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他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早期的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参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2年，他第一次来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大会领导之一。他还在广州出席了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为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来到广州。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任“全总”执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声援上海工人，邓中夏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几十万罢工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策略，坚持斗争达一年多，为中国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策划南昌起义，筹备和出席八七会议，出任过党中央秘书长、江苏省委、广东省委书记。1933年在上海不幸被捕，面对死亡，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唤起万千民众

邓中夏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十月革命的经验后，一方面认真学习中外近百年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现状，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在同学中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经验。他废寝忘食，干得特别带劲。为推动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救国会在邓中夏的积极筹备下，创办了《国民》杂志。

然而，创办杂志、撰写文章，面对的只是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对于广大劳苦大众，却不起作用，因为贫穷，他们没有文化，你的杂志办得再好，文章写得再好，他们也读不到，看不了。现实使邓中夏认识到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又联系进步同学一道，组织平民教育团，通过演讲、办班，让青年工友学文化，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启发他们觉悟，宣传爱国、救国与反剥削等革命道理。

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团在北京演讲引起了轰动效应，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欢迎。1919年4月的一天，北京遇上沙尘暴，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然而，演讲却照常进行，而听讲者也非常踊跃，出乎主办者意料之外。在工人中演讲，邓中夏有一套办法。作为湖南人，他的普通话带有湖南口音，但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讲得深入浅出，会打比方，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非常形象化。”“所以听他讲演的人老是全神贯注，目不转睛。”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对剥削制度没有认识，常常认为是自己命不好，说“工”字不出头，出头就是“土”，所以只有听天由命。邓中夏在工人夜校里讲课，对“工”字作了另一种解读，他对工人说“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一人站立，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工人两字连起来写，就是“天”字，说明工人团结起来，他们的力量有天大！经他这样解说，工人都感很新鲜，很振奋，很受教育。

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刚开始时没几个工人来学习，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干活的命，学文化也没什么用。为此，邓中夏给工人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地主，家里雇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辛苦了大半辈子，四十几岁才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儿子长到十二岁，长工回想到自己吃了一辈子苦，一个大字也不识，就想让儿子去念书。这事让地主知道了，他把长工找来，问道：你想让儿子念书？长工说：是的，穷人认几个字也好，不念书没记性哩。地主冷笑，说，穷人有力气不就行了？牛不是不念书吗？牛不认字，不也一样耕田？这个故事对工人们很大刺激，结果，大家都纷纷来学校学习。平民教育团一直坚持了几年，行踪遍及北京城以及乡村、京汉铁路长辛店直至安徽。在邓中夏与进步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提高了普通群众的觉悟，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党的创建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大”

广州对于邓中夏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他曾三次来到这里出席全国性的重要大会，并在此领导了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领导工人运动，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一直在北京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以此为起点，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为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单位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以长辛店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诞生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还不为人们所真正认识。出席大会的工会代表，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等等，可以说成分非常复杂，斗争也很激烈。邓中夏是北京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享有很高威望，所以他被推选为大会的领导人。在会前，邓中夏作了认真的准备，在会中，他了解情况，找人谈话，准备发言，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团结各地工会代表，为推动会议向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前进而殚精竭虑。他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案》。他的这个提案最后为大会所通过，成为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成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这次大会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这意味着，全国的工会组织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这样的结果与邓中夏的努力分不开，在大会期间，是他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这样一项临时动议，最终获得通过。

建立全国总工会

1925年4月，邓中夏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第二次来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之前，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了党的“四大”，出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力促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到广州后，邓中夏住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与广州工会和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一道，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从为大会制定议程，起草各种文件，给各地工会发出邀请，到解决会场等，无论巨细，事必躬亲。据参与会议筹备工作的人士回忆，邓中夏生活简朴，待人热情，整天忙碌不已，但精力充沛。

对于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邓中夏非常明确。为了帮助与会代表认识这些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作解答。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这天也在广州召开。为了表示工农兵大团结，这天上午，广州的工人、农民、军人与两个大会的代表共10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盛况空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太原、大连等城市的铁路、海运、矿山、机械、纺织等产业部门的165个工会、54万会员的代表共281人出席了大会，这些工会中多数由共产党领导，部分与国民党有关系，也有无党派组织的工会。邓中夏被选为大会秘书长，也是大会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少奇、苏兆征、林伟民、李启汉、王荷波、刘华等我党的工运领袖都汇集一堂，与各地工人代表共同研究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的有关问题。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十多项重要决议案、二十多项临时案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些文件，几乎都是出自邓中夏与刘少奇之手。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被选为委员长，邓中夏被选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的大团结。工人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而这一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会结束不久，五卅运动就爆发了。

组织省港大罢工

25万省港工人参加，并且坚持了一年多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在世界工运史上也是罕见的。邓中夏就是这场大罢工的最主要的组织领导人之一，被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有关人士称为天才的组织者。

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是邓中夏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然而，这丝毫阻挡不住他开展工作的热情。他紧紧依靠苏兆征与杨殷这两位非常熟悉香港的广东人，很快就进行了组织发动工作。当时香港有几十万工人，工会100多个，但是，真正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是少数，多数为黄色工会或旧式的行会工会，而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加起来也只有20人左右，要发动组织工人起来，谈何容易？甚至，当邓中夏将他的想法告诉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时，还把对方吓了一跳。后来黄平回忆说：“对我来说，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把我从梦中惊醒。”

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香港的党团组织和进步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发动工作，让香港人民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开展大罢工的目的、意义。邓中夏亲自到学校、报馆作演讲，出席各种会议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又与杨殷、苏兆征等人一起走访香港各工会，对工会领导人进行宣传发动，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谈话，使多数工会的头头接受了他的主张。他还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正式召集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开展大罢工的问题，结果，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赞成，并通过了罢工宣言。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陆续投入罢工，还有几万工人冲破当局的戒严令，从香港回到广州。

红色的战略家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如何组织安置好工人，如何坚持斗争，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邓中夏作为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高超的斗争艺术加以应对，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对几十万罢工工人的安置问题，邓中夏吸取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经验，组织建立了由罢工工人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让在工人中有很高威信的苏兆征任委员长。下设干事局、干事局又下设多个部，负责具体事务，罢工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邓中夏接任党团书记。罢工委员会有全套完备的组织机构，而且有很大权力，被称为具有政权性质的“工人政府”，邓中夏是在为中国工人阶级探索建设政权的道路。

为了真正代表广大工人的意志，邓中夏还创造性地发动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还组建了一支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封锁香港和维护罢工秩序而工作。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对香港和广州进行了封锁，这样做使帝国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也给自己造成很大困难，因为广东本身一直有进口粮食、燃料和日用品的传统，封锁口岸，广东的商人无生意可做，广东的人民生活也受影响。邓中夏认真分析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最后决定采取“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即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而对其他国家的商船则网开一面，只要他们不贩卖英国货，可颁发特许证，允许他们来广州进行贸易活动。

“单独对英”的策略实施后取得显著效果，广州每天竟有几十艘船入口，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繁荣。

但是，对特许证的颁发问题，由于手续较为麻烦，而且收费也较高，所以商人有意见。知道这个消息后，邓中夏意识到，大罢工还应得到商人的支持，为争取商人，罢工委员会又修改了之前的做法，免除了手续费。后来，邓中夏又提出“工商联合”的政策，建议在广州建立“工农商学联合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团结商人支持罢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政策的实行，是大罢工能够坚持十多个月的重要原因。难怪邓中夏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说：“工商联合这个武器最厉害”, “比飞机大炮还有力量。”

建筑对敌斗争“炮台”

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来自赤色工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一句话给邓中夏极大启发，他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炮台。在这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邓中夏为建筑这个“无产阶级的炮台”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省港大罢工中，邓中夏又为统一香港的工会做了不少工作。

现实斗争的实践使邓中夏认识到：仅仅自己认识工会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广大工人阶级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动起来，共同来建筑无产阶级的炮台，抗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此，他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创办了工人自己的报纸《工人之路》，他亲自担任主编，为报纸写了大量社论和评论。为适应工人阅读的要求，他为《工人之路》定下政治观点要鲜明、文字要精练通俗、深入浅出的风格。

为启发工人认识香港工会要进行整顿，使之统一起来的意义，他通过《工人之路》向工人提出问题，调动工人开动脑筋。他循循善诱，促使工友们去思考香港工会的统一问题。

在他的帮助教育下，工人们热情高涨。在万众期待中，他以全总名义发出对香港工会统一问题的意见书和组织香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结果得到香港工人的热烈拥护。很快工人们就行动起来，根据全总要求，仅用一个月就组织成立了新型的产业工会和香港总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全总向香港总工会授旗，旗上写着“革命前线大炮台”几个大字。

别具一格的婚礼

广州贤思街近圣里的“龚寓”，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的办公联络点，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都居住在这里。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在一起，彼此也亲密无间，如同一家人。他们中间苏兆征是广东香山人，而邓中夏和李启汉则同为湖南人。苏兆征和李启汉已婚，住在楼上，邓中夏则住在楼下。这位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事业终日劳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不过，爱神并没有把他忘记，邓中夏与李启汉的妹妹李慧馨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相知相爱了。

李慧馨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六人，她曾因家贫被两次卖给别人做童养媳。1924年10月，李慧馨的大哥李启汉将她与母亲接到自己的工作地广州，李启汉在为工人运动忙碌，而母亲与李慧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后勤部长”，住在楼下的邓中夏也受益不少，有时在苏兆征家或李启汉家吃个饭，有需要缝补的衣服也可以交给李慧馨办，一来二去，丘比特之箭已经把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了一起。

在李慧馨眼里，邓中夏精力充沛，满腹学问，英俊能干。天底下的许多事情他都知道，在向工人中作宣传时，讲得深入浅出，深受工人欢迎与爱戴。同时他又毫无架子，与工人打成一片，对人和气。邓中夏则把李慧馨看作是自己的妹妹一样，鼓励她走上社会，参加革命斗争，又帮助她学文化，上夜校，听报告。在邓中夏的鼓励与帮助下，17岁的李慧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到省港大罢工的火热斗争中，共同的革命志向使两位年青人相爱了，他们相互帮助与促进，使邓中夏的亲密战友李启汉、苏兆征倍感高兴，也力促他们早日成亲。

1926年8月的一天，在刘少奇、何宝珍夫妇和苏兆征、李启汉等战友们的见证下，邓中夏与李慧馨结婚了。在这个人生的重大日子里，邓中夏忙里偷闲，“休息”了一天。按照广州的习惯，一对新人要穿上结婚礼服，坐上小轿车，在城里周游，并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然而，这对清贫的革命者却一反传统，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婚礼。这一天，邓中夏与李慧馨穿上整洁的衣服，相拥来到城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英烈。走在长长的墓道，两旁是盛开的黄菊花、黄芍药和青松、翠柏，显得庄严肃穆，又充满生机。来到纪功坊前，邓中夏轻轻地诵读着纪念碑文，并且给新婚妻子李慧馨作耐心的解说，两人还向烈士们默哀鞠躬，表示敬意。邓中夏以黄花岗英烈的事迹为例告诉妻子，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共产党人不要怕牺牲，要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就这样，这对革命伴侣以凭吊英烈来度过自己新婚的第一天，这在历史也属罕见，不能不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婚礼。

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邓中夏始终未暴露身份。为了出狱，他请史良律师为其辩护，宋庆龄、何香凝女士也出钱出力设法营救。然而，由于叛徒出卖，形势急转直下，邓中夏的身份暴露，被蒋介石点名解往南京。

在狱中，邓中夏进行了最后的斗争。他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打得遍体鳞伤，依然坚贞不屈，并对敌人的罪恶进行揭露。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让他说出党的秘密，均被他严词拒绝。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使敌人胆战心惊，无计可施。

他还在狱中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告诉难友们“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人生总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能为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

对国民党的特务和宪兵，邓中夏也不放过做工作的机会。据难友回忆，一次，邓中夏对打进监狱的特务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问你。我是共产党员，但你看我像不像国民党所说的青面獠牙、专门杀人放火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们缺乏政治经验，要小心上当……”

知道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将不久于人世，邓中夏从容地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坚定的信念跃然纸上。

1933年9月21日黎明，敌人打开牢门提邓中夏出去，知道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穿好衣服，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

（杨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