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总要有一个起点作为河流的航标

这篇有关童年阅读记忆的文章令人纠结。

写之前，和朋友聊天，恰好触及童年记忆。大家从唐山大地震那一年聊起——滂沱的大雨，操场上塑料布搭建的防震棚，为了避震而睡在洞穴般的木床下，以及与凄风苦雨并置的狂欢……那些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纷至沓来，被一一唤醒。

称其为“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是因为，我难以将之视为一种无可辩驳的“记忆”。那更像是某种与生俱在的事实，并不经过对于经验之事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就好比，除了一个失忆者，有谁会专门“记忆”自己的性别呢？

聊天现场，有人表示惊诧：哇，你记事这么早？一番换算，当年我四岁。这似乎更加坐实了我那被唤醒了的“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不大符合记忆的规律。然而不好意思，这些映像，端的就根植于我的意识之中。在场的张楚亦是信誓旦旦，声言他记事更早，大约可以追溯到两岁。那么好了，可见“记忆”这种东西，在约定俗成的“规律”之外，还有某些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作祟。

为了切题，我专门百度了“童年”的定义。度娘如是告知：童年期的年龄范围在六七岁至十二三岁，这一年龄段，是为一生的学习活动奠定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时期，是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个定义令我舒了口气。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应为个人文学航程“起点”的时间段，大致也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将不用再绞尽脑汁去说明六岁之前我的那些“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那些在我看来，住过风雨飘摇的防震棚也算是“文学启蒙”的妄见。

然而，求教于度娘之前，究竟是什么令我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显然，那并非因为我纯然搞不清何为“童年”；我想，是在于当我试图回想最初的文学起点时，那种童稚期发蒙的复杂性，委实令我感到了彷徨。事实上，相较“文学”这个貌似天然与“识字”有关的概念，真正构成我们最初经验的那些蓝本，可能并不完全对应着“识字”。譬如，在我看来，当两岁的张楚记事之时，那一年滂沱的大雨与操场上塑料布搭建的防震棚，便已经是近乎“文学”可读的蓝本。而凡此种种，似乎也更加符合我对于一个作家开蒙之初的想象。

说了这么多，我不过是想要为如下“荒谬的事实”做个铺垫——我在十三岁时，翻开了《小逻辑》。

这就像两岁的张楚记得唐山大地震一样，十三岁的我煞有介事地捧起黑格尔，可能无涉“记忆”，可能也无涉“文学与阅读”。这些被我姑且称为“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成为我爬梳自己“文学起点”的线索。这些“荒谬的事实”，并不佐证我们如何早慧，不过说明了，尤其在童稚的年代，当我们在“起点”张望世界的时刻，滂沱的大雨和连囫囵吞枣都算不上的翻开《小逻辑》，都一并构成了度娘告知我们的——“是为一生的学习活动奠定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时期，是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现在，努力回想自己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起点”，我大致可以记起的，有这样一些书籍：《吹牛大王历险记》，书中樱桃核射进鹿的脑门，竟让鹿头长出了樱桃树的细节永生难忘——以至于如今得知李敬泽先生也对这本书念念不忘，竟令我莫名地欣慰；一本应该是北欧人写的童话，书名和内容全然想不起了，可就是顽固地记得。《卓别林传》，记下它，也许完全是因为记下了跟着父亲一同买这本书的那个下午的场景（这就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多年后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样），还有书中卓别林与周总理西装革履的合影——他们真的是衣冠楚楚，体面极了。而“体面”这个词，当时一定尚未进入我的认知，但通过他们的仪表，我便已经开始领受那样的一种人类应有的风度。《唐诗三百首》，与之共同形成映像的，是沾了水的网兜——那真是奇妙的武器，母亲用来逼迫我每日背会一首唐诗，“床前明月光”还好对付，“汉皇重色思倾国”就太过分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不言而喻，这样的诗歌不仅冗长，而且，真的是太难理解了……

就是这么纷乱，难以厘清。我无从将抽象的无序转变成形象的有序。即便，我记得四岁时滂沱的大雨。唯一可以确认的是，童年这些纷乱而无序的与文学有关的映像起点，就是我如今成为一个小说家启程之时最初的航标。

那么好吧，姑且就从“六岁”这个童年的标准起点说起。

那年，父亲远在陕北富县工作，我和母亲生活在西安。我的父母都毕业于中文系，家中有书，至今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一部分他们的藏书。读书人家，多年下来，家中的物什早已天翻地覆，唯独有些书籍不会被轻易抛掷，它们随着主人四处辗转，默默地藏身在书柜的角落。于是，当我此刻需要借助实物来完成自己准确的回忆时，这本书便被我笃定地翻了出来。说“笃定”，是因为我完全相信它一定在，然而这“完全相信”，却又无从很好地解释。我只能以陈词滥调的方式说出，这本书“烙印一般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春秋故事》。编著：林汉达；封面、插图：刘继卣；出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如果必须让我招供一般地自述个人“文学起点”的第一本书，似乎，我只能给出这个确凿的答案。你瞧，我形同说出了一个病句，在“只能”的犹豫和“确凿”的肯定之间举棋不定，并且，还做了“似乎”的铺垫。这关乎我对于自己记忆的不敢信任，也关乎力图水落石出一般找到自己来路的郑重。

发黄的扉页上，母亲的字迹已经有些漫漶，却依然醒目：

弋舟 1978.8.17

不同于父母的其他藏书，这本书的扉页没有他们藏书章的钤印，上面堪称隆重地写着他们儿子的名字，并且，记录下了购书的日期。在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此，确凿无疑，白纸黑字，我的名字严肃地和一本书建立了关系。

翻开目录，“千金一笑”“兄弟相残”“暗箭伤人”……那一年，从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周幽王，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昏庸大王开始，一个六岁的儿童展开了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文学想象”。我难以肯定，这本书是被我独立“阅读”的，还是辅以了母亲讲故事一般的灌输？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生僻字旁，出版者用心地标注了拼音，譬如褒姒（sì），譬如镐（hào）京，但我依然无法确认，六岁的我，是否就一定认识褒姒的“褒”和镐京的“京”。最终，令我决定认领下这个“文学”开端的，是这本书讲述的方式——

“千金一笑”的故事出在两千七百多年以前。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皇帝，皇帝这个称呼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在三千年以前的一个朝代叫周朝。周朝最高的头儿不叫皇帝，叫天王。两千七百多年以前，周朝有个天王，叫周幽王（幽yōu）。这位周幽王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光讲究吃喝玩乐，还打发人上各处去找美人儿。有个老大臣叫褒珦（bāo xiàng），他劝天王要好好管理国家，爱护老百姓，不要把老百姓家里的姑娘弄到宫里来。周幽王听了，冒了火儿，把褒珦下了监狱。

不厌其烦地将这本书的第一段文字整段敲下来，只因为，当我此刻重温这些内容，某种神秘而动人的力量瞬间将我击中，乃至我竟有些百感交集。仿佛那一年的地震，大地耸动，暴雨滂沱，在一个四岁孩子的心灵投射下无从记忆但偏偏蛰伏下了的映像，这段文字，倏然实现的，是如今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我，与自己内心的密码发现新大陆一般的相遇。它的叙述美妙如斯。那种行文的腔调几乎立刻令我想起了什么；当“找美人儿”和“冒了火儿”这样的词跳进眼里，我几乎立刻辨认出了自己审美的渊薮。这里面，是知识与美的传播者平易的姿态，戏谑的格调，耐心的教养，以及不动声色的自信。

它令我几乎立刻想起了什么呢？喏——

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

没错，我随手敲下的这一段，出自博尔赫斯之手。我并不需要照搬更多，也不需要专门遴选篇章，我只需信口说出——我无从说明地以为，林汉达先生在我这本开蒙之书中写下的句子，于文学精神上，和博尔赫斯有着完美的一致性；并且，这种一致性，尚不拘囿于文学的精神，它更可能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是一个人言说时的根本调性与理解生命时行走的基础路径。差强人意，这似乎便解释了为何这本书能够令我“完全相信”，能够“烙印一般地刻在我的记忆里”。在如此高级的叙述之下，它娓娓道来，挟着我们那经由数千年的文明魅力而达成的巨大优势，交融于一个六岁儿童的心灵世界，使得他在“千金一笑”“兄弟相残”“暗箭伤人”这些专属东方的凝练语境中，举目张望，迈出了借由“文学性”认知世界的第一步。

我愿意认领这个起点来作为自己文学河流的航标。它是如此的具有民族性，又如此的具有普世性；重要的更在于，在这个起点上，有着母亲写下的我的名字，由之，它是如此具有私人性，如此温暖我。

我想要强调的是，同时罗列出这本书封面与插图的作者，完全是因为，与林汉达先生的文字一样，刘继卣先生的画作同样构成了我文学的启蒙。通过他杰出的画笔，我得以“目睹”我们的历史，“目睹”那些短褐与长袍，那些金戈与铁马，那些冠冕堂皇与蝇营狗苟。这些画面，这些“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必定在日后潜移默化地作用在我的目光里，它们构成了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也构成了我身为一个小说家的基本见地。同样，这本书的出版机构我也要郑重地确认一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将这个机构的名称拆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它所是的那个机构，无愧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词。和《春秋故事》一起挤在书架角落里的，还有《上下五千年》《唐宋词选讲》《少儿古诗读本》……我的这些童年读物，大多数与这家出版社有关。

当然，《小逻辑》与这家出版社无关。它出自商务印书馆，是那套赫赫有名的“汉译名著”中的一本。

然而，正是林汉达先生，是刘继卣先生，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和父亲一同购买《卓别林传》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是母亲挥舞着的沾了水的网兜，是这些“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共同铺就了我走向《小逻辑》的童年阅读之路。

十三岁那年的课堂，我将头埋在课桌上，怀着一种儿童期行将结束的沾沾自喜，一种可被理解的准少年的狂妄与得意，一种不为人知的恐惧与焦灼，像一个盼望被人捉住的贼，聚精会神而又不知所云地偷窥着桌仓里的黑格尔，我想象着，当被活捉的那一刻，自己将是怎样的慌张与骄傲……

接下来，我在文学的河流里遇到了吕新。

许多年后，我收到了这位前辈赠我的小说集。在附录的创作年表中，我看到，198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那是个幽幽的湖》。这成为一个确据，让我得以确认自己符合“约定俗成”的文学意识始于何时——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十四岁的我读到了这个短篇。这是一个准确的、“有意识”的文学的标记点，其后，我的文学企图也许更加“自觉”，也更加具有了目的性——我开始一期不落地追读《收获》，追读《花城》……我难以说出，这究竟是幸福还是悲伤的开端。

就此，“真正的阅读”开始了，我将告别那些混沌却具有起点性航标意义的“蛰伏在意识深处的映像”。一艘纤弱的小舟，在文学浩荡的河流里开始了它的漂泊。

201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