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脚印

汝艺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留下脚印的，有些人是研究脚印的，有些人是丈量脚印的……我自己要努力做一个研究脚印的人。”他研究的脚印，是孙文明留下的。那是一位盲人，一位离我们远去五十多年的二胡艺术大师。

孙文明（1928-1962）生涯短暂，从4岁罹患天花失明，12岁拜师算命，而后在颠沛流离中与胡琴结缘；一路茶馆卖艺，闻名一方，直至参加江苏省乃至全国文艺汇演放出异彩，又应邀先后在上海民族乐团讲学半年、上海音乐学院授课一年半；而最受瞩目并盖棺论定的，则是他创奏并留有录音的11首风格各异的二胡曲。相比刘天华创作的10首二胡独奏曲（以及47首二胡练习曲），阿炳（华彦钧）的3首二胡独奏曲，孙文明的脚印在专业二胡领域的“世纪行”中，不可谓不丰厚，今天的二胡名家都认同他与前两者齐名。尽管早在1959年上海民族乐团编印过《民间艺人孙文明二胡曲六首》（油印本），但一直到吴赣伯、周皓合编的《孙文明二胡曲集》由香港上海书局于1986年出版，《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纪念专集》由香港龙音唱片公司于2000年出版问世之后，这位“奇才巨匠”式的“民间音乐家”才渐渐浮出水面，再度跃然于人们的视野。

脚印能否留存，有赖于其印迹之深浅；而深浅的程度，又取决于追随者之多寡。刘天华在中西并举中奠定了当代专业二胡的发展基石，阿炳因杨荫浏之缘在飘零的身后留下了家喻户晓的二十世纪经典；但孙文明虽然留下了独特的作品，又在音乐学院教授了一批专业二胡学生，为何其大多数的作品未能流传，却又每每震撼并引发他的初识者感慨万千？当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录音室为龙音唱片公司处理孙文明录音母带时的工程师汝艺，就是被这些作品“惊奇、震撼、喜悦、激动”的人之一。面对这位早该被“熟悉”的“陌生人”，作为拉着二胡长大，并有着十数年二胡专业演奏经历的汝艺来说，孙文明留下的录音，几乎颠覆了他对二胡声音和二胡音乐的一贯认知。这或许就是他决心探索其步履的初衷。

我在受上海市奉贤区“非遗”办公室委托进行的孙文明专题采访中得到的普遍看法是：孙文明二胡曲的独特性和技术难度，导致其难以以音调框架式记谱的方式来传播和学习，这些二胡曲的传授有赖于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在没有其演奏视频的条件下，仅仅通过声音难以模仿。而难以模仿的关键，都围绕着孙文明二胡创奏中不断涌现的奇思妙想和独树一帜的创新。它包括了乐曲的内容和想象，包括了演奏技法的拓展，如弓法、指法、弦法的多样性，也包括改变乐器结构的既定形制，等等。

许多演奏家认为，孙文明的每一首乐曲都各有各的难点。因此，面对孙文明的二胡曲演奏，首先需要以“研修”为前提。1986年由孙文明在上海的嫡传弟子编撰出版的《孙文明二胡曲集》，仅辑录孙文明教授过的5首乐曲，以及学生们见识过的《夜静箫声》《春秋会》，共7首曲目（由林心铭记谱）。199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二胡名曲荟萃》中又收录了《杜十娘》（由林心铭记谱）。而仅在1957年于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录制，后来却未见他演奏过的《二琴光亮》和《送春》，以及被视为“纯模仿性”的咔戏类作品《志愿军归国》则不在曲集之中。这恰好也映衬出前述孙文明作品需要“面授机宜”的前提。

其实，如《弹乐》《夜静箫声》等作品，已经对演奏家们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在这些乐曲的演奏中，不同的演奏家也采用了不同的手法得出了不同的心得。然而，《二琴光亮》和《志愿军归国》却始终如隔山唱歌，听得见声音，摸不着如何唱的头绪。我个人对孙文明的关注，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台湾风潮唱片公司出版的典藏大系之《弦管传奇》开始的。我也始终纳闷，不知为何，孙文明除了在北京留下此二曲的录音，再也不曾“弹”及。我曾在北京四处打听，最终在封存的录音档案中知其录音地点是当年全国文艺汇演演员们下榻的“北纬旅馆”，录音者是音乐研究所的老前辈蒋咏荷。只是遗憾，蒋先生逝世于美国，所有的线索依然是个谜团。

有趣的是作曲家温徳青对《二琴光亮》的诠释。他认为这首乐曲是典型的采用建立在泛音列上的作曲方式，结合《夜静箫声》中对缺失松香而造成“狼音”的逆向转用，拉出泛音或者“白噪音”的感觉。可见他是有意识地运用泛音列作曲的“频谱”作曲家。

2017年11月24日，汝艺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办了国内首场孙文明作品（全版）独奏音乐会，《二琴光亮》《志愿军归国》等乐曲的演奏绝技和谜团，诠释性地得以复原。当然，他的诠释并非建立于频谱的分析，而是发声机制；不是音响的结果，而是产生音响的过程。这正是基于表演而通往传承的保证。我在为他近年来踏破铁鞋、孜孜不倦于孙文明的研究取得成果而兴奋的同时，也为他一直以来在精神上的追求所感动。

2005年，我刚到上海音乐学院开的第一门课是研究生选修课《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汝艺是学生之一。他上课愿意思考和提问，以至于我得知他是表演专业研究生时，还有那么一点儿诧异。他较其他同学年长些，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期末出色地完成了我们对道教仪式音乐采录的全程录像和光碟制作。后来，我才知道他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录音棚做过录音工程师。也正是在这一段离开舞台的日子中，他通过为各表演专业的老师录像、录音、制作教学带、出版教材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反观二胡表演以开阔自己的思考。2001年他遭遇了人生的低谷，之后，是持续三年默默的考研。我曾经听他提起最后一次考试，他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不知情的同学还以为他是“刚下班”的“监考”老师。前些年，汝艺告诉我他在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2016年，他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为纪念艺术大师闵惠芬逝世两周年举办了一场以闵惠芬创意、创作的声腔化作品为主轴的音乐会。同年他又举办了一场题为《东西南北中》的音乐会。在二胡、中胡、坠胡、高胡的演奏中，他一路从江南到岭南，从关中到辽南，从草原到中原，再到华东，以其独特气质，演绎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音乐会后，我们有过长谈。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我心里是有追求的，但音乐的灵魂总是在漂泊。一直到2009年，在闵惠芬老师那里，她的音乐和人格深深地吸引了我。是什么呢？就是她对于‘声腔化’的倡导和坚持。要拉戏、拉声腔化的东西。”我想，闵老师的观念和思想，就像是一枚“定海神针”，让汝艺再次走向传统，选择了另一条成就自己的道路。汝艺的选择是理性的，也是充满情感的。正如他在“东西南北中”音乐会的前言所述：“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二胡，其艺术的发展‘去民间化’已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而‘留民间化’似乎成为一种‘不识时务’的固守和责任……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把二胡艺术发展之根的土味、乡味再刨出来，让大家‘嗅嗅’。几十年的时间，仿佛已经过了几条历史长河，又恍若就在昨天。让我们稍微驻一下足，回头看看不要‘落’下什么，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如此愿景，汝艺以孙文明二胡音乐研究和传承为己任的选择和成果，面向传统钻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就高等音乐院校表演专业的教师来说，汝艺的探索极具科研价值和含金量。尽管这部被誉为第一的“全集”只是汝艺贡献的诠释，但它将惠及中国的二胡艺术及其传承。任何音乐的传统和经典，都将在后人不断的激活与诠释中得以重生。

汝艺的这一步，氤氲着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神，较之盲目求新或凌空虚蹈的浮泛，他扎根的土壤，亦将生意盎然。我愿意视《孙文明二胡曲全集》为汝艺的阶段性成果。正如“全集”里他将孙文明两次不同的《弹乐》一并收齐，也将他自己领悟诠释的孙文明《流波曲》，伴随于他学习并记录的孙文明演奏弓指法的旁边。他知道，孙文明艺术成就的核心在于他始终汲取源头活水，这是传统音乐家的生存方式。

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的，是孙文明留下的11首作品背后的所有经历。要知道在进入音乐学院授课之前，他在江浙一带茶馆里的演奏，就涵括了民歌小调、曲艺音乐（说书、道情、渔鼓）、戏曲音乐（京剧、绍兴戏、锡剧、南昆、申曲）、群众歌曲，还有所谓“杂技”的模拟音乐，将近一百六七十首。而他所有的创作，都浸润着各音乐品种和不同民族音乐艺术的滋养。当代人可以评价其具有“创新求变”的意识，也可以赞誉他为演奏家或作曲家以区别于民间艺人，这都是今人以分工作为身份标识的称谓。而那位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中留下了脚印的孙文明，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是一位倾己所有，托命于二胡琴音的人，一位以声音和听觉建构人生，并以此与纷繁变幻、跌宕无常的世界交往的人。

丽贝卡·索尔尼在描写“走路的历史”时说：“行走的历史是每个人的历史，任何成文的历史都只能描绘出其作者周遭的成熟途径。这便意味着，我所描绘的途径不是仅有的道路。”

难道不是吗？在研究孙文明脚印的行走中，汝艺亦在独特的风景中踩出了自己的足迹。

萧梅
2018年9月10日凌晨于上海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