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是中国经济的客观派”
尹洁
五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林毅夫是在北京八大处附近的“两会”代表驻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略显疲惫。在十天时间里,除了参加会议,他还要在北京大学讲授公开课。
林毅夫的课在北大是场场爆满,即使是能容纳400人的大教室,也往往被各个专业的学生挤满,来得晚的靠墙站,或者在讲台前席地而坐,外人猛一进去,找不到林毅夫在哪儿。中国顶尖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带着三重身份的林毅夫总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他自己除了发表学术观点外一直很低调。
一晃五年过去,在今年四月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林毅夫依然是媒体追逐的人物。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中能保持年均6%的GDP增长率,到2030年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外界看来,对于中国和中国经济,林毅夫一直是坚定的乐观派,而他自己却说:“我不是悲观派,也不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在他眼中,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被感情所左右的文字表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这正是他40年前游过海峡的动力。
曾是“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林毅夫的特殊,不仅因为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望和地位,还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从被蒋经国接见的台军“未来之星”,到大陆的官方智囊,他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足以拍一部传记电影。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敏感”之处,林毅夫处之泰然:“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别人就不会把我当外人。”
1952年10月15日,家住台湾宜兰的农民林火树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林正义,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这就是后来的林毅夫。
林家并不富裕,林正义从小就要帮家里干活,同时刻苦地完成了中学学业。1971年,他考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水利专业,这似乎是这位寒门子弟的最好出路。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渐渐疏远台湾,国民党当局对社会的控制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日趋严厉,台湾民间因此陷入迷茫和不安,大学生普遍感觉“经济上没有前途,政治上没有出路,思想上没有方向”。林正义考上台大的1971年,台湾岛内外风波不断:当年七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华;同年底,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一时间,岛内民众信心受挫。这个年轻人在种种刺激下,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命运。
刚入学时,林正义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曾为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怒不可遏,热衷于学生运动。大一时,他在参加军训期间,决定放弃在台大读书的机会,投笔从戎,转到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大,学生弃学投军这种事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林正义的决定引起了巨大轰动,被报纸大篇幅报道,还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甚至惊动了蒋经国,获得了他的接见和当面表扬。
从军后,林正义改名林正谊,成为军中重点培养对象。197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以军职身份进入政治大学企管研究所深造。1978年,拿到硕士学位的林正谊重返部队,被派到两岸对峙的最前线金门马山连担任连长,那里是离大陆最近的据点,据说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
也是在那一年,大陆开始发生接二连三的变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金门的炮击。时局的变化,让林正谊的想法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惊人的计划也开始在他心中酝酿。
游了三个小时来到大陆
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正谊在金门海边下了水,游了三个小时渡过海峡,投奔大陆。
林正谊离台时,夫人陈云英、孩子和父母都留在了台湾。此后,他没有再踏上台湾的土地。几经辗转,林正谊来到北京,成为北大经济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并改名林毅夫。几年后,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妻子取得了联系。1983年,陈云英带着两个孩子赴美,一家人终于团聚。
曾有说法称,林毅夫是抱着两个篮球游过海峡的。对此,林毅夫夫妇在200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予以了否认。陈云英说,丈夫是个游泳健将,但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
1980年,林毅夫给表兄李建兴写过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之所以冒险来大陆的原因,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回到大陆后,林毅夫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的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但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穿得暖,他不禁感叹:“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让整个大陆在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发展,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因为爱好历史,林毅夫特地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最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国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
“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1980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英语流利的学生,因此被派去做翻译。舒尔茨对他十分赏识。1982年,在舒尔茨的力荐下,从北大硕士毕业的林毅夫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舒尔茨的嫡传弟子。
林毅夫一直对中国农村经济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也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为题,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完成博士论文后,舒尔茨挽留林毅夫留在美国,他婉言谢绝。在他看来,1987年的美国社会高度发达,几乎没有新的空间,而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有可为。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于是,林毅夫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
从“西天取经”到立足国情
林毅夫常说自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鸦片战争以后,“天朝上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饱受列强欺凌的国家,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林毅夫曾经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西方的强大一定有其道理,只要把那些道理学会就可以让中国富强起来。所以,他出国留学时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芝加哥大学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殿堂,林毅夫还特地带去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
留学的收获很大,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严谨,可以解释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没有积极性,按照西方理论是因为当时中国推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干好和干坏差别不大;还有改革初期出现的“倒爷”现象,西方认为当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时,政府就必须用行政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开放了部分市场,导致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因此很多人想方设法把低价物资倒卖到高价市场去套利。
1987年回国时,林毅夫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世界最先进的理论,足以改造中国经济。到1988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率,按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林毅夫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利率,增加投资成本,让人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和消费,社会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但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减少需求,看起来是一种“不理性、愚笨”的方式,却引发了林毅夫的深刻思考:“从1978年到1987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9%。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那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
经过仔细了解,林毅夫才知道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密集的行业里,如果把利率提高,大型国企就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只能给予财政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于是就要增发货币,结果还是通货膨胀。
林毅夫这才意识到,西方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提高经济效益、恢复市场均衡。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采取的措施当然也不一样。
1988年对林毅夫来讲是一个分水岭,他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根据国情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他告诫自己必须把现有理论抛开,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
1995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在之后的十余年中,这里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不仅为海内外培养了大量的经济学人才,也成为中国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智库之一,林毅夫本人也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世界银行第一位中国副行长
在2013年的“两会”上,林毅夫的提案是让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走向非洲”,鼓励国内企业把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提案来自他在世界银行任职时的所见所闻。
2008年5月,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他是第一位在世行担任这么高职务的中国人,更是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当时,世界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1/6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林毅夫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我从中国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对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履新伊始,林毅夫就格外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任后的第七天,他去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后来,他的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加纳等国。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生产制造业的水平令他感到震惊。
“1979年,我刚到大陆的时候,这里的人均收入连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3都不到,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保持了平均9.9%的经济增长率,非洲国家却始终裹足不前。”林毅夫认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过度模仿西方:“自二战后,他们一直沿着西方的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走,经过了整整两代人,还是没能摆脱贫困。”
在林毅夫看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经济现状,与内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接近:社会相对稳定,劳动力丰富、成本低,政府也相对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国家要摆脱贫困,可以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制造业遇到了一个瓶颈:工人的工资水平迅速提高,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在闹“用工荒”;通货膨胀等因素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过去以廉价劳动力称霸世界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到了必须升级的时刻。
“内地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身上都发生过。从他们的经验看,生产环节向外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林毅夫说。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相对低的地方,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和升级。拥有十亿人口的非洲国家工资水平非常低,劳动力却极其丰富,非常适合发展各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
之后几年,林毅夫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反复论证。比如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多美元,几乎所有产品都从中国进口。这里拥有丰富的皮革资源,也有充足的劳动力,但全国从事制鞋出口的工人只有8000多人。2011年3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提议,到中国招募制鞋企业来投资。同年8月,梅莱斯亲自来华举办招商活动。
两个月后,广东一家企业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代表处,并招收了86名当地员工到东莞接受培训。很快,两条生产线建立起来,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从中国进口,而600名工人都是当地的。2012年10月,工厂开始赢利,年底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
“通过这样的做法所取得的效益,既可以帮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可以争取到非洲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在林毅夫看来,这是中非互利共赢的长久之策。
“贫穷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林毅夫是中国学者中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人之一。他最广为人知的经济理论是“比较优势”,即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此带来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有业内人士认为,林毅夫的理论是对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代表的赶超战略的转型,也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主要贡献。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方面,林毅夫一直致力于走渐进式的道路,认为这样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总结了东欧等国的经验之后,他反对“休克疗法”。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嫡传弟子,他却没有选择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尤其是对国企的改革方面。
按西方的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国有制度,因此一些经济学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则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身能力并无必然关系,私有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透明有效。因此,他一直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林毅夫的理论在经济学界有广泛争议,但他依然创下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很多个第一。2007年,他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马歇尔讲座是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林毅夫是走上这个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在演讲的结尾,他说:“我认为贫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2012年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他始终抱有极大期望。当外界质疑他是否过于乐观时,林毅夫表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乐观派,我是客观派。但是大家都悲观,客观就变成乐观了。”
2018年3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讲座上,作为名誉院长的林毅夫是第一讲的嘉宾。他表示,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55美元增加到8836美元;经济总量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超过七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
在林毅夫看来,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财富,不仅是让14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是可以改变全世界更多人生活的可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就是过上好日子,中国从自身成功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能帮助他们实现美好愿景。作为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林毅夫表示:“我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中国创造奇迹的时代。”
现在,这个奇迹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