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了小差”——仓促离校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个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事后张自称为：“开了小差”。关于张申府仓促离校原因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说法：

1．难以和蒋介石共事。

张申府说：“他（蒋介石——引者注）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

2．不习惯广州气候。

晚年张申府受美国学者舒衡哲访谈时说道：“1924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开了小差，因为 ‘天气太热了’。”

3．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形势和党派立场等因素：

等到开学后不久，我便辞职不干了。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第一和第二理由的叙述时间均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第一和第三理由有重叠成分，可略“一”而不论。

第二理由，属和朋友私下聊天的“自我调侃”，而且张申府离开黄埔后，在广东大学继续教职，还在“气候炎热”的广州生活，此理由当不能成立。

第三理由是1967年在红卫兵监督下写成的文字，行文虽然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用词语气，以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但这是张申府坚持“用事实澄清个人历史”的信条而写下的“自我批判”。他说，“我总希望，也总愿意，把每个人的历史如实弄清楚，功归功，过归过”。这个版本的内容具体详细，当可信。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和张申府私交很好的党代表廖仲恺因其他公务繁忙，很少到军校，他的意见常被搁置一边。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倨傲自负的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做派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的身上。

在张申府的回忆中，有两处提及自己是跟随戴季陶出走，而戴当时是“愤然出走”。戴季陶是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样一个显赫的人物为什么会委屈地“愤然出走”？

由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第24期《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一文对此事有记载：“他（指戴——引者注）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了。”张继、谢持均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一大”改组时，孙中山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同时也指定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以“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1924年6月，最先介绍中共领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张继一改初衷，和谢持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此案涉及戴季陶，他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被指斥有不少中共党员在把持部务。

对张、戴纷争事件，包惠僧的《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张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骂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彼此一句一句地争论起来，张继发了牛脾气，高声大骂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起拳头要打他，戴季陶打张继不过，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一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他的“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号啕。当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正式入党时，戴季陶说因与孙中山关系不能成为中共党员时，也哭了一场。

张继为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早稻田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曾与苏联代表越飞接洽，为孙、越会谈铺平道路，1922年9月，张继介绍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所有中共高层负责人都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张随后对“联俄”“容共”政策持异议。《张隐韬日记》（张隐韬为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对此事也有记载：

近日国民党中发生内部左右之派之争执，张继、谢持为右派中反对共产党及国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而被指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戴季陶，却又因批评中共遭对方指责。两面不讨好的戴季陶难以在广东立足，愤而辞去所有职务去上海。

据李云汉的解释，戴季陶是因为国共纷争，造成国民党组织纪律及宣传理论上的歧义，在劝告谭平山时被谭拒绝，“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一切职务”。戴季陶自己这样说道，他劝谭平山希望共产党能牺牲其党籍，使得国民党“不致同时有两中心，然后一切纠纷，乃可尽除，而组织工作，乃不至受此无形的障碍”。谭平山说，“此事现在绝做不到”。戴说：

弟之苦劝既无效，而对于党事前途之悲观，亦遂加严。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而党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组织则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重理论之困难……至是而弟决然辞去一切职务，赴沪之意决矣。

不管怎么说，戴季陶的确是因国共纷争一事“愤然出走”。

自国共合作以来，潜藏问题中最尖锐、对时局影响最大的是国共关系问题，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两党摩擦在所难免。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陈公博的描述是：“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会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

中共的这种渗透策略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中共机关翻查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等文件。他们认为，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这就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中央监察委员张继与谢持感觉事态严重，立即从上海直奔广州，一方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另一方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同意将于8月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威胁说要退出国民党。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像戴季陶这样的人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率性的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