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帝国、帝国主义在持续演化更迭的历史形态及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阐释外衣下潜藏着一颗既古老悠远，却又贪婪残暴、野心勃勃的灵魂。远溯千年前西方的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东方的波斯帝国、汉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近至“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帝国、帝国主义绵延横亘了数千年人类文明史。有别于宗族政权、封建邦国、民族国家，帝国、帝国主义首要地意味着：建基于森严等级制（及其观念）之上的集权主义同专制主义盛行；对外军国主义同殖民主义泛滥；以及由此导致的保守主义同（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持续崛兴（针对这一议题，大卫·哈维肯定并重申了汉娜·阿伦特“种族主义弥合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鸿沟”的观点），并逐渐令宗主与殖民、中心与依附、主人与奴仆、优等与劣等、统治与服从等“二元对立逻辑”被形塑、固化为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正是在全球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猖獗肆虐，西方社会深度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伦理准则之基点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帝国主义研究”浪潮。此次浪潮不仅重拾久违的“帝国主义”范畴，而且创造性地将之嵌入资本主义发展视阈中，用以观察、描述、阐释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崭新历史阶段及其所呈现出的缤纷社会经济现象。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如是说道：“在被嘲笑为天真的旧的自由主义理想废墟之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了。在这个以武器优势为最后仲裁的资本主义斗争的世界中，利益协调不过是幻想；在这个权力决定民族命运的世界中，通过宣传国际通用法则来达到最终和平也不过是幻想。最终，正义不过是个美梦，道德感筑不起铁路。帝国主义幻灭了资产阶级褪色的理想，只是为了用一个更大的幻想取而代之。”毋庸置疑，帝国主义“以武器为最后仲裁”的色彩在那一时期表现得异常显著而浓郁，有时甚至会令人隐约感觉由其产生的某种危险正步步紧逼。正因如此，出于一种狭隘保守的大不列颠民族和政治立场，特别是由于洞悉英帝国全球统治离心力持续增强，约·阿·霍布森在赞成殖民大臣加纳文爵士等人提议的英国应建立“帝国联邦”观点的基础上竭力反对以殖民主义、殖民扩张、军国主义泛滥等为重要表征的（新）帝国主义。霍布森声称，（新）帝国主义显然是“帝国联邦”和近代民族国家最严重的障碍与危险。马克思主义杰出女思想家罗莎·卢森堡则将帝国主义的暴力殖民和军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本质的一贯体现。在《资本积累论》中，她将那种抱定“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观点上溯至所谓“正统自由放任派”学说中，并加以严厉斥责。卢森堡指出，在英国，“这种看法已经由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而彻底破产了。——远东商业国家利益的和谐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宣布的，而鸦片战争通过并吞香港最后引起与这种和谐相反的东西，即利益范围体系的形成。”历史一再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从来都是一种神话，如同列宁曾深刻阐释的那样：“过去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期……当然，即使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871—1914年）‘和平的’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生活条件，无论在军事的或一般阶级的意义上来讲，距离真正的‘和平’也都是非常非常之远的。对于各先进国家十分之九的居民，对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亿万居民来说，这个时期不是‘和平’，而是压迫、苦难和灾祸，也许，这种灾祸看来由于‘永无尽头’，而显得更加可怕，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由一个有更多的激荡、突变、灾难和冲突的时代代替了，这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典型的现象与其说是‘灾祸永无尽头’，不如说是‘到了尽头还是灾祸’。”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冠以“帝国主义”称谓的资本主义不仅以空前的殖民主义侵略和军国主义肆虐在全球范围复活了人们对古罗马帝国军事强力统治的模糊记忆，而且以千百倍于罗马军团的破坏力同残酷性令人对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充满鲜血淋淋、白骨皑皑的恐怖印象。马克思曾生动描述的“从头到足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的资本主义形象也因之在这一时期倍显贴切而深刻。帝国主义带给人类世界的“恐怖”究竟有多严重，仅从“马克思主义教皇”卡尔·考茨基抹平意识形态色彩的帝国主义定义（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界定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是每个工业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以及一厢情愿炮制出来的具有虚幻抽象特征的“超帝国主义”和平愿景中就可窥一斑。在吓破了胆的情形下，考茨基居然发出了“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骇人听闻的号召！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却永远也无法成为这位“理论教皇”的护身符，最终，考茨基于法西斯主义刚刚崛起之际，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悻然离世。

除却致力于复兴看似“永无止境”的对外武力征伐和残暴屠戮外，帝国主义毫不犹豫抛弃了曾引以为傲的自由贸易及和平发展的幌子。出于民族资本家集团的狭隘私利，西方列强纷纷不加掩饰地积极出台“保护性关税”政策，因而，（垄断）资产阶级真实信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伦理准则昭然若揭。为进一步确保“保护性关税”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及本国统治集团的（一切）海外权益，各国资产阶级政权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或明或暗的角逐与争锋日趋白热化，曾一度高高飘扬于世界资本主义上空的“自由主义”彩旗开始降落，集权和独裁开始成为社会历史的主流及趋势，国家（军事）垄断资本主义雏形悄然显现。对此，布哈林总结到：“当个人所有的企业间的斗争为托拉斯间的斗争所代替的时候，斗争的方法（仅在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方法来说）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增长了——利用了关税率及运费率；……最后，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作用。……于是，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企业家的组织的代表们所选出的‘委员会’，而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经济领土的扩大给民族卡特尔开辟了农业区，从而开辟了原料市场，并且扩大了销售市场和投资范围；关税政策可以抑制外国的竞争，取得超额利润，并且使倾销这个破城槌发生作用。这一整套办法有助于垄断组织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这种政策就是帝国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一个全新事物，其与历史上曾交叠出现的各式帝国和帝国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大国瓜分世界”一章中提醒人们：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曾屡次出现，往昔比较典型的如古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帝国主义看似也有着如同古罗马帝国一般的殖民主义政策及海外扩张行为，然而，它们之间有着最本质的区别，这种根本区别源于二者迥异的经济基础：古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度，而当前盛行于世的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依据经济基础划分帝国主义，并进而将19世纪末迄今的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做法获得了当代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及呼应。美国学者哈里·马格多夫十分赞赏列宁将资本—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建基于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的、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的思想。特伦斯·麦克多诺在美国《科学与社会》（1995年第3期）发表的《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指出，列宁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中通过区分“前资本的帝国”和“资本的帝国”有力呼应了列宁的相应观点。她认为，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作为以掠夺领土、聚敛资源为目标的“领土的帝国”，中华帝国作为压制大地主阶级、依靠庞大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共和国作为致力于夺取国际贸易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无论它们的形式有多么不同，都是通过直接的暴力胁迫占有财富，实行超经济统治。前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生产者的贡赋制。到了16世纪的英国，由于领主们采用竞争性的土地租赁制度，经济法则开始成为剥削的手段，标志着一种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帝国主义新形式的出现。但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仍然是通过暴力实施领土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模式的共同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超经济强制向经济法则过渡的时期。只有到了二战后，才最终确立了资本的帝国，即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正是在生产和资本日趋高度集中与垄断，以及金融资本强势崛起的质点上，列宁不仅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与以往历史上众多帝国主义从本质做出了区分，而且更进一步将建基于（金融）垄断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新的历史形态同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最高、最后发展阶段），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并非第一位关注资本主义垄断现象，以及将垄断视为资本—帝国主义最深厚本质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事实上，早在列宁之前，深刻洞悉资本主义这一最新、最本质性变化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还有拉法格、希法亭、卢森堡等人，换言之，列宁“帝国主义论”真实继承、延续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发展了《资本论》中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是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将19世纪60至70年代视为一个“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的时期。然而，令人由衷感到惊叹与钦佩的是，尽管垄断在这一时期还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社会经济萌芽现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已极为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渐趋衰微及资本和生产日益集中垄断的重要演进趋势，并明确指出：不仅竞争已经被垄断所取代，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列宁颇为感慨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谈到：“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尽管由于马克思过早离世，并没有等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全面来临，因而马克思也就无法对垄断资本主义及诸多重要历史特征和经济现象作出更细致、更深入的阐述，然而，却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论》为杰出典范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献均毫无争议地表明，马克思的深邃思维和犀利目光早已穿越了历史重重迷雾，其不仅清晰洞察到垄断资本主义隐藏于暗夜中隐约而摇曳的轮廓，而且更是借助理论逻辑，遥遥望见地平线上峰峦叠嶂的群山被缓缓升起的新社会曙光所染着的斑驳光影。“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尽管同样也没能亲见垄断资本主义那些微弱征兆逐步发展为显著而耀眼的时代特征，不过，恩格斯不仅在马克思与世长辞后仍竭尽所能地忠实继承并发展弘扬马克思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作出了颇多对后世深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而且，事实上，恩格斯在马克思辞世前就已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洞若观火，并在诸多文献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理论探索足迹。恩格斯在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在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增补了一段相当重要的论述。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提到了建基于股份公司之上的一些“新的产业经营形式”，即“代表着股份公司二次方和三次方”的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集团持续壮大。为避免严重的生产无政府状况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垄断资本组织一开始是以国内卡特尔形式出现，随后演进为国际卡特尔组织，最后，甚至产生了高度垄断的大股份公司——托拉斯集团。这一切均昭示并宣告自由资本主义的寿终正寝，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恩格斯在文末再度响应与重申了马克思有关垄断资本主义面向新社会形态所具有的“过渡性质”“扬弃性质”的重要观点，“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世界资本主义逐渐显露的一些几乎是全新的时代特征及未来历史趋势所作出的考察和诠释较为初步且属于带有浓厚探索性质的思想火花，然而，不容否认，正是这些星星点点、或隐或现的理论火焰极深刻且富预见性地探讨了帝国主义最为深厚的基础——私人经济垄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日益展现的诸多重要社会经济特征。故此，不仅可以断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雏形正在形塑，而且，毫无疑问，这些重要思想均于日后极大启发了列宁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的“帝国主义论”中的相关研究，并成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当之无愧的理论逻辑起点及最为深厚渊远的思想泉源。

在忠实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上，保尔·拉法格同样深刻地洞悉到集中和垄断正悄然且剧烈改变着世界资本主义。拉法格在1896年完成的旨在为批驳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所作的《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主要是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一节）一文中试图告诉人们：由于人类社会经济现象持续不断演化，不可能存在某种所谓永远恒定、亘古不变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原则。同世界万事万物一样，自由和竞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也渐渐产生出反对自身的强大力量——经济垄断，这一点恰如某些昆虫，在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之后就会吞食掉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是会不断地缩小自身发展的空间，于是，社会上只剩下数量越来越少，但资本和生产实力却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垄断巨头。“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竞争摆脱了羁绊，以便摧毁小规模的手工业垄断，而在它一个一个地摧毁了这些手工业垄断之后，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垄断，使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他在《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中如是说道，“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像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比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在拉法格看来，“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分别是“自由和竞争”，对此，他曾说过：“自由和竞争，是自由贸易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伟大的神，而愚蠢则是它的圣灵。”）在1903年写作完成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拉法格再度重申：我们正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走向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以前所未见的惊人规模大量集中，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在拉法格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同建基于先进管理和高度社会化组织生产之上的以托拉斯为首的各类垄断资本集团不仅没有缓解，反倒是日趋加剧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本就十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并因之导致有可能“出现内战爆发”或“同时爆发种族斗争”的悲观前景。正是在此意义上，拉法格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性”的论断移植到了托拉斯体系上。拉法格说：“通过对托拉斯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得到了新的信心。他们可以更加坚定地确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不论是牧师的祷告，还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或者政府当局的欺骗和镇压，一分钟也延迟不了社会危机的到来。这种社会危机将使被剥削者通过猛烈的进攻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国内战争将把人类从国际战争中拯救出来！”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应当说，某种意义上，斯大林有关垄断资本同帝国主义的思想可被视为列宁“帝国主义论”（特别是其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最后阶段，是“过渡”“垂死”资本主义的观点）的直接继承及相应发展。斯大林的主要观点充分集中并体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同“世界两个平行对立市场”理论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观点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并由此揭开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序幕（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全面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领域和角落的危机，其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自此之后，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受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冲击并逐渐趋于瓦解；另一方面，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与“总危机论”相呼应，“两个平行对立市场”理论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领域日渐密切地联系起来，从而令往昔一统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土崩瓦解，并进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峙、相互平行的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按斯大林原话即：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唯一且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着。

毛泽东有关帝国主义的思想主要集中并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理论中。毛泽东认为，有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毫无疑问均应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上述革命运动和建设实践首当其冲地将斗争方向和矛头直指世界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及欧美列强。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度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论”。此理论核心观点为，整个世界，除了美国、苏联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被二者夹在其间的“中间地带”。继而，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论”，在毛泽东看来，仅仅粗略地将除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统统划到一个“中间地带”还是不够准确，因为亚非拉和欧洲、大洋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将上述国家和地区严格区分开来是有必要的。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毛泽东于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应被视为列宁始终强调的全球被压迫地区和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应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密切联合起来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其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最广泛团结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地区和民族，共同结成全球反帝统一战线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在美国资本和科技的大力助推下，进入二三十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相较战前，这一时期涌现出一系列颇富戏剧性的新现象：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指导思想，政府日益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监管、调节，甚至计划化国民经济生产，实体产业科技含量跃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职员持续增加，部分劳动者收入及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改善，商品市场异常繁荣，阶级冲突有所缓解等。垄断资本及其御用文人将上述改观当作反驳左翼理论及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强有力凭证。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避实就虚”：避开经济生产日益集中垄断及大量中小企业和经营者破产的状况同演化趋向不谈，转而粉饰、美化“股份制”并竭力炮制、鼓噪“人人都在变为资本家”的宣传舆论；避开垄断资本寡头日甚一日的残酷剥削压迫不谈，却将人们注意力导向部分劳动者生活水平极为有限的改善；避开社会对立阶级间的根深蒂固的激烈矛盾和尖锐对抗不谈，却转向着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向人们允诺和描摹一幅幅虚幻缥缈、“中立”的“纯技术社会”愿景。正因此，“黄金时期”井喷般出现了一批形形色色，以“科学解读”“客观诠释”为幌子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如“人民资本主义论”“后工业社会论”“福利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等（经济全球化时期还相继涌现出拉尔夫·达伦道夫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论”、赫尔曼·卡恩等人的“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论”、吉迪恩·绍伯格的“后福利社会论”及阿兰·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社会论”等众多思潮）。上述学说或观点尽管千差万别，然而却有一个显著共性，即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学说，以华彩而堂皇的“不实”理论外衣包裹自己，以“科学”的名义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理性、真理性，以浮夸的理论逻辑推演及幻梦般的虚设“言辞”吸引眼球，最终，其只能沦为粉饰和美化（垄断）资本主义华而不实的说辞同注定破碎的梦呓。

历史的吊诡总是令人捉摸不透。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自战后以来，始终矗立于全球资本和科技的潮头，引领人类社会众多领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变革。加之，他们时而奉行政府干预调控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时而奉行去政府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因而，其不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有效避免和延缓了周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有效控制并消减了经济危机爆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较好缓解了国内严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而世界资本主义因之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高适应性”与“高弹性空间”。有人甚至据此来论证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绝非神话，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乌托邦幻影。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繁花似锦”的社会历史景观相映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路走来，既经历过高潮，也遭受过挫折，总体而言，是在曲折泥泞中艰难探索前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东欧剧变，不仅空前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及全球一切进步群体的总体实力，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度面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彻底倾覆的严重危险，并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拽入迄今尚未完全走出的低谷，而且令所有左翼理论和思潮（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均遭受到空前严峻的质疑、否定、诋毁，甚至妖魔化，全球进步力量及其曾取得的斐然成就似乎在一瞬间陷入摇摇欲坠的危境之中。

人类阶级社会历史长河中从来就不曾真正存在一种能获取全社会一致认同的理论学说，换言之，任何一种思想观点，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由于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及巨大的差异性认知，似乎都天然存在自身的对立面，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自然也不例外。自诞生之日起，西方垄断资本及其御用学者由于恐慌、忌惮于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一百年来始终致力于对其不遗余力地实施攻击、歪曲和污蔑。早在“第二国际”后期，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曾一度对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展开大肆歪曲及恶意诽谤。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前后，伊万诺维奇等人还专门创办《曙光》杂志用以攻击列宁主义。由于受到西方垄断资本及其御用学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言论与思潮的长久浸淫，尤其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同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方面的深刻影响（加之东欧剧变的强烈现实冲击），当然，还包括戴着“去意识形态”假面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蛊惑（如同唐纳德·萨松所言：世界上的证券商通过光导通信工具异口同声地呐喊：“经济基础万岁，打倒上层建筑！”），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了，西方那一套垄断资本意识形态及资产阶级人生哲学慢慢渗透并深植进这些人的脑际。越来越多劳动群众和左翼人士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最终历史走向与历史结局感到困惑不解，列宁曾经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作出的帝国主义是“腐朽寄生”、“过渡垂死”的资本主义那铿锵有力的论断也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了。有人甚至套用列宁的语言戏谑地说道：帝国主义是“垂而不死”和“腐而不朽”的！

以“西方列宁学”“西方苏维埃学”“历史虚无主义”、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代表，他们将矛头直指列宁、斯大林，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妄图全面彻底否定列宁主义。他们断言，列宁主义“背离”了正统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引领下所发动的俄国“十月革命”只能算作是一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毫无关联的“阴谋政变”，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如火如荼展开的苏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更是一个“超阶段”的“早产儿”，其为东欧剧变“埋下了祸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一次“唐·吉诃德”式的荒唐而愚蠢的行为，是俄国社会和历史的悲剧，而这又恰好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论”是极端谬误的，苏东注定的历史命运就是回归资本主义“温暖的怀抱”中。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既是一种“历史必然”，同时更是一种“解放”与“社会的进步”。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哲学部分来自于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部分来源于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人物的俄国民粹主义传统（另一种更加极端的看法将列宁主义视为对源于俄国19世纪30—60年代“斯拉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有人试图在“污名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将列宁和列宁主义一同拉下水。阿夫托尔汉诺夫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道：笔者在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进行一番认真研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应当到列宁极权的“权力哲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例如，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新型的”国家；第二，应当到这一专政的组织独裁制度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列宁向斯大林教授了一条列宁“权力哲学”的主导原则。

经济全球化时期，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一部分前苏联学者均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差距太远，它已经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新改观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了。昂里·佩雷（Henri Peyret）就认为，“在美国……大公司发展所说明的情况远不是什么进入愈来愈完全的垄断情况，倒是大公司增长，日益消除竞争，在市场上呈现出显著的地位。然后，就有其他公司在周围兴起，逐渐开始抵制它们，啃掉它们在市场中的份额，迫使它们退到比较合理的范围中去”。李连塞尔（D. E. Lienthal）也说，“单个公司的规模同它所属的整个工业部门的规模比较相对来讲是大大发展了……然而，不要忘记，小型企业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的高度集中没有排除企业的巨大的多样性。”奇洛特提出，列宁“帝国主义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时被视为一种社会信仰和社会学原则，然而，其在实质上则更接近于一种社会信仰。约翰·威洛比认为，列宁批驳考茨基“超帝国主义”仅仅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事实上，“超帝国主义论”十分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而且“超帝国主义论”比列宁建基于列强相互竞争和对抗之上的“帝国主义论”能更好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甚至连左翼学者斯威齐和巴兰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也提出：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大约187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金融控制才是大企业世界中的正常现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公司普遍强大得足以自立了，在与金融界的关系上至少是平等的伙伴，在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消失了。俄罗斯学者罗·雅·叶夫泽罗夫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神话与现实》中指出，数十年历史发展已表明，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断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经非常肯定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此类判断严重忽视了资产阶级的自主能动性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适应调节能力，所以，必须历史地看待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奇布里科夫试图说明，生产的社会化既不会自动地、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大爆炸，资本主义能适应新情况。经济学博士奥萨德恰娅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现状相距太远，它对于20世纪头25年的资本主义来说或许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灭亡也是有可能的，但那已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她认为列宁的论断立足于两个理论基点：第一，广义的垄断化趋势成了进步的障碍，导致腐朽性；第二，国家所有制的发展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但在现实中，这两点均没有完全得到证实，资本主义自身是沿着消除寄生性和腐朽性道路前进的。莫斯科大学的鲁达科娃认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生长点，并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正是在这样一种具有高度迷惑性、高度欺骗性且比较有市场的反列宁主义、反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普通群众，甚或连某些党内同志也渐渐不再提及列宁“帝国主义论”，不再提及帝国主义问题，甚至不再提及帝国主义概念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且令人倍感压抑的缄默中逐渐沦为了一个连希腊神庙残柱都不如的历史遗迹（希腊神庙至少还有人时时去瞻仰与缅怀）。一时间，列宁“帝国主义论”似乎只留下了一个渐行渐远的模糊背影。年轻一点的人每当提及帝国主义时可能更多想到的反而是历史甚为久远的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却一点也不熟悉列宁专门用于指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当然，更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政治口号或宣传称谓，其仅仅只是令人回忆起那段看似有些遥远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岁月。

然而，真相却是，弥漫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表象尘埃绝不可能永远遮蔽住真理的光芒，正如同覆盖在珍宝之上的浮尘那样，只需微风稍稍掠过就会在顷刻之间消散得荡然无存：自二战以来，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历经诸多变革，然而，作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基础之上的“经济垄断”不仅没有消退或弱化，反而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导引下持续不断地得以巩固、提升；二战迄今，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全方位统治同样变得愈加牢固而深入，银行的“包罗一切性质”和“金融恐怖主义”色彩由此倍加突显，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日益深度渗透进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在社会经济控制力、对全球财富的肆意掠夺、推高虚拟经济泡沫，以及滋生“腐朽寄生性”等方面均远胜于列宁时期；尽管以军事入侵和领土争夺为主要特征的旧殖民主义和旧世界殖民体系已于战后全面崩溃瓦解，然而，凭借超强经济、科技、军事综合实力，以经济剥削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为主要手段和特征的“新殖民主义”远未消遁，其在形式上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在压迫剥削上更加残忍而严酷。也正因此，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才如是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在面对二战迄今（特别是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在一种极其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各类持续不绝、汹涌而至的反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论”的狂风浊浪中，中外许多左翼学者均纷纷从进步立场及客观研究角度出发，正面肯定并进一步深入阐发了列宁“帝国主义论”中众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实践意义的内容。美国学者约翰·福斯特自2002年以来就在一系列相继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指出：那种指认列宁“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无疑是极其错误的，列宁对以资本集中和垄断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认知与论述在当代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约翰·福斯特相关观点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美国学者哈里·马格多夫十分认同和赞赏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建基于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基础之上的新的、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的思想。特伦斯·麦克多诺则在美国《科学与社会》（1995年第3期）发表的《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指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值得关注的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术界也积极展开了重估或重评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工作。俄罗斯哲学博士科索拉波夫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历史时期，列宁曾经所作出的有关帝国主义的深刻论断仍不容置疑并正在为实践所广泛地证实，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运用列宁的思想去解决当代社会历史所面临的诸多尖锐问题和难题。俄罗斯科学院罗·雅·叶夫泽罗夫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乃是一种“过渡资本主义”“垂死资本主义”的论断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从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保障和政治等领域来说，均出现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的某些发展趋向、特征与成分。

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时代的正确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6月16日的一次外交谈话中提醒到，“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与邓小平同志的观点一致，陈云同志也于1989年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迄今为止并没有改变：“列宁论帝国主义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生前题为《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但在革命70年后，列宁的作品被轻贱，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应该说，不应当再流逝70年的时间，上演一场如同当年俄国大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来给人们呈现一场同样伟大的社会革命作为例子，以解释对抗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一大步。”

21世纪最初数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危机不仅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金融—经济大危机、大风暴，而且更导致了一场直指资本主义的，全面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和社会制度危机，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全世界通过这场经济全球化时期空前的金融—经济大危机，彻底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认清了垄断资产阶级对资本极度渴求、贪婪、短视的自私自利的丑陋嘴脸；认清了垄断资本对全球广大普通劳动者极度残忍、冷酷、默然的阶级特质；认清了肇始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所竭力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应对此次危机所负的主要责任；认清了“投机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绝不可能是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普通群众的富裕幸福生活，“利润最大化”考量永远是垄断资本时时萦绕于心间的唯一目的及存在的一切价值。与此同时，全世界通过这场经济全球化时期空前的金融—经济大危机隐隐约约意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典范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似乎具有某种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性、旺盛的生命力及蓬勃的理论活力。一时间，重读《资本论》，重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仅蔚然成风，而且进一步促推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采取更为审慎、更为严谨、更为客观的态度深入学习和研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普通大众到专家学者对金融—经济危机本质的认知逐渐跳出了“政府与市场”这种传统的狭隘范式及西方主流经济学藩篱，转向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视阈。西方左翼人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及时指出了此次危机所昭示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以及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根本超越和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并由此积极展望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及代表人类先进方向的社会主义。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乔尔·戈伊尔深刻指出，此次世纪初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乃是一场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在这场危机影响下，工人的阶级意识正逐渐觉醒，社会主义左派的复兴将迎来历史性机遇。美国左翼思想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也就是说我们处在正常衰退过程的紧要关头。资本主义体系将会消失并且被另外一种世界体系所完全取代。面对此次空前严重的大危机，甚至连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修正其“历史终结”的观点，被迫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并严厉批评了自由民主制的僵化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实际是代表超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适应超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操纵金融市场、剥夺全世界的需要，并进而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幻灭感。对此，德国经济学家马尔特·菲舍尔说道：“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自愈能力的信仰。”埃及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也强调，此次危机“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原因则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对旧体系的错误有所认识，并找到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执教于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罗比尼教授在2011年8月13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足以解释当今全球经济动荡的现象与原因，马克思所说的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自我毁灭，市场机制已经失灵了。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次金融危机所激发起来的越来越多的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均将斗争矛头直指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长期盘踞在经济政治权力金字塔顶峰的一小撮垄断寡头们。“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中最为典型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以美国警方的暴力镇压暂告一段落，但是，整个占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事实上，占领运动前后延续了半年多时间，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华盛顿”，从“占领美国”到“占领全球”，从“占领经济”到“占领政治”“占领文化”, “占领”运动正日益发展壮大，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同先进性必将在以后漫长岁月中逐渐释放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数十年来首次有群众运动从总体上质疑资本主义，在美国影响巨大。应将当前的危机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是华尔街和中产阶级的危机，是金融业和工业的危机，是出口和劳务市场的危机。……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认为，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集中，即垄断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向少数庞大公司积聚。资本主义政治是一种‘财团政治’,‘占领华尔街’表达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表明他们已经理解由资本支持和控制的政府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群众甚至已经喊出了“资本主义应被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革命已经开始”等响亮口号。肯尼迪记者奖和普利策奖得主泰德·罗尔就在其著作《新美国革命——一个美国人的反美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发出了社会革命的号召：从布什执政那几年看到现在，革命将会成为正确的时间里一场正义的战争。对于想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人，对于其他人和其他生物，从道德上讲这都是必须的。而从物质上讲——没有一个健康的星球我们就无法生存。所以让我们面对它吧——我们长期以来从未见过像现在一样团结的现象。美国人暴怒、绝望，并且很快会变得既暴怒又绝望。一个以其被动性著称的民族——星条旗永不落？才怪！——也许就会马上起来为自己、为正义的事业斗争。这个体制是脆弱的，衰竭的，并且几乎会自己走向灭亡。时候到了！

“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整个运动所焕发出的普通劳动群众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不仅对全球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事业具有重大启迪意义，同时也相当剧烈地震撼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投机资本，以及金融寡头等一切资本主义因素，使其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采取缓和而怀柔的政策措施以求苟延残喘。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是注定和必然的，资本主义必将在类似“占领运动”的其他众多群众运动、社会运动，乃至革命运动中从当前的颓势、尴尬、狼狈、抱头鼠窜走向彻彻底底的灭亡。垄断资本主义穷途末日的身形已渐渐颤颤巍巍地从一系列以“占领运动”为代表的反抗号角同斗争狼烟中变得清晰可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有关帝国主义是“过渡”和“垂死”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断正通过经济全球化时期导源于垄断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而频频爆发且于规模、波及范围、影响深刻程度方面都愈加严重的周期性金融—经济危机，及由此进一步引发并推高的各类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和困境和一系列不定期爆发的制度危机、社会危机、精神信仰危机中不断得到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