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共和国的中山样本
当年，中山青年突击队是中山广大人民群众奋斗不息的宝贵乡土精神资源。它的内涵除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奋斗务实，还包括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心公益、快乐奉献等品质。
徐向东
一
她13岁参加原中山县新平乡青年突击队，是当时年龄最小的队员。
笔者前往她家采访。这天是2019年7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
盛夏，绿树成荫，瓜果飘香。与广州仅一河之隔的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水景旖旎，生机盎然。笔者按照村主任的指引，沿着三围河涌，通过一个拱形铁桥，来到了新平一村三围头路82号。
这是一个农村二层小院落。院子里种了一棵龙眼树和一棵九里香，地面上晒了些花生。阳光照耀，满屋生辉。房主叫潘月兰，年近八旬，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细柔的音调里，思路清晰，底气十足。很难想象，当年她和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参加了青年突击队。在“有得做，没得吃”的贫困年代，她和她的队友们曾经几次晕倒在田间地头。但是，她们走过来了，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到了现在。
老人知道我们的来意，很高兴地和我们谈起往事。采访中，她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一字不漏地唱起了当年的《语录歌》——
我们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
走的是毛主席开辟的道路，
读的是毛主席的书，
……
跟着毛主席一辈子干革命，为人民服务……
她坐在沙发上，随着歌声起伏，右手食指在茶几上敲出悦耳的节拍。她的眼神亮了起来，面部肌肉荡漾着笑意，思绪沉浸在那一穷二白、艰苦奋斗的岁月里。
二
1955年春耕时节，食不饱肚，饥荒又起。民众水乡的村民，再次勒紧了裤腰带，艰苦度日。一些村民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有的想摇船过河，经南沙，沿珠江而上，去广州码头行乞。历史上，这种事情在珠三角水乡并不鲜见。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将儿女过继给他人，换来几升大米度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摆在群众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有饭吃有衣穿。一天晚上，原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24岁的团小组组长梁碧南受邀参加了会议。
是晚，一轮明月挂在榕树头，水乡处处银光闪烁。几个党员干部都心事重重地扭头望着窗外，望着水光深处，在想：这样一片美丽水域，怎样才可以种出水稻来呢？过了一会，其中一人若有所悟，转过身来，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说了一句：“如果能够将我们的低洼水域，变成水田就好了！”这话引起了所有参会人员的注意，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并当即决定成立青年突击队，由梁碧南任队长。
翌日，在社党支部的支持下，梁碧南发动24名青年成立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此后的数天内，突击队队员发展到了35名。
这一天晚上，13岁的潘月兰获悉后，来到梁碧南家里，要求参加青年突击队。梁碧南被她的热情所感动，想了想，摸了摸她的头说：“你还是个孩子，怎么行呢？社里最苦、最难的事情，平时都会叫青年突击队上，你吃不消的，再过两三年吧。”
潘月兰急了，说：“梁队长，你就让我参加吧！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去找社主任！”
梁碧南拗不过她，点了点头，说：“你是真的铁了心想参加青年突击队啊？”
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长大了，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好！”
“你要知道，突击队员和村民一起出工才有工分的。平日里，完成社里的突击生产任务是不计工分的。这个，你也愿意干？”
潘月兰坚定地说：“我愿意！”
“那好，你就跟着大哥大姐们先干干。”
就这样，潘月兰加入了青年突击队，是年龄最小的一员。从此，这支富有朝气的青年突击队，增至36人。
三
岁月留痕，往事如歌。
面对潘月兰老人，我们致敬那个岁月，也向如父亲母亲般可亲可敬的老人们致敬。我们知道，此时，岁月的歌声再次在她心中响起。笔者想拿出手机，录下她动人的讲述，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更多的是用耳朵听，听那个年代，那个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山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个村掀起的高潮——
当时，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解决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共和国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的党员干部、青年团员，都将此事摆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对于民众水乡而言，历史上，这里地处低洼，河网纵横，土地年年歉收，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中山解放前，生产力和生产体制无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农村发展的问题。要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前期只能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因此，拖艇、入泥、抬高咸水地面作田，便成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当务之急。
一天，凌晨4点多钟，青年突击队队员们去平一村拖泥入田。他们个个都是饥肠辘辘，可是他们意气勃发，黄瘦的脸上春风荡漾。此时，潘月兰蒙眬中听到了出工声，队长梁碧南安排小组长去叫她。她来不及穿鞋，从屋角拿起铁锹冲出了门外。
母亲提着一双鞋，追着喊：“等等，鞋子没穿！”
潘月兰怕出工落后了，跟在小组长后面，头也不回，边走边对母亲说：“我不穿了，穿上鞋子不方便干活！”
母亲无奈而返。当初，女儿要参加青年突击队时，她反对过。但是，母亲识大体知大理。潘月兰上夜校时，听教员说过：要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她将这些道理讲给母亲听。现在，母亲心疼女儿年少，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于是，潘月兰说服母亲，打消她的顾虑。
36人分为多个小组，队员跟着小组长，小组长跟着青年突击队队长，踏着夜色，在犬吠声中，从河涌里，拖着艇仔（粤语，指小船）来到指定地点。一条艇仔，长五六米，宽约0.8米，能装下800斤泥土。队员们从浅滩挖土装上艇仔后过基，上田坎，将艇仔拖到平一村的泥田里，然后入泥、平田……直到上午8点多钟，队员们才停下来，到河涌里简单洗洗，在岸上坐下来，算算各组今天谁拖的泥最多，谁拖的泥少了，总结经验，表扬先进。然后，大家在路面休息一会，准备休工回家。
此时，队长梁碧南的话还没讲完，潘月兰已经进入梦乡。她太困了。这天，她没有睡好，在出工的路上，她还是睡眼惺忪，只是队员们顾着赶路，个个不想掉队，没发现她的困乏。她也羞于向队长和组长说出来。她不想掉队。她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要向大哥大姐学习，坚定意识，让自己成长为一个钢铁队员。
回到家，潘月兰匆忙冲了凉，吃了点早餐，又出工了。
两年后，她15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回忆起这些，她感到无比自豪。她说，当时她有点火线入团的光荣。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突击队跟着共产党走，奉献青春，书写壮志，无愧于那个时代。她的队友们都是这样做的。她也这样做了。她只是队友中的普通一员。
四
采访那天上午，笔者从村主任处获悉，青年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梁碧南老人已于去年去世。笔者心情十分沉重。十多年前，笔者采访过他。那时，老人还很健康。他在自家屋子里，接受笔者采访，说起当年，他用半生半熟的普通话比画着，精神抖擞，仿佛回到了当年激情奔放的年代。好在，原来的36名队员中，还有5人在世，其中包括第二任队长卢顺娣。现在，他们每月都有养老金，儿孙满堂，安享幸福晚年。
清澈的三围河涌，在绿树映衬下，分外明丽，从平一小学校门前缓缓流过，流向大海。笔者随着潘月兰老人来到这所学校。
为了增强当代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16年4月28日，中山新平乡青年突击队“四最”精神学习园在原平一小学建成投入使用。如今，学校成了中山市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干净的校园内，建起了纪念广场、纪念碑及青年突击队事迹展示墙。它们以翔实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介绍了突击队“四最”精神的由来与新平乡青年突击队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展示墙前方，刊登了一张毛泽东主席执笔的黑白照片。在前言里，我们对青年突击队“四最”精神的由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原来，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1月，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编了全国各地提供的反映农业化运动情况的材料176篇，共90万字。毛泽东给该书作序，并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按语，热情赞扬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其中，在《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中，毛泽东撰写了“四最”按语：“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从此，青年突击队成为生产和建设第一线上先进青年活动的重要形式，并与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青年写下的“四最”精神一起，永远载入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史册。
五
无独有偶。同期，原中山县港口区群众乡（今属港口镇）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领导的农村合作社也搞得热火朝天，树立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光辉典范。
1954年秋，中山县港口区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由原来的16户扩大到了130多户。要领导这样一个大社，梁祥胜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到了1955年春耕时节，农业生产问题摆在他面前，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一天，他放工回到家里，屁股还没坐下，就有几个社员来到他家，你一句我一句，问得他晕头转向，无从答复。
“梁主任，我们今天做的这片田，每亩应该计多少艇？”
“我们今天撑泥比昨天的路程远了好多，工分怎样计？”
“主任，我队上，明天要绞泥，派谁去好呢？”
“明天，那个绞辘要擦油了，不然难转了。现在，社里没钱购买机油了，怎么办？”
当晚，梁祥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是啊，怎么办？他开始反思起来：我究竟要怎样当好这个主任，应该做好哪些工作，抓住哪些关键问题？他思考着，最终明白，必须首先抓住合作社的生产工作，使这个合作社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农业春耕生产。这就要求他抓好全社的生产计划和劳动力的组织使用等主要工作。
次晚，他主持召开了全社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简陋的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从小小的纸窗往里望去，梁祥胜正踱着步，抽着水烟，入神地思量着今晚会议的重点。想到关键处，他会用毛笔记下来。
随后，他不放心地到屋外走了走，仰望璀璨夜空，吐着呛人的烟，不一会，黑夜中传来村里人洗刷锅碗瓢盆的声音。他仿佛从中听出锅碗见底的贫穷声音。他心里一阵震颤，更加坚定了要将社里的生产抓上去。
他走回办公室，在土墙上重重地划了一道线，表明从今天起，要将社里的春耕生产搞上去。他眼前一亮，咬咬牙，一个良好的分工计划，在胸中酝酿而成。
不一会，社副主任、队长、会计和小组长都到齐了。梁祥胜招呼大家坐定，他分配好工作后，对大家说：“从今往后，作为主任，我个人主抓社里的全面工作，主要是抓生产工作安排，深入领导全体社员进行有效生产。其他同志各负其责，自己管自己分管的事情。例如我的私单交由会计和出纳管理，租艇、买艇的事由副主任负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说完，他注视了大伙一会。当大家都表示同意后，他宣布散会，一人荷锄到田里察看水情去了。
从此，社员们的精神提振起来，全社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梁祥胜笑了，他正式进行“巡田”工作，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他都一一及时纠正，全社工作步入正轨。
1955年5月的一天，驻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组的同志找到梁祥胜，他谈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工作组的同志将他的经验整理成文字材料，一级一级最后上报到了中央。
六
采访次日，笔者在中山市档案馆查阅了当年梁祥胜的这份谈话记录。他和他领导的原中山县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事迹及其光辉形象，一起载入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史册。
毛泽东在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中山县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一文，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按语中这样写道：“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完全要看党的领导工作是否适当，是否少犯错误来决定的。这一篇是广东中山县的一个合作社主任的谈话记录，他谈的并不比一个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差些，可能某些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还比不上他。”
打开一段尘封的资料，最有力的数据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闪耀着历史的光芒。
1954年春，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团小组长梁碧南倡议并发动36名青年组成一支突击队。他们在备耕积肥、兴修水利等科学种田实验中发挥了先锋队作用，使水稻年产由300斤提高到700斤，迎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在他们的影响下，1955年中山县131个乡建立青年突击队，第二年发展到524个（占全县乡村的95%以上），人数多达11948人。而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我国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奠定了基础。这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努力，其中也有青年突击队的功劳。
那天，笔者从民众镇沙仔村采访回来的路上，村主任梁键枫发来一条短信。短信内容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雷于蓝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当年，中山青年突击队是中山广大人民群众奋斗不息的宝贵乡土精神资源。它的内涵除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奋斗务实，还包括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心公益、快乐奉献等品质，在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身上，都留下了深刻印记。中山是毛主席两次题词（注：指原新平乡青年突击队和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方，我们一直要努力着，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将这种精神发挥到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中去，将中山建设得更美好！
时光流逝，岁月不老……
作者简介
徐向东，本科学历，曾任中学教师，现为中山日报社编辑、记者，广东省作协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归者》、诗集《季节无言》，与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王道》（第一作者）。有文学评论获中国城市党报副刊奖一等奖，新闻作品获中国地市党报一等奖，报告文学获首届广东省作协“有为杯”报告文学奖，短篇小说获中国煤矿文学征文比赛二等奖，散文获广东省期刊优秀作品三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