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开放政策与政商力量的变迁

从1949年开始，中国模仿并建立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运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对土地所有者和私营^注5企业主的压倒性权力，也就是国家的强制力。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土地改革中被消灭，而后者则在五六十年代的国有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从而导致了一种完全由国家支配的政商关系。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支配社会和经济的传统（Zhao，2009；Yang　＆　Zhao，2015）；然而，中央计划体制使这种传统变得更加极端。

通过弱化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培育民营企业，1979年之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削弱了国家权力（Zheng，2004；Feng，2006），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强制性权力。在对中国的纺织业和造船业的研究中，摩尔（Moore，2004）认为，世界市场扮演了一个规范性角色，通过减少这两个行业中的非竞争行为对国家控制施加了巨大压力。他指出：“外部驱动的买方市场的出现对这两个行业都至关重要。由此，轻度封闭的世界市场有助于打破（或者至少削弱）国家社会主义体系里行政官员和行政式经济协调模式之间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Moore, 2004：312—313）

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家权力的削弱之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逻辑。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并将国际经济力量引入中国的国内经济，这动摇了中国中央计划体制的基石。自然，改革之初遇到了强烈的阻力。鉴于此，舍克（Shirk，1993）提出了改革背后的一种政治逻辑，即将对外开放政策与其他的改革方案连接起来，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权力的下放。为了克服对改革的阻力，改革者采取的是渐进式的、特殊的和分散的方法，用诺顿的话来说就是“长出计划的方式”（Naughton，1996）。通过慢慢地转动改革的车轮、设立个别的改革区域、进行分权试验让地方受益，改革联盟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大。这些做法成功地使改革一直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然而，改革方案还是通过削弱中央计划体制的根基从而削弱了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强制性权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多个阶段提高了农业的采购价格，国家越来越难以较低的价格将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分权激励地方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挑战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进入国内市场，打破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并压缩了其利润（Naughton，1992：28）。国有企业营利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控制的总资源的减少（在改革之前，大约80%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部门）。20世纪80年代，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和投资都经历了显著下降（Hussain，Stern，Burda　＆　Newbery，1991：156）。根据王绍光和胡鞍钢的研究（1994：36—38），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是特别脆弱的。198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9%（国际比较来看，这一比例很低），支出比例从1972年的20%左右急剧下降到1989年的7%左右。因此，取消中央计划体制导致了国家权力的严重下降，因为在传统上它一直依赖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所需的经济资源的集中化。

应该说，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于外商投资和一般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是全世界接收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在21世纪初，外商投资企业的产量超过了中国总贸易量的一半（Xing，2010：310），外资导向的私人部门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也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效率的一部分（Dougherty，Herd　＆　He，2007）。私人部门目前已经占到中国GDP的60%、企业总数的99%（涂小云，2016：7）。黄（Huang，2008）认为，官方统计的私人部门数量估计比现实存在的要少得多，街头小贩和小规模企业通常不包括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并且很多集体所有的企业也是民营性质的。

上述讨论揭示了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国家在经济领域强制性权力的下降以及私人部门的崛起，一种更加多元的政商关系正在形成。然而，尽管中国政府可能失去了对经济的垄断力量，政商关系仍远未被后者所控制。事实上，几乎所有对1979年以后的中国政商关系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商业和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离成功挑战国家权力还相差甚远，并且政商关系仍主要受前者所支配（例如，Pearson，1997；Dickson，2003，2008；Kennedy，2005；Tsai，2007；Chen　＆　Dickson，2007；Wang，2016）。

就企业而言，集体行动是一个主要问题。蔡（Tsai，2005）认为，民营企业家具有多元化的就业背景和社会网络，因此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利益，很难把他们视为“中产阶级”。虽然商业协会确实成立了，但它们能否代表成员的利益往往不是很清楚，因为政府干预的程度相当高，而且很多协会还是由不同层级的政府建立的。肯尼迪（Kennedy，2011：118）指出，“这种干预的结果并不是消除行业的声音，而是分散之”。因此，他把对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商业影响称为“碎片化影响”。虽然各地区商业协会的内部力量各不相同（Zhang，2007），但碎片化影响确保它们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形成切实的挑战。

集体行动问题的背后还有个体私人企业家对权力的态度问题。关于“红色资本家”的议题一直有着很多的讨论。在对此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中（Dickson，2003，2007，2008；Chen　＆　Dickson，2010），迪克森认为，民营企业家倾向于被吸收进党组织，因为他们依赖后者的资源和政策支持。通过发展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许多民营企业家开始与政府和官员形成一致的利益和观点。其他研究证实，政治关系在税收纠纷、法律支持、银行贷款、就业增长、甚至提高生产率方面对民营企业家都大有帮助（Chen，Lu　＆　He，2008；Li，Meng，Wang　＆　Zhou，2008；Choi，2009；Du　＆　Girma，2010；Wang，Ye　＆　Franco，2014；Zhang，2017）.　

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和特殊的开放政策也使得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国家权力的潜在挑战者，尤其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生产价值链。如前所述，中国成为接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已有多年。长期以来，依附理论一直认为，外国资本在战后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但长远来看，这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对比拉丁美洲和东亚的战后发展经验，埃文（Evan，1987）指出，在拉丁美洲，外资主导着本地资本和国家；而在东亚，国家主导着另两方，这种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表现。从该视角来看，中国显然属于东亚范畴。肯尼迪（Kennedy，2007）指出，总体而言，跨国企业仍然没有能力成功地挑战国家，但他确实认为与本土公司结成联盟会增加游说成功的机会。通过研究国家在促进汽车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陈（Chin，2010）阐明了国家主导背后的原因。他指出，一部分高层领导在管理汽车工业的外资方面有着明确的想法，并且能够通过动员不同政府机构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安排来监督其实施。

对于垂直一体化的国民经济而言，全球价值链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Coe　＆　Yeung，2015），而且对于任何旨在控制本国经济的国家而言，它也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如果一个产品的不同零件是在不同的国家生产，那么国家就无法将其作为一种“本国”产品来推广。因此中国政府努力推动制造业的生产，必然会面临全球价值链的挑战。然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国际商业力量通过控制全球价值链成为中国国家的主导合作伙伴。在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绝大部分重化工业的资本产品，从而主导着上游的生产过程，而小型私人企业从事制造业生产，与全球价值链相连接。因此，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非全球价值链，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国有企业的作用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总的来说，中央计划体制并没有完全被自由市场经济所取代，国家一直在努力引导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对“隶属”系统的研究为改革时代政府控制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Tan，Li　＆　Xia，2007）。隶属，在中文里的意思是“属于或服从”或“受直接控制”。该研究指出，所有的公司，不论大小和所有权属性，都受层级结构化的政府所控制，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从行政收费到行政指导，各级政府对辖区内的公司实行不同程度的行政控制。该研究指出，隶属系统“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其他机构的层级关系中的一种基本组成”（Tan, Li & Xia, 2007：787）。

虽然中国的发展战略已从自力更生转为对外开放，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间的基本斗争并未发生变化；事实上，甚至有可能被全球化所加剧。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以及思想的传播意味着社会风险和动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家间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使个别经济体更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危机的影响。经济安全的理念就着眼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的威胁，如经济危机和不确定性，最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争论，尤其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随后转移到政策领域（Yeung，2008）。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成为中国领导层的单一逻辑（Wang，2004）。全球化下的那些特殊挑战和生存问题促使中国国家继续管理甚至积极控制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保持其对商业的控制权。然而，国家并没有通过恢复过去的垄断性权力来这样做。^注6相反，它维持了分权方案，并允许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由此，我们发现在中国各地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