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栽培植物在一个国家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把国家称为“社稷”，稷就是谷子，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祖先培育出种类繁多的栽培植物，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为了更好地传承祖先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探析它们的来龙去脉和曾有的重要作用，以及扬弃过程实属必要。

一百多年来，探索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是许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领域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学者，如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A. De Candolle,1778—1841）、苏联植物地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87—1943）、美国人类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美国植物学家哈兰（Jack R. Harlan 1917—1998），等等。中国的生物学家如辛树帜、俞德浚，以及一些华裔学者如植物学家李惠林、历史学家何炳棣等也曾对中国的栽培作物起源做过卓有成效的探讨。不过，总体而言，限于当时的资料收集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以往的学者对中国栽培植物的探源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很显然，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笔者深知，研究栽培植物起源涉及的学科很多，要想对中国的栽培植物作一系统的研究殊非易事。尽管如此，曾在故乡长期耕耘的笔者一直乐此不疲。所幸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不但在植物学和遗传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得益于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进步也可谓突飞猛进，相关资料的检索和获取空前便利，这些都给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所里的研究氛围比较宽松，历届所领导对此项研究都给予支持。这些无疑也给我的探索增添了动力。数年来，笔者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对中国各类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希望对这项工作有较大的推进。

鉴于以往对主要的粮食和纤维作物已有比较深刻全面的研究，本书对这方面的论述会相对简单一些。而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蔬菜和水果作物则给予了更多的篇幅。众所周知，中国栽培植物种类极为繁多，要想短期内对所有种类进行系统研究显然不太现实，书中只能对中国起源的作物进行重点考察探析。即便如此，受作者学识和时间的局限，书中肯定存在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罗桂环

2017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