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礼藏于器——饮食文化的演变与《红楼梦》
一 导论：礼藏于器
孔子在《礼记·礼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夫子言下之意，人对饮食男女、死亡贫苦的好恶反应，皆是人之本性，无可无不可，好此恶彼，皆是心的大端变化。但人心的不可测度，守则或逾矩，无法知悉，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论语·里仁》），还得依靠礼法去教化。所谓大欲大恶的大，皆是人的欲望渴切，饮食，就是物欲，男女，就是性欲。
饮食可分两种层次，第一层次是充饥渴，第二层次是提升为美味佳肴，也就是朱熹说的“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宋人认为，必须要以天理胜人欲。但说来容易做时难，往往懂得道理，要用道理去克制人性的欲望却很难，正是“以理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若甚难。以事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由此可见，要克制第二层次的美味欲望，不是一天可以做到之事，“以理言，人欲自胜不过天理。以事言，则须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几，一下即成”。
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饮食美味与天理人欲是一种辩证式的正反矛盾，一方面我们要求天理胜人欲，另一方面又觉得美味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种成就。许多明清食谱，如李渔《闲情偶寄》、袁枚《随园食单》，也就是今日我们的饮食文化，多是欣赏讨论如何选取食品材料、如何炮制、如何臻达美味，这些论述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里，显然不被重视，好像申引出美味享受是闲事小道而仍非正事大道。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儒家以礼来约束饮食男女人性大欲是可以理解的。孔子述而不作，追寻已被诸侯遗弃败毁的周礼，最大关切仍在恢复祭祀礼仪，以便把最初事鬼神的祭祀礼仪转化为人伦的礼仪规范。祭典一切在乎礼，祭祀的献食享用，无论是鬼神或人，都与饮食密切相关。《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那就是说，最早的礼仪，始于饮食，将黍豚（黄米、猪肉）用火燔烤，再凿地为尊（污，音w`），以手掬水而敬饮（抔）。用草把竹木缚成鼓槌（蒉桴）来击土鼓作乐，这样就可以祭祀鬼神了。古代肉食稀贵，用来祭祀，代表最高贵的崇敬。
但是祭祀中除了饮食以外，还有饮食的容器，在宗庙举行的祭祀大典，就不像在郊祀那般就地取材，掘地为爵，竹木为槌，掬水为酒而敬饮，击鼓以作乐了。青铜时代的饮食器，它们的功能除了用于祭享，同时亦发展为贵族餐饮用器。也就是说，用来作饮食用的青铜祭器同时也应用为天子与贵族士大夫的飨宴器具。孔子尝云：“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所谓“器以藏礼”，就是指这些飨宴器具一旦用于关涉贵族人际关系的饮宴，就有尊卑上下之分，反映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仪。以铜鼎为例，周朝天子最大，拥有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阶级森严。相传“周有九鼎”，是早在大禹治水时用九州岛进贡的铁铸成的，它们世代相传入夏、商、周三朝，至为威重，俨然王朝正统至尊的象征。
铜器除数量最多的祭天祀祖礼器外，主要为日常生活及飨宴宾客的炊食饮器。其实生活用器与礼器经常重叠，由于对祖先神的崇拜祭祀，商朝相信人死后进入的领域与生人无异，因此亦能享用生前一切用品，故而用铜器陪葬之风极盛，甚至用生人马匹陪葬。而祭祀之神祇（包括祖先）享用之物亦与人无异，因而一部分生活用器，尤其饮食酒水用器，亦演变发展为非实用性的祭祀用器，按照一定的形式组合，而成礼器。例如食器组合，就有鼎、簋、鬲，酒器组合有爵、觚、觯、斝，出土时均如此。安阳殷墟妇好墓起出陪葬铜器四百六十件，其中仅礼器就有二百一十件之多。
青铜器在古文物中脱颖而出、冠绝群雄，给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典型丰富优秀的遗产楷模。青铜器物反映出夏、商、周贵族的社会活动，更在种类与实用功能上，提供不同层面的活动细节，主要有日常生活及飨宴宾客的炊食饮器或乐器，祭天祀祖的礼器，及军事兵器用具如剑、戈、矛、戟、斧或马车用器等。
二《红楼梦》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饮食铜器型类分别为食器（鼎、簋之类）、酒器（卣、尊、爵、斝、觚之类）及水器（盘，匜之类）。酒器之中，卣、尊、觥、觚为盛酒之器，爵、斝为饮酒之具。诸器中又以卣最为铺张华丽，通体为深浮雕（high relief），包括盖、提梁（提手）、器身，无处不雕。上海博物馆藏有西周凤纹卣一具，为西周前期最主要的中型盛酒器之一。这件卣纹饰特别精美，据上博馆中描述：“盖和腹部的回顾式大凤纹羽冠逶迤交缠，华美异常，范铸技术也十分精湛，是西周卣中难得的精品。”斝是中国古代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诗经·大雅》谓“洗爵奠斝”，可见其多作祭祀之用。其器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将其定为御用酒杯，诸侯则用角觥。
有个非常美妙的巧合，曹雪芹《红楼梦》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出现了一个用来喝茶的瓠瓟斝，另外还有形似钵而小的点䀉犀。四十一回这一段是这样的：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 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她两个就用那样古珍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
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得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
沈从文先生曾为瓠瓟斝、点䀉犀这两个杯子作了一番虚实的考证。他在《“瓠瓟斝”和“点䀉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一文里指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释是不对的，因为注中释“瓠瓟斝”为古代的大酒杯，“瓠”、“瓟”都是瓜类别名，所以瓠瓟斝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另外又释“䀉”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这都是不对的。
沈先生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中层士绅阶层中，流行呼朋唤友，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出行时必须携带一些雅致轻便的茶酒器具，这些器具后来在清初成了流行于北方宫廷贵族中的时尚器物。但它们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斝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正好相反，瓠瓟斝就是“用瓟瓜仿作斝形的用具”。
沈先生又指出《梦溪笔谈》提到“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铜玉器物，范成各种形态花纹”。事实的确如此，明清年间将生长中的幼嫩葫芦套以模型，待成长定形后再除掉种子，再风干制成茶酒器，称为匏器或葫芦器。康熙、乾隆年间许多工匠在模型上雕绘花鸟、山水，并题字，制造出杯壶等葫芦器。匏器取得不易，尤其清初题款的匏器，件件花纹形态绚丽灿然，百件之中，仅有一两件精品。
但是斝是青铜酒杯，不是茶杯，而且古代多用作礼器，体积容量有时比爵还大。曹雪芹写《红楼梦》有实有虚，实的匏杯已如上述，但把它取一个古怪名字叫作瓠瓟斝，其实是虚假借喻，有如谐音“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村言”，沈从文认为瓠瓟斝谐音为“班包假”，北方俗语有谓“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就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就一定真”。妙玉把这杯子给宝钗用，按照周汝昌的说法，就是暗示宝钗这姑娘班包假的性情，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智珠在握，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相合，其不露锋芒处，王熙凤曾形容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其实人世虚华，红楼一梦，真斝或包假，酒器或茶杯，杯中是茶是酒，又何必认真？倒是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四章，祖千秋与令狐冲论何酒用何杯时，竟也提到青铜酒器的爵及犀角杯，那才是古代饮酒的杯子：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说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
祖千秋指着一坛酒道：“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
……
祖千秋伸手入怀，掏了一只酒杯出来，光润柔和，竟是一只羊脂白玉杯。只见他一只又一只，不断从怀中取出酒杯，果然是翡翠杯、犀角杯、古藤杯、青铜爵、夜光杯、琉璃杯、古瓷杯无不具备。他取出八只酒杯后，还继续不断取出，金光灿烂的金杯，镂刻精致的银杯，花纹斑斓的石杯，此外更有象牙杯、虎齿杯、牛皮杯、竹筒杯、紫檀杯等等，或大或小，种种不一。
无独有偶，《红楼梦》四十一回提到形似钵而小的点䀉犀也正是上面祖千秋饮关外白酒要用的犀角杯。沈从文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犀）利，以此器的通透象征妙玉的“到底假”或“透底假”，使用会意手法，与瓠瓟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和虚假，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
由于上文涉及对妙玉性格的否定理解，1961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刊出周汝昌《也谈“瓠瓟斝”和“点䀉犀”》，周文赞同沈从文的部分观点，认为曹雪芹笔下两件古怪饮器的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的性格，认为应是描述宝钗及黛玉的性情，尤其点䀉犀在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䀉”，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以描述她的多疑冷僻性格。周汝昌还提出瓠瓟斝应该是古匏器，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期的葫芦器。
1961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又刊出沈从文一篇《“杏犀䀉”质疑》的答辩，指出瓠瓟斝是明清器物，与古代瓟器不相干，古代瓟器和明清仿斝瓟器故宫现成物甚多，他也“经手收买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
届此，这两件酒器的身份已明确，只不过曹雪芹笔下用作茶器而已。点䀉犀就是高足犀角酒杯。据说犀角可解百毒，并且犀角本身是清凉去热、止血定惊之药，饮酒用角杯可提取犀角药性，更是风行一时。不要忘记，《笑傲江湖》第十四章祖千秋要令狐冲饮尽八杯药酒的八个杯子，除了内里混有种种极珍贵药物的八颗药丸外，其中一只杯子正是犀角杯，以助令狐冲解毒。
宋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达，犀牛角大量流入中国，明成祖朱棣先后派郑和出使南洋、东非等地，犀角正是从这些地方源源涌入，犀角与沉香木进口甚多，官僚贵族“示阔斗奢”（沈语），用犀角雕成精美酒器，有横如出海浮槎的酒船，有直立山水园林、亭台水榭喇叭侈口的高足犀觥。近年海内外拍卖行雕刻犀角器物的标价，已达天价，《红楼梦》那种“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䀉犀”的钵形犀角杯也常赫然在其中，至于用来喝茶饮酒，那就视乎情况了。
但是有一点让人无法释疑的就是沈从文先生的联想与附会说法，假如“瓟斝”正是谐音的“包假”，而“包假”又出自北方俗语“班包假”，那么又如何解释“班包假”的“班”字呢？如果“班”字和瓠爮斝的“瓠”字毫不相干，那又何必大费周章去引述“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这一北方俗语呢？干脆就说“瓟斝”谐音“包假”岂不就南北皆懂了么？
无论瓠瓟斝或点䀉犀，我们更大的兴趣还在于它们的稀有及复古外型，《红楼梦》四十一回尚有拿来给刘姥姥饮酒的十个黄杨根子大套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另外有妙玉亲自捧与贾母饮用的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小茶漆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盏，给宝玉饮茶用。
黄杨木生长缓慢，长成树身直径20厘米的黄杨树就要几百年，所以古语有云：“千年难长黄杨木。”李渔誉黄杨为“木中君子”。由于木质坚韧光洁，纹理细密，几乎看不到木材棕眼，其色又淡黄似象牙，年久色深，古朴美观，硬度适中，是一种雕刻小型圆雕的上佳材料。凤姐等人作弄刘姥姥，拿给她饮酒的十个黄杨根子套杯应是大型杯子，极是难得，更用树根部雕成，一色山水树木人物的图案纹饰。
漆雕（剔红）工艺自宋元到明清已达极致，在木胎上层层髹漆，干而再髹，周而复始，达到某种厚度再雕刻出层次分明的浮雕纹饰。清代的制作更趋精致，雕刻精细，运刀如笔，锋棱清楚有力。清代雕漆的显著特点是：漆色一改明代温润的暗紫红色，代之以鲜艳的朱红色，花纹则更加繁缛纤细。妙玉捧与贾母饮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小茶漆盘的云龙纹饰原则上只有皇宫才能使用，曹雪芹也就虚晃一枪以示它的名贵了。
成窑指明成化朝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传说明万历时，成化五彩斗彩鸡缸杯一双，已价值十万钱，可见成化五彩在明代后期已是罕见瑰宝。那时小巧精致的斗彩鸡缸杯没盖子，盖盅茶杯明代虽有，但要清代中晚期始流行。
竹雕，也称竹刻，发展到明清时期大盛，风格大多浑质朴厚、构图盈盛，刀工深峻，线条刚劲，纹饰布满器身，往往浅刻、留青、圆雕各种技法同时施行。年代愈久的竹雕器色泽转深，现琥珀，或暗红、深棕色。尤其用家多年摩挲把玩，器物会变得莹润光滑，色感温和有致。虽然现今竹雕器物尚未见到宝玉拿来饮茶的大型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盏，但也不见得没有。
三 结论：饮食器物的合宜、味外之味与正朔
届此，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四十一回这些器物的珍贵，不仅在于手工精细，亦在于它们仿古的美学文化内涵。也就是说，饮食男女的饮食，不只在于何饮何食，亦在于饮食何物、应用何器的适宜与否，也就是《笑傲江湖》祖千秋长篇大论向令狐冲解释喝什么酒要用什么杯子。西方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有所谓“合宜”（decorum）之说，当然那是文学风格上讨论“文学的恰当”（literary propriety），什么人、什么身份、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都需要有某种合理的恰当。市井之徒的言行举止，卑琐俚俗；皇室贵胄，则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雍容华贵的风范，一切必须恰如其分。
这不就是夫子所说的礼么？不也就是刘姥姥在大观园内与众人饮食观念的分歧么？虽然姥姥装傻扮憨，面懵心精，但雅俗有别，她就是宝玉自谑的“俗器”，妙玉口中的“蠢物”，在大观园众人中“不合宜”，却是明显的。妙玉把姥姥“侵犯”过的贾母只吃了半盏老君眉的成窑五彩小盖钟，叫人“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她嫌肮脏，不要了”。这种肮脏，不是刘姥姥有什么不干净之处，妙玉的洁癖，反映在她对礼的恰宜的在意更甚于一个可以洗涤干净的杯子。
而复古的礼的复兴，不止夫子的春秋礼乐，北宋南渡前的大观王朝，徽宗赵佶时期仿古到达高潮，既是为了制礼作乐，又是为金石学研究和艺术鉴赏。徽宗仿古和王莽一样，为了制礼作乐，以三代之古，制今朝的正朔，但他是以复古考古为背景，以真实的器物为参照，包括豆、簠、簋、登、尊、爵、斝、洗、俎、罍等。大观元年（1107）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派人到收藏古器之民家摹绘图形，再将皇宫藏器编绘为《宣和博古图》。此外，所谓复古仿制的“新成礼器”不但器形仿真，连铭文也是仿金文而不是小篆，甚至用词也模仿商周口气。
可惜徽宗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以及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毁于一旦。政和“新成礼器”包括国家祀典用器和颁赐臣僚的家庙祭器，一部分被金人掳掠或弃诸江河池沼，其余又在渡江逃难途中散失。劫余者被高宗赵构搬到扬州用于建炎二年（1128）的郊祀大礼时，陆续搜集到的“新成礼器”，据《玉海》卷六十九记载，仅存五件。可见宋室南渡的损失惨重，词人李清照就是寡居一路跟随朝廷南迁而来，沿途丢弃曾与其亡夫赵明诚一生艰苦搜集的金石古器十之八九，痛述于其《〈金石录〉后序》，可谓一字一泪。
一直到绍兴十一年（1142）年底宋金二次达成和议，确立了南北对峙局面，赵宋皇朝方在杭州重建宗庙祭祀与古器收藏，但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从北宋过渡入南宋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困难。绍兴十三年（1144）的一次重大祭礼（高宗迎回生母及徽宗灵柩），由于祭器需求数量相当庞大，一度是青铜制作重镇的建康府（南京），无法承担全部青铜礼器制作任务，只好把祭器材料分成青铜、竹木、陶瓷三大部分。建康府负责铜爵铸冶，临安府（杭州）制造竹木祭器、下平江府（苏州）烧造陶瓷器皿，并且让各地的有名工匠与作坊“承包”部分器具（有点像清代官府在景德镇的“官搭民烧”）。建康、临安、下平江三府只是官府承办，江南各地烧造的官窑瓷器应不计其数。
这是一个极值得重视的现象。首先，宋室南迁，除了士大夫群外，还有北方各地精良工匠不肯受夷狄欺侮大量移迁南方，最令人注目的是瓷器在北方五大名窑官、汝、钧、哥、定的发展变化，以及在杭州修内司、郊坛下两处官窑及江西吉州府及景德镇的陶瓷烧制，还有明州（宁波）、越州（绍兴）、温州、婺州（浙江金华）、处州（今丽水）等地的瓷业生产、消费和销售集散。越瓷、婺州窑青瓷、龙泉青瓷久负盛名，到南宋而大盛。陆羽《茶经》排婺州窑第三，仅次于越窑，可与瓯窑媲美：“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窑次……”也就是说，喝什么茶要配什么碗，和祖千秋选酒杯是一样的。
其次，南宋烧造官窑地点有会稽、苏州、杭州等地，许多造型与青铜祭器相同，如尊、壶、琮、炉、瓶，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虽然体积不大，但造型严谨肃穆，气度大方，古风朴雅，足见在功能上可以补青铜礼器不足。
再次，前面提到，祭典需要的竹木祭器，包括朱髹用竹编织盛帛的篚和盛果实的笾，但在民间竹、木、匏、葫芦等容器的制作设计，常具祭器风貌，也就是说，与瓷器一样，许多饮食起居用品除了实用外，还包括它们的古典质素及文化内涵。宋代赵希鹄撰有《洞天清禄集》一卷，序内云：
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三分之二，其间得闲者才三之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
文人间的博古清玩，就是“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发展入明清，文震亨的《长物志》亦呼应《洞天清禄集》强调的古雅。长物即多余之物，但书中指的却是文人性灵生活所必需之物，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及香茗等十二卷。其中仿古的偏好处处可见。书开首卷室庐第一论《门》论“门环”即云：“门环得古青绿蝴蝶兽面，或天鸡饕餮之属，钉于上为佳。”古青绿，指青铜。此外，卷六《几榻》论“禅椅”又谓：“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槎枒四出，可挂瓢笠及数珠、瓶钵等器，更须莹滑如玉，不露斧斤者为佳。”可见除了饕餮等上古青铜纹饰优先选择外，藤木树根、瓢笠等物皆为古雅加持。
在明代饮用器具中的茶炉汤瓶，《长物志》卷末第十二《香茗》论及，“茶炉、水壶”内云：“茶炉，有姜铸铜饕餮兽面火炉，及纯素者，有铜铸如鼎彝者，皆可用。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亦可用。”汤瓶，就是烧水壶，可以清楚看出，陶瓷饮用器具即使进展入宋明，基于雅清古素及其实用性，仍以青铜器具为佳，至于“磁瓶，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适用，是指实用性。雅观，就是古典美学的合宜了。由此可知，每一器、每一物，均有其时代的背景与需求选择。磁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古代的，在明代可能就是近代或现代的了。
到了清代，清高宗乾隆命梁诗正等群臣编纂《西清古鉴》，主要仿效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谱录清宫藏古青铜器，乾隆十四年（1749）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完书，收商周至唐代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包括铜镜），以商周彝器为多。后继撰《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书合称“西清四鉴”。学者多诟病其宫中仿器真器杂乱，金石知识贫乏（唐镜谬误为汉镜之类），或以为西清为南书房或乾清宫的西暖阁。
乾隆好古及推动仿古追古的风尚，自是不争的事实。从上面宋明文人的尚古清玩，我们已看出民间用铜、玉、陶瓷、竹木匏器等质材去仿制古代器物，乃一时风尚，更添文人雅趣，尤其清代金石、考据、训诂学的复兴，益增文士鉴赏器物的内涵或新貌的挑战与趣味。
这就是所谓味外之味，礼藏于器，以器辅食。味道，不只是食物或饮料，或佳肴味道与烹饪的提升，它还牵涉到对器具的雅赏，借这种高雅鉴赏发展入一种味外之味。味道，不只是食物的声、色、味，或享用者官能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同时也是知识活动，借对器物的认识与欣赏产生另一种味蕾与品味。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强调“辨味”，品味诗歌犹如人们饮食，不可止于醋盐的酸咸，而应在酸咸之外，正如食物需要领会醋盐加工后“醇美之味”的“味外之旨”。司空图指的是诗歌，礼器仿用指的是器物模拟再造后的艺术作用，演绎与创新兼备，其味无穷。就像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序中所说的“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那是色中之色、声内之声、味外之味，可惜“人鲜知之，良可悲也”。
从宫中贵族到民间，许多实用器物都以古器外型为模范仿造，就像《红楼梦》四十一回或《笑傲江湖》第十四章内的茶具或酒器。
此外，乾隆纂辑“西清四鉴”不单是整理收录宫中器物，同时也是借清宫拥藏的古器回归中国传统“正朔”。清三代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已日渐汉化，犹记康熙当年尚殷殷嘱咐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如南怀仁等人勤学满文，以便传输西方天文、科技知识。但到了乾隆时，已全部汉化，乾隆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鼎盛，号十全老人，诗书兼善，温柔敦厚，但有些忌讳如文字狱，却比康熙、雍正两朝还要严厉，任何人凡写出了“虏”、“夷”、“胡”等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足见他的大中原心态，不肯被视为异类。满洲本是关外白山黑水一个部族，崛起趁机入主中原，本身有限的文化传统，未堪与中国千年文明相比，古三代夏商周青铜礼器及其礼乐制度正是这大文明的文化命脉。乾隆的慕古幽情和宋徽宗可谓殊途同归，徽宗是个昏君，但也是个难得的艺术天才，对中国艺术传统传承奉献，可谓天下一人。乾隆攘外安内，国力之盛，君威之隆，连英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也无法用半膝之礼晋见，而成历史礼仪之争。其实正是乾隆华夷心理作祟，视自己为华夏大清皇帝，对方为西方蛮夷，自然尊卑有别。至于从古器礼乐能够回归到中国古代正朔的道统精神，也就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传承，无人能够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