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寻党于羊城 喋血于羊城

蔡和森是我党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毛泽东年轻时的挚友。他在短短36年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壮丽的诗篇。尽管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并不很多，但却都与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广东革命历史上的一枝奇葩。

寻党于广州

1921年11月，一个衣衫褴褛但却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带领着21个同样衣衫褴褛的人在广州城里四处寻找着什么，他们逢人便打听陈独秀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状况，但是人人都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个面庞消瘦但却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不禁心中焦急起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蔡和森，他们一行是专程从香港来广州寻找党组织的。如果计划落空，下一步如何安排，想到这里，蔡和森不禁更加眉头紧拧。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广东党组织——广州粤区党委。见到了陈公博，了解到党的“一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这让蔡和森松了一口气，天随人愿。但他们要找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却已经离开广州去了上海。他们又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广州赶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全国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蔡和森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思绪也渐渐回到了求学生涯……

1913年蔡和森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成为同学，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毛泽东以渊博的学识、奔放的热情、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气魄深深地赢得蔡和森的敬佩。二人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并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进步学生。在此基础上，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领导组织下成立了新民学会，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蔡和森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新民学会的发展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了大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造就了大批骨干。

当蔡和森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他们的恩师杨昌济来信说，北京有人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要他们去北京联络这一工作，为湖南有志于赴法的学生找条出路。为此，蔡和森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反复讨论，并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决定在湖南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底，蔡和森动员了自己的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一行乘坐邮轮抵达法国，来到了蒙达尼学习。初到法国，他除了能大略地辨认书名外，书的内容根本无法读下去了，法国人讲话他也听不懂，简直成了聋哑人。他感到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一切事情都将无从着手。于是，他特地买了一本法华字典。以后每天天亮，他就来到公园看法文报纸。经过四个月的刻苦攻读，蔡和森终于从开始一天只能看一则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报纸了。语言关通过后，蔡和森开始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经常穿着旧薄的衣服，坐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顶着严重的哮喘宿疾，翻着字典，攻读马列著作，顽强地反复掂量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分量。半年多的时间里，用“霸蛮”精神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搜集了介绍各国革命的小册子。通过学习，他认为中国必须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系统阐明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成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南下广东

1923年5月，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着重讨论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了筹备这次大会，身为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和《向导》周报主编的蔡和森从上海赶到了广州。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向警予，恤孤院路宁静的街道上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忙碌而又甜蜜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向蔡同盟”，这是一段自由恋爱促成的革命婚姻。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当年秋天回到了故乡，着手恢复停办的溆浦女校。在办学期间，为了学校经费和治安等问题，向警予曾请求当时的湘西镇守副使周则范支持。周则范表面上侠义心肠，有求必应。在给予了一定关照之后，竟然要娶向警予这样的新女性做二房夫人，以装饰自己的门面。向警予的父亲想利用周家的权势，也倾向于这门婚事。向警予没有在封建势力面前屈服，她只身闯入周宅，当面以“以身许国，终身不婚”拒绝了周的求婚。

1919年秋，向警予含泪离开办得红红火火的溆浦女校来到省城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在这里，她得以结识了蔡畅的哥哥蔡和森。在参加了新民学会后，与蔡和森有了较多的接触。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赛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尽管两人都曾有过不婚的誓言，但是彼此之间的爱慕还是让他们都食言了。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更加需要中国留学生的相互关照。在这些关照中，蔡向之间的感情和理想的同盟得到了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礼气氛热烈而简朴，没有丰盛酒宴，没有繁琐的礼仪，新娘仍然是一身布衣，只有她那红晕的脸庞表明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其实蔡母见向警予平时衣着朴素，为了她在婚礼上穿得光鲜，特意赶制了一件花绸旗袍送给她。向警予接过旗袍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蔡母说：“我从小不习惯穿这样的衣服，但是为了你，今天我就穿上，哪怕就一个小时。”婆婆明白她的孝心，但她见向警予穿上旗袍一副别扭的样子，反倒显得不自然，于是告诉向警予不要勉强。这样，婚礼上便没有见到向警予穿那件旗袍。但是，这件旗袍一直珍藏在她的身边，直到1928年在武汉被捕，临刑前，她换上了这件花绸旗袍，穿着它走向刑场。那时，她已经不再是蔡和森的妻子，也许她想用这种方式向蔡和森表示自己对往日爱情的眷念。

蔡向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婚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他们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蔡同盟》，分别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 ‘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从此，留学生中流传着“向蔡同盟”的佳话。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正式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与会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蔡和森作为法国支部的代表，与夫人向警予一起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联合战线问题、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问题、产业工人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联合战线问题上，马林等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蔡和森等人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

在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问题上，马林等人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而蔡和森等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

在是否保持产业工人组织问题上，马林等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组织，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而蔡和森以为产业工人组织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蔡和森可以说是在三大上发言最为积极的，他慷慨陈词，力陈产业工人不能加入国民党的种种理由，主张保留产业工人组织，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包括向警予在内都不同意他的观点。在马林的一再坚持下，三大最后确认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经过反复讨论，蔡和森同意了三大的路线，即：实行国共合作，又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同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还参与了党纲和党章的起草工作。

平心而论，蔡和森当时的观点有许多地方是不正确的。后来在中共六大上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为当时犯了“左倾幼稚病”，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看得过低，对其革命性估计不足。

三大上，蔡和森以高票37票（仅次于陈独秀的40票，与李大钊票数相同），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等组成中央局，担任起了中央领导工作。这与他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与主编《向导》取得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三大闭幕后，由于党中央迁回上海，蔡和森随之返回上海，继续主编《向导》周报。蔡和森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告一段落。

被捕于香港

1931年3月，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蔡和森受到了王明的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和打击，当时的党中央既没有恢复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没有批准他到中央苏区瑞金从事武装斗争的请求。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主持广东工作。当时，广东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党的组织已遭到破坏，省委书记邓发已被捕（后经营救获释放），广东省委暂时设在香港。蔡和森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正当蔡和森准备起程时，他的外甥女刘昂从香港回到上海。刘昂告诉他，现在香港的情况很不好，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她在香港为了躲避特务的侦缉，必须经常搬家，有时一天搬一两次。后来实在呆不住了，组织才决定她们暂回上海。刘昂如实告诉他这些情况，目的是想劝舅舅不要去香港。

然而，蔡和森是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危的。他对外甥女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服从，不能犹豫。”1931年阳春三月，蔡和森带着妻女，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香港不久，他与党的地下组织接上了头。经过周密考察，租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到党的工作中。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

当时，曾经担任中央保卫任务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并潜入香港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蔡和森的耳中。这对蔡和森是个极大的威胁，顾顺章因职务的关系，对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是熟识的，虽然蔡和森知道随时有可能被敌人认出，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不是到省委办公，就是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情况，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工作，希望能重振旗鼓，为党的工作殚精竭虑。

6月10日，适逢海员工会要开一次重要会议，考虑到蔡和森目标过于明显，随时可能被叛徒认出，遭遇危险，同志们都劝他暂时不要到现场去开会，可是蔡和森对省港大罢工的光荣斗争历史记忆犹新，很想重整海员工会的工作，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如此重要的会议如果不亲自参加，蔡和森始终不能放心。于是，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去海员工会参加会议。临走前，他望了一眼仍在牙牙学语的女儿，告诉夫人说：“这个会我不去不放心，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

等蔡和森刚刚踏入海员工会的会场，早就潜伏在那里的叛徒顾顺章和四个特务便将他逮捕了。他被捕之后，没等到党组织的营救，便被香港当局引渡给了国民党广东当局。

喋血于羊城

蔡和森被交给国民党广东政府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横眉冷对，没有透漏半点关于党的任何消息。残暴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使蔡和森更加坚定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献身的决心。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被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痛哭。蔡和森却鼓励大家要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作诗勉励大家，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敌人黔驴技穷的时候，终于丧心病狂，鉴于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他们不敢公开审讯，于是决定把蔡和森杀害。凶恶的敌人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站着，在他面前摆上几颗大铁钉，对他进行最后的威胁。他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敌人咆哮着，将他的手脚拉开，用铁钉把他钉在墙上。他痛得昏死过去，仍然一声不吭。愚蠢的敌人毫无办法，丧心病狂地用刺刀一点一点将他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捅进了他的胸膛。蔡和森就这样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蔡和森牺牲时，年仅36岁，他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他那“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的刻苦学习、探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他那“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胸怀天下，改造世界的坚强意志，他那“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德，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为广大人民所崇敬。

（魏法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