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水流域的水神崇拜与祭祀
与水权相关的乡土社会中带有神秘色彩的祭祀体系也是我们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因为它是水权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对水神的崇拜和祭祀构成了乡村社会民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社会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或许也是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国外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中国民间社会的神灵崇拜和祭祀的象征意义研究表明：“直到十九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这些文化网络又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上，赋予其本身以一定的权威。”187杜氏研究的侧重点在于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中所采用的途径问题，这当然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面。不过我们同时也很关注乡村社会支配者阶层是如何利用这些象征价值以获取和提高其政治经济权威的。
（一）晋祠主神的历史变迁及水母的两种类型
晋祠是晋水流域35个村庄的中心，也是广大民众心目中最圣洁的地方。民众感念圣母的佑护，对之时加拜祭，历代王朝也迭加封号。然而考察晋祠的历史，却让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晋祠庙内所供奉的主神原本并不是圣母而是唐叔虞。188晋祠因祀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得名。《史记·晋世家》载：叔虞姬姓，字子于，周武王子、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平唐乱而遂封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子燮徙居晋水旁，改国号为晋。后人在晋水源头建祠纪念。原祀叔虞为主，后因“祈祷有应”，演变为今圣母殿为主，叔虞祠反居侧位之状态。189那么，这一历史变迁究竟起于何时呢？宋太平兴国九年（984）赵昌言奉敕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记载叔虞正殿“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有如今日方位及规模宏伟的圣母殿，说明至少在北宋初晋祠之主神仍为唐叔虞，尚无圣母之祭祀。另据《山西通志》记载：
晋源神祠，在太原县西南十里晋祠内。宋天圣间建女郎祠于水源之西。熙宁中守臣请号显灵昭济圣母，庙额曰惠远。宣和五年，宣抚使姜仲谦撰晋祠谢雨文。明洪武初，加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四年改称今号，岁七月二日致祭。景泰二年，成化二年胥遣官致祭。190
以上说明晋祠主神最迟在宋天圣年间（1023—1031）已改成圣母邑姜，一直延续至今。191
上述有关圣母殿的情况也说明宋以后历代官府是将晋祠圣母视作晋源水神而加以崇拜的。但是，晋祠四河民众却于嘉靖四十二年（1519）在圣母殿的南侧另建水母楼，内塑敷化水母神像，饰为栉纵笄总状，神座为瓮形。晋水流域广泛流传的柳氏坐瓮的传说即是关于本地水母的神话故事。究竟圣母与水母中，谁是晋源水神呢？对此问题的不同解释反映了官府与民间社会的两种不同指向。刘大鹏评论说：
晋源昔无水神庙，人恒目圣母为水神。明嘉靖末创建重楼于难老泉上，中祀水母，欲人知为晋源水神，而圣母非水神也！自明迄今三百余年，考古之家聚讼纷纭。至《通志》、《邑志》修已数次，仍名圣母庙为晋源神祠，是皆习焉不察，莫知楼中所祀者为晋源之水神也。192
看来，民众心目中认同的水母与官方认定的水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嘉靖年间水母楼的兴建充分表明民众否认了国家所认定的神灵，坚持把赋予他们无限惠泽的“水母”另行供奉，以示区别。尽管在官府眼里，将水母楼视作“淫祠”，却也只得听之任之，无可奈何。久之，在水母正统地位的认定上，不是民众屈服了，而是官方让步了。
（二）晋水流域其他类型的水神信仰
台骀是传说中的汾河之神。晋水流域紧邻汾河，既享汾水灌溉之利，也受河水冲决之害。故本流域对台骀神的崇拜也是水神信仰的一种类型。据雍正八年高若岐《重修台骀庙碑记》记载，本流域台骀庙有二，“一在王郭村昌宁宫，此县中之公庙。每岁端午日，有司祭之；一在晋祠，居于广惠祠难老泉之间，此则东庄高氏之所独建也。其不建于东庄，而建于此地者，因台骀泽为水之东汇，故建于其源也。创始于嘉靖之十二年”193。关于台骀神的祭祀活动，王郭村的任海生说：“过去皇帝还派人来祭祀汾神，后来主要是省级官员，再后来主要是县级官员，到民国时候主要由村长、乡约组织，逐渐衰落下去。”194台骀庙祭祀活动的日渐衰败与明清以来汾河水情日益恶化的情形是有联系的。因此，与晋祠水母祭祀的规模和影响相比，无论王郭村还是晋祠的台骀神祭祀都要逊色得多，这是与晋水带给本流域民众的巨大惠泽分不开的。
对为给本流域之水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官绅及乡民的崇拜与祭祀是晋水流域水神信仰的又一类型。清雍正七年后，总河渠甲每逢致祭水母时，“将有功于总河之官绅，设木主于献殿，以配飨之”195。到同治十三年，陆续纳入此类祭祀中的官绅共计九人，其中包括雍正年间勇斗渠蠹的乡绅杨廷璇，整顿渠规的县令龚新，倡议筑堤的杨二酉以及道光年间秉公审理赤桥村洗纸案的三名官吏。世代担任晋水北渠总渠长的花塔村张姓，还在每年清明节“设祭品于石塘东岸致祭”当初舍身夺水的先人“张郎”196，这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也成为花塔张姓理所当然地占据总渠长职位的最佳理由。“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下，对地方或整个国家有贡献的英雄亦被神话，这种现象在社会各阶层极为普遍。正如加里西曼（Gary Seaman）所说，神位如同官位，只是由那些已故去的文臣武将充任而已”197。
此外，晋祠旧例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河神圣诞，届时“凡沿四河人民均于河神庙陈设祭品以祀之”198。同样，每岁三月初，纸房村人赴天龙山迎请黑龙王神至其村真武庙以祀，各村自是挨次致祭，迨至秋收已毕，仍送归天龙山，名曰抬搁，参加这一活动的村庄就多达十三个199。
（三）晋水流域的祈雨活动
祈雨是乡村社会中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尤其在干旱缺雨的年份。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太原一百余村庄，不论是否享有水利，均有祈雨活动的记载。事实上，就山西整体状况而言也是如此，笔者在山西数个县份的田野调查中，得到的最详细的口述史料就是对于求雨活动的描述。被访问者甚至对求雨活动的各种细节，包括组织者、人员、仪式、求雨路线、经费开支等方面的内容都能详细讲述出来。
民间的祈雨活动常常是相当庄重的，规模虽有大小之别，但规矩甚严。据被访问者说：“祈雨时全村男子都必须参加，谁要不参加，就会受到严惩，成为众矢之的。”至于祈雨活动的组织者，渠长是必须要参加的。此外，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头面人物，像村长、乡约以及有威信、财富和学识的乡村绅士。社会学研究者张静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政权时，提到了传统乡村社会地方体权威的授权来源问题，她认为：“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与三个因素直接有关：财富、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其中，财富与学位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进入地方体中的管理层，而是否具有公共身份则是决定因素。公共身份的获得需要介入地方公事，这突出地显示在地方权威的社会责任方面：第一，地方学务；第二，地方公产；第三，地方公务。”200不用说，祈雨活动当然是地方公务的重要方面，这一点甚至连官方都相当重视。民间对龙王、水母、水神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封建迷信，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凝聚力、内蕴丰富的文化象征。“祈雨习俗虽未必能够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但是这种习俗作为中国‘尽人力而后听天命’文化的延伸，作为民间与官方沟通的重要途径，在当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乡村实力派只有通过参加并领导这些公共事务，才能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和威望，并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活动，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牢靠，从而便于其在行使职权时达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对于官方而言，除了运用政权方式实现对地方社会的统治外，对于民间的神灵崇拜也是相当重视的。
需要注意的是，据笔者的调查，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水流域中的所谓中心村落还根本不存在缺水的问题，众口一词地说水足够用，且有剩余。而在边缘村落如金胜、董茹、枣园头等村庄总能听到“水不够用”的声音。这类村庄弥补水量不足的方法有三：一种是在水系外寻求其他引水途径，以补充水量。如北河之董茹村，“晋水而外，又有丰泉渠，自北引汾水溉田”202；一种是采用提水高灌技术，如水车、柳斗等，但效率低下。或者通过向有水村庄花钱购买的方式，争取尽量多的用水量；一种是寄希望于莽莽上苍，期望水神的沛泽。倘若祈雨不成，一种最消极的途径就是冒着违反渠规的风险去争水，改变现行的用水秩序，进而发生水案。因此，边缘村落在水神祭祀活动中应该说是最积极最主动的，这是由其在水系内的边缘地位决定的。
（四）晋水流域水神祭祀活动的开展
鉴于水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祭祀水神成为民间一项重要的习俗，引起地方头面人物和国家地方政权的高度重视。晋祠的水神祭祀年代久远，经过世代沿袭，已发展成具有固定日期的民间重大节日。据《晋祠志》记载：“六月朔起至七月初五日止，晋祠总渠甲暨四河各村渠甲致祭敷化水母于晋水之源。凡祭水神必兼祭水母。祭之日，水镜台必演剧酬神。”203祭祀之期长达一月之久，而且这种祭祀活动是分别进行的，各河各个村庄均被规定了相应的祭期。届时各渠、各村之渠长率领众水甲斋戒数日后，身着肃衣，虔诚拜祭于水母庙前。此外，由于每届“起水”、“决水挑河”、“轮水程”之时节以及苦旱年月，都要举行祭神活动，故此也成为渠甲们必须经常亲自组织、领导的重要渠务之一，不如此则难以确立其在乡村水利事务中的权威。
与此同时，明清以来国家不但默许乡村社会祭神和祈雨的活动，且亲自主持盛大的敕封和祭礼仪式，甚至有些祭祀活动已经成为地方官府每年都要例行的公事，因为代表全民举行最高级别的祭礼仪式是体现国家统治权威的最好方式。如每年“七月二日，有司斋戒沐浴，躬至晋祠，致祭广惠显灵昭济沛泽翊化圣母之神，于圣母殿神案陈设羊一、豕一，并祝帛行礼如仪，演剧赛会凡五日”。值得注意的是，晋祠圣母的众多头衔，正是历代王朝不断加封的结果。其中，“明洪武二年，太祖加广惠二字封号；四年，改号晋源之神；代宗景泰二年，复旧号。国朝同治八年，加沛泽二字封号；光绪五年，加翊化二字封号，皆因祷雨之应也”204。在本县的旧县志中，有关官方倡导祈雨的记载可谓司空见惯。明清两代《太原县志》的《艺文志》收录的官方在本县晋祠、窦大夫祠、风峪神祠等处的祈雨告文，都是国家重视乡村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网络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