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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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中的政商关系

传统政商关系研究综述

林  盼 注1

一、引    言

近年来,“政商关系”日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亲”“清”的原则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之后注2,全年正式发表的以“政商关系”为题的文章超过300篇。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商关系”将会继续成为舆论“热词”。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政商关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古已有之。当今中国的政商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上官商互动模式的烙印。既然“历史是现实的根源”,那么讨论政商关系的历史脉络,就具有重要且特殊的意义。

学术界讨论历史上的政商关系,较早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国辉研究员在1964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祝慈寿(1983)、王笛(1987)、王先明(1989)、朱英(1989、1990)等学者先后发表以清末新式企业中的官商互动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所使用的概念是“官商关系”注3。总体而言,“政商关系”与“官商关系”词意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政商关系”更侧重于表达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组织关系,“官商关系”主要说明官员与商人的个人关系。而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之前,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之间的互动更多表现为官商之间的个人交往,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官商关系”。

讨论历史上的官商关系,首先需要划定研究时段。本文所选定的时段上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时,跨地区、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开始兴起,一批掌握经济资本的商人走上历史舞台(许倬云,2006:139—140)。而时段下限,则设定在清末洋务运动(1861—1894)之前。其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显著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特征。按照罗荣渠(1995:235—285)的观点,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的大趋势;具体来说,这是以现代化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文明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深刻变化的过程。这一特征的出现,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之后,“当时正值清政府在洋人和太平军手下尝到一连串的败绩之际”,西方的观念开始被用来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罗荣渠,1995:267;罗兹曼,1989:4—6;卜正民:2005)。而在这一过程中,官商关系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内容,例如,在新式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商人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为官绅服务的局限性,有力量有条件利用其在城镇的相对优势和支配作用,与各地官府乃至于国家政权相抗衡”(陈锦江,2010:72—73;费维恺,1990:148—167;桑兵,1990;邱捷,2001)。商人还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政治事务之中,围绕“发展商业、对外商战”的目的,从制度层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执政者创造有利于商业经营的环境(冯筱才,2003;唐力行,2003:246—250)。

简言之,洋务运动之前的官商关系,类似于以政治权力为中心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形架构,各级政府及官员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对商人群体和商业资本进行全面管控;而在洋务运动之后,商人群体和商业资本开始脱离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官商地位的平等化和商人角色的独立性,是在之前官商互动过程中未曾出现的新元素。有学者将此称为中国19世纪的“商业革命”,认为这种变革造成了一种与以往的商业活动显著不同的经济形态(Hao,1986:1—2)。这是本文将研究时段的下限确定在洋务运动之前的主要原因。

由此引发下一问题的讨论,即如何对本文所讨论的时段(先秦—清末)贴上“标签”。以往中国史学界习惯于将这两千余年称为“封建社会”或“封建国家”,这样的处理是很有问题的。“封建”一词是指“封土建国”,是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自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之后,历代统一王朝除了个别时期“封土建国”之外,基本是“百代皆行秦政法”,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地冠以“封建”的名号。一些西方学者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中国的“帝国时代”(imperial age)。但历史学家欧立德(2014)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很少将“对外侵略”定为国策,没有体现出典型“帝国”的特质,称之为“帝国”并不合适。本文认为,既然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被认为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之前的中国,可以称之为“前现代”或“传统时期”。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是“传统中国时期”的官商关系。

在议题的设定方面,本文将从以下五个议题出发,对既有文献进行内容分析:(1)历代商业政策的“抑商” “重商”之辩;(2)历代商人的地位变迁过程;(3)历代官商之间互动模式归纳;(4)官商结合的原因及特点的分析;(5)官商关系的跨国比较。在全面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总体评价传统中国官商关系的研究水平,并提出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