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核雕记

小小核雕，二十多年前开始时髦起来，喜欢它的男女不在少数，往往将它作为时兴的装饰，腕缠一串，甚至不止一串，摩挲玩弄，一枚枚泛出包浆的亮色来。

施雕于果核，起于何时，颇难稽考，早期有两个事例，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是行合趋同的。一是后蜀后主孟昶所得之蟠桃杯，《广群芳谱》卷五十四引《野人闲话》：“蜀文谷好古之士也，于中书舍人刘光祚处见桃核杯，杯阔尺馀，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又引《后蜀纪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书舍人刘光祚进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陈抟。”一是北宋徽宗赵佶所得之西王母半爿蟠核桃，宋濂《奉制撰蟠桃核赋序》说：“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门，召翰林词臣，出示臣桃半核，盖元内库所藏物也。其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绘龟鹤云气之象，后镌‘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其字如前之数，亦以金饰之。所谓庚子，实宣和二年，字颇疑祐陵所书。”从两者的造型来看，桃核既如此硕大，又作如此的雕琢和刻画，与后世所说的核雕，不是一回事，但若然要对核雕追根寻源，大概可以算个例子。

今所知最早的核雕名工，已是明宣德年间的夏白眼。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说：“又宣德间夏白眼，能于乌榄核上刻十六哇哇状，半米粒，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鸾，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所谓“哇哇”即孩儿，此词颇见于元曲。夏白眼不但能在一枚核上雕刻十六个孩儿，每个仅半粒米大小却神情毕现，而且能在一枚核上雕刻“子母九螭”或“荷花九鸾”，两者都是传统吉祥题材，大小九条龙腾驾于云雾之中，大小九只鸾翻飞于荷花之间，栩栩如生，雕工之精，让人叹绝。与张应文同时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中称他的制作“可称一代奇绝，传之久远，人皆宝藏，堪为住世一物”。夏白眼的生平，惟文震亨《长物志·器具》提到一句：“至于雕刻器皿，宋以詹成为首，国朝则夏白眼擅名，宣庙绝赏之。”他能被宣宗直接赏识，应该是宫中的匠作。文震亨是带有贵族气息的鉴赏家，虽然推崇夏白眼的雕工，但认为不当施雕在果核上，他说：“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玛瑙等为佳器，若一涉竹木，便非所贵。至于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这种工艺思想，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奇技淫巧本来就并非正道，而材料的采用，更分出雅俗的不同。这个问题，或就牵涉到传统工艺思想史上的分野来。

夏白眼之前，应该已有不少核雕者，惜已不能具体知道；夏白眼之后，自然有更多核雕者，但文献记载都已在嘉靖以后了。

嘉定竹刻家朱缨，字清甫，因父朱鹤号松邻，故以小松自号。其能世家业，技艺视其父益臻妙境，刀锋所至，不但肌理肤发细入毫末，而且神爽飞动，恍然见生气。他曾作核雕罗汉念珠，毛祥麟《墨馀录》卷十五《嘉定朱氏竹刻记》称其“尝仿唐吴道子画，镌刻罗汉像，作念珠一串，其刀锋细若蚊睫，无不须眉欲动，各具情态”。朱缨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生人，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卒，年六十八，其所雕念珠，或在中年。

万历前期，苏州出现了不少核雕名工。钱希言《狯园》卷十六说：“吴中雕工，凡数十家，余所见昔有陆子霑，一名小贺。今有顾师云之子小顾，名未详，沈其材子宗彝，字子序，两人并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乌木、象齿、犀角，以为卮盂罂缶诸器，备极精巧，有得心应手之妙矣。此不足奇也，曾见沈生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许，篷樯舵橹綷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帻卸衣，盘礡于船头，衔杯自若。一人脱帆，袒卧船头，横笛而吹，其旁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对风炉，扇火温酒，作收舵不行状。船中壶觞饤案，左右皆格子眼窗，玲珑相望。窗楣两边有春帖子一联，是‘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十字。其人物之细，眉发机棙，无不历历分明。又曾见一橄榄花篮，是小章所造也，形制精工，丝缕若析，其盖可开阖，上有提，当孔之中穿条，与真者无异。又曾见小顾雕一胡桃壳，壳色摩刷作橘皮文，光泽可鉴。揭开中间，有象牙壁门双扇，复启视之，则红勾栏内安紫檀床一张，罗帏小开，男女秘戏其中，眉目疑画，形体毕露，宛如人间横陈之状。施关发机，皆能摇动如生，虽古棘刺木猴无过。此巧岂物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桃核刻作竞渡龙舟，爪牙鳞鬣，状欲飞举。龙口衔夜光珠，一人执小旗立于龙首，一人荷关刀立于龙尾，两旁据舷而坐者各四人，细桨轻撶，运动如驶，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壳上镂出‘草桥惊梦’一段，屋宇人物精绝无论，间以疏柳藏鸦，柴门卧犬，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榄核雕‘碧云天’一段，描写出圉夫持鞭整镫，崔、张两人作徘徊顾盼之态，奇幻出于意表矣。其景即‘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句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篮为酒杯，种种花草具备，工致尤极。又橄榄核上镂出贡宝波斯四人，褰鼻卷发，袄子裲裆，形饰无不毕肖焉。如斯之妙，能于灯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夺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俦。”

钱希言提到的陆子霑，张凤翼《处实堂集》卷七有《小贺传》，说他本是浙江乌镇酒家子，名恩，因从北京良工贺四学雕刻，技艺精湛，青出于蓝，故人称小贺，随师居肆于苏州郡城，“子霑居吴中，若锡山，若云间，若太仓，诸右族争迎子霑造器物，而吴中趋市者又争待子霑所造器物举火。故舟来迎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竞扶子霑登舟而咸不得解维。顾子霑不乐为富人作，而喜给趋市者”。可见他是一位纯粹的民间工艺家。可惜张凤翼几乎未提到他的制作，按钱希言“昔有陆子霑”一语来看，核雕也是他涉猎的范围。钱希言列举沈宗彝的五枚核雕，一是“小舸子”，二是“竞渡龙舟”，三是“草桥惊梦”，四是“碧云天”，五是“贡宝波斯”。又举了小章雕镂的花篮，小顾雕镂的秘戏。记录是详实而具体的，堪称核雕史的珍贵资料。《狯园》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钱希言四十一岁，所记见闻，当在万历中。

沈宗彝的“小舸子”和“竞渡龙舟”，都是利用橄榄核中间大、两头尖的原本形状，赋之于船的造型，精雕细镂，可供细细玩赏。这个题材，早在成化时已有，黄□《蓬轩吴记》卷上说：“南京一乐工，能刻木为舟，大可二寸，篷桅橹舵咸具，两人对酌于中，壶觞饾饤满案，一人挽篷索，一人握橹，一人运舵，皆有机能动，置之水中，能随风而行，略无欹侧。一舟必需白金一两，好事者竞趋焉。”是否是沈宗彝首先尝试以核代木，今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从这时开始，核舟成为核雕的一个重要题材。

继沈宗彝之后，以核舟闻名的，就是常熟人王叔远，其名毅，号初平山人，万历、天启间在世。《槜李诗系》卷十九有“王布衣毅”条，称其“天启初自常熟来寓秀水杨家村，天怀旷迈，作诗懒于近名”，所著有《雪崖集》。但他的诗名不传，却以精于镂刻的馀事，为后人所熟知。他曾以所制核舟，先后分送李日华和魏学洢，两位都留下了记录。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说：“虞山王叔远有绝巧，能于桃核上雕镌种种，细如毫发，无不明了者。一日，同陈良卿、屠用明顾余春波新第，贻余核舟一，长仅捌分。中作篷栊，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开则内有栏楯。船首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挟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上安茶壶一，仍有咮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扇二字，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奇哉！余闻古人有棘端沐猴之技，意谓托言。弱冠时，得见项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粒，一面书‘风调雨顺’，一面书‘国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宋宫中异人所献者。当时惊诧，舌挢而不下。今见叔远此技，则又游戏出没，恣取万象于一毫，而无不如意者。”

魏学洢《核舟记》说：“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用石青糁之。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左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两位对王叔远的制作，都赞叹不已，就刻工无论，尺寸是大大缩小了，沈宗彝的“小舸子”，长度超过二寸，而他的核舟，长度仅八分上下，而核舟这个题材，至王叔远而得以发扬光大。但对这种精雕细琢的工艺，也有人不以为然，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就说：“今之刻核舟者多，而未必尽出王叔远手，真赝之间，巧拙大异，非识者谁与解之。虽然，人心日雕日甚，作无益，贵异物，岂佳兆乎？”

与王叔远同时，还有一位核雕名工，即宜兴人邱山。陈贞慧《秋园杂佩》说：“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制胡桃坠，人物、山水、树木，毫发毕具。余见其有渔家乐、东坡游赤壁、百花篮，诗意有‘夜半烧灯照海棠’、‘春色先归十二楼’数事，窗阁玲珑，疏枝密树，掩映斐亹，即善绘者，无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见刀凿痕，终不及其雅镕矣，虽一小技耳，前后莫有工者。且胡桃大不逾寸，幻如许狡狯，令人目境迷离，亦一奇也，故记之。”邱山取材似比王叔远更广泛，“渔家乐”、“东坡游赤壁”都属核舟，“百花篮”与钱希言所记小章所刻的花篮是一脉的，他还镌刻古人诗意，体味意境，构思场景，将之化作立体的形象，比沈宗彝镌刻“草桥惊梦”、“碧云天”等戏文，似更有创造性。

古人诗意题材的核雕，明末清初仍有不少佳制，宋起凤曾见到一枚，刻得精工而有意境，《核工记》说：“魏子述核舟详矣，余更得其异焉者记之。季弟获桃坠一枚，五分许，横广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历历可数。城巅具层楼，楼门洞敞，中一人，类司更卒，执桴鼓，若寒冻不胜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隐蔽三章。松下凿双户，可开合。户内一僧，侧首倾听，户虚掩如应门，洞开如延纳状，左右度之无不宜。松下东来一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对林一小陀，似闻足音仆仆前。核侧出浮屠七级，距滩半黍。近滩维一舟，篷窗短舷间，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渐寤然。舟尾一小童，拥炉嘘火，盖供客茗饮也。舣舟处当寺阴，高阜钟阁踞焉。叩钟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兴乃尔。山顶月晦半规，杂疏星数点。下则波纹涨起，作潮来候。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语云‘纳须弥于芥子’，为佛法言也，为文心言也，今乃知为匠心言矣。又闻之尺绡绣经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兹惧矣。先王著《考工》，盖早辨之焉。”这枚核雕既有舟楫，又有城楼、僧舍、佛塔，更将人物的活动和各自的神情作了刻画，体现出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惜乎作者已不能知道，物存名亡，在工艺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清初苏州人金老，已失其名，也是核雕名工。钮琇《觚賸》续编卷四说：“姑苏金老，貌甚朴而有刻棘镂尘之巧，其最异者，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后奋，中则方仓，四围左右，各有花纹。短窗二，可能开阖。启窗而观，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为东坡，坐而倚窗外望；禅衣冠坐对东坡，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师；几上纵横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铛，童子平头短襦，右手执扇，伛而飏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摇橹。外而柁篙篷缆之属，无不具也；舷槛檐幕之形，无不周也。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抚宋公家藏一器，左侧窗败，无有能修治者，闻金老名，赠银十两，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制也。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我有四子，惟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核雕已被大收藏家珍视，江苏巡抚宋荦所藏一枚，既坏便修，无非为了把玩而已。由此可见收藏与把玩的关系，也无怪乎清宫旧藏的多宝格盒、多宝格箱如此之多了。

康熙时，嘉定竹刻家封锡禄，也善作核雕。金元钰《竹人录》卷上说：“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痴。性落拓不羁，天姿敏妙，奇巧绝偷。康熙癸未闻于朝，与弟锡璋字汉侯，同侍直养心殿，旋以病癫归里。”按道：“又善镌桃核舟，大不过两指甲，中坐三人，袍而多髯，坐而倚窗外望者为东坡；禅衣冠，对东坡坐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船首两人，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有酒具；船尾一人执扇烹茶，有茶炉，腹一孔，炉上茶壶仍有咮有柄。舟底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两行细字。又于橄榄核上镌‘草桥惊梦’，屋宇人物，位置天然，间以疏柳藏雅，柴门卧犬，夜凉景色摹绘逼真，奇幻出人意表矣。”另一位嘉定竹刻家赵学海妻吴氏，“所制桃核舟与封氏并传”，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女性核雕作者。

清初，核舟已相当流行，并大都出自苏州工匠之手，高士奇《苑西集》卷四有《榄核船》一首，题注：“吴人以橄榄核为船，诸物俱备，且极工巧，得价亦无多耳。”诗云：“蓑笠渔家具，篷窗野客航。未谙浮巨浪，聊取置坳堂。茶灶闲相伴，纶竿手自将。雕镂心太苦，曾否足赀粮。”记下了核舟上的基本器物原素。由于当时核舟较为常见，其他诗人也有咏唱，如吴伟业《桃核船》诗云：“汉家水战习昆明，曼倩偷来下濑横。三士漫成齐相计，五湖好载越姝行。桑田核种千年久，河渚槎浮一叶轻。从此武陵渔问渡，胡麻饭里棹歌声。”彭孙遹《和吴梅村咏物诗八首》之《桃核船》亦云：“度索春秋记未明，至今山下一舟横。问津旧觅秦人种，采实新疑汉使行。内殿贮来杯竞渡，御筵怀得叶同轻。东园桃梗犹漂泊，并载中流有棹声。”于核舟本身几乎未曾描绘，只是借之追述典故而已。

以罗汉为题材的核雕，由来已久，明嘉万时朱缨就刻罗汉念珠，至清初似更多见了，不但苏州工匠精于制作，其他地方也有。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吴桭臣游福建，他在《闽游偶记》中说：“漳浦镇出核桃素珠，每粒镂空，镌刻罗汉三五尊，须眉毕肖，亦绝技也。”念珠的枚数有十八、二十七、五十四、一百零八之分，高士奇曾得一串，一百零八枚，合五百罗汉，慢工细活，累年方成。他在《记桃核念珠》中说：“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龛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奁、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猱，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高士奇举唐王氏笔管、宋詹成鸟笼的雕镂之精后说：“今余所见念珠，雕镂之巧，若更胜于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

其他题材的核雕，也屡见于名家制作，如康熙时苏州人沈君玉，褚人获《坚瓠癸集》卷四说：“予旧藏沈君玉橄榄核雕驼子一枚，棕帽，胡须，直身，肩有补顶，手持一扇，扇有诗四句云：‘一世无骄色，常年只鞠躬。对人能委曲，随处笑春风。'‘君玉’图书一方。”其又擅用杨梅核雕猢狲，《坚瓠补集》卷二说：“吾吴沈君玉善于雕刻，以杨梅核雕猕猴，色苍毛短，厥状酷肖。”

当时还有在胡桃壳上雕刻造型的，如高淳人邢献之、白之兄弟，民国《高淳县志》卷二十说：“邢献之，读书能文，善雕镂，于一胡桃壳上刻十八罗汉，宛有生气，且屋宇、松竹、题咏，无所不有备。弟白之亦工其技。”虽然胡桃壳比一般桃核要大得多，但在上面雕十八罗汉，其精湛程度亦可想见。当然它不算核雕，却不妨视作核雕的另类。

乾隆初，苏州核雕以杜士元为代表，他不但技艺精湛，且性格独立，乃是一位奇人。钱泳《履园丛话·艺能》说：“乾隆初年，吴郡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一方篷快船，两面窗槅，桅杆两，橹头稍篷及柁篙帆樯毕具，俱能移动。舟中坐三人，其巾袍而髯者为东坡先生，着禅衣冠坐而若对谈者为佛印，旁有手持洞箫启窗外望者，则相从之客也。船头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盘，盘中安茶杯三盏。舟师三人，两坐一卧，细逾毛发。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得，值白金五十两。然士元好酒，终年游宕，不肯轻易出手，惟贫困极时始能镂刻，如暖衣饱食，虽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闻其名，召至启祥宫，赏赐金帛甚厚，辄以换酒。士元在禁垣中，终日闷闷，欲出不可。忽诈痴逸入圆明园，将园中紫竹伐一枝，去头尾而为洞箫，吹于一大松顶上。守卫者大惊，具以状奏。高宗曰：‘想此人疯矣。’命出之。自此回吴，好饮如故。余幼时识一段翁者，犹及见之，为余详述如此。余尝见士元制一象牙臂搁，刻十八罗汉渡海图，数寸间有山海、树木、岛屿，波涛掀动翻天之势，真鬼工也。”

杜士元的核雕，今常熟博物馆藏有两枚。一枚是双桃核“十八罗汉”，长三厘米，宽二点二厘米，高一点二厘米，乃利用蝶形连体双桃核雕刻而成。桃核两面以高浮雕和镂雕手法刻十八罗汉，形态各异，生动有致，且祥云笼罩，松枝盘绕，整个画面呈现出悠闲祥和的气氛。上有“天生双桃核，人间士元刻”款识，笔画细如蚊足，勾画清晰。另一枚是核舟“渔乐图”，核呈深枣红色，舟上舱、篷、楫等俱全，篷上有镂空的鱼篓，船窗开阖自如。船首有桌椅，桌上有杯盘，三人围坐，饮酒高谈，船尾有一童蹲于炉前煮茶，一艄公撑船，另有一童匍匐篷顶上。全船六人大如米粒，五官草草数刀，神情宛然。舟底有刻款“乾隆乙丑年造，仙传杜士元”。另附有波浪形象牙底座，以承核舟，底座刻俚语四句：“皮肉生来有益长，其中将他造船行。网船家家多子孙，渔翁得乐尝端阳。”这枚核舟装在紫檀雕刻的仿橄榄形盒中，据说是苏州过云楼旧物，如何辗转而归常熟博物馆，就不得而知了。

苏州还有一位核雕家陈子云，年代不详，疑乾嘉间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核舟一枚，窗篷桅楫俱全，窗棂镂空，舱顶竹篾编织纹路清晰，船头一老翁翘足而坐，持杯品茗，小童捧壶侍立，舱中一老翁临桌而坐，饮酒观景，悠然自得，一小童凭栏而望，船梢又一小童正在搬弄酒瓮。全船五人，刻画细腻，动态逼真。底部有牌记，刻诗一首，款署“丙寅菊月望后，苏台陈子云制”。据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文物时所编千字文号，为昆字第一六九号，原藏体和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扇坠多枚，题材有花篮、松下高士、松阴渔乐扇等。松阴渔乐高仅三厘米，以通景式构图，溪岸松阴下，渔船两艘泊于岸边，渔人与岸上之客正对饮言欢。上有刻款“庚辰孟夏望前，陈子云制”。人物表情生动，富有动态，松树、渔船等细节处理极为讲究，且用斧劈皴刻山石肌理，阴刻细线描绘远山空间，层次分明，备极工巧。苏州博物馆编《苏·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将陈子云之作列入“特制进贡”，可见他是一位民间工匠。

广州有牙雕艺人陈祖章，雍正七年（一七二九）由粤海督关祖秉圭选送宫中造办处，曾领衔制作象牙雕“月曼清游册”十二开，乃属广东、江南工匠合作的精品。他也间作核雕，有一枚“东坡夜游赤壁”，高一点六厘米，长三点四厘米，宽一点四厘米，舟上门窗可开合，桅杆绳索等俱备，舱内置几案杯盘，苏轼峨冠博袖，凭窗而坐，另有客人、艄公、书僮等七人，个个刻画精细，神情毕现，舟底刻《赤壁赋》全文，款署“乾隆丁巳五月，臣陈祖章制”。这枚核舟作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本养心殿旧物，置于紫檀多宝格提梁长方盒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值得一说的是，陈祖章虽属广东派雕刻家，但这枚核舟与后来出现的广州花舫迥异，反倒更接近苏派核雕，或正是受苏州工匠的影响。

广州增城一带自古盛产乌榄，其核圆润饱满，表面无褶襞，且核壁厚实，最适宜深雕细镂，但当地向无此艺，只是将它作为居家燃料而已。光绪《广州府志》卷十六说：“山居家，其祖父欲遗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仁，百馀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头村妇女，多以斫乌榄核为务，其核以炊，仁以油。”约至道咸间，前来采购乌榄核作核雕原料的人越来越多，当地人也开始雕镂，其中以湛菊生的成就为最大。

湛菊生，一作谷生，名茂兰，号谷山，嘉庆七年（一八〇二）生人，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中秀才，因屡试败北，遂专攻核雕，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卒，年七十五岁。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说：“湛菊生，增城新塘人，善刻榄核。增城榄核多无肉者，故可刻，菊生独精其技。所有刀凿皆自炼精铁而成，辟窗东向，朝旭初升，即取榄核向窗口雕镂，有事则口衔之，过午则不刻，云不可刻也。世所传东坡游舫，中为舱，前为船头，后为艇尾，舱中置一桌，三人据案坐，旁有僮，方扇茶，舱后有柁工把柁，计凡为人五，为桌一，为座三，为杯三，外为炉、为吊、为扇、为柁各一，舱两旁有窗，窗八扇，皆可开合，船底刻《赤壁赋》，可谓奇矣。然取价不过十金，至船头上有连环圈七者，则必需三十金云。尝见其十八子刻十八罗汉，山石树木，布置皆极疏落，其罗汉亦各有神理。尤异者，中有罗汉手托一钵，钵上有一鸽，头向内而足在钵边，虽细如初生之虱，而头足皆具，确然是鸽，直疑鬼工矣。末有一牌，是双合而成者，其边悉用工字雕通，一边刻观音在莲花座上，左为善财，右为龙女，上边空处，左刻瓶一，上插杨枝，右刻鹦鹉一，口衔十八子念珠一串，亦有牌有珠，一边刻《心经》全文，后有款，图书皆阳文。牌后有二珠，一圆一尖，皆榄核所成，两珠中皆凿孔，孔内各藏一佛，视之不背，摇之则响云。自言技亦人所能，惟至底皆平，看之似不假刀凿，此则有一日之长云。顾奇巧之物，成非一朝，仓猝之间，难觅售主，计其所入，仅敷中人之产而已。是知艺成而下，不若德成而上也。”湛菊生所雕核舟，形制类乎紫洞艇，那是具有广州地方特色的花舫。

今增城博物馆藏湛菊生“东坡游赤壁”一枚，长四点五厘米，高二厘米，宽一点九厘米。中舱前后有门，两侧有窗，窗门可开合，篷顶刻如藤条编织，上有白鹤欲飞，檐四周雕有梅花、如意等，苏轼等三人据案而坐，船尾一妇人正在摇橹，一幼儿依膝仰望，一童子则在扇炉煮茶，鱼篓、酒坛、炉子、茶壶及孩儿所背之大葫芦等，刻工精细。船底刻《前赤壁赋》全文，并款“增江湛谷生作”，船尾橹上刻“咸丰甲寅时年五十三”。二〇〇五年北京翰海春拍，推出湛菊生的一挂串珠，凡一百零八枚，分刻先秦至明初的名人一百零八位，人物作高浮雕，面目清晰，神态生动，衣褶线条流畅，且皆有背景，款署“湛谷生作”、“谷生作”、“增城湛谷生”等，成交额达一百三十四万馀元。

见于记载的核雕名家还有不少，如松江人郭福衡，字友松，尝于桃核上以烟签刻人物鸟兽，精妙非常，尤善山水；歙县人胡用中，能在桃核上雕刻人物，小如黍豆，栩栩欲活；贵州人舒文光，以人物、山水、树石为题材，法度森严，布局合理，堪称个中名手；上海人麦春华，字锦泉，每以不及径寸之核，镌楼阁、池沼、人物、器具、花鸟。当然更多有核雕工匠，早已被历史风尘给掩没了，这在民间工艺史上是无法避免的遗憾。

一般制作精湛的核雕，价格并不昂贵，高士奇《榄核船》题注说：“得价亦无多耳。”故有“雕镂心太苦，曾否足赀粮”之忧。至于名家之作，则价格不菲，如金老为宋荦修一核舟，宋“赠银十两”；杜士元一枚核舟，“值白金五十两”。但由于制作周期长，且买主难觅，像湛菊生这样的名家，“计其所入，仅敷中人之产而已”。高士奇《记桃核念珠》引长洲人周汝瑚说的话：“吴中人业此者，研思殚精，积八九年，及其成，仅能易半岁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饱。故习兹艺者，亦渐少矣。”高士奇说：“世之拙者，如荷担负锄，舆人御夫之流，蠢然无知，惟以其力日役于人，既足养其父母妻子，复有馀钱，夜聚徒侣，饮酒呼卢，以为笑乐。今子所云巧者，尽其心神目力，历寒暑岁月，犹未免于饥馁。是其巧为甚拙，而拙者似反胜于巧也。因此珊瑚木难饰而囊诸古锦，更书答汝瑚之语，以戒后之恃其巧者。”高士奇这篇文章收入《虞初新志》卷十六，张潮按道：“末段议论，足醒巧人之梦。特恐此论一出，巧物不复可得见矣，奈何！”客观的情形是，由于从业者不多，精工者相对更少，也就影响了核雕工艺的进步。

清季以来，核雕主要有三大产地，潍坊、广州和苏州。

潍坊核雕历史并不久远，清末民初，潍县人丁怀曾开始进入核雕的正途，民国《潍县志稿》卷三十二说：“怀曾，字念庭，少从学，攻篆刻，以桃核雕人物、花鸟极精工，即内府所贮之核舟亦未许独步。惟性情古直，不喜为显达人作，倘以财力迫之，则事愈不谐。巴拿马赛会开幕时，欧美人曾以重价购其桃核数枚，并予最优等奖牌。”同时有都兰桂，从父学刻桃核，技艺日精，所刻有核舟、扇坠、念珠，代表作有“水漫金山”、“赤壁赋”、“轿车”等。他的“马拉轿车”曾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奖。都兰桂的学生考功卿，考功卿的学生王绪德，一脉相承，所雕题材广泛，考功卿的代表作有“西厢记”、“红楼梦”、“赤壁夜游”、“九美龙舟”、“北京轿车”等，王绪德的代表作有“岳家将”、“十二生肖”、“八骏图”、“夜游赤壁”等。

广州核雕历史可追溯至道咸间，湛菊生以雕镂花舫、念珠闻名，尤其是花舫，一船之上，可雕六扇门窗和不同姿态的三十八人，这也成为后来广州核雕的一大题材。清末广州所作有十二枚手串，一面为十二生肖，一面为十二式秘戏，雕工精细，为核雕史所罕遘。另有纯秘戏题材的，或为外销品。民国初年，四会人区桂来，擅雕人物和花舫，人物以“公仔”最著名，能表现出人物的骨骼，乃晚近广州著名的核雕艺人，一九四八年去世。区桂来的学生江泽流，精雕花舫的十二扇门窗，均能启闭。近四十年来，广州从事核雕的工匠更多，题材不断拓展，有“双层花舫”、“撒网渔船”、“竞渡龙舟”、“蟹笼”、“宫灯”、“花塔”、“古鼎”、“水浒故事”等；工艺更其精湛，如“双层花舫”，上下有十六扇可开阖的门窗，舫上有五十八人，前后有铁锚、铁链等物，让人有鬼工之叹。

苏州核雕历史则源远流长，清末以来，几乎都出自光福香山的舟山村。香山乃工匠麕集之地，民国《香山小志·物产》说：“又有雕工，专将竹根、竹节、黄杨、紫檀以及象牙、牛角、桃核、橄榄核刻山水、人物、花卉、鸟兽等玩品，精巧有致，雅俗称赏。”民国初年，舟山有殷根福者，初学竹刻，继学牙雕，成年后在上海城隍庙设永兴斋，主要制售罗汉、观音、八仙等核雕串货，刀法雄健，形简意赅，世称“殷派”。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供不应求，他让舟山村民批量生产，由永兴斋收购，最多时一年所耗橄榄核约十担。他还收同村人须吟笙、钟年福为徒，与自己的子女殷荣生、殷雪芸一起雕作。这就为舟山核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今舟山已成为专业核雕村，几乎家家前店后坊，工匠云集，各逞技艺。

今三地核雕，就制式来说，仍主要为单个、成对、串活三种，单个或成对的作摆件或扇坠，串活则多作手串或念珠；就题材来说，传统的舟楫、罗汉、八仙、花果等仍为主流，但更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戏文本事、园林建筑、山水风景、历史典故、现代人物故事、东西洋人物故事等；就工艺来说，则在传统基础上，体现了现代性，特别在立意和造型上都出现了新面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