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第一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产物；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一词始于魏晋，由“中国”与“华夏”两名称组合而成。“中华”与“中国”一样，都是地理名称，但是，在古代，“中华”同时又是文化与民族的称谓。在近代，“中华”又与传入的“民族”一词，组合成了“中华民族”，用作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其形成与独具特色，与后者一样，皆源于中华民族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实际的生活过程”。就其最初缘起而言，荦荦大者，有三：地理环境、民族融合与农业经济。

一、地理环境

任何民族的生存繁衍都有赖于一定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地理环境。我国位于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有广漠，南有横断山脉。四周的自然屏障，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同时，我国地形，西高东低，西部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部却是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有人把这种地形比作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受到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境内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干旱；北部严寒，南部炎热。这又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内部结构。此种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文化及其中华民族精神的缘起，影响至深：

首先，在远古条件下，它决定了中华文化及其中华民族精神起源的独创性，决定了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新中国的考古证明，在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经早期智人（古人），至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存地点，达300多次，遍布全国各地。早在1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文化谱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元谋文化、周口店文化、蓝田文化、许家窑文化、丁村文化等在内，说明在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已普遍有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分布及其趋同发展和最终导入古代文明的过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境内各文化谱系有过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但因地理阻隔，与南亚、西亚、中亚和地中海这样一些史前文化发达的区域和古代文明中心，却难以发生联系。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汉代，但当时的中华文化已臻昌盛，中华民族精神早已形成了。这与罗马文化主要吸收希腊文化成长起来，印度古文化主要仰仗外来民族的创造，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由于地形多样，气候不同，辽阔的中华大地，不仅在新石器时代即形成了稻作农业经济区、旱地农业区经济区和狩猎采集经济区三大史前文化区，并存互补，从而为多种经济和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酿就了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性统一发展的态势。在新石器晚期的三大经济文化区下，我国史前的文化发展还形成了六个小的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它们彼此互相影响，相互激荡。其中，中原文化区居五个文化区的核心。因地理条件的优越，它更容易吸收周围文化区的养分，所以发展水平最高，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地，最早跨入了文明社会。这样我国史前文化就形成了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即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最后是第三层即最外层的各文化区。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结构形象地称作“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蕊，其他文化区是花瓣。这种独特的结构，对后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经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众多民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文化与政治格局。这就奠定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这在钱穆先生，则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大局面”。他说：“埃及和巴比仑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地形较复杂，但其最早发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它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周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蕴酿与成长。但一对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著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及巴比仑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中华文化的此种“大局面”，同时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中，追求“和而不同”，可大可久特质的形成，是不难想见的。

二、民族融合

梁启超曾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中华国民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因为，“须知以如此庞大之民族，散布于如此广漠之国土，数千年继继绳绳，日征月迈，在我国民视之若素，然以世界史的眼光观察之，实邈然更无匹俦”。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多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其本身即为中华国民的伟大创造和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

早在新石器时期，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已形成了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传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联合，于涿鹿大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随后，黄帝部落复与炎帝部落大战于阪泉，黄帝获大胜，成为了黄河中下游大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传说正反映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长期交往、融合，并最终通过征战结成部落联盟的历史过程。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为主干，东西两大氏族部落、四周的一些部落，逐渐融合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体。经夏商周的发展，西周时华夏族体粗具规模。秦统一六国，正是在这个民族共同体渐趋稳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华夏是多源汇聚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由此，可以说，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秦汉时，在华夏族的基础上，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汉族。费孝通先生强调说：汉族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成分的同时，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入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但是，汉民族的形成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成为了中华民族赖以形成的一个凝聚核心：“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李大钊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渐次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与之相应，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便也呈现出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坚，同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

三、农业经济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形成了南北各具特点的农业，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为主；南方则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为主。距今约8000年，粟在磁山、裴李岗遗址中已有遗存。距今约7000年，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稻。距今约7000—4600年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等，已经显示出此期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型的定居村落已四处可见。进入距今约4600年的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出现了铜器，尤其到距今2800年出现了铁制农具和战国后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农业也因之更加发展。黄河流域因地理气候的优越，农业最为发达，所以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中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它所以能在历史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血液，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业经济的独具魅力。费孝通先生说：“如果要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发达的农业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它同时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网络基础。他指出，由于汉族善于经营农业，凡适于耕作之地，无所不往，故“汉族通过屯垦和通商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

而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便已形成的南北两大农业体系，更是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生生不已、源远流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在《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写道：“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来讲极为重要。为什么？这两个农业体系在两个地方，但两者又紧挨着。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作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作补充。而且这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方非常大……比伊拉克要大好多倍，比埃及也大好多倍，比古印度那块地方也大好多倍。这两个大而互补的地方，会起一种什么作用？因为大，它就有一个宽广的基础，而中国周围都还是采集狩猎经济，没有强势文化。即使有一个比较强势的文化来干扰，它这个核心地区也是稳稳当当的。西方就不是这样了，尽管有的地方发展程度很高，但它比较脆弱，有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不管是像伊拉克两河流域的文化也好，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也好，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两河流域也一样。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没有中断过。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以这个广大的农业为基础，而且是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似的，拧在一起。”农业经济的上述功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自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其更为直接的影响，还在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的小农经济自身特点，诸如农业生产对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依赖；适于小家庭经营与自给自足；农作物生产周期长，周而复始……如此等等，潜移默化，使中华民族浸成了注重人与自然间的和谐、重实际轻玄想，以及重家族伦理、安土乐天、中庸观念、人生经验与祖先崇拜，等等的精神特质。汉儒公孙弘说：“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显而易见，这里所描绘的“和之至”，是一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景象。

上述地理环境、民族融合与农业经济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缘起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包括政治与宗教、文学艺术与风俗等等，也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仅以汉语言文字与历代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例。章太炎说：历史就是国粹，“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讲的三项中，就包含了汉语言文字与历代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

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欧洲不同，欧洲的文字随着语义的变化，词尾发生改变，即文字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的文字虽然也有转注、假借的道理，甚至各处的方言有不同，但是，其文字本身却是不变的。也因是之故，中国有文字考古的专门学问，称“小学”。他强调语言文字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保种的力量”。章太炎是在1906年说这个话的，他以为汉语言文字是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纽带，厥功至伟。其言之深刻，至今久成共识。但是，就其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而言，尚有进一步深化认识的空间。《中国留美学生月刊》1922年2月号中有李济的文章《中国人类学诸问题》，从人类学者的角度，将章太炎的观点进一步引向深化了。文中写道：

欧洲科学家一向把语言看作是一大堆发音的集合，而非什么比发音器官更内在更深层的东西。语言——符号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日积月累的影响还是未曾发掘的领域，若以此为标准划分现今人类的世界文化，可以看到一类人使用字母文字而另一类人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虽有根本的不同但却各有短长。坦率地说，使用字母文字的文化有一个严重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稳定性。大多数善感易变的民族都居住在字母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这样的故事在西方大地上屡见不鲜。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这些使用字母文字的人种，其文化无一不由盛极而衰。古代闪米特人和含米特人也是使用字母文字，他们的文明也同希腊和罗马的一样缺乏坚固持久性。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自然是字母语言的过分流动性，因而不能保存具体确切的思想观点。这些人的知识内容如奔涌的瀑布而非浩瀚的海洋。其思想之丰富无他人相比，而放弃有价值的观念速度之快也令他人望尘莫及……从任何意义上讲，汉语与字母文字都是对立的。它没有字母文字的种种便利之处，但是它所体现的简朴和终极真理却牢不可破，不受狂风暴雨和艰难时日的侵袭，保护了中华文化达四千年之久。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然而，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文字，还是这种文字反过来升华了这种精神，还尚无定论。

作者对字母文字内在缺陷的论断及其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文明的盛极而衰，归结为使用字母文字的缘故，是否科学，可不置论；但是，他强调汉语言文字的自身优点“保护了中华文化达四千年之久”，却是十分正确的。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指出：“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然而，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文字，还是这种文字反过来升华了这种精神，还尚无定论”，即指出了汉语言文字与中华民族精神间的互动关系，则更是发人所未发的重要创见。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读先秦文献，而无大碍，汉语言文字有益于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不言自明；而它的造型“坚固、方正而优美”，如何既反映又陶冶了民族的审美情趣，从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可以参阅李泽厚先生的名作《美的历程》。需要指出的是，1920—1921年曾应邀来华讲学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归国后第二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专门征引了上述李济的这篇文章。他接着评论说：“我们不必去深究这篇贯穿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宏论。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并不习惯认为自己所属的‘字母文化’仅仅是文化中的一种这样的观点。至于以符号构成的汉字与中国特殊的文化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研究，不敢臆断。但我相信，正如李济先生所述，有极大的关系。”

历代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不仅凝炼和集中表达了不同阶段上民族的智慧、情感与追求，而且，其积淀、升华，复构成了民族优良的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陶冶与发舒，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要看看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百家卓越的思想及其精辟隽永的格言警句，如何深刻地影响至今；“大禹治水”、“屈原投江”、“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古往今来，这些无数脍炙人口的“人物事迹”，如何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至今激励国人，便不难理解历代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见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尽管在物质和经济上，中国与埃及、巴比伦的情况相似，但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老子、孔子虽然同处于公元前6世纪，但已具备了今日中国人的个性特点。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原因的人，就难以说明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的精神面貌何以不同。我也提不出可取而代之的理论。我认为，科学目前尚不能完整解释民族性格。气候和经济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说明全部问题。可能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的性格，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这与我们所说，历代往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正若合符节。

固然，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步形成，大致是在先秦秦汉之际，春秋战国尤其是重要的形成阶段。对此，我们固然无法提出准确和量化的指标，但却可以指出其中最重要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场景。

其一，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最初实体或称皱形，其时已初步形成。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与核心，它的孕育形成，既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最初实体或皱形形成的重要表征。汉族作为族名固然不能早于汉代，但作为多源汇聚的民族实体，却必然早于汉代，大约育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如此，华夏—汉族虽是多元汇聚的结果，夏、商、周三族始祖与祖先崇拜，也传统各异，但其时却已认同黄帝是共同的始祖，这显然是民族认同的结果。惟其如此，“战国七雄，各自统一一方，都是多民族诸侯国。所以秦统一已具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性质”。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皱形既已初具规模，与之相应，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初核心也告形成，是合乎逻辑的。

其二，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正是雅斯贝斯所讲的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期文明的重要特点，就是思想界巨人辈出，提出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理想与重要的范畴，从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春秋战国五百年里，各地的人口流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国的称雄争霸，将中华文化推向了第一次高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突破。其时，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等诸子纷起，百家争鸣，正是中华民族人类精神觉醒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尤其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强调“仁者爱人”，更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也就是中国古代轴心期文明正式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天的权威动摇，而人的精神却获得了高扬。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就是本民族精神的觉醒。梁启超认为，学术是思想的根垓，“学术进步”是实现“全国民精神”“统一”的思想源泉。这里所谓“统一”，不是指排斥异端，而是指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思想倾向。所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实已提出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核心范畴的一些重要思想，诸如“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等等，深刻影响了后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了此后数千年中华民族精神繁荣发展，生生不已的学术思想渊源和活水源头。以孔子为代表，诸子百家学说的涌现，可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表征。所以，梁启超说：“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变革时代”。“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他正是将民族大融合、时代大变动、学术思想大勃兴的春秋战国，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尽情发露”的重要时期。

其三，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秦汉昌盛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承秦制，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复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先秦以来追求“大一统”的时代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基础上，不仅变得更加自觉，而且有了体制性的依托。汉代国势强盛，文化方向明确，因之雄视阔步，极大地激发了开放与进取的民族精神。从张骞“凿通西域”到丝绸之路的开辟；从佛教的引入到道教的形成，中外交通与儒、释、道的互补，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滋荣发舒，开拓了新的境界。所以，梁启超这样写道：“我国春秋战国间，思想界最称复杂，秦汉以后政治渐趋统一，而思想之统一亦随之。其统一以孔子为中心固也；然犹不能尽归诸孔子。实则融合前此九流百家之思想，经历一度之中庸妥协，渐成为一种有体系之国民思想”，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演为家庭本位和家国同构的社会制度，“凡此等等，不知不觉间形成全国民普遍共有之思想”。且不论其优劣，“然所以能历数千年以形成‘中华国民’者，必以此为根垓，至易明也”。

要言之，民族的大融合、诸子百家学术的发凡起例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一统格局的渐次出现，使先秦秦汉之际，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垓”最终形成并继往开来最重要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