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力挽波澜敢弄潮

从1952年12月开始，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和省市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广东粤剧界展开了为期四个月之久的学习活动。参加学习的有2100多人，共26个单位，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学习活动的主题就是粤剧应该走什么路？这次学习活动，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粤剧如何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引导作用，在粤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一笔。这次的学习活动，其起因，竟来自广东粤剧代表团参加的一次演出大会。

1952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全国戏剧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广东粤剧的一件大事。在旧社会没有地位的粤剧艺人，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尊重，还能够上首都参加观摩会演，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消息在粤剧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加会演。最后决定，以广东实验剧队为班底，再从各剧团抽调一些演员参加，其中有珠江剧团的罗品超、文觉非、郎筠玉，永光明剧团的吕玉郎、楚岫云，南方剧团的曾三多，新世界剧团的靓少佳，曲艺大队的白驹荣，实验剧队的李翠芳、黎国荣等主要演员和个别名乐手参加，由林榆任团长。广东粤剧代表团组成后，从排练到去北京会演，前后要花三个月的时间，而当时诞生不久的人民政权还拿不出文化预算，对代表团没有补助，演员们都要自掏腰包。况且主要演员抽调出来以后，会严重影响到他们所在剧团的演出收入，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生计。但大家都毫无怨言，不计报酬，全力以赴。如果没有前一段的粤剧整顿和提高思想，很难想象粤剧界能有这样的凝聚力，也很难想象这些已经很有名气的演员能够放弃手上高收入的演出，主动参加北京会演。

在参加全国会演之前，各地代表团先要集中到武汉参加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选拔上京会演剧目。没料到，广东粤剧代表团演出后，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广东粤剧代表团带去的是传统剧目《三春审父》和新编现代粤剧《爱国丰产大歌舞》。《爱国丰产大歌舞》上演后受到大会的好评，说这个节目“敢于大胆创造，大胆地吸收电影和话剧中的许多东西”“表现土改后农民分到了田地的新生活，洋溢着翻身农民的喜悦。舞蹈音乐场面都很好”。大会因此颁给黎国荣等三位演员表演奖，而这出戏的编导就是林榆。

但《三春审父》上演后，却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三春审父》讲的是官宦之家的小姐陶三春受到后母的虐待，得到途经此地的青年燕贤贵的同情，为她写了一首和诗。不料这首诗竟成了后母诬陷陶三春不贞的证据，她的父亲便以麻绳钢刀逼她自尽。陶三春气愤投河，幸而遇救，后女扮男装考中了状元。恰在那时她的父亲犯罪入狱，三春奉旨审父。这时契丹入侵，给三春写过诗的燕贤贵奉命出征，得到因不满封建家庭而落草为寇的陶三春弟弟陶晏行的协助，把契丹王捉获。因抗敌有功，两人都被封了官，共同参与陶三春审父之事。陶父既有科场舞弊的公案，又有逼死亲女的罪行，理应斩首。但陶三春与弟弟陶晏行表明了与陶父的关系，结果陶父因“为国有功”而获释。最后陶三春与燕贤贵终成眷属，大团圆结局。这本来是民间说唱木鱼书的故事，编成粤剧后，因其情节曲折，行当齐全，是新中国成立前粤剧经常上演的流行剧目。

在中南会演的座谈会上，参加会演的兄弟省各剧种代表纷纷发言，批评《三春审父》这出戏的思想内容存在问题，说它不是反封建主义而是维护封建主义；说这个戏虽然表演不错，唱得好，但剧本不行。有人甚至对这出戏的服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演员的戏服钉上了闪光片，布景太过金碧辉煌，是离开艺术传统和剧情需要，是受到了香港殖民文化的影响。本来，会演的剧目水平参差不齐，剧目受到表扬或批评都是很正常的。但没有想到，对《三春审父》的批评，逐渐升级，竟成了广东粤剧代表团的生死线。

由北京来指导中南会演的全国剧协主席、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同志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表示，《三春审父》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他具体分析了该剧的问题，如线索太多，情节不合理，偶然性过多，不符合历史真实等等。最后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反封建的戏曲，而不需要维护封建道德，鼓吹封建意识的戏曲。像《三春审父》这样一个节目，作者主观上企图反封建，但表现出来恰恰相反，是维护封建主义的。”这出戏“从反对封建家庭，到反‘黑暗朝廷’，都是不严肃不彻底的，某些地方甚至成了封建说教的东西。说明作者主题不清晰，只是一味追求庸俗的表演效果，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的”。

田汉同志这个权威性的发言，无疑是宣布《三春审父》的“死刑”，不能上北京参加会演。这真是当头泼下一盆冷水。演员们离开广州时受到粤剧界的重托，上京要为粤剧争光。现在却壮志未酬，失去了上京会演的资格，要半路打道回府，真是太意外了，整个代表团人人情绪低落，愁眉双锁，十分难过，晚上女宿舍还传出了哭声。

林榆作为代表团团长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是受上级领导和全省粤剧界的重托，带领粤剧代表团上京汇报演出的，而今半途受阻，无功而返，作为一团之长，如何向组织交代？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啊！其实，《三春审父》这戏并不是经他选定的。广东粤剧代表团的组成和选定上京会演剧目的时候，他还在农村搞土改。代表团要出发了，才匆忙把他抽调回来。现在面临着不能上京会演的政治压力，面对着全团人员怨声载道、人心涣散的局面，他没有推卸责任，没有逃避，而是以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精神，主动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主动自我批评，对自己作为代表团的负责干部，分不清戏的好坏，失去政治嗅觉，作了深刻检讨。他的自我批评不只在内部讲，他还写了一篇《我的检讨》长文，刊登在会演会刊上，承担所有责任。并且在代表团回到广州以后，还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林榆主动承担责任，深刻检讨自己的正直为人，深深感动了许多知情的粤剧演员，他们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真正认识了这位领导，也从心里头真心佩服这位后来与他们一起共事的领头人。

领导的一记当头棒喝，也让林榆深刻地认识到粤剧存在的问题。林榆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还积极组织代表团的演员讨论学习，消除他们的消极抵触情绪，引导他们深刻认识粤剧存在的问题。经过学习，大家虚心接受了批评，提高了对粤剧改革的自觉性。演员罗品超说：“过去我们粤剧一直在小王国里坐井观天，从未与外面交流。因此我们常常自满，故步自封，认为粤剧有富丽堂皇的服装布景，有情节曲折离奇的剧本，可以与京剧并驾齐驱，却认识不到这正是我们粤剧的致命伤。”演员文觉非认为：“兄弟剧种的表演，一手一脚都很有寸度，人物性格鲜明动人，看得出是经过苦学苦练、刻苦钻研得来的。我们近年来只注意保护嗓子，炫耀光片服装，使粤剧变成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至今很难找出一个完整的优秀保留剧目，真是不改不行。”主演《三春审父》的郎筠玉也诚恳地指出：“这出戏受到批评，虽然给我们迎头打了一棒，但事后却如大梦初醒，看出了粤剧的千疮百孔，需要急促医治。”

但一想到不能上京，大家的心里还是非常难过。这时，主持中南会演的陈荒煤同志来了。他来抚慰代表团，要大家正确地对待批评，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并和大家照相留念。也就是在这次与陈荒煤的接触中，林榆感到这位领导同志是懂艺术的，是尊重艺术和尊重艺术创作人员的，是可以沟通的。当陈荒煤第二次到广东代表团来的时候，林榆积极向这位领导反映了大家希望能有机会到北京会演的强烈愿望，表达了能改好戏、演好戏的决心。也许是林榆勇于承担责任的思想作风，也许是他身上那种为粤剧敢于担当的精神，也许是他那种与粤剧同甘苦共命运的诚恳态度感动了陈荒煤，陈荒煤向文化部反映了广东粤剧代表团的强烈要求。在这期间，林榆还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诚恳地检讨了《三春审父》的问题，阐述了自己对粤剧存在问题的看法，更表达了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参加会演的愿望。几天后，从北京传来了答复：如果广东粤剧代表团还有别的适当剧目，仍然可以上京参加全国会演。当林榆把这一消息传达到团里时，大家一下子沸腾起来了，事情终于有了可喜的转机。大家的劲头来了，马上商量拿什么剧目上京。由于在中南会演观摩了兄弟剧种的演出，大家思想也有了提高，认识到挖掘传统剧目的重要性，所以很快就选出了三个粤剧传统折子戏，并且决定了由罗品超与郎筠玉主演《凤仪亭》，文觉非与曾三多主演《表忠》，吕玉郎与李翠芳主演《别窑》。这三出戏没几天就排了出来，并在中南会演上作了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人说，看了这三出传统戏，使人对粤剧有返朴归真的感觉。这三出戏获得了领导审查批准，可以代表粤剧参加全国会演。

到北京会演终于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林榆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不敢说是力挽狂澜，但也总算是不负众望，重新为粤剧争取到一个到北京舞台亮相的机会。接下来的日子，林榆更是不敢掉以轻心，他认真审查剧本，仔细修改台词，督促演员反复排练，精益求精。

9月底，广东粤剧代表团到达北京。当代表团列着队、打着旗帜走出北京火车站的时候，团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值得庆幸的是，广东代表团带去的这三出戏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都获得了好评。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9月30日，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大的曾三多同志作为广东戏曲艺人代表，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宴会，并且受到毛主席接见，国庆那天，还荣幸地被邀请到天安门的观礼台上，观看国庆盛大游行。曾三多回到驻地，动情地对林榆说：“在天安门上，我忍不住流泪了。我在旧社会既怕官又恨官，官对我们做戏的人只有侮辱，寻开心，要钱。而今，我能到北京，能见到这么多中央大首长，真像见到慈爱的亲娘一样，我怎么能不感动得流泪呢？”

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广东代表团演出的《表忠》，被选到中南海怀仁堂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汇报演出。消息传来，不仅广东代表团的同志感到光荣，连中南区其他代表团也为广东代表团高兴。武汉京剧团、楚剧团的四位著名演员主动提出协助《表忠》演出，扮演跑龙套的演员，为的是能有机会去怀仁堂演出，一睹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风采。

11月8日，林榆以团长的身份，得到了给广东代表团唯一的一张怀仁堂入场券。他有幸坐在毛主席的侧后方，离毛主席很近。毛主席在看戏的时候自始至终全神贯注，没有说话，看完演出还站起来鼓掌。当看到毛主席满意地离场时，林榆心里不由产生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宽慰感。

演出结束后，正当大家收拾行头准备离去时，又接到周总理邀请全体演出同志到餐厅一齐吃夜宵的通知。许多同志闻讯后，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到餐厅刚坐下，便听到一个响亮亲切的声音从厅外传来：“广东的同志在哪里？”大家循着话音望去，只见周总理迈着刚健的步伐走进来，大家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周总理与同志们一一握手，对当晚演出的演员作了亲切的慰问，并和大家一起同桌共进夜宵。后来回到住地，林榆和同志们都激动得彻夜难眠，这个机会来得多么不易呀，当初连进京的资格都没有，如今还受到了中央首长的肯定，真是苦尽甘来。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才真正体会。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结束后，文化部表扬了一批优秀剧目，评选出一批表演艺术家。广东代表团的罗品超、文觉非、郎筠玉荣获一等奖，吕玉郎荣获二等奖，老演员曾三多、李翠芳荣获大会奖，粤剧《表忠》荣获剧目奖。首次亮相，就取得如此成绩，林榆和全体粤剧代表团的成员都深受鼓舞。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林榆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参加会演，除了通过观摩大开眼界，从兄弟剧种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外，我还强烈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戏曲的重视。观摩期间，时近入冬，毛主席给全体参加戏曲观摩会演的代表赠送了棉衣；粤剧进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演出，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广东粤剧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粤剧演员被邀请到天安门上观礼等等，都一扫旧社会把唱戏的列为下九流的旧观念，让我感受到文艺工作者的自豪，更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很大收获，确实不虚此行。

这次会演从武汉到北京，前后一个多月，对林榆来说，真是波澜起伏，有忧有喜，反败为胜，甘苦备尝！这是他介入粤剧后一次重要的人生经历，也是他涉足粤剧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

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三出折子戏虽然顺利演出，并获好评，但并不能说明粤剧没有问题，《三春审父》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整个粤剧界依然存在。在会演的总结大会上，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总结报告中有一段话是专对粤剧而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在文化上比政治还落后，又加以本身所沾染的封建性、买办性，它对发展中国戏曲艺术事业从没起过任何独立的积极作用。而更坏的是，它竟使某些戏曲丧失了原有的民族传统，而染上商业化、买办化的恶劣风气，把艺术变成商品，竞尚新奇，迎合小市民的落后趣味，将艺术引导到堕落的道路。比方，粤剧正走了这样危险的道路。粤剧在音乐上是有创造的，在舞台艺术上也有不少勇敢的革新，但它的整个艺术倾向却有极不健全的地方：剧本创作粗制滥造，追求离奇的情节，每个剧中都要凑足六个主角同时登场，并不适当地以奇装异服相炫耀。这一切不但不是艺术，而且恰恰是破坏艺术。粤剧艺人中是有天才的，有创造性的，富有爱国心的，他们应当起来彻底改变这种恶劣风气，建立一种真正适合于人民需要和艺术发展的新的、健全的风气。

用今天的观点看，这段批评，对于从旧社会转变到新社会还不到两年时间的广东粤剧，是过于严厉、要求过高的。但这一批评，也犹如一下重锤，敲响了粤剧改革的大鼓。

因为周扬看过林榆写给他的信，对这位来自广东的干部比较关注，在会演期间，周扬单独接见了林榆。林榆当时还没有正式入行，只不过是与粤剧行政沾上点边的新兵，能得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单独接见，当然是受宠若惊，十分感动。在听取了林榆对广东粤剧的情况汇报后，周扬明确要求，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粤剧改革的领导，应该接受《三春审父》的教训，回去进行大力的改革。他还专门谈到粤剧的“六柱制”问题。在粤剧传统中，一个剧团必须有文武生、花旦、丑生、二帮花旦、小生、武生，所谓“六条柱”。一出戏不仅六柱都要登场，而且每条柱的戏份要按比例分配。他说，假如按照这个六柱制选戏，那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许多好戏都不能上演了，所以六柱制实际上是破坏艺术创作的旧俗。粤剧还有不少破坏艺术的恶劣倾向，一定要改掉。他还鼓励林榆，不要害怕困难，要相信群众，相信艺人中有不少有志之士，可以和我们一道把粤剧搞好。领导对自己的关怀和重视，对粤剧改革的关心，令林榆十分激动。他更加认识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使命。

广东粤剧代表团12月初从北京回到广州，林榆马上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领导汇报了以上情况。华南分局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立即召集粤剧界传达学习，展开了为期四个月之久的学习，检查了粤剧存在的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殖民地文化对粤剧艺术的破坏，认识了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的重要性，提高了大家粤剧改革的自觉性，及时纠正了粤剧存在的丧失民族传统，过于商业化、买办化的危险倾向。各剧团自觉废除了每台戏都要凑足四个钟头、六柱制、服装过于绚丽等陋习，革除了各种庸俗、低级趣味的表演。

这年的春节期间，广州舞台出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新剧目，有广东实验剧队演出的《罗汉钱》，广州市粤剧工作团演出的《白蛇传》，珠江剧队演出的《断桥会》，南方剧团演出的《表忠》，东方红剧团演出的《白蛇传》和太阳升剧团演出的《木头夫婿》。舞台净化了，剧目健康了，观众满意了，舆论也大力赞许了。广东粤剧出现了一片全新的气象。

广东粤剧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会演，意外地经历了一场波澜。但在这场波澜中反被动为主动，及时把没顶波涛转变为前进动力，借势推波助澜，把粤剧改革推上了一个新浪潮的弄潮者中，就有林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