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水系

衢州不同朝代留下的水系记载，告诉后人：衢城之城濠、内河，犹如人身之经络，历史上，每当这一水系融会贯通，衢州则物阜民安，贤才辈出，而每当淤塞凝滞，则盛不复往时。而奠定这一水系之故道者，该是古代通阴阳交会之贤者，懂得把东西两溪、内河外濠、南北水流融汇于一体，集地运与文运为盛德之大业。

说起阴阳交会，衢城乃是三股水系、东西两支溪流的交汇处。发源于皖南的常山港与发源于仙霞岭北麓的江山港在此汇合为衢江流过城西；而发源于福建浦城县的乌溪江，自括苍山，迤逦八百里，成为东溪。东溪经烂柯山下分流，部分经石室堰入护城河，回绕城东、南、北三面构成城池，周旋萦绕北出，与西溪（即衢江）汇合。明嘉靖进士、西安人王玑撰《开复杨公河记》对此这样描述道：

吾衢当浙上游，号多佳山水，与闽婺括苍相望山水之间。龟峰特起而郡治据其间，儒学依焉。南迎石室之水，其水发源括苍，经流至烂柯山下。昔贤堰其水入沟，曰石室堰，分道灌注民田，至城南，逾魁星闸入濠，回绕城东南北为池，与西溪之水四面交抱，共成城郭沟池之固。溪纳江常诸邑之水，北汇于浮石潭，此衢之水道在郊外者。（民国《衢县志》卷十六）

就是在这样的山水相望下，形成古城内外水系。《衢州市志》这样描述：“衢州古城河由外濠（护城河）和内城河二部分组成，相互贯通。具有护城、引水、排水、灌溉、泄洪多种功能。护城河绕流于城之东、南、北三面，全长3260米。与城郭同为城市屏障。宋时引石室堰水入濠。旧时，河宽水深，清澈见底，货船、木筏可通过堰沟至城南。内城河之水由南濠引入，向北濠排放。”关于这一古水系的最早完整记载，也是在《开复杨公河记》碑文上，成为后人追溯其渊源，品味其文运的重要资料：

然也濠水南来，由水门入城，凡二道。一自西南入，折而东，过华丰、仙履诸桥；一入通仙门右绕郡学，与乌桥之水合而东入治垣，北绕龟峰之麓，折而东南，出经宝坊刹，北折过菱湖，北由水门出，亦二道。一由云山阁北，一绕县学西北出，与北濠之水汇溢而逾定水闸，以灌注北郊民田。末流入石鼓潭，抵鸡鸣山，与石室堰水合而东下，以入于海。此衢郡内外之水合流之故道也。

这篇碑记点到了城内儒学、郡学、县学等文教场所，一水以贯之。把水系看作与文运攸关，儒学所依，应是衢州古人的匠心独运。他们把迎石室水至城南的入口命名为“魁星闸”，就是这一表达。魁星在古代主宰文运，在儒士学子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衢县志》卷三记载这一命名来由：“开禧中，郡守孙昭先谓此闸蓄水有关文运，适毛自知进士及第，公曰：‘此闸之功也’，遂改闸名曰魁星。”

确实，在衢州水系畅通之时，“民物阜安，贤才辈出，岂非山水降神钟美，不偶然与？”据《西安县志》卷十四载，衢城水系曾塑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菱塘诸园”，“东有邵祭酒之野航、赵别驾之雪斋、刘二卿之壶中天宇、余甸公之东湖道院、赵安庆之更碧楼、刘南安之退庵，西有刘江阴之别墅、毛紫薇之水国秋、陆衡阳之环胜……相传元末此地士官最多，闾阎极盛，号金紫街”。另据《西安县志》卷二十八载，“衢州之有孔氏庙，始建于城北菱湖，规模宏敞，比拟曲阜”。“菱塘诸园”在元末常遇春破城时毁坏，孔庙也在元朝毁于兵燹。因此，在明朝开复杨公河时，确实城东北不复往日之盛了。清乾隆知府明禄《开浚城河记》（《衢县志》卷十六）为此写道：“河水塞通，关乎地运盛衰。今衢郡数十年来文风不振，兼多火灾，其故未始不由此。”今天菱湖不在，古城水系不得，还会关乎衢州一代文运之振兴吗？

疏浚得古

衢城水系何时何人奠定基础，已难详细考证，古河道也常岁久湮灭。然历代常把河道修浚与古城兴衰相联系，期间常有失而复得之惊喜。据记载：“宋乾道中，郡守何俌浚内外河，并在小南门外置闸蓄水，以提高水位引之入城，闸名‘清辉’。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因宋时所建引石室堰水入濠之故道久湮，郡守沈杰大加疏导，并疏浚内外河，使濠水虽旱不涸，复于拱辰门内通济桥边置银铃闸。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西安县令陈鹏年疏浚内外河，于洪桥下筑通仙闸。”（《衢州市志》）这些修浚或是“建威消萌，仰副保民”，出于保境安民的战略原因；有时也因为护城河的灌溉、日用；也因为一城之水系关乎风水、地运。从以下碑记中可见古人对于城中的水道有些别于今日的理解：

民物阜安，贤才辈出，岂非山水降神？……历岁既久，东北之水道，日就淤塞，西面虽存，仅足潴水，而民物贤才亦不复往时之盛（见《开复杨公河记》）。又道光二十年，《开浚文昌桥碑记》曰：周语有之，“川气之导也，泽气之钟也”，自疏凿以后，气不沉滞亦不散，越将见地灵磅礴，民物阜安。

衢城水系“博之有利于民，切之有益于学”，为此，历代疏浚，不忘挖掘其盛德之含义。明杨准疏浚，不敛民财，不劳民力，不用百姓物，而被称道，“其经费取诸轻罪之赎，无所敛于民财；其工役倚于雇募之佣，无所烦于民力；其甃砌拾之琢凿之余，无所借于民物”。《西安县志》卷十二还记载了修石室堰闸的一个故事。南宋张应麒（一作应麟）为西安邑丞，当时监管水利，修筑石室堰，但“波流悍激，修葺辄毁”。数月之后，即将告成，却“遇霖雨，溪流骤溢，势将崩溃”。张应麒仰天长叹，“跃马奋呼，直冲汹涛而没。水势由此渐减，堤得不坏”。后人感其德，“为立祠于其地，春秋祀之”（《西安县志》卷四十三）。祠庙楹联写道：“千家禾黍千家福，一日溪流一日恩。”历代又不断修缮此祠，周召《募修张公祠引》道明修祠之意在于，“以示里民之能好义者”。可见，古人对于修筑水利这些利民扬德之举，甚为推崇。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知府杨准考旧志开复古小河（新河），曾获一大惊喜。这条河从乌桥引水经新桥渠、忠烈庙前、浮石街转西流出，至城西北角铁塔底水门流入北濠。据《西安县志》卷七说，“杨准考《旧志》开复城内古河道。开浚处时见旧闸古木，并河涯砌石，动合数百年河水故道，士民神之，咸曰‘杨公河’”。《开复杨公河记》碑说，当时老百姓扶老携幼往观之，“自幸复睹数百年之故迹，而物阜民安，贤才辈出之望且龂龂焉”。并认为郡学之多师多士，“则是举也利于民者固博，其益于学也尤切”。

水亭门街区的文昌阁一带也应有内河故道并设有水门。《衢县志》（1559页）记载清光绪年间重浚衢城内河时，在文昌阁右边的铁塔下获得《西水门故道碑记》。相传古人欲引水西出，然城西地势较高，水不能外泄，水门之所在也荒芜不治，岁久遂失。但发现古人留下的碑记时，人们也是欣喜无比，欲与明代杨准得故道媲美，认为城池事关地运，衢州当时凶灾迭见，希望《西水门故道碑》的重现是一个转机。

关于衢城古水系，留给今天衢州人的记忆已经很少。《西安县志》记载衢州当时有六个水门，水流自南向北将外濠与内河连接。阿祥博客记载了关于水门的珍贵记忆：

小时候每次进城，要经过南湖，南湖里几乎看不见水，全是木排。如今天官桥的南面头上，原来是高高的城墙。城墙外的南湖靠城墙底有半月亮形的涵洞，这涵洞就叫“水门洞”。……六十年代以前，城里中河沿五一家具厂的木头都是从“水门洞”进来的。小时候要到中河沿的木排上刮树皮。那年代没有煤气，做饭就靠柴火。

水门洞的左右全是长长的野苴麻和凤尾草，只有顶上部分露出一小块光秃秃的石块，那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要想把南湖里的木排顺南湖水送进城，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水门洞太低，人不可能站在木排上进洞划水。古人真是聪明，划木排的人站在木排上，在没有进洞前，面对水门洞，双手按在水门洞的顶部，两脚不停地在木排上走动，木排迅速地往水门洞里前进。就在洞外的木排还剩下两三米左右的时机，木排上的人动作飞快地躺下，人和木排瞬间就穿过五米左右宽的城墙进城了。因此，水门洞的顶上永远长不了草，是天长日久划木排的人用双手按成光秃秃的……

河道出，文运昌

今天随着历史变迁，人事皆非，然而江山依旧，流水依其性而日复一日。雍正朝知府杨景震《重开衢州郡城河道碑记》把衢城水系比喻为“人身之有经络矣，融会流通，俾勿凝滞也”。在古人看来，衢州水系之通达关乎古城之兴衰，称“处其清而清，处其浊而浊，际其亨而亨，际其塞而塞，亦理之常”。《管子·乘马》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可见，城池水系应根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不可随意改造。而今，在科学“人定胜天”的思想引导下，人对于水，已不再是视其为神圣的，而是随心所欲。填河渠、起楼房，围湖造田等举措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衢州市志》里记载了衢城内外水系后来的一些遭遇：

东濠：因扩建机场，东濠划入机场，尚存南濠（南湖）和北濠（斗潭湖）。

南濠：1953年，由城区渔业队养鱼。渔业队在湖中筑了三条土坝，以致活水变成死水……“文化大革命”期间，沿湖各单位和一些农民围湖占地建房造地，使湖面日益缩小。自1958年后，上游农工业用水量锐增，沿线又填河造田，沟渠缩小，入湖之水几将断绝。加上衢化污水渗入，沿湖工厂排入废水，以及18条下水道污水倾注，使河道堵塞，水质污染严重。

北濠：位于城北，东至北桥门，西连德坪坝，全长750米，现湖面平均宽度约25.2米。总面积为18900平方米。湖水自南湖经内城河注入，通过定水闸，灌溉北郊农田，尔后流入衢江。该湖由于城市废土、垃圾倾倒，河面逐年缩小。

内河：1929年，省政府民政厅给衢县县长高德中训令称：“内河久不疏浚，水呈墨绿色，破布死畜腐败之气，行人掩鼻。”

衢州水系“形若大环”“阴阳交会”，能“光文运而阜兆民”（《衢县志》卷十六）。明《开复杨公河记》称：“古司空辨土之物生，其在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民各以地异，则山水之关于民物贤才信有所自。”今日古城水系淹没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之下。“故邑之科第每视河之淤浚为盛衰”，河道复出乃盛德之大业，岂敢以城市之下水道处置也。衢城菱湖一带靠的是城内水系之注入，由此自古这里就是文运之地，中有长堤，环池岛屿萦纡，宋时设有明正书院，朱熹、吕祖谦、张栻等大儒在此讲学，徐映璞说，明代王玑在此讲阳明之学，他称其为良知之学的“菱湖派”，并留诗曰：“在庵学派启菱湖，景说阳明道不孤。”〔30〕由此可见衢州城乃“河道出，文运昌”。

石室堰，“去城东南二十里，以烂柯山石室得名”〔31〕，作为古代重要的一项水利工程，也是通过彰显其道德内涵使其不断得到修缮。《西安县志》卷四十三载：“县丞张公应麒，一作应麟，字瑞伯，实董其事，三年工不就。适山水暴涨，张公口跃马自沉中流以死。自后堰址始定。事闻，特赠少卿，每月夜，土人时见有神乘白马往来堰上。至今五百余年奉祀勿替。”为纪念张应麒之大德，衢人于石室堰侧立祠以祀之，“事闻，特赠光禄寺少卿，立祠祀焉”。据《国语·鲁语上》，能被立祠祭祀的唯有四类人，即“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建祠的重要原因是宣扬这些高德大义。张少卿祠旧有柱联，云：“千家禾黍千家福，一日溪流一日恩。”（《西安县志》1592页）当百姓看到城中之水或在祠中“春秋祀之”时，脑海中或许会浮现起张公的凛然大义，心中或许会泛起“见贤而思齐焉”的信念。据载，衢人曾多次修建少卿祠，《西安县志》中周召《募修张公祠引》《费双元重建少卿祠记》两个篇目，足见人们的重视程度。而正是这一祠堂的存在，让衢州百姓每天都能饮水思源，接受“石室堰”的教育，使古城充溢道德教化之涓涓细流。

（吴宗杰、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