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法关系演变对广州湾的影响及中共南路特委的统战策略
十九世纪末，腐败没落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肥羊。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中国设立了30个租界，1894年甲午战争后，列强还争先恐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以租借地形式霸占中国沿海主要海湾和要塞重镇。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强占广州湾为其租借地，并将广州湾划归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一并统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欲扩张领土、称霸东方的野心骤然膨胀，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的势力范围中产生矛盾。这些矛盾为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机会。本文试就日本与法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关系变化对广州湾的影响及中共南路特委的统战策略作一探索。
一、抗战时期日法关系演变及其对广州湾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因势力范围利益之争，日本与法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矛盾、勾结、破裂的过程，这种关系的演变对当时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抗战初期日法之间的矛盾
抗日战争初期，日法因在中国利益之争，产生了明显矛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阻断中国与海外联系，日本宣布封锁中国的海岸线。是年8月25日，驻扎上海的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谷川清宣布“遮断中国海岸线宣言”，接着于9月4日宣布封锁自秦皇岛以南至广西北海为止之海岸线。至1939年12月26日，日本海军省干脆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
日军的所作所为无疑直接侵犯了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法国立即在外交上表示了对日本的不满。1937年9月20日，法国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海军在华海面检查来往商船。9月22日，法与英、美向日抗议，反对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次日，法与英、美再次抗议日本军舰开炮滥炸非军事区域。11月10日，由法国与英、美、比利时等国牵头推动《九国公约》会议工作。11月13日，法国会同英美苏等国代表在《九国公约》上说明了各自的基本立场。然而，日本罔顾国际舆论，继续扩大侵华战争。不但派军舰巡航海南岛，还于1937年11月20日，派海军侵占了广东涠洲岛，控制了雷州海峡。为应对日军的扩张，法国于1938年2月25日以保护灯塔及气象站的名义，出兵占领了西沙群岛，并在西沙群岛海域布雷，禁止船只停泊。
针对日本封锁长江的行径，1938年11月7日，法国与英美致牒日本政府，要求开放长江，以供各国船只自由航行。而日本政府却复照法英美驻日大使，诡称以商轮航行长江妨碍日本军事行动，拒绝开放长江。1939年1月，驻汉口日军继续封锁汉口法租界。1939年1月14日，法国与英美三国政府共同发表对日声明，明确否认日本提出的所谓“东亚新秩序”。1939年2月10日，日军饭田旅团于凌晨3时侵占海南岛。日军此举被视为明目张胆侵占法国势力范围，因为法国早已把海南岛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法与英驻日本大使安利、克莱琪各奉本国政府命令，立即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交涉。3月2日，天津日军突然封锁租界，法国与英美领事随即提出抗议。1939年4月1日，日军进而侵占南沙群岛，法国立即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5月29日，为应对日军的步步进逼，法英美三国驻华大使及海陆军司令集会上海，讨论“对日一般问题及加强三国之合作”。6月20日，英法在新加坡召开军事联防会议，决议双方协力保护在华租界与财产。鉴于侵华行径引起各列强强烈反应的现实，日本为集中力量应对所谓的“中国事变”也作出了应对。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于6月15日作出“关于处理第三国在华活动及权益的措施要领”。该要领“以使第三国放弃援蒋态度，顺应日方处理事变之步调为方针，其中关于租界问题，可采取封锁、直接搜捕以致军事占领等措施；关于长江、珠江等内河航行权及商权问题”，可“实行加强封锁程度和扩大封锁范围”，但“当第三国有转向日本的具体表现时，只要不影响战争进行，可以逐步准许恢复其活动及权益”。
以上史实表明，抗日战争初期，日法矛盾是严重的，法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反对日本扩大侵华范围的态度是明显的。
法国政府反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这种基本态度，毫无疑问也左右了法属租借地广州湾当局的政治态度。抗日战争初期，法属租借地广州湾当局对广州湾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但不反对湾内的抗日活动，一些代理头面人物及家属还参加了某些抗日活动。1937年9月13日，还允许中国军机飞抵广州湾上空轰炸日本军舰。
（二）抗战中期日法之间的勾结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军队大举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爆发。日本狂妄地以为这是其进一步全面侵华的有利时机，立即调整了对外政策。9月5日，日本政府向英、法、德、波、意、美六国提出备忘录，声明：日政府正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决定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然倘交战国采取与日本对华立场相反之行动或政策时，则不能担保不致发生可悲形式。因此，日政府特忠告各交战国，预先排除会引起此类意外事件之因素。9月6日，日军第三舰队参谋长草鹿即拜访英法舰队司令，促请接受日本政府关于撤退英法在华驻军之要求。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对华抗战之态度发生变化，随即禁止中国战略物资假道越南运送内地。为此，中国外交部于同年9月27日专门致电经济部，“告以法国禁止我方物资假道越南，显系法国政府态度变更，现正向法国政府及越南政府力争，并请英美政府转劝法仍予我假道越南之便”。此时的法国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顾及海外殖民地，不仅不考虑中国政府的意见，还于当年11月13日通知日本外务省，决定撤退部分在华驻军，以向日本示好。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法国，“46天的战斗中，法国有84000名士兵阵亡，12万人受伤、150万人被俘。法国无力再战，6月22日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与德军签订停战协定，不久迁往小城维希成为德国的傀儡，史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成立后，法国越南殖民当局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从开始拒绝日本最后通牒，到谈判让步，又从曾经的试图抵抗：“法军已准备一切，入战时紧急状态”，到最终妥协，与日本签订允许日军假道越南北上进攻中国西南的协定，“予日军事便利从事解决对华战争”，开始了与日本互相勾结阶段。为此，中国外交部对法国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维希越南当局完全改变了此前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态度，不但停止对华直接援助，还全面封锁中越边界，并与日本先后签订军事、经济协定和共同防御印度支那议定书等多项协定，承诺保证与日在军事上互相合作，把越南变成日本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及其“南进”的后勤补给基地。此时的日法关系由于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为“轴心国”，日本对盟友德国的傀儡法国维希政府自然另眼相待，因而对其在海外的一些租界和租借地也就暂时没有染指。日法双方处于互相利用阶段。而法租借地广州湾当局随着法国维希政府对日态度的变化，也对广州湾的抗日活动改变了态度。1940年6月，广州湾警察局罕见地搜查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的秘密联络点“大风书店”，并扣押店主、中共党员黄秋耘。致使中共南路特委不得不撤销该联络点。
上述资料虽然是零散的，但已足以证明法国政府迫于日本压力，为本国利益而改变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态度，法属广州湾当局对当地抗日活动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同情、支持转为不同情、不支持。
（三）抗战后期日法之间的分裂
抗战后期的日本胃口越来越大，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了，而是希望尽快结束“中国战事”，继续“南进”扩大侵略范围。为确保其“南进”计划顺利实施，1941年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内部方案》,《方案》规定：“对于中国，有效地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的战果，积极采取措施断绝对蒋政府的支援，削弱其抗战能力，掌握在中国租界，拉拢南洋华侨，加强对蒋作战的政治、军事攻势，从而促使重庆政权投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8日袭击菲律宾、关岛以及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19日侵占香港并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称霸世界野心空前膨胀。1943年初，日本胁迫越南与其签订《日越共同防卫协定》后，又根据该协定，在法政府所谓的谅解下，于1943年2月21日下午2时，派兵“和平”进驻广州湾。当天上午11时15分在广州湾行政长官官邸举行签字仪式。双方签订的《广州湾共同防御现地协定案》主要内容为：
“ 在广州湾驻防之日本军队法国军队将共同履行防卫义务，日军主要担当竭力防守广州湾之军事责任，法军主要担当市内警戒等。法国驻地政府需给与日军执行以上任务的具体保障，包括保障日军行动及宿营给养；日军将征用港口设施仓库等；军用资金劳力要加强收集利用；必要通货提供等。”
在此之前的2月16日，日军派出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强行登陆雷州半岛，当天上午10时30分占领雷州县城，19日占领遂溪县，20日下午3时10分“攻抵”寸金桥。21日“进驻”广州湾，当天傍晚，占领广州湾西营港。此时的日法关系表明上还是盟友关系，实际上日本已成了法国在越南及广州湾政权的太上皇，法属广州湾当局除了表面维持社会治安和行政正常运转外，已完全丧失了统治主动权。
1945年3月9日深夜，日本借口越南不守信用，决定“采独力防卫措置”，将越南境内军警“均解除武装”，同时组建越南新政府。同日，日军在广州湾一举解除法军警武装，拘禁法国官员，在军事上和行政上完全接管广州湾。随后设立“广州湾自治区”，将法国人全部排除在外。日法关系彻底破裂。
（四）抗战时期日法关系变化对广州湾的影响
由于受日法既矛盾又妥协关系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的法国租界地广州湾，在政治、战略、经济等方面都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状况。
从政治方面看，法国与日本为争夺殖民地，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之后，日法之间多了一层盟友关系，双方调整政策，从多方面取得妥协。日法双方这种既矛盾又妥协的，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妥协为主的关系，使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出现了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至1945年3月日军发动“3·9事变”止，长达7年时间不为日军控制或不完全为日军控制的局面，在客观上形成有利于开展抗日活动的环境条件；从战略上看，由于日军实施“遮断中国沿海所有港口”策略，中国沿海各港口城市相继沦陷。特别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广州湾成为华南极少数不被日军控制的自由贸易港口和航运中心。据记载，当时仅行驶至香港一线航运的千吨以上的轮船就有“大宝石”“大宝山”“大金山”“大中山”“大顺康”“凯门”“永和”“永华”“天成”等近二十艘，英商太古洋行的船只也密集航行于广州湾至上海、香港，广州湾至海口、越南海防一线。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8年至1940年3年中，“每年经广州湾出口的物资额达1000万美元，为战前1936年的20倍”。大量战略物资通过广州湾转运至内地重庆后方，可见广州湾战略地位一斑。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由于政治、战略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广州湾客、货运骤然频繁，市区人口“赤坎从原来四、五万人剧增到十万人左右，不到两万人的西营亦增到四、五万人”，由原来的7万激增至近15万，还不包括居留在附近墟镇农村的人口。于是刺激了当地的手工业、商业、金融业、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景象。
上述特殊环境客观上为中共南路特委、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开展统战工作的策略
（一）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重点开展争取法当局及其代理人保持“中立”的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必要性表现在：1．由于广州湾的特殊环境，使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汇集其中，中共南路党组织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一切反日力量，就不能不在广州湾开展活动，以达到扩大抗日阵营，孤立日军的目的。而法当局及其代理人的中立态度将大大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2．广州湾背靠大西南，南联海南岛，东面太平洋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当时日法既矛盾又妥协的关系而形成的政治环境，使广州湾成为各地人民及海外华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大后方斗争的重要中转站。中共南路党组织要利用这唯一出海口，就不能不开展争取法当局及其代理人保持“中立”的工作。3．广州湾的特殊环境有利于中共南路党组织隐蔽党员、发展抗日力量和培训骨干、建立交通站、收集情报等工作的开展。为此，必须争取法当局及其代理人保持“中立”。4．由于广州湾的特殊环境，日军也在该地大力推行所谓“怀柔”政策，日、伪、汉奸四处活动，企图拉拢法当局及其代理人为其服务。如果广州湾代理人有“亲法”变为“亲日”的话，将对南路的抗日斗争造成巨大的阻力。因此，开展对广州湾法当局及其代理人的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可能性表现在：1．日法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的深刻矛盾。自1899年强租广州湾后，法国就把该地划进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通过广州湾这个优良港口，法国从中国西南各地掠夺了大批宝贵资源。如此宝地，法国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与他人的。因此，即使法国被迫对日妥协，而从根本利益出发，法当局也不会主动积极地反对抗日斗争。2．法国在湾代理人长期追随法国，自身利益与法国利益息息相关。同时，经过多年经营，已视广州湾为其私人地盘，日军的入侵无疑会损害其个人利益。从个人利用出发，他们也不会欢迎日本人。3．国内外强大的抗日浪潮，致使法在湾代理人不会轻易走上“亲日”道路。因此，开展对法当局及其代理人的争取工作，完全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二）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策略
既然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那么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是怎样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呢？据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看，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主要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点：
1．不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不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基本策略。抗日战争的爆发拉开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基于这一客观事实，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日本以外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用更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据此，中共广东省委也对党组织在英租界香港的活动作出了“要争取英国的同情援助，不能给予不安与威吓”的指示。1940年2月，中共高雷工委撤销，中共南路特委（简称“南路特委”，下同）在高州恢复成立，不久即迁到广州湾，即对在广州湾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作出了决策。据南路特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温焯华回忆，中共南路特委抵湾后，“根据广州湾特点，从南路全局出发，分析了日法在广州湾的矛盾以及各地方势力的政治倾向，确定以陈学谈、高在湘、戴朝恩为争取对象，以张炎等南路国民党爱国将领为主要统战对象，在广州湾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或不反对抗日，利用广州湾的特殊环境开展抗日斗争”。“在策略上，要求广州湾党组织不提反法口号，避免刺激法当局，争取他们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实际上贯彻了中央“不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的抗日统战策略。
2．利用日法矛盾，争取亲法地方势力。广州湾亲法势力代表人物、广州湾公局长陈学谈（1882—1966），字天焕，小名妃汉，湛江市（广州湾）北月村人。抗日战争前曾任海头墟民团团长、赤坎公局局长兼赤（坎）西（营）商团团长、遂溪县县长、雷州三属民团总办、八属联军总司令部雷州善后处处长等职，经济上曾富甲广州湾，政治上实际权力仅次于法总公使。早期的陈学谈唯法当局马首是瞻，1928年12月遵从广州湾当局和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在赤坎破获中共南路特委机关，并将抓获的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人引渡到高州等地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致使中共南路党组织活动几乎停滞10年之久。陈学谈任职广州湾公局几十年，在广州湾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部门都有他培植的势力，全湾各阶层不少头面人物在政治上都看他的眼色行事。鉴于广州湾的战略地位和陈学谈的重要作用，中共南路党组织不计前嫌，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中共党员在广州湾活动并对各阶层包括陈学谈等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中共党组织纷纷到广州湾开展抗日活动，发展、扩大党组织。1939年1月至5月，中共广州湾基层组织相继成立。各党组织在开展活动时都把统战工作尤其是对陈学谈及其亲法势力的统战工作作为基本工作来部署。1939年3月，中共广东西南特委派到南路重建党组织的林林，就在刚刚成立的中共广州湾支部会议上指出：“由于广州湾在地理、政治上的特殊性，必将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广州湾支部必须注意开展统战工作，特别要注意争取当地的亲法实力派，不要让日伪势力将他们拉过去。否则，将会给抗日斗争的开展带来更大的困难。”在林林的领导下，广州湾支部在安排工作时，即将统战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
1940年初，中共南路特委迁到广州湾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抗日统战策略，进一步加强对广州湾党组织的领导，先后派殷杰、陈华等人统一领导中共晨光支部、中共广州湾支部等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决定派出陈以大等党员专门开展对法当局代理人陈学谈的争取工作。还专派陈信材等人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深入上层社会，开展对广州湾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派黄景文、谭廷栋等分别到戴朝恩、许爱周、陈斯静等人家中当家庭教师，从中争取他们支持抗战。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下，中共党组织对广州湾亲法势力陈学谈的统战工作有条不紊地逐步开展。
中共南路特委对陈学谈亲法势力的争取工作主要通过如下几方面进行：
其一，紧紧抓住日法矛盾开展对陈学谈亲法势力的争取工作。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严重威胁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的殖民统治，法国与日本的矛盾是必然的。尽管1940年后法国维希政府投降了德国，日法在远东问题上取得妥协，但法国与日本争夺殖民地的矛盾依然存在。陈学谈靠法国人起家，切身利益与之紧密相连，更不愿意他人染指他视为“私人地盘”的广州湾，因而对日也抱戒备态度。中共南路特委分析了日法之间复杂关系及陈学谈的立场，认为陈学谈在历史上曾做过有罪于中共南路党组织的事，然而今日国难当头，只要他有抗日的可能或不反对抗日，都可以争取他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基于上述分析，中共南路特委要求在开展对陈学谈亲法势力统战工作时紧紧抓住日法矛盾这一环。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中共广州湾各个基层支部积极分别开展了对陈学谈亲法势力的统战工作。由于中共党组织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不能直接做陈学谈的工作，只能通过陈学谈身边的宗族乡亲、朋友、管理人员等多种渠道间接进行。
其二，通过同宗关系对陈学谈开展统战工作。土生土长的中共党员陈以大是中共广州湾支部3个委员之一，与陈学谈是同宗叔侄关系。1940年春，中共南路特委迁到广州湾后，即派大革命时期老党员陈信材通过黄景文找到陈以大了解陈学谈的情况，并向陈以大郑重指出：南路特委迁来广州湾后，面临的斗争更加艰巨复杂，陈学谈是广州湾最大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一定要争取他。要求陈以大迅速摸清陈学谈六方面的情况：一是抗战爆发后陈学谈对抗日的态度以及对世界大战的看法；二是陈学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三是陈学谈与法国人、日本人的关系；四是陈学谈对汪精卫伪政权的态度；五是陈学谈对戴朝恩、高在湘的态度；六是陈派内部矛盾情况等。由此可看出中共南路特委对陈学谈的重视。不久，陈以大迅速了解上述情况并向陈信材作汇报。此后，陈以大以同宗关系开始对陈学谈开展统战工作。1940年底，中共广州湾支部因故被停止组织关系后，陈以大在中共南路特委直接领导下，继续长期开展对陈学谈的统战工作。期间，陈以大利用同宗关系，开展对陈学谈的族伯陈其槐、陈连惠等人的争取工作。他们过去曾支持陈学谈，陈学谈对他们很尊重。陈以大针对他们实际情况，经常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均表示同情或支持抗日。这些人的观点对陈学谈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三，通过团结、争取陈学谈势力中进步力量来开展对陈学谈统战工作的。当时围绕在陈学谈身旁的有识人士对抗战开始后的中国及广州湾政局看法不一，形成了两个观点鲜明的派别，一个是以吴彬、吴永孚、吕成性等为代表积极主张抗日的“抗战派”；一个是以陈翰华为首主张和谈的“妥协派”。中共广州湾支部的陈以大、林其材、林熙保等按照党组织的部署，主动接近“抗战派” 吴彬、吴永孚、吕成性等人。这些人都是在陈学谈资助下到内地或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分别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陈学谈对他们非常器重。他们既有维护陈学谈势力利益的一面，亦有爱国的一面。陈以大等以同学关系经常接近他们，向他们宣传中共抗日救亡的路线、方针、主政策，分析日法在广州湾的矛盾，指出如果让日本控制广州湾，不但会给陈学谈及其势力造成政治、经济利益的损害，还会给广州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义愤，使他们的抗日主张更加坚决。通过长期的工作，中共广州湾党组织不但争取了吴克诚、吕成性、吴彬等上层知识分子，还争取了林华葵等广州湾爱国资本家。上述人士对抗日的积极态度，无疑对陈学谈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四，通过陈学谈身边的管理人员来开展对陈学谈的统战工作。大革命时期中共老党员、晨光小学党支部书记许乃超，以学校为阵地，通过办学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上层人士。他主要通过陈学谈身边的管理人员来开展对陈学谈的统战工作。如为陈学谈管理财会的广州人庞宝绍，其子在晨光小学读书，许乃超通过家访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庞宝绍还有两个女儿，已过了学龄，庞宝绍却不送她们去读书，因当时广州湾还比较落后，很少女子出去读书。许乃超于是派夫人廖静莹每天到庞家，专门教他的两个女儿，庞宝绍夫妇为此十分满意。许乃超在家访时经常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从中宣传、分析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们听了都基本认同。还有另一个广州籍知识分子文卓棠，在陈学谈“三有公司”挂名分红利，其女婿陈坚夫是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思想倾向进步，被聘到晨光小学任历史教师。许乃超通过陈坚夫与文卓棠取得联系，进而开展对陈学谈的争取工作。另外，许乃超还通过广州湾赈灾会成员、雷州会馆富商许爱周的儿子许歧伯，开展对许爱周、陈学谈的争取工作。此外，晨光党支部的其他党员如廖晃欣等也利用教师身份，争取了当地的著名绅士冯凌云、商会会长陈澄甫、陈斯静等上层人士对抗日活动的支持，他们对抗日的态度对陈学谈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重视下，活动在广州湾的中共党组织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通过同乡、同宗、同学、朋友等各种关系，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对以陈学谈为代表的广州湾亲法势力的争取工作，在陈学谈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网，使其在抗战期间较长时期内，不反对或不公开反对抗日斗争。
（三）利用日法矛盾在广州湾开展统战工作的效果
1．成功争取以陈学谈为代表的亲法势力保持“中立”立场。在中共党组织的努力下，以陈学谈为代表的亲法势力在整个抗战时期，对抗日活动始终保持了不反对态度。主要表现在：抗日战争初期，曾态度鲜明地支持广州湾境内的抗日救亡活动。陈学谈不但出席有关活动，如大张旗鼓欢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炎，还捐款支持抗日组织；抗日战争中期默许中共党组织在广州湾秘密活动。否则，以他多年公局长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二十年代发生的中共南路特委被破坏悲剧就极有可能重演。中共党员黄秋耘因“大风书店”遭查封而被捕即很快释放也是例证；抗日战争后期，陈学谈面对驻湾日军利诱，避居庄园不肯出面主持日本扶持的伪政权，直至日本投降前一个月，才奉国民党军统之命出任伪广州湾特别行政区主任一职。上述陈学谈表现虽然有其主观作用，但中共党组织及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实施的抗日统战策略威力不可忽视。
2．成功利用广州湾特殊环境，广泛发动群众，组建合法的群众抗日团体，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中共党员晨光小学校长许乃超与麻章七小进步教师何森，发动广州湾、遂溪县的进步青年60多人成立“广州湾遂溪联合抗日宣传工作团”。同年11月，许乃超联络爱国工商企业家，推动他们成立了“广州湾赈灾会”，通过赈灾会又分别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分会”“广州湾战地救护队”“广州湾华侨回国抗日救护队”。1939年冬，中共高雷工委通过“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组织了“遂溪广州湾各界人民慰劳团”等多个抗日群众团体。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通过上述群众团体，深入城镇、农村、学校，向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市民开展义卖、募捐、抵制日货，举办抗战画展、演讲等多种多样的活动，甚至组织学生、市民到前线慰问伤病员，在广州湾掀起抗日救亡活动热潮。
3．成功利用广州湾特殊环境开展大规模的话剧宣传活动。中共党组织通过各种群众团体把从沦陷区不断逃难到广州湾的文艺人员组织起来，在广州湾开展了大规模的话剧宣传活动。从1937年9月18日，许乃超率领晨光小学进步师生到麻章圩首先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开始，紧接着，党领导下的遂溪青抗会先后在广州湾成立了《春雷剧社》《七七剧团》，聘请著名诗人胡危洲为导演，公开在广州湾文化剧院、同乐戏院等剧场演出了《夜光杯》《春风秋雨》《日出》《一年间》《雷雨》《凤凰城》等进步话剧。还到农村墟镇演出了《死里求生》《夜之歌》《重逢》《流亡曲》《一个游击队员》《打城隍》等剧目，使抗日思想广泛深入人心。
4．成功利用广州湾特殊环境开办学校、创办报纸，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中共党组织利用广州湾的特殊环境，开办了国本小学、光华英文补习学校等多间学校。此外，由中共党员掌握的学校有晨光小学、世基小学、韩江小学、黎明小学、启英小学、觉民小学等十多间小学。出版、发行的抗日刊物有：《南路青年》（第三期后改为《今日青年》）《救亡》《怒吼》《南路堡垒》多个刊物，其中一些刊物虽然在寸金桥华界注册，实际在广州湾编辑发行。还开办了“大风”书店，出售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
5．成功利用广州湾特殊环境，建立了多个情报联络点、交通站、重要交通线中转站。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党组织、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城区、城郊建立了十数个地下情报联络站、交通站，主要有：“长发庄”、“华昌行”、“合益行”、丰厚村、绿塘村、湖光铺仔墟等多个交通站。还建立了多个重要交通线的中转站。主要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至八路军驻桂林、重庆办事处交通线在广州湾的中转站，分别设在赤坎的晨光小学、西营的“而信行”；中共琼崖特委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交通线的中转站、联络点。先后设在西营“而信行”、“裕昌行”、海头港、硇洲岛淡水镇、绿塘村等多处，后由绿塘村交通站再分别在西营、赤坎增设“公泰隆”“林昌记”“天和国药店”等多个交通站、联络点。通过这些秘密交通站，琼崖特委获得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送来的电台、药品等重要物资，大批海外援华抗日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转运内地后方。
6．成功利用广州湾的特殊环境，举办学习班、培训班，隐蔽、转移外地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抗战时期，南路特委先后在广州湾的陈屋港、丰厚村等多地举办学习班。如1942年春，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即在赤坎召开会议，开展干部的整风学习。而1944年冬，南路特委在晨光小学举办了长达3个月的医务训练班，为抗日武装部队培训医务人员。此外，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时，南路特委利用广州湾的特殊环境，隐蔽安排了大批外地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人士。
三、结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南路党组织、南路特委根据广州湾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从广州湾的实际出发，贯彻实践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抗日统战策略，利用日法矛盾，团结争取了亲法势力和一批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上层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广州湾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阵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符铭，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