的研究中”。（范发迪，2011: 4）
事实上，在范发迪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后，这几年博物学主题的学术专著、译著和大众读物层出不穷，商务印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都有系列出版物。（蒋昕宇，2016）博物学史在中国学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论文的产出数量有明显提升，以此为主题的博士、硕士论文每年不断涌现。刘华杰教授及其学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博物学史的研究，尤其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下，聚焦西方博物学史，以约翰· 雷（John Ray，1627—1705）、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缪尔（John Muir，1838—1914）、华莱士（Alfred Wallace，1823—1913）、格雷（Asa Gray，1810—1888）、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奥杜邦（John Audubon，1785—1851）、女性博物学家、清宫博物画等人物和主题作为学位论文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发表众多相关学术论文。
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有不少以博物学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如艺术史领域对宋画与博物学的关注以及对博物画的研究（详见下文“艺术史”部分）、浙江大学秦艳燕的《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博物学》（2009）、陕西师范大学刘立佳的《中古博物著作与博物观念研究》（2014）、内蒙古大学徐昂的《〈尔雅〉的博物思想解读》（2010）、北京大学王钊对康乾时期清宫博物绘画及中国古代博物画的研究（2018）等。总的来说，科学史、科学哲学、中国史、医学史（尤其是本草学史）、艺术史、中西方交流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有对博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研究，因其不同于西方博物学的特质，学者从单纯的文献整理和同质化的文本、文学研究走向了多角度的立体研究。
不可否认，近十多年博物或博物学在中国社会被重新发现、蓬勃发展，也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近年来的相关基金项目（见表一）就是一个例证，但整体来讲，对博物学的研究还远远赶不上当前博物学复兴的势态。各个领域里对博物学的研究彼此隔离、缺少对话沟通，此前零散的研究也疏于整理。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博物学的研究，勾勒出多重视野下的博物学研究图景。
一、中西方博物学传统殊异：术语与内涵
“博物学是指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对大自然事物的分类、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包括思想观念也包括实用技术。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来源于博物学，最近较为时尚的生态学也是从博物学中产生的。”（刘华杰，2011）这里的博物学指的是西方的natural history，而中国古代是否有博物学传统，如同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样充满争议。但在学者关于“有”与“没有”的争论背后，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可了中西博物学知识传统的差异性。如周远方总结了中西方博物学传统的几点差异：西方是建立在观察实验的现实基础上，范畴明确，形式规范，注重严谨的分类体系，中国除了自然物还有人造物和人文的传说故事；中国是对正统知识和学问的补充，为社会生活服务，西方是为了研究和了解自然；中国成书主要采用文献法和实地考察结合，西方基于观察实验；因此，中西方博物学在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建构上有着显著差异，属于不同的学术范式，有着一定的不可通约性。（周远方，2017）这种比较和二分法尽管有些片面，如西方博物学在文艺复兴之前重文本轻实践，与中国的文本传统有相似之处，中西方博物学都与传统医药、本草学有很深的渊源，等等，但这样的比较也大致代表了中西方博物学传统的一些差异。
表一 近年来与博物学相关的基金项目举例*
* 本表中部分信息由徐保军提供。值得一提的还有复旦大学余欣教授获得的项目支持，如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项目“博物学文献所见中古时代之世界图像”、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日本所藏博物学汉籍研究”、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专项资金项目“中古时代东亚博物学研究：以海外所藏稀见写本为中心”、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唐宋时期敦煌博物学研究”等。
中文里的“博物”“博物学”与英语的“natural history”之间的联系和区分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就“natural history”的翻译问题，胡翌霖坚持认为应该一律译为“自然史”，它与哲学传统相对，以具体的、地方性的、记述性的方式展开，本质上依然是史学，“用史学方法研究自然”。（胡翌霖，2012）胡翌霖规避了在“natural history”产生时“history”并没有历史之意的问题，而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史”牵强地对应起来。事实上，希腊人在创造“historia”时，这个词并没有时间的意义，“是对个别事物、个别事实进行记录、描述的‘志’”，而且“natural history是最顽强地保留了history的古义的词组”，更关乎“时空”联合体中的“空间”而非“时间”（虽然离不开对时间演化的研究）。（吴国盛，2016a；刘华杰，2015：10-11）这样一来“自然史”的译法缺陷就很明显了。吴国盛认为，在清末民初时“博物”有时为natural science之意，有时为更狭义的natural history之意，因此他主张保留“博物学”这个译名，以接续近代科学文化的这段历史。但同时他也强调，翻译成“博物学”看不到原文中的natural，也看不到history，没有体现与natural philosophy的相对性；而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博物观念，抹杀中西文化差异。吴国盛的结论是，对于大众文化，natural history翻译成博物学是合适的，但对于学术研究则应翻译成“自然志”，体现与自然哲学相对的认识方式和知识类型，即着眼于对个别事物的具体描述，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吴国盛，2016a）蒋澈也认为“自然志”可以更准确地传达natural history的意思，因为natural history / historia naturalis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不存在的“自然”，其产物是志书。为了保持指称统一，他也主张用“自然志家”代替“博物学家”的叫法。（蒋澈，2017: 1）但总的来说，“博物学”和“博物学家”的译法远比其他译法更普遍，接受度更高。当然，不同译法也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有关系，如台湾，更多的用“自然史”，而非“博物学”。
除了博物、博物学（家）、自然志等常用概念，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彭兆荣把博物学与博物馆放在一起讨论，并针对西方博物馆模式，提出了中国的“博物体”概念，在博物体中，人、物、身体、环境、地方知识与民间信仰等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中国的博物、博物志、博物学原为正统经学的“异类补遗”，大抵属于“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范畴，与西方博物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式上大不相同。（彭兆荣，2009; 2014）刘啸霆（即刘孝廷）等提出了“博物论”，以博物学为基础和对象，把博物学的思想方法提升为原则或纲领性的哲学理论。（刘啸霆、史波，2014）
在中西方博物学的内涵上，更多的学术争论源于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理解。学界普遍承认中国传统博物学里的人文要素，中国传统博物学所关注的“物”既包括自然之物，也包括人造物和其他人文知识。“博物”的目的是“为人”，有着显著的实用性和人文性，与西方意义上的博物学只关心自然知识相比，多了人文社会的知识。（周远方，2011）中国古代探究自然，出发点从来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其中，把自然视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把自然数学化、把自然装进实验室进行研究。（吴彤，2017）余欣把博物之学作为中国学术本源之一（另一个是方术），他摒弃了西方意义上的博物学，认为“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也就是说，中国的博物学并非科学的简陋形态，而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是饱含信仰和情感的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其关切点并不在“物”，不是“物学”，而是“人学”，是关于“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因此他反对以今例古、把博物学纳入科学史框架中去的做法。（余欣，2013: 1-5；2015:10-13）笔者认为在强调博物文化的“人学”时，不应该完全抛弃“物”这个关切点和多面向的载体，只有弄清其中的“物学”，才可能更加清晰和透彻地理解“人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助科学手段，如动植物考据学和分类学，结合中国传统人文知识，搭建历史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桥梁，兼顾“物学”和“人学”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拙文《女子益智游戏“斗草”中的植物名称与博物学文化》借鉴了植物考据学的研究成果，并邀请了植物分类学家协助鉴定和分类，抛砖引玉，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姜虹，2017）。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编史学讨论与博物学史研究
1.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博物学编史纲领”的认同与争议
在科学史领域，“博物学编史纲领”是博物学视角的根本表达，刘华杰提出这个纲领并指出了它的三个特征：把科技史或知识史看作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尽可能提防辉格史观，博物学史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突出博物理念和情怀，体现历史书写中的价值关怀；重视人类学视角，关注民间知识。（刘华杰，2011）刘华杰也承认此纲领存在争议，但博物学编史纲领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天人系统或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共生（刘华杰，2014: 4），这样的价值取向及坦然承认价值观的态度无疑是可贵的。更进一步，刘华杰将博物学编史纲领从科学史领域扩展到更为宽泛的“博物学文化”主题，有意将不同领域的学者及更大众的人群吸纳进来；从《好的归博物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回归博物学”专题、《博物人生》等著作到2014年《博物学文化与编史》中对博物学编史纲领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从2015年开始举办的“博物学文化论坛”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子：论坛不仅对学界开放，也欢迎民间爱好者和出版社等群体参与。然而，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博物学编史纲领引起了较多的争议和讨论。
在江晓原、刘兵、刘华杰最初关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讨论中，刘兵就提出，这种编史纲领主要呈现为“科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博物学的内容”，尽管也有拓展到其他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崔妮蒂，2011）刘华杰本人也承认，这种编史纲领的直接目的是在科技史编写中“更重视博物学传统所占的比重”，即便写出来不被当成科技史也没关系，关键是把博物学传统当成文化史、人类知识史的一部分。（刘华杰，2010）但问题在于，博物学编史纲领提出来之后，还没有真正推广到博物学以外的其他科学史研究中去，[1]而博物学史本身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也主要集中于西方颇有建树的大博物学家，还没有关注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博物学家或博物学爱好者（虽然这是未来的方向）。如此一来，“博物学编史纲领”的指称容易被误解为以博物学史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史研究，而不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研究视角。这种误解与“女性主义科学史”有些类似，尽管它强调的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应用，但因为研究者多为女性，研究对象也基本以女性为主，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女性学者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笔者认为博物学编史纲领强调的生态价值、地方性知识、人文关怀、回归文化等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不管是落脚到生态保护的现实问题，还是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强调“一切科学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吴彤，2011），抑或像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代表人物巴恩斯那样把科学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刘珺珺，2009: 186-187），这些理念都能找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上的学理支撑。这样一来，此纲领内核的最大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价值观层面和方法论层面，是否需要将包含这些理念的史学视角冠以“博物学编史纲领”这样一个指称则值得商榷。
熊姣的《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一书通过对约翰·雷的深入研究，全面阐释了“博物学编史纲领”的特点：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语境主义也有共通之处，用更开放的视角和看似零散的丰富细节去重现历史；强调博物学史近似于文化史和社会史，同时也是观念史（熊姣，2015:5-7，270）。从把博物学和数理科学并列为两大科学传统，到提出四大科学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刘华杰，2014:1），刘华杰始终强调博物学传统的重要地位。在最新的论文中，他提出“博物学是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传统”，“平行论”虽然并未否定博物学和科学的交叉，但有意地淡化了博物学的认知方面，再次明确地强调文化史、生活史，与传统的科学史写法确有不同。（刘华杰，2017）同时，必须看到的是，这种编史纲领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即便博物学史自身的研究也并非只关心“善而有成”[2]的对象，这种观念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非传统科学史编史纲领也是一致的。尤其对于中国传统博物学来说，回归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关注自然知识的本土性质，呼唤基于文化的诉求，反思宣扬近代科学普遍性的编史纲领，避免以近代科学为标尺筛选、组织和分析材料，对于中国科学史来说尤为重要，也成为学界的一大共识。胡司德的《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正是基于这样的编史纲领，把动物放在“文化史”视野里进行探讨。（胡司德，2016）
吴国盛在关于如何写科学史的讨论中，也把博物学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他从存在论的角度把科学定义为“指导人与外部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通常首先是指导人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理论知识”，并把科学划分为博物学、希腊的理性知识和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吴国盛，2007）他把博物学当作中国传统的科学，认为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很发达，但他也强调，“古代中国并没有与近代西方的‘natural history’完全对应的、现成的博物学学科。”（吴国盛，2016b）西方意义上的博物学只在清末民初强国强种语境下短暂存在过，很快就被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所取代（朱慈恩，2016）。因此，“谈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必定是根据西方的博物学概念对中国古代相关学术进行重建的结果”，“用‘博物学’这张网，可以打捞出更多的东西，而且原汁原味、接近原生态。”（吴国盛，2016b）由此看来，这样的科学编史学进路，依然是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来探讨中国传统的博物学，就这点来说与李约瑟的方法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囊括了更多中国古代的知识。而且这种方式必然有割裂人与自然的危险，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文与自然本就没区分过，现代人凭什么用西方博物学的范式把自然知识区分出来？区分后的知识也很难是“原汁原味”的，为何不“就中国传统本身讨论中国古代的博物知识呢？”（吴彤，2017）但必须看到的是，相较科学史中数理科学的强势地位，博物学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样的尝试至少可以恢复博物学传统的博大和丰富性，平衡和纠偏数理科学和博物学的不平等地位（吴国盛，2017），“博物学编史纲领”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博物学编史纲领”还是“用博物学这张网打捞中国古代学术”，尽管看起来并不完美，但在博物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无疑都具有先锋意义，而且有美好的学术愿景，对博物学研究范式的探索极具启发意义。
2. 西方博物学史的中国式考察
国内学界对西方博物学史的研究已经初见端倪，让国人大致了解了西方博物学发展的宏观历程，不管是对博物学史还是对科学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本节将以具有代表性的北大哲学系为主，简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熊姣对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应用具有代表性，她从博物学的视角研究约翰·雷的博物学、自然神学、宗教道德和语言学等，展现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约翰·雷形象。约翰·雷作为伟大的博物学家毫无争议，熊姣对他的植物学、动物学、分类学和物种问题以及地球博物学等进行了全面研究，深入探索了“现代博物学之父”在博物学领域的不菲成就。她的研究更为独特之处在于，把约翰·雷的语言学和宗教思想等看似与博物学无关的研究囊括进来。熊姣指出，博物学的口头传统和文本传统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并以约翰·雷的语言学著作，尤其是谚语，以及古老的埃克塞特书中的谜语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展现语言学中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及语言学和博物学的相互影响（熊姣，2011a；2011b;2014）。熊姣对约翰·雷的自然神学的解读也为国内学界较为陌生的自然神学研究提供了参考。约翰·雷将神学变成简单的道德理性实践，即博物学，打破了信仰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界限，由此为自然神学和博物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熊姣，2013；2015：266）在研究的同时，熊姣翻译了《自然神学十二讲》《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等著作，为博物学、自然神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除了熊姣，台湾的郑宇晴对约翰·雷的博物学做了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约翰·雷的鸟类学研究，通过考察其著作《鸟类志》，探讨了约翰·雷所处时代的博物学范式的转变：从文艺复兴后期的象征世界观转变为17世纪后期的经验主义，从汇集和传抄转变为注重观察和“事实”收集，并形成“真正的知识”，约翰·雷的鸟类学知识建立的过程就是这种转变最好的例证。（郑宇晴，2015：26，40）
徐保军多年来一直关注植物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建构自然秩序：林奈的博物学》（2012）对林奈进行了全面研究，填补了林奈研究在国内的空白。林奈在博物学上最重要的两个贡献是确立了性分类体系和双名法，生物学界往往只了解后者，对前者甚少了解。更鲜为人知的是，林奈的博物学范式与18世纪欧洲的殖民扩张、经济战略密切相关，他把自然当成一个经济体系，提倡立足欧洲，通过引种驯化等发掘全球自然潜力。（徐保军，2015a）林奈范式的巨大影响力除了源于自身的简洁实用和标准化等优势，更仰仗于他的使徒和通信者的积极推动。（徐保军，2015b）徐保军翻译的《林奈传：才华横溢的博物学家》（The Compleat Naturalist: A Life of Linnaues）已于2017年出版，是林奈所有传记中最为全面、客观和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是国内引进的首部林奈传记，塑造了林奈作为普通人和秩序建构者的双重形象，勾勒了特殊历史时期林奈范式的确立过程和博物学的特殊使命。林奈作为18世纪分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欧洲的学术圈，北美、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殖民地的博物学都深受其影响，大众博物学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他的方法。林奈体系传到北美后很快成为学界范式（杨莎，2016c：26-39），并掀起了北美19世纪早期大众博物学的潮流（杨莎，2016c：48-53）。
刘星和杨莎对美国博物学史进行了研究。刘星的博士论文主要关注美国的鸟类学史，通过阐释奥杜邦的多重形象——艺术家、作家、探险家、狩猎者和社会活动者——考察了19世纪博物学文化的多元性。奥杜邦的生平展现了从博物学爱好者转变为职业博物学家的典型经历，鸟类学的发展也充分表现了公众在博物学中扮演的角色，公众通过观察记录、绘画、标本收藏等直接参与到鸟类学研究中，体现出浓郁的“公民科学”特色。这种研究即便在大科学时代也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博物学在当下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合法性。（刘星，2016）刘星翻译的《发现鸟类：鸟类学的诞生》综合博物学的经验、理论、社会和文化等多种维度，撰写了鸟类学的发展史，对博物学史以及其他与博物学紧密相关的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法伯，2015：4）。杨莎在研究北美植物分类体系时从更广阔的人类认知自然的视角出发，引入了现象学里“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概念，解读人为分类体系和自然分类体系在北美的命运，展示了科学植物学与大众植物学的不同取向，论证了博物学可以成为科学以外的认知自然的方式（杨莎，2016c：11-13，107-133）。杨莎还对美国植物学之父阿萨·格雷进行了深入研究，格雷在进化论、分类学和自然神学的平衡中糅合出来的“有神进化论”反映了那个时代北美对进化论的一种态度，格雷本人也成为在自然神学与科学之间摇摆的典型案例（杨莎，2016b）。另外，杨莎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关注科学在科学界内部以及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而不同分类体系在北美的传播为这两种传播方式提供了良好的例证（杨莎，2016a；2016c：13-14）。
与国内大部分学者关注18世纪之后的博物学不同，蒋澈的研究重心是近代早期的博物学，尤其侧重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编史学和思想史。他综述了西方学者在处理近代早期博物学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时的编史学倾向，认为福柯的观点——近代早期（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和生物学之间存在范式上的革命，而且与数理科学有着共同的基础——具有革命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福柯的论题，而福柯之前的传统科学史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博物学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是外在的或无关的（蒋澈，2016）。蒋澈在博士论文中申明了对断裂论——西方博物学在近代经历了以分类学兴起为标志的根本性转折——的认同，从内史进路回答近代分类学诞生的问题，尤为强调概念和术语演变中所展示的思想史，集中体现在从methodus（方法）到systema（系统）的概念史研究（蒋澈，2017：14-21）。他的研究涉及约翰·雷和林奈的研究，与熊姣和徐保军的研究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对概念和术语演变的强调（蒋澈，2017：13）。
朱昱海考察了布丰从数学转向博物学的过程及其背后社会、个人风格的变化等原因，认为布丰的博物学研究目的是为自然建立一座物理真理的大厦（朱昱海，2015）。李猛对班克斯及其所领导的皇家学会的帝国博物学进行了研究（详见下文）。周奇伟对美国博物学家约翰·缪尔的博物学和环境思想做了研究，指出了缪尔的环境思想的特点（保护维持论、整体论、自然神学和泛神论交织等），以及他的博物学的特点（注重亲身体验、直觉自然、整体全面观察、文学化和神学性等）（周奇伟，2011）。苏贤贵在关注科学与宗教、环境思想史时，对缪尔、梭罗、利奥波德等人的博物学也有涉足。台湾的曾华璧在研究怀特的博物学时，虽然依旧从环境史出发，但对怀特的鸟类学实践和以自己家乡为主的“地方性”叙事做了细致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怀特身上体现了注重观察实践和地方性知识的博物学传统（曾华璧，2011）。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环境史、文学研究、生态思想等领域的学者对以上这些自然文学家、博物学家的名字耳熟能详，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从博物学的角度去研究的却不多。
三、多重视野下的史学研究
1. 艺术史
这里所说的艺术史着重探讨中国传统绘画与博物学的交织，以分类为目的的近现代动植物科学画（大众更喜欢称为博物画、博物图画等）不在讨论之列。原因在于，西方科学范式下的动植物科学画在中国始于20世纪初期，随西方动植物学的引进而兴起，主要用于各种动植物志，这类画家也基本供职于科研院所。追溯这类绘画的历史虽然必然涉及中国传统花鸟画和本草绘画，但基本上属于科学史研究范畴，尤其侧重以西方科学为标准去考量绘画的价值。当然，艺术史也开始注意到这类画的价值所在，如山东大学高雪以“博物画的科学、艺术特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做出了尝试（高雪，2017）。以下将从中国传统花鸟画作品和画谱、岭南画派、清宫图谱等方面探讨艺术史家们的研究。
艺术史领域对博物学的关注更早来自研究岭南画派的学者，岭南画派的写实之风与西方博物学对其作品的影响是艺术史家研究的重要内容。亲自观察动植物，参考科学书籍插图和地形测绘图等都是早期岭南画家极为重要的图式源泉（孔令伟，2006），其中的代表画家为高剑父和蔡哲夫（蔡守）。高剑父深受日本写实风格以及西方博物学和博物画的影响，在观念上试图“通过图像涉指的方向，在一个确切的知识框架中感知世界”，“保持怀疑、求真的精神”，这样的价值观让博物学，包括博物画，作为科学的再现图式，也作为认识论，渗透到美术中。在实践上，“观察自然”成为博物学、博物画和他写实主义理想的共同前提，他甚至自己养昆虫以便观察，也在训导学生时强调观察的重要性，绘画的博物写实和知识传播功能与传统的艺术精神在他身上统一起来。（李伟铭，2010）1907年6月——1911年9月的《国粹学报》刊登了128幅蔡哲夫的博物画，都以中国本土动植物为主要对象。蔡哲夫本人对动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亲自观察一些本土动植物，也参考了不少典籍，并阅读了最新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程美宝，2006）蔡哲夫部分博物画临摹自伦敦出版的两本科普书《演化图》 （A Picture of Evolution, 1906）和《皇家博物学》（Royal Natural History, 1893—1896），他通过博物画的方式传播了西方博物学知识，并在绘画中加入了中国元素。（程美宝，2009a）与外销画一样，蔡哲夫和高剑父的博物画成了中西方文化遭遇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动吸取西方博物学和博物画的长处，而不像外销画一样被动接受西方博物学家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在岭南画派形成之前，广东地区的居廉、居巢就已经开始大量描绘富有华南地区特色的植物、昆虫资源，他们的绘画写实生动，大大拓展了花鸟画的创作题材。二居在画法上借鉴西方水彩画技法，创造了“撞粉撞水法”，并用西方画家剥制标本和标本写生的方法去描绘动物。（陈玉莲，2017: 49）
艺术史关注博物学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花鸟画里的古代博物学传统。传统绘画里的写实风格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重视，部分研究者为科技史学者，更多为艺术史学者，虽然视野有些差异，但观点是相通的。艺术史学者认为，中国花鸟画从五代开始就确立了写生传统，重视写真和形似，与西方花卉图、静物写生本来有共通之处，只不过中国画把形态作为手段，更追求动植物的气韵（郑艳，2008：11；薛珂，2008：127-136），而西方博物画把一般性的特征提炼浓缩，追求形态本身的完美。汉学家梅泰理曾强调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植物学的人文艺术性”，并且认为用毛笔对植物进行艺术性描绘，准确性远远超越艺术书籍中的插图（梅泰理，2010）。《中国生物学古籍题录》认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对动植物描绘精确，明清时期有不少作为绘画教程的画谱对动植物形态的把握也相当准确，但此类古籍或为单件作品，或因疏于理论，向来不入四部收藏，至今尚无人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徐增莱等，2013：388）。必须看到的是，明清画谱虽然图像程式化较严重，在动植物细节方面刻画不足，但其富有博物学特色的地方正是对动植物生理行为的准确刻画。这种特征与中国花鸟画追求气韵生动的要求密切相关，因为只有通过富有生机的动植物形态才能更好地传达传统写生绘画的要旨。比如明代高松所编画谱《春谷嘤翔》对各种不同鸟类的姿态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鸟类生理行为的博物学记录。
对宋画的博物学研究至少有三篇学位论文值得一提。一是张东华对《梅花喜神谱》的思想史研究[3]，突破前人研究中将其作为技法画谱的藩篱，而将其当成宋人“格物致知”思想的典型反映。他认为宋代儒生从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出发，用文字和图像两种方法进行格物，前者走向科学、文学和哲学，后者走向文人绘画和博物图谱（张东华，2015：18-19）。这两个过程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实践与思想。张东华通过论述《梅花喜神谱》的画和诗以及宋伯仁其人，并借助朱熹、王阳明的“格竹”等，探索了极具博物色彩的宋人格致思想与花鸟画复杂的交织。二是许玮在博士论文中从博物学的视角考察宋代图像，展现了宋人丰富而多元的知识结构。“与其说博物学是一种学问，不如说是一个知识范畴、一种知识兴趣，而在宋代，更是一股文化风尚。”（许玮，2011：10）许玮除了探索文人知识、本草图像里的博物学，还探讨了宋徽宗时期的祥瑞图和《宣和画谱》里的博物学。许玮的“艺术史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博物学图像研究”课题在2017年获得了教育部支持，相信她在艺术史领域的博物学探索会有更多的发现。三是胡宇齐的《宋代绘画与中国博物传统》，有意区分了中国传统“博物”与西方的natural history，强调前者的人文性和两个特点：人的地位低于自然，内敛而非外扩的博物模式。这篇论文把宋代绘画作为中国博物理念的载体，以赵佶和郭熙作为具体案例，并参照西方博物学，探讨了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科学传播的意义。（胡宇齐，2015；胡宇齐、詹琰，2017）上海戏剧学院唐宋元画史学者施錡也开始关注宋元绘画中的博物学，不过从目前她发表的两篇文章（施錡，2017a；2017b）看，她虽然声称在博物学视域下解读绘画，但对博物学文化的讨论还比较欠缺。
花鸟画谱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芥子园画谱》和《小山画谱》，前者至今流传甚广；后者比起前者，除了画法技巧，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作者邹一桂对自然知识的讨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提到的“四知之说”（知天、知地、知人、知物）和一百多种花卉的“各花分别”，远远超越绘画技法本身，提出了他认为文人画家应该知道的自然知识和植物常识。姜又文深入考察了“各花分别”这个部分，认为邹一桂确实参考了植物谱录类书籍，在写作中加入大量与绘画无关的植物知识，俨然中国古代植物谱录的写法，具有系统性研究生物的倾向（姜又文，2010：67）。邹一桂并非个案，张钫在研究《宣和画谱》时也发现宋代画谱与植物谱录并行发展，只不过画者与文人通常只关心日常植物，并赋予其象征意蕴，而本草学者更注重采集野外物种（张钫，2017）。邹氏对草木山川的详考，遵循考据学的理路，通过博学博证的实践对名物进行缜密的观察记录，已然属于中国自古即有的“博物”文化（姜又文，2010：55）。
清宫制作的大量动植物图谱，如《鹑鸽谱》《鸟谱》《兽谱》《海西集卉》《嘉产荐馨》《鸽谱》等，在近几年得到了学界关注，这类写实性的图谱研究也成为科学史和艺术史交叉研究的新面向。赖毓芝针对清宫《鸟谱》《兽谱》的研究就是“欲透过科学史来重新思考与建构清代艺术史图像”（赖毓芝，2013：7）。《鸟谱》和《兽谱》作为极具野心的图像制作工程，构筑了乾隆的视觉帝国——“意图在视觉上建构乾隆帝国治下所有人、禽、兽等各种‘职方之产’，以提供圣王‘对时育物’所需的所有知识与讯息”，因此不再是以“画家为中心的传统艺术史”能够诠释的，而需要纳入文化史、科学史、中西交流史等学科的交叉领域中综合考虑。图谱中欧洲物种的再现和受西洋写真风格的影响，表明清代宫廷对欧洲的博物学并非一无所知，而是置身全球化的世界之中；图像也成为掌握世界与建构知识的重要途径，而不是文字的附属物。（赖毓芝，2011：44-45；2013：49-51）王钊用科学的方法考证了清宫绘画《塞外花卉图》中的66种植物、图谱《嘉产荐馨》中用于祭祀的香料植物、清宫绘画中火鸡图像的来源和鹿的形象，同时从中西绘画的画法技巧、传统博物学文化、中西文化与知识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交叉研究非常好的尝试。（王钊，2017a；2017b；2017c；2017d）
除此之外，自唐宋开始出现的大量写实花鸟画，如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恽寿平的《百花图卷》，陈洪绶和邹一桂等人的花鸟画、草虫画，郎世宁的清宫西洋画，广东外销画，以及众多女性画家的花鸟画，如文俶的本草插图和花鸟画、马荃的《花卉册》、艳艳女史的《草虫花蝶图》、杨妹子的《百花图》等，都与中国古代传统博物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史在研究传统绘画时往往容易忽略博物学和科学的方面，对传统博物学文化的考量必然会为艺术史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当然，在打破学术界限的同时，必须警惕“科学”标准带来的弊端，重申本土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艺术史家李伟铭在考察岭南画作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同科学史学者的看法不同，他没有强调博物画是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而是认为“博物学不是美术学，博物图画也不完全是美术品”；在艺术史研究中滥用“科学”是危险的，但博物学和博物画就好像涓滴之水，从中可以一窥近代中国美术发展变革中思想资源和语言资源的复杂因素（李伟铭，2010）。在评述博物学对岭南画派和外销画的影响时，王楠也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同样是研究图像，艺术史视角更能深入发掘博物学对于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影响，图像的多义性特质有助于探讨历史的复杂面向。”就岭南画派而言，这一传统原本就异于江南文人的花鸟画传统，其写实风格并非全受西方影响，图像的变化及其社会背景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王楠，2015）而且，重视笔墨技法是传统中国画的主流，古人观察和描绘自然，更多是服务于所描绘对象的道德比赋和象征性，并非西方博物画的目标，博物学为研究中国绘画提供了新的视野，但不可过分强调博物学面向而忽略其他方面。
2. 更多的可能性：中国史、本草学史、帝国主义研究等
除了以上讨论的研究视野之外，博物学还和中国史、本草学史/医学史、女性主义研究、帝国主义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等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古代博物学的面向。朱渊清在对魏晋博物学的研究中发现，名物学、地志学、农学、本草学和图学等对博物学形成极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博物学具有实用、志异和知识累积的特点，是中国知识进化史上重要的一页（朱渊清，2000a；2000b）。敦煌学家余欣近年来一直在探索中国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博物学的研究进路，他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敦煌的博物学世界》以及诸多论文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在《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和《敦煌的博物学世界》中，他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内涵和研究方法做了剖析，他的两个基本立场是：知识社会史将“关于‘物’的知识与关于‘选择’的技术视为‘世界图像’的组成部分”，综合了经学史、术数史、文化史、社会史和中西交通史等多种史学视野。（余欣，2015a：13， 22）他对星占、本草、蔬菜、寺院宝物、贡品和异域方物等多类自然物和人工物进行考证研究，意识到博物学与方术的紧密联系，并“思考方术与博物学在社会史、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的意义，尤其偏重于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省思”（余欣，2015a：26）。刘立佳的硕士论文从目录学角度入手，系统梳理中古时期的博物类著作，探究了博物分类和空间观念（刘立佳，2014）。温志拔通过研究宋代类书，探索宋代博物学的特点，表明南宋类书比中古时期的博物学专书及北宋以前的类书更为客观化、科学化，是儒学在“宋学”阶段所具人文及理性精神影响的结果，而中古时期主要受本土神仙方术和外来佛教影响，明清则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温志拔，2017a；2017b）。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博物学与传统医药、本草学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是医学史、本草学史关注的对象。古代大量的本草学著作、图谱、医方原本就是丰富的博物学史研究材料，其中的分类知识、药物描述、图像绘制、药用方法等都反映了博物学知识传统。本草学史、生物学史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不少学者也开始跳出传统学科史的桎梏，留心其中的博物学传统。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说“本草不单是中国的药物学，同时也是以药物的视野看待人类周边所有物类的一种博物学”。（陈元朋，2010）明清医疗史学者蒋竹山在研究清代的人参时，不仅探讨了传教士以西方博物学家的方式对人参的调查描述，也探讨了这种药材背后的消费文化以及国家权力，远超出了将人参作为药物本身的考量（蒋竹山，2008；2013）。另外，在《质问本草》一书中，他将研究放在东亚（中日）博物学知识交流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了博物学调查、医药知识、出版文化和消费文化等因素的交织互动（蒋竹山，2011）。邢鑫在对日本博物学的研究中，有相当多的笔墨用在本草学和本草学家上，他指出在东亚交流网络中《本草纲目》对日本有重要影响，“整部江户博物学都是《本草纲目》的注脚”（邢鑫，2017a：17-19）。陈元朋在研究犀牛与犀角时，突破中医药学、古生物学、古文字学和史学等领域的常见视角，在传统博物知识的背景下探讨古代中国“真实的”与“想象的”动物形象的堆叠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存续不绝的原因（陈元朋，2010）。还有学者从博物学的人文关怀出发，认为博物学情怀有助于发现医学的美学意义、社会责任，应该成为医学家职业素养的基调（王一方，2006）。
博物学与女性主义科学史至少在两方面是契合的。[4]首先，博物学对研究对象的同情和了解，充斥着情感和关怀，与提倡纯粹理性的数理科学大不相同，这与女性主义科学史家研究女性科学家时的关切点相通。例如，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为诺贝尔遗传学家麦克琳托克写的传记[5]里，尤为强调女性对研究对象倾注的情感、想象和直觉等非理性因素，这部传记也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次，两者对文化的强调是一致的，在女性主义那里科学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由实践于其中的那种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价值观所建构”（章梅芳，200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虽然一直强调边缘视角，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未必是女性，只是强调性别视角的运用等（章梅芳，2006）。基于这些共性以及女性在博物学文化中较高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从女性主义和博物学文化的视角去探索博物学史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张雅涵以英国18、19世纪两位作家兼博物学家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探讨了博物学与女性教育的紧密互动，指出博物学在那个时期是女性教育的重要部分，也是女性教育下一代和与男性沟通的重要方式（张雅涵，2014）。杨莎的研究谈到了美国大众植物学中女性的参与，她指出，得益于公共科学讲座、女子中学的教育、林奈体系的流行等，女性在19世纪大规模参与到植物学研究中，但同时她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可以在这个领域与男性平起平坐或者得到学界的认可（杨莎，2016c： 53-62）。笔者对中西方女性在博物学文化中的参与做了一些研究，探索女性在科学和博物学活动中的多样化角色，考虑她们的社会文化背景，重视她们的生活世界，以期能够展现更加丰富、多元的科学文化图景和博物学图景（姜虹，2015；2017）。在博物学鼎盛时期（18、19世纪）的欧洲，女性曾经广泛参与到动植物绘画、博物学写作和翻译、自然知识的传播、标本采集等博物学活动中；而在中国古代的种植、医药、女红、花鸟画、游艺等多种活动中，女性与自然世界紧密互动，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知识，成为中国博物传统的一部分，但这些在学术研究中都被边缘化了。当我们以博物学文化和女性主义的边缘视角来看时，这必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博物学与帝国主义扩张的紧密联系早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范发迪著作的中译本《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备受中国学界关注。这本书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用文化遭遇的观点去检视博物学史，首次在科学史上将“非正式帝国”用以解释关于中国的问题，对博物学史乃至科学史都有开创性意义（范发迪，2012）。陈玉莲在研究里夫斯的博物画时明显受到范发迪的影响，并借用了“科学帝国主义”和“文化遭遇”两个重要概念（陈玉莲，2017）。作为范氏著作的译者，袁剑也结合自己的边疆学研究，开始涉足博物学与边疆社会、知识空间的跨学科研究[6]。边疆学研究常常将人类学、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帝国主义等与博物学融合到一起，为彼此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如李如东和赵艾东对川西地区传教士和博物学家的研究（李如东，2017；赵艾东，2017）。关于其他在华传教士的博物学活动，还有朱昱海对法国神父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的研究（朱昱海，2014），而戴丽娟对徐家汇博物院（后来的震旦博物馆）的研究则表明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自然标本的采集、分类、收藏、图谱绘制等大量博物学活动对中国早期生物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她指出，传教士指导土山湾青年画师绘制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学绘画（戴丽娟，2013）。西方博物学家在中国提取中国的动植物知识时，虽然并不关心本土知识，但这种帝国博物学知识的建构并不能避免地方知识的影响（王楠，2015），这也是范发迪书中“文化遭遇”所强调的“文化的多元性、活动力和弹性”，而非“界限分明、互不相容”的文化冲突（范发迪，2011：4）。班克斯是将帝国战略与博物学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范发迪书中也屡次提到他。国内最早关注班克斯的应该是中山大学的程美宝，她通过班克斯书信集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对他派遣的使者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做了简单的梳理（程美宝，2009b）。李猛借用西方学界“帝国博物学”的概念研究班克斯，围绕该主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翻译了剑桥著名科学史家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的《性、植物学与帝国》（Sex, Botany and Empire: the Story of Carl Linnaeus and Joseph Banks）。他从班克斯领导的皇家学会切入，探索了学会内部博物学的地位变化及其与数理科学的冲突、竞争（李猛，2013a；2013b），再扩展到帝国博物学的空间范式——在认知层面从地方性到普遍性，和在实作层面上从自然恩赐到国家财富——及其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自然观的理论基础（李猛，2017），最后到具体的帝国博物学活动，如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实践（李猛，2015），对帝国博物学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此前学者对马嘎尔尼使团的科学调查也表明，其调查内容主要是博物学（常修铭，2009）。
博物学与民俗学的紧密联系在于博物学知识的地方性；很大一部分知识其实就是来自民众的本土知识，民俗学学者刘宗迪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他追随钟敬文先生的学术路径，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山海经》，对民众知识报以同情和关怀，在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引导下，把书中看似荒诞古怪的动物记载视为古人对“类”（相似性）的理解，揭示了“民众的物质与精神不分、医学与巫术不分的法术知识传统”（刘宗迪，2007a）。他还指出动物形态描述首先是语言学和符号学问题，在现代生物学形成之前，没有约定俗成的科学术语体系，古代看似怪异的鸟兽形象不过是古人描述动物的话语体系（刘宗迪，2007b）。古人依靠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对事物进行观察、命名、分类乃至使用，并建立起纯属语义学的联系（刘宗迪，2010：284-301）。除了《山海经》这样的文本，民俗学涉及的大量民间智慧和乡土知识也常常是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从博物学文化的视角出发，必然能发掘出更广袤的民俗学研究。
与民俗学类似，人类学领域也关注到了博物学，如上文提到的边疆学研究，就将人类学与博物学结合起来。对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也常涉及本土自然知识，如韦丹芳从博物学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韦丹芳，2011）。文学领域的学者也从语义学、文献学等视角对博物学有所关注，如钱慧真探讨了中国古代名物研究中名物学和博物学的区别与联系（钱慧真，2008），于翠玲对中国古代“博物”进行释义，并分析其特点，比较其与西方博物学影响下的近代博物学的差异（于翠玲，2006）。而对文学巨匠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博物学爱好的关注（陈沐，2012；王芳，2016；涂昕，2017a；2017b），则体现了学界对文人及其文学作品解读的新面向。此外，环境伦理学、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关注，也常常注意到博物学的意义所在。如田松把博物学比喻成拯救人类灵魂的一条小路（田松，2011b），刘孝廷提出实践城市博物学以解决城市环境污染、生态质量下降、空间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刘孝廷，2017），刘华杰认为博物学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关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刘华杰，2015；2017），等等。事实上，早期国家公园的建立、森林保护和动物保护等自然保护运动都与博物学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鉴慧对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和大众博物学文化的考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动物保护与博物学在基督教属性、自然神学思想、宗教与道德教化目的上有着亲近性，而且都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动物博物学知识在动保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鉴慧，2010）。
四、存在的问题与学术展望
博物学是古代中国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之一，是中国学术本源之一（余欣，2015），而西方博物学在科学史里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是必然的趋势。
博物学在大众文化中的复兴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不乏威尔逊（E.O.Wilson）——在分子生物学时代自我定位为博物学家——这样的科学家（刘利，2017）。国内各领域对博物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但目前看来依然存在学界关注程度低、研究程度低、学科交叉不够等诸多问题（刘华杰，2015）。相较而言，西方博物学更多地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更容易认为西方博物学是“前科学”（尽管在中世纪或更早期的西方博物学中，也存在大量神话传说、动物象征等），后分化成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具体学科。而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博物学千差万别，即便是近代受到西方科学的冲击和影响的博物学，也与传统名物学、民族主义思想等纠缠在一起，复杂性超出了纯粹学科史的解释范畴（王楠，2015）；更不用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传统，其与社会生活、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复杂交织，必定不是科学史或古代史等一两个学科领域能够诠释的。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中国古代的博物学研究才缺少统一的研究框架，研究难度较大（刘华杰，2015）。已有的研究分散在科技史、农学史、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艺术史、文化史、民族植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科领域的分散和差异性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隔离，由此也可以反观中西方视野下博物学的巨大差异。然而，无论是以博物学作为研究的视角和工具去探索古代的科技、民俗、艺术等，还是在不同的史学视野或学科领域中探索中西的博物学史，都无一例外需要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互动、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交错。基于这点共识，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成立专门的学术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必要。值得庆幸的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已经成立，这对于从事博物学文化研究的各学科学者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也必将为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创建良好的交流平台，整合各学科的学术资源。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博物学整体上的式微和被贬低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依然是大众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众理解自然的关键所在，也是职业生物学家们拓展工作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皮克斯通，2017：72）。甚至有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非常依赖公众的博物学知识，如保护生物学和传统动植物分类学这些有着悠久博物学传统的学科，在科学共同体中越来越不受待见，职业从业者人数减少，学科发展随之走向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而公民科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被贬低的博物学。同时，“现代性”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显，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也成为公民关注的共同话题，而博物学在响应现代性时很有可能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一大解毒剂（刘华杰，2017）。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和博物学复兴的势态，博物学研究必然会有更强大的社会基础，并极大地推进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交流甚多的东亚邻国，尤其是日本，其古代的博物学与中国传统博物学渊源颇深，其博物学文化也值得探究。在这方面，邢鑫对日本博物学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他以东亚跨国网络的视角，考察了博物学在东亚范围内以及东亚与西方之间的交流（邢鑫，2017a：2; 2017b），为东亚各国的博物学及其相互交流影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
随着中国学界对博物学的关注越来越多，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必定难以穷尽所有相关的研究，仅仅是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关注博物学，彼此之间也能够有更多交流合作。
致谢：刘华杰、熊姣、李猛、杨莎、王钊等阅读本文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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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熊姣在研究博物学家约翰·雷时指出，此编史纲领对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强调，与“语境主义”殊途同归，语境越丰富，勾勒出的历史就越生动、立体，如果用这种方法去写牛顿，其形象更接近于博物学家。（熊姣，2015: 270）田松也曾言，如果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写物理学史，应该和博物学编史纲领写出来的差不多（田松，2011a），人类学的方法也确实被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使用。如拉图尔（B. Latour）和伍尔加（S.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被认为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的代表作，再如特拉维克（S. Traweek）的《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Bea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物理学家的典型代表。
[2] 江晓原在《博物学编史纲领》中引用了科学史前辈李志超教授的“科学史都是处理善而有成之事的”，批判科学主义纲领下科学史研究的普遍做法。
[3] 张东华的博士论文已出版，在此不再以其论文作为参考引证。
[4] 刘华杰在对比几种编史进路时还提出了两者具有建构论、反辉格史、人与自然和谐等共性（崔妮蒂，2011）。
[5] Evelyn Fox Keller,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这本书的中译版为《情有独钟：麦克琳托克传记》（赵台安和赵振尧译，1987）。
[6] 在2017年11月11日的“第二届博物学文化论坛”上，袁剑做了主题报告“边疆考察、博物知识与民族国家”，据悉相关研究论文还在撰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