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老编”感悟
岑桑在编辑出版领域一辈子摸爬滚打，风雨兼程。他既有对编辑出版的宏观把握，又有对编辑出版的微观践行。他阅历丰富，结交了大批作者，编辑了无数好书。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有经验也有教训，有体会也有见解，有主张也有感悟。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出版人时刻不能忘记的首要一条。出版这个行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积累、交流和发展人类思想文化科学方面，有着其他文化事业所难以代替的作用”[8]。
岑桑认为，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一是编辑出版好书，一是培养发现人才。“编辑工作的天职是采集和培植精神文明的珍珠。珍珠，不独指作品而言，而且指人才。编辑不仅是对作品，同时还应是对人才负责的。”（《诗缘——记我与一位青年诗友的交往》）[9]人才的培养和发现，是作者通过著述的影响和编辑通过编辑出版好书的成绩来体现的。人才培养发现出来了，又可以促进好书的不断问世，两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中华书局，是出版古籍的百年老店，出版了大批经过整理、研究的古代经典名著，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有相当部分的作者成为专家学者，局内又有像周振甫等那样的著名编辑家；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辞书和译著的重镇，大批高质量的辞书和译作都在该馆出版，有为数不少的作者和译者成了相关专业的行家里手，馆内又有像陈原等那样著名编辑出版家、语言学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版教材的王国，出版了大批优秀的中小学教科书，有相当部分教材研究和编写人员已经成为专家，社内又有像叶圣陶、叶至善等那样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和教育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出版古今文学作品的旗舰，出版了不胜枚举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名著，不少作者成了国内著名作家、诗人或文学评论家，社里又有像冯雪峰、韦君宜等那样的著名编辑出版家、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岑桑认为，广东的各家出版社虽比不上国家队的各位老大哥，但在出版好书和培养发现人才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如今出版社已经转为企业，按游戏规则，企业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社会效益要放在首位的原则没有变，这就是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岑桑在这几年接触的作者中，有的作者著述高产，一年写十本八本书，质量如何，不敢妄加评论。编辑一人每年要编辑几百甚至成千万字的书稿，任务繁重，穷于应付，出版物质量如何，也不得而知。质量第一，精品双效，培养人才，义不容辞，也是出版社的永恒主题。他希望领导在这方面继续高度重视，做到好上加好。
岑桑认为，编辑的政治敏感度要强，不要偏听偏信，避免片面性。我们的出版机构，旗帜鲜明地是党的宣传阵地，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这就决定了编辑干的是党的宣传工作，是传播、积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编辑不同于自由职业的作家或学者，他们发表的言论，撰写的著作，代表的是自己的观点，是一家之言，文责自负。编辑要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凭自己个人的感情去判断是非的。要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别人所见的未必是真实，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即便是真实也未必是全面而只是片面的真实。因此，当别人要你传播其所见所闻的信息时，那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你不能偏听偏信，你必须客观地、科学地分析，你要为之传播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可悲的还是可喜的、可怕的还是可爱的，都要避免片面性。不能随便让别人通过自己的手或负责出版的出版物上见啥说啥，有啥说啥，哪怕编辑本身也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不能自行为之。岑桑举例说，他到某地调研，一位作者请他吃饭，这位作者谈起他写《农民的话题》这本书。这位作者向岑桑介绍，谈“三农”问题一定要客观全面，避免片面。既要反映农民的困苦，又要写出农民的希望所在；既要反映农村的贫穷，又要写出农村的奔头所在；既要反映农业的危险，又要写出农业的出路所在。岑桑听后认为这位作者对“三农”问题的分析是冷静的、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编辑就是要学会客观、全面、辩证地处理书稿，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
关于编辑为什么要当杂家又要成为学者型编辑的问题，岑桑的体会更深。岑桑认为，“杂家虽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十家中的第八位，在历史上一直名声不怎么好，但它也产生过由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吕不韦称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汉书·艺文志》评此书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0]可见本书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杂家”一词，过去含有贬义，多被指称为“泛懂皮毛，没有真才实学”之辈，被放在“专家”的对立面，这是历史的误会。在出版界，“杂家”不应如是观，应是一种褒义的称谓。因为出版工作须臾也离不开“杂家”。
“专家”一词，是指在某一方面或领域有专门研究或独到技艺的人。正是因为此类人专注于某个方面，造诣很深，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可能有所不逮，疏漏往往难免，这就需要“杂家”来为之补疏堵漏了。比如，有一本地方志书，把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内容放在“宗教卷”，这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反动会道门不是宗教组织，而是以宗教为幌子的反动组织。又如，有一本著作把民国元老李石曾说是李鸿章的儿子，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石曾是河北高阳人，清咸丰年间大臣李鸿藻之子。一字之差，张冠李戴。还有一本书把“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误作为李白《蜀道难》中的名句，其实这名句出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上面所举的例子，如果具有较广的文史知识，具有“杂家”的知识修养，就很容易把错误消灭，但却偏偏没有做到，在书中留下遗憾。
“杂家”为专家补疏堵漏，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创造性劳动，千万不要以为案前放有剪刀糨糊就小觑了编辑的劳动价值。编辑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有时候对某部书稿必须是修修改改，剪剪贴贴，才能达到出版水平。长期的编辑实践经验证明，除了文件汇编、政府工作报告外，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书稿，至今还没见过一本丝毫也不用编辑修改补漏加工而达到出版水平问世的。任何原创性的书稿都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岑桑回忆，20世纪60年初，广东有一位大作家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交稿时对出版社严正声明：编辑不得改动书稿中任何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省里有关领导也对出版社明确指示：对于这位大作家的书稿，“只有学习的份儿，不能改动任何地方。”但负责此书的责任编辑却照旧履行编辑职责，从书稿中指出了数以百计的错谬，在书稿中用铅笔圈出，并把出现的错误和建议修改意见用清单一一列出送请这位作家定夺，这位作家无话可说，全部接受修改。可见，这种修改补漏的行业还有存在的必要，且有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还有比较明确的专业分工，编辑大都基本按自己所学专业去处理相同相近学科的书稿。自从打破出版社专业分工以后，书稿的来源就多种多样了。一家出版社每年要出各种门类的图书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书稿涉及多个学科。编辑虽然都有自己所学专业或研究的侧重点，但在工作中往往会遇到与自己非学专业的书稿需要编辑加工的。这就要求编辑要有广博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编辑就要有很高的自觉性，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读书看报，收视上网，参加学术会议，搜集信息，博闻强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吸纳多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对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社会哲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等学科都有所涉猎，有所知晓，才具有“多面手”，否则是无法应付这种局面的。看来，要当好杂家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还得非下苦工不可。
当“杂家”不易，当学者型编辑更难。但作为编辑，要“攻坚不怕难”，应不能满足于当杂家，应朝着既当杂家又当学者型编辑的目标奋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有普及的也有提高的，属于提高类的原创性书稿，一般都含学术性，需要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编辑，才能有资格审读专家学者的学术性书稿，才能有底气与学术界对话，才能取得学术界的信任。著名编辑家周振甫1948年“担任钱钟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为这部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得钱钟书同意后刊用。该书出版后，钱钟书亲笔赠言：‘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11]周振甫得到大名鼎鼎的一流学者钱钟书的肯定赞扬，是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
岑桑认为，要当学者型编辑，也不是高不可攀。编辑一般都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学力的知识分子，自己置身于学术环境，面对的是鸿篇巨著，为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包围，经常交往的又是鸿儒俊彦。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所学专业或编书范围，选择某个点或某个方面，下大决心，作大努力，苦钻深研，学有专攻，定会学有所成，成为这个点或这一方面的专家。
岑桑认为，清华北大为何受莘莘学子无限向往，皆因为这两所高等学府拥有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和权威教授。学府的知名度与师资队伍的含金量成正比；出版机构在著作界和读书界所受到的信任度，同样是与其编辑队伍的素质成正比。编辑要在某个学术领域有所专，完全是出版工作的需要。如何提高编辑队伍的业务素质，应是出版机构的领导们经常置于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要鼓励编辑成名成家，编辑成名成家，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壮大，功莫大焉！
鼓励编辑多动笔，是岑桑经常谈到的话题。他认为编辑必须具备驾驭文字和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像士兵必须懂得如何准确地开枪射击、司机必须懂得如何开动汽车安全行驶一样重要。锻炼编辑人员驾驭文字和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最有效的手段是严格规定责任编辑必须认真写好书稿的审读意见并对书稿作出评价：书稿有哪些优点？哪些不足？自己在哪些地方作了修改？提了哪些请作者修改的建议？采用与否有哪些理由？所有这些，都要写得详细具体，切忌“此稿可用”或“此稿不用”之类的草率简单的意见。应该写出达到发表水平的书评。优秀的审稿意见，对编辑业务水平的提高，编辑队伍的成长，出版物质量的提高以至学术气氛的形成，都是大有好处的。
另外，编辑还要挤出空余时间动动笔写写文章。通过写文章，一是可以克服编辑“眼高手低”、“只会看不会写”的缺点；二是可以进一步体会著作者创作著述的艰辛，从而更加激发编辑的工作热情，做好本职的编辑工作；三是可以在业界和文化界进行交流，扩大编辑和出版机构的知名度。
岑桑多次强调，作为编辑，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书稿，在书稿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要迷信专家学者。对于专家学者，要尊重他们，要相信他们的学养，维护他们的学术权威，但不应轻信他们的一切。因为百密也会有一疏。即便是专家学者，甚至学术权威的书稿，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们也难免有所欠缺，有所疏漏，有所不足，甚至出现错误，不足为怪。而我们的编辑就要给他们的书稿补齐欠缺，杜绝疏漏，充实不足，纠正错误，使他们的书稿得到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朱自清在散文创作方面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但他的散文作品也不是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在《春》这篇散文里说“桃树、杏树、李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文句很美，但这样的景象是值得深究的。自然界各种植物的生长，都按它们各自的特性循序渐进的规律进行的，它们的开花、结果都有固定的自然时序，不可能你追我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样写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至于大人物甚至是领袖的书稿，也不可能绝对正确，疏漏也是难免的。岑桑主张对他们的书稿，也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履行编辑的职责，为他们的书稿把好关，这是维护他们的形象，是对他们的爱护。岑桑举例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小说《少女与死神》出版，他送了一本给斯大林，斯大林在书上写了几行字，对高尔基的小说大加赞扬，说这本书写爱情战胜死亡，十分精彩，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伟大，但斯大林写“爱情”这个词时写漏了一个字母，成了错别字。《真理报》的有关人员拿到斯大林给高尔基小说的题字，如获至宝，摄影后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他们坚信领袖绝对不会写错别字，题字中“爱情”这个词儿少写了一个字母，一定含有重大意义。尤其是有两位教授特地给《真理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了斯大林对“爱情”这个词少写了一个字母的伟大之处，意思是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和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者截然不同，两种“爱情”的拼写怎么可能一样呢？”文章发排后，《真理报》的总编辑为了慎重起见，把清样送给斯大林审阅。斯大林看后在清样上作了批示：“笨蛋，这是笔误！”此事据说曾在当时的苏联文化界传为笑柄。
岑桑常把这些生动的事例介绍给年轻的同行，勉励他们对任何书稿都不应轻信和盲从，都不能掉以轻心。
岑桑谦称自己是个“老编”，他对编辑出版的感悟，是他长期在这个行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出版界的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