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建国前在广东六次遇险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粤东八属行政专员等职。南昌起义后，又率领起义军南撤粤东。在广东这块土地上，曾为革命洒下辛劳的汗水，作出莫大的贡献，也在这里遇险六次，而都凭他的大智大勇以及在广东党和人民的关照下，安然脱险。

棉湖之役，九死一生

1925年3月的“棉湖之役”是第一次东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在天津的邓颖超时刻牵挂着周恩来，不知他在前线怎样了？负伤了没有？3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天津市面传开，说东征军在棉湖失利，蒋介石被打伤了脚，周恩来阵亡。这个消息使邓颖超惊呆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判断东征军肯定在棉湖打了一场恶仗，不禁为周恩来和黄埔学生军担起心来。

6月初的一个晚上，邓颖超正在灯下起草一个文件，突然有人叩门。她谨慎地问：“谁？”门外的人答道：“大姐，是我。”啊！是从广东东江前线回来的。她赶紧打开门，把客人让进屋里，倒茶端糖果，等到客人坐定了，她才缓缓说道：“近来市面上谣言很多，我真为你们担心。棉湖那一仗是怎么打的？”一说起战斗，客人来劲了。他怕邓颖超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比划着讲了起来，邓颖超这才知道战斗的经过。

原来东征军占领棉湖后，留下1000多人驻守。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产生轻敌思想，率领主力部队准备前进。不料陈炯明的悍将杨虎率1万余众反扑过来。蒋介石慌了手脚，连命令都发不出来了。周恩来眼见形势危急，挺身出来指挥，命令何应钦率棉湖驻军抗击，又派人给前方的叶剑英送信，命他回援。周恩来亲自到驻军指挥所，命令部队抗击。东征军奋勇抗击着如潮水般冲过来的敌军，杀声震天，炮火连天。周恩来又亲自到炮兵阵地上指挥。炮兵阵地是当时敌炮轰击的重点，万分危险。刘畴西说：“周主任，那里危险，我去吧！”周恩来拉开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道：“赶快执行命令，不要中断指挥。”说完冲出指挥所，向弹片横飞的炮兵阵地跑去。他向战士们一挥手：“我们是革命士兵，决不让敌人冲上来。听我的指挥，朝着敌人开炮！”说完，跑到炮位上，拿起指挥旗，命令道：“目标，正前方开炮！”战士们见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亲临炮位指挥，勇气倍增，不管周围乱飞的弹片和子弹，按照命令，拉响6门大炮的炮栓。“轰隆”炮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了。只见敌人冲锋的队形顿时混乱，更奇怪的是，敌人的冲锋也停了下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会，高兴地喊起来：“我们把敌人的指挥部打烂了，指挥官也叫我们打死了。大家快装炮弹，目标：敌冲锋群——放！放！”炮兵们打得正高兴，忽然对面出现了一支部队，喊杀着，向敌人包抄过来。周恩来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下，认出是叶剑英的援兵到了，便把指挥旗给一位炮长，命令他指挥，自己赶往指挥所去了。就这样，东征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棉湖一战，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平定了东江。当然，东征军伤亡也很大，所以才传出周恩来阵亡的消息。

邓颖超听完客人的叙述后才放了心，这时东征军已回师广州，镇压滇桂军叛乱。

沙基惨案，幸免于难

1925年5月30日，英国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逮捕百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接着，英、日、美帝国主义于6月1日出动军舰，其陆战队又在上海大肆捕杀工人和学生，使60多名中国人死于非命，70余人受伤。如此的血案，如此的杀戮，不仅激起受害当地人民的愤怒，广州的各界人民都发出了巨大的吼声。6月18日，广州120个团体举行了集会，广东和香港外国工厂的中国工人于19日开始了大罢工。23日，广州举行了各界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军队是周恩来抽调去的，当时他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六个连，组成一个营，从国民党党军里同样抽调两个营，并让铁甲队也出动，排在香港罢工工人大队及工、农、商、学队列之后，臂缠黑纱，手执红旗，高呼口号，沿着预定路线前进。革命政府派出的两架飞机，不时地在游行队伍上空上下飞翔，投撒传单，给游行增加了一种扬眉吐气的特别气氛。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使盘踞在沙面小岛上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强盗十分害怕。在游行示威的前一天，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就将沙面东西桥的铁闸完全关闭，并派水员登陆，在沙面所有重要地点高筑沙包，又将8艘外国军舰停泊在沙面江面上。果然，当游行的黄埔学生军将至西桥，走到沙基调元街口之时，沙面维多利亚酒店楼上就有人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了。英国工部局的洋兵听到枪响，便用机关枪向沙基一带猛烈射击，停在沙面附近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向北岸开炮轰击。

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身先士卒。在随军警队伍的行进中，他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位同事并肩而行。突然，一阵枪声响，左右两边的两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中弹身亡。周恩来听到枪响，当即敏捷地匍匐在地，很快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起来。事后统计，沙基惨案死难50多人，受伤170多人。对于这次历险，周恩来很少提及，当时甚至连邓颖超也没有告诉，直到一个多月后邓颖超由天津调到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时，才听周恩来说到了这段经历。

宵禁枪击，险些丢命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军事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担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将廖仲恺，担任政府常委和财政部长。廖仲恺的政治态度和认真工作的精神，受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嫉恨，时任粤军司令的许崇智纠集一些人在胡汉民家中召开倒廖会议，决定将廖刺死。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去中央党部出席会议，刚登上党部大楼门前台阶，就遭到预伏在骑楼下几名刺客的枪击，廖仲恺身中四枪，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直奔医院，才见了廖仲恺最后一面。国民政府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参加并担任委员，在提审被捕的刺客时，得知有人花几十万元来买枪手，以刺杀廖仲恺和谭平山。在香港还有人花200万元买凶手，刺杀共产党员。暗藏势力的卑劣活动使周恩来异常气愤，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等文章，还发表演讲，认为这一暗杀案的后边有极大的黑幕阴谋。他提出处理廖案要与肃清革命政权内部的右派相联系。廖案发生之时，粤军正驻守在广州城内。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知道此案与粤军干系不浅，便命令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的蒋介石，实行全城宵禁。蒋接令后立即占领军事要地，实行戒严，使许崇智无法再调城外的粤军入城，城内粤军的活动也被蒋介石的部队所控制。由于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是倒廖的主要成员，汪精卫又反对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扣押胡汉民的主张，因而直到案发第四天，一些主要案犯仍然逍遥法外。8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商议，决定当晚11时加强戒严，组织兵力搜捕案犯，并规定了内部联络的口令。决定作出之后，蒋介石忽然担心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造成刺廖凶犯逃匿，便独自召集亲信，将戒严时间提前到晚上9时，还改变了原定的内部联络口令。

周恩来这天傍晚代表革命人民和政府专程去黄埔港口，迎接乘列宁号轮船来华的苏联派遣的“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在和苏联使者交谈之后，看见晚上9时已过，戒严缉拿凶犯的时间就要来临，便急忙坐进汽车，赶往司令部督察部队行动。周恩来根本不知道此时全城已经戒严，也不知道联络口令已变，只是想尽快赶到司令部。已经看见司令部的大门了，就听门卫突然大叫：“停下！”司机没有想到周恩来的车在很远的地方被叫停下，仍然驾车行进。“口令？”回答却是原定的口令。门卫见口令不对，车又不停，便大叫：“再不停，我就开枪了！”正喊着，一串子弹就飞了过来。身受重伤的司机见情况不妙，急调车头拐进小巷后，倒在了驾驶座上。听到枪响，周恩来急忙伏下身子，躲过了枪弹。他走下车连声高喊：“我是周恩来！”门卫这才发现是政治部主任，一个个都被吓呆了。当他们赶来抢救司机时，发现司机已经没有了心跳。当晚，抓获了刺杀廖仲恺的三四个凶犯。刺廖的真凶国民党右派也受到打击，粤军司令许崇智被赶下台逃离了广州，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被卸职出洋，左派势力得到胜利。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周恩来才返回自廖案发生以来未曾回过的家——文德路文德里寓所。

周恩来的这次遇险，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更改戒严时间和变更口令实属大事，蒋介石为何不通知“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周恩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而为？当时未能搞清，事后更成了一个谜案。

黄埔军校，遭蒋软禁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地位非同一般，由他执掌的政治部和教练部、教育部并称为黄埔“三大支柱”，并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带了四名卫士去造币厂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共产党员。路上巡逻的士兵见是周主任，都没有阻拦他。到了造币厂门口，只见门口排列着许多士兵，个个端着刺刀，如临大敌。以往周恩来去见蒋根本不需要通报，今天却不同了。他刚走到门口，一个军官走过来，“啪”地敬了个礼说：“校长有令，任何人不得擅入。请周主任稍候，我进去通报一声。”周恩来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不见那个军官出来。再看看那些士兵，个个脸色铁青。周恩来一阵心寒，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但被捕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安危扯着他的心，即使是赴汤蹈火，他也得闯闯这阎罗殿。周恩来等了很久，那个军官出来了，把手一摊说：“周主任，请！”周恩来随即带了四名卫士跟着军官走了进去。刚走几步，忽然“哗啦”一声，一下子拥出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枪口对准周恩来和卫士，大声喝道：“不许动！”随即缴去了卫士的枪。周恩来怒斥他们：“我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命令你们，快把枪还给我的卫士。”那个带他们进来的军官赔笑说：“周主任不要误会，这也是校长的意思。”周恩来正要发脾气，蒋介石的警卫连长从里院走出来说：“周主任，请你不要生气，这是不得已的事。校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呢，请走吧。”周恩来知道士兵们是奉令办事，和他们再讲也没有用，见了蒋介石再说，便急步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

蒋介石正在屋里等他。一看他进来，连忙招呼：“周主任，请坐。”又吩咐卫士泡茶。周恩来摇摇手说：“不要泡了。请问蒋校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李之龙和共产党员？”蒋介石把手往下按按说：“周主任，不要这么大火气嘛，你听我解释。”蒋介石故作亲热地朝前凑凑说：“今天的事和共产党没有一点关系，这都是娘希匹汪精卫搞的名堂。我先把李之龙他们集中起来，是为了避免他们上汪精卫的当，这也是为贵党好啊！你今天来了，也别出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一天，看汪精卫还能造你的什么谣。”周恩来抗议说：“你是要软禁我？”蒋介石“这个”“这个”地哼了几句说：“不要说那么严重嘛。棉湖一战，你帮了我，我是信得过你的。现在外面乱得很，我有责任保护你。”说完叫来卫士，吩咐说：“你们送周主任去休息。要好生伺候，不许怠慢。”就这样，周恩来被送到造币厂的一个豪华客房被软禁起来。直到晚上，蒋介石才跑过来看他。一进屋就说：“周主任，好了，事情搞清楚了。贵党总书记陈独秀给我发来电报，说这件事完全是一场误会，国共两党还要精诚合作。”周恩来说：“什么误会？这完全是你借右派来打击共产党。我对此表示抗议。”蒋介石说：“不要这样嘛，这是误会，咱们一起吃饭去吧。”周恩来问他：“你既然连连说是误会，那些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放？”蒋介石说：“就放，就放。不过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希望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退出去，以免再发生误会。”周恩来反驳说：“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都是国共合作的武装。你要共产党员退出去，是不是要和共产党分裂？”蒋介石一听慌了，忙解释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非常尊重贵党的。我不止一次在军校讲演说过，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反对我，是反对革命。我怎么会和贵党分裂呢？我只是担心就这样下去，军心不稳，指挥不统一。你还记得吧，第二次东征途中，胡宗南和陈赓为了一点小事吵起来，结果两党军人在餐厅里用餐具打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周恩来说：“我没有忘记，第二次东征途中，当改编的第三师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是陈赓把你从阵地上背下来，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屁股刚坐稳，就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抓起来，你对得起谁？”蒋介石听了，似有所动，“这个”“这个”地支吾了几句，下令把关在造币厂的共产党员放了，把缴的枪还给周恩来的卫士。

周恩来见援救共产党员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告辞走了。蒋介石望着他气昂昂的身影，感慨地想到：英才啊，英才！为什么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去了呢。过了一个多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要跨党，但可以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他本想通过这个办法把周恩来、蒋先云、陈赓、聂荣臻，这些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拉到国民党内来，今后好为他所用。他估计许多共产党员会这么做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现在谁不想抱住蒋校长这棵大树好乘凉。没有想到，此案一出，黄埔军中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哗啦”一下子都退出了国民党，连他最信任的黄埔高材生蒋先云也不要国民党的党籍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普宁遇险，暂避香港

1927年8月5日，起义军占领南昌后，周恩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盛夏酷暑，烈日当空，在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行列里，周恩来始终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劳累一天的行军后，战士们一到宿营地，很快都呼呼入睡了。一觉醒来，同志们经常发现周恩来还坐在油灯下，专心致志地看着文件材料，筹划着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和下一步的工作。

1927年9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军主力进军潮汕。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英勇，终因连续鏖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只好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而此时，敌人已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

1927年10月3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这时，周恩来患上了恶性疟疾，连日发高烧。尽管这样，他还是抱病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正在开着，敌人突然袭击，战斗在镇子打响了，会议被迫中断，一片混乱中大家紧急疏散隐蔽。在撤退中，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聂荣臻、叶挺，两个人轮流背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连夜转移。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三个人只有叶挺身上配了一把小手枪，如果遇到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聂荣臻和叶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周恩来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他。就在这时，他们找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晚上，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等转移到离流沙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几个人经过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在辗转中，周恩来病情加重，连稀粥都吃不下，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费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来到陆丰县甲子镇，找到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扬帆出海。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再加上船工，一共五个人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那天台风刚过，海面上仍然风大浪急，小船摇晃得厉害，坐都坐不稳，随时都有掉到海里的危险。大家找来船上的绳子，把身子牢牢拴到桅杆上。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贴着浪尖颠簸着前行。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了两天一夜，他们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杨石魂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安置下来治病，便回海陆丰了。由于走得匆忙，他忘了给聂荣臻和叶挺清楚地留下与省委联络的暗号。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当他们去省委机关时，省委的同志没有贸然与他们接头。他们一时不敢在街上活动，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匆匆忙忙吃完就走，然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来，他们终于设法同组织联络上。不久，周恩来在香港养好病，回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途经汕头，化险为夷

1931年12月的一个傍晚，夜幕降临，汕头大街小巷热闹非凡。位于海平路的华富电器材料行和位于镇邦街的中法药房是中共汕头地下交通站的两个绝密住所。这时，临街的华富电器材料行里来了两个特殊的客人，正像与主人在切磋什么生意的样子。那个像老板一样的年龄约摸有30出头，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身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着一条蓝哔叽裤子。他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周恩来，他是经过此地前往中央苏区的。坐在左边的机警的小鬼绰号叫“小广东”，大埔人黄华，是汕头交通站的交通员，公开职业是华富电器材料行的勤杂，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潮州话，坐在右边的叫萧桂昌，原籍广东中山，出生地上海，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

汕头交通站长陈彭年汇报了汕头站和通往苏区沿途的一些情况，对几个月前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萧劲光等一批干部路过汕头的经过，也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恩来听后很满意，对汕头站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周恩来和萧桂昌被安排进金陵旅社。这是当时汕头最大的一间旅社，豪华而宽敞。周恩来以商人的身份，在这里下榻是很合适的。安排停当后，周恩来随陈彭年走下楼来，在拐弯处，忽见墙上玻璃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照片，定睛一看，不禁怔住了：原来，镜框里的那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里面就有周恩来。这张照片，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幅“通缉像图。”虽然时隔六年，他的相貌仍与照片十分酷似：那浓密粗黑的剑眉，那明亮传神的眼睛，那俊秀刚毅的面庞，只要过去同他有过接触的人，还是不难辨认出来的。他在汕头主持东江政务时，多少人进出行政公署，而这些人当中，有的已成为反动派的鹰犬……长期搞地下斗争，时时刻刻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的周恩来，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轻拉一下陈彭年的袖管，轻声道：“转移！”

陈彭年也跟着周恩来的眼神，发现了那张照片，他毫无二话，马上与萧桂昌一道，把行李搬往棉安街的一间小旅店。别看这家旅店门面不大，来头可不小呢。原来，这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一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局外人不知底里，汕头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却是一清二楚。那些年头，汕头的旅店，几乎天天都要“查夜”，而且往往是“闹通宵”。先是警察来，接着是宪兵来，最后还有便衣特务来“打扫战场”。闹得旅客心惊胆战，睡卧不安。唯独这棉安街旅店，警察特务不敢查夜，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于是这间小旅馆便成为闹纷纷的汕头“世外桃源”。这一夜，周恩来放心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周恩来、萧桂昌来到华富电器材料行，在这里吃了早饭，更换了衣着，然后，由黄华雇了三辆人力车，直奔汕头火车站。

这一回，周恩来穿的是一套西装，依然戴一顶毡帽，随身只有一个体积不大的扁平小木箱，里面装着色料、画笔和纸片——原来，他装扮成一位画像先生。黄华买了三张汕头至潮州的二等车票。三人随即上了火车。谁知上车后，周恩来发现偌大的一节车厢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很容易引人注目。周恩来感觉情况不妙，连忙带着萧、黄两人转至隔壁的三等车厢。那时，汕头至潮州的三等火车票，价格是大洋七角六分，二等车票价加一倍，而多花了一元多钱，平民百姓谁能花得起？三等车厢里，乘客拥挤吵杂，行李横七竖八，三人好不容易找到临近窗口的空位子，挨着身子坐下来。周恩来随身取出一张报纸，低头阅览。

就在这时，检查员走了过来，周恩来警惕地抬起头来，瞅了那人一眼，不禁心头一震。原来，那人是铁路工会的一个骨干，六年前曾多次到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向他汇报请示过工作。此人心是“红”的还是“黑”的，天才晓得！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檐，扭过头去看窗外，萧桂昌看在眼里，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他，随手将三张车票递给那检票员，跟着又恭敬地递上一根香烟。那人见是二等车票，用手一指说：“到那边去坐，这里是三等车厢。”“是是，刚才上车看错了，真是的。”萧桂昌装着责备自己，一面又顺从地应和检票员：“这就过去，这就过去……”

幸好车厢里只有这么一个检票员，三人见他又继续检票去了，也就坐着不动了。在潮州吃过午饭后，周恩来等来到韩江边，乘坐下午2时开往大埔的电船，溯江而上，过茶阳、入青溪……沿着我地下党开辟的红色交通线，直上江西苏区去了……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周恩来遇到过多次危险！但他都能从容面对，毫不畏惧，用过人的智慧，安然无恙地渡过了难关。

（陈永红）

大革命时期在潮汕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先后多次到达潮汕，在这块土地上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历史镜头：1925年3月和11月，周恩来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两次莅临潮州，建立潮汕的中共党组织，参与创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1927年9月，带领南昌起义，挥师挺进潮汕，建立革命政权；1931年12月，从上海转移到福建汀州的中共闽粤赣苏区省委，智过潮汕。

播下革命的火种

1925年2月，为了摧毁盘踞东江潮梅的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政府组织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东征，粉碎陈炯明妄图推翻国民革命政府的阴谋。3月来到潮汕，10月国民革命军再次东征。周恩来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身份领导东征革命斗争。他广泛开展革命宣传，鼓舞民众信心，使潮汕出现朝气蓬勃的政治景象。紧接着又着手建立潮汕的中共党组织。

秋末的南国潮州，西湖两岸垂柳依依，碧绿湖水倒映涵碧楼。城北的湘太路街头上，宣传员有的正在写宣传标语，有的忙于张贴。周恩来走过来，对着宣传员说：“大家辛苦了，我来帮忙啊。”他兴致勃勃地拿起笔、展开纸，专注写起标语来。群众迅速围观过来，有人说：“这年轻的军官是谁？写得好漂亮的字。”

杨石魂、廖其清、宋青走过来。杨石魂说：“大家不认识吧，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的周主任。”

“哦，石魂兄、其清兄、阿青，我们到涵碧楼里坐一坐，谈潮汕方面的情况。”周恩来招呼杨石魂、廖其清、宋青，从虹桥向涵碧楼走去。

周恩来站在涵碧楼阳台上，放眼氤氲中的潮州古城，对杨石魂说：“5月东征军胜利进驻潮州，东莆农协妇委孙应采和三位农工带我到潮安的金石西林村，在西头书斋会见农协负责人孙戊昌，潮安的农运迅速发展随处可见可闻。”他思索着，又说：“革命到此关头，民众已经发动起来，可是民众的革命行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统一指挥部署。我们到了东江，着手组建国民党党部，我看也应该创建中共潮汕党组织，才能开创东江革命的新局面。”

杨石魂说：“周主任，潮安处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控制之中，其部属洪兆麟的指挥部及主要兵力均驻扎于潮州城，反动统治根深蒂固。民众的反抗意识强烈，可是革命力量转移在农村。方惟精、余益求、赖其泉等人在上莆、东莆（现金石、彩塘、沙溪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都是共青团组织的成员。”

周恩来说：“潮安全县农运如火如荼，闻东莆区农协在西林成立，这次我还得再去看看。石魂兄，你和我到西林，了解西林情况，指导农军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

“好，我们向大家说明，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共产党地方组织来领导。”杨石魂说。

周恩来说：“很好，按中共广东区委的部署，要把一批党、团员骨干分布到潮汕各地，宣传先进思想，了解人民疾苦，开始恢复被军阀摧残的工会、农会组织，并着手准备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的地方组织。汕头是粤东的要津，群众政治思想进步，先在汕头建立领导潮梅革命活动的党组织和团组织。”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不久，杨石魂在汕头建立了中共汕头特别支部和共青团汕头支部。中共汕头特支书记杨石魂经常到潮安指导工作，培养、发展了新党员，把东莆区共青团员方惟精转为中共党员。在方惟精的努力下，建立了共青团大寨支部，吸收九位进步青年入团。接着，建立了生聚洋团支部，团员六人。团支部积极开展青工、青农工作，学习时事政治，参与工会、农会活动，为中共潮安县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

随后，省立金山中学、韩山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共青团组织，韩师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农、工、商、学、妇群众组织迅速恢复。金中以推翻思想封建保守的校长黎贯的“倒黎”学潮为先导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形势的发展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共潮安党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周恩来指示中共党员、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潮安特派员郭瘦真，筹办建立中共潮安支部事宜，并把在普宁、揭阳一带工作的中共党员方临川，也调到潮安来。他们与参加第一次东征后一直隐蔽在篷船工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赖炎光一起，于11月成立中共潮安县支部。郭瘦真任书记，赖炎光负责工运，方临川负责农运，王光明负责宣传。中共潮安县支部的建立，标志着潮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翌年春，先后有一批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同时，在各群众团体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中共潮安县支部也随之扩展为特别支部。

在周恩来和中共广东省委、汕头特支的指导下，潮安县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到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

引导学生新学潮

省立潮州金山中学创建于1903年（1952年迁至汕头），是清末由地方团体“遵章缴款”而建立起来的府立书院。后由书院改为潮州中学堂，由府立而转为省立，称省立第四中学，1925年12月称省立金山中学。潮汕很多著名人士曾在这里就读和开展革命活动，是岭东地区一所著名的学校。对这样一所学校，周恩来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

1925年，金中发生了驱逐反动校长黎贯的学潮。3月，第一次东征到潮州的时候，周恩来先后让潘学吟、周逸群、黄锦辉和陈昉虎到金中向学生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和孙总理“三民主义的”主张。省立潮州金中学生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迫切要求在校内创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要求参与校政，投身国民革命。而该校校长黎贯，严禁学生言论自由，禁止学生参与校务及社会进步活动，擅自把金中学生会改为“学校市”，改变学生会自治性质，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以潮籍为主的273名学生，首先联名组织了“驱黎大运动”，请求撤换校长。黎贯是客籍人氏，故客籍学生认为“驱黎大运动”带有排外色彩。12月3日，以客籍为主的学生另外组织了“金中校务促进会”，这两派学生组织互相指责，学潮没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12月9日，周恩来指示，中共潮安县支部书记郭瘦真和东征军政治部杨嗣震、刘康侯到金中调解学潮纠纷，向学生作了多方面的解释，让他们对学潮的真正意义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达到了统一和团结。全校500多名学生一致要求驱逐反动校长黎贯，改组学校董事会，成立由东征军总政治部代表、金中师生代表组成的清理金中校产委员会，整顿金中的财务制度，对金中的校务进行彻底的革新。推荐了学问好、思想进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过的杜国庠任金中校长。

1926年1月11日晚上，金中校务处即贴出通告：“总指挥部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定于本晚莅校演讲，仰各生一律于本日下午三时，齐集藏书楼听讲，勿误切切。”

周恩来来到金中，与校长杜国庠进入会场。会场布置甚为庄严，周恩来步上讲台。杜国庠向到会者介绍：“同学们，东征军总政治部周主任来为我们讲授革命的理想。”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示意大家安静，说：“诸位，我今晚来看望大家啦。杜校长主持校务以来，学校充满生机，也让女同胞来上学，学员们朝气蓬勃。国民革命以来，我们打倒反动军阀，取得了胜利。大家将来也是革命的骨干，不论是潮籍还是客籍，不要彼疆我域，教员学员都要团结一致，可以组织一个‘新学生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全体女生参加‘妇女解放协会’，欢迎学员们报考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将来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相信在杜校长带领下，大家都是革命事业再造之才。”

周恩来富有鼓动性演讲深深感染了广大师生，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国民革命的热情。

演讲结束后，杜国庠对当地劣绅侵占金中校产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杜国庠说：“周主任，潮安劣绅廖鹤洲，看中金中校产宿舍府学署，他挖空心思，借自己拥有县学署（现文星路儒学宫）地产权，通过省公路处在其执照上非法把县学署改为府学署，反诬金中霸占他的产业，企图侵吞府学署地方。这事遭金中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为了使金中办学顺利，请你维护正义、鞭挞邪恶，保护金中校产。”

周恩来说：“关于金中校产问题，我会在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并致电省政府，陈述金中校产的来由，请省政府教育厅收回成命。”

尔后，周恩来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身份，对金中校方的提案进行认真审议，秉公而断，上报省教育厅，把金中校产拨为省立各校基本财产，使廖鹤洲的阴谋破产，维护了金中的合法权益，有力支持了金中师生的正义斗争，保护了地方人士办学的积极性，震慑了潮州反动势力。

辟建潮州军分校

1925年3月，东征军胜利占领潮州，为使随军东征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能补习课程并培养东江潮梅地区的进步青年，革命军总指挥部拟办潮州分校。9月，国民革命军再次东征。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带领学生军在右翼英勇作战，彻底荡平军阀陈炯明在粤东的反动统治，10月到达潮州，于是复前议创立潮州分校。从11月开始，周恩来发动了扫除残敌、澄清官吏、禁绝烟赌等活动，又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和东江一带国民党党部的改组工作，使各地党部（指国民党）和人民团体亦复如春笋怒生。这一切，均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开办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11月初旬，国民革命军东征指挥部开办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最初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次年3月由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易名，潮州分校于同年5月也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分校仿照本校建制建立组织系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到次年2月改任东江各属行政公署专员。4月间，他不时到军校在学生中开展政治宣讲的工作。

12月的一天，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政治部秘书王昆仑陪同下，到分校为学员演讲。

周恩来说：“学员们，军校设分校于潮州，让本校学员继续学业；东江潮梅等地不乏青年有志之士，潮梅海陆丰各属学生，又得以招收至军校培训。”

他用亲切的眼光探望学员，又说：“我又接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思想是军队的灵魂，大家要对目前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要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战斗。”

周恩来的演讲，注重国内和国际形势分析，对学员开展阶级教育，充满感染力，学员们群情激奋。

周恩来主持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的工作，开设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革命史、社会主义等15门政治课程，使军校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课程并重。周恩来聘请黄埔军校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潮州分校政治教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为大家讲授社会发展史，萧楚女为大家讲授经济学概论，还聘请共产党员李春蕃（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家）、李春涛（国民党左派、周恩来称之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到校授课，并指示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杨嗣震创办校刊《韩江潮》，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周恩来是开创军校政治工作的先锋。潮州分校也同黄埔本校一样，培养了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军事骨干。

创办革命的报纸

位于汕头外马路207号的“适宜楼”，两座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分东、西两楼，形式相同。这里是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1925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和李春涛在此亲切地交谈着。

周恩来说：“东江地区的行政工作，要有革命的宣传。潮汕虽有报馆14间，但全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它们秉承反动军阀的旨意，肆意漫骂孙中山，污蔑中伤共产党，迷惑不明真相的市民群众。”

李春涛：“周主任，针对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出一份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宣传革命的主张。”

周恩来：“好，我们接收汕头的反动报纸《平报》，筹办为国民党党报，由杜国庠出任金山中学的校长，你不用代理金中校长，就来出任报社社长，行吗？”

“行，我尽力而为，就这么定。报纸用什么名字好呢？”李春涛高兴地说。

“潮汕地处南岭之东，就叫《岭东民国日报》吧。”周恩来说，“《岭东民国日报》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宣传革命。”

李春涛说：“报纸要宣传革命，那我创办个副刊就叫《革命》吧，我的弟弟李春潘，熟悉外语，可以翻译马克思原著，又思想进步，他来负责这个副刊最合适，还有许美勋，他是潮安人，对潮汕情况熟悉，请来协办新闻吧。”

周恩来说：“好的，人选由你定，要聘报社特约评论员，报纸也可摘登和评价沈雁冰、谢冰心、郁达夫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和译作。这些都能有效地扩大了《岭东民国日报》的政治影响，使报纸真正成为党的公开喉舌。”

周恩来接着说：“为加强报社的业务力量，支持你的工作，我电告中共广东区委抽调干部来汕，协助办报。”

李春涛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他想了想，又对周恩来说：“周主任，共产党是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共产党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不是共产党人，我再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欣喜地看着李春涛，说：“欢迎，欢迎，你早就够一个共产党员标准了，只是你目前的身份是汕头市国民党党部委员、宣传部长，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你也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你的请求我已在中共汕头地委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国共合作，你立场坚定，以目前的身份正能更好地为党工作，你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嘛。”

李春涛说：“周主任，革命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你对《岭东民国日报》的殷切期望，请你为《革命》副刊题词。有你的支持，岭东民国日报社机构日臻完善，报纸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几天后，许美勋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说：“美勋啊，你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周主任，请你来题写《革命》刊名。”周恩来微笑着爽快答应了，他走近大桌前，兴致勃勃地展开宣纸，提起毛笔，蘸了饱满的墨水，一气呵成地写了“革命”两个字，谦逊地说：“字写得不好，你看好用则用，不用也请便。”

1926年1月20日，《岭东民国日报》正式出版。

创刊报纸上，登载了周恩来以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名义，行文各县署：“潮梅人民，历受洪（兆麟）、林（虎）诸逆蹂躏，对于革命真谛，都未了解，该报负有指导之责，期在唤起潮梅民众革命精神，以扫除一切障碍。”指令各地订阅劝销，“所有一切广告文件，务须登载该报”。

此后，周恩来定期听取李春涛的汇报，及时对报社的工作予以指示，口述潮梅海陆丰重大政治新闻，并由记者记录后发表。对一些重要电讯新闻，周恩来还亲自动笔撰写。

率起义军到潮州

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只能独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任。8月1日，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9月23日，南下广东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攻占潮州。

这时的潮州群情激昂，满城到处是红色标语。

周恩来、贺龙、叶挺、彭湃、刘伯承、郭沫若等人，在潮安县委书记、委员林谦等人带领下，在人民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进驻了涵碧楼。

周恩来等在涵碧楼听取林务农关于潮安的革命形势的汇报，简单交流了意见。林务农高兴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书记，东征军到海丰时，我们在彭湃同志家遇过的。欢迎大家来到潮州，这里的反动势力太强大，浮洋徐陇的反动民团、洪巷的反动乡公所阻断了潮州到汕头的革命活动的联系，革命民众热切地盼望着你们的到来。”

周恩来说：“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点燃了潮州革命烽火，潮州的民众对革命是积极支持，所以南昌起义之后，我们挥师南下，还想来开辟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闹翻身的好阵地，这里的民众革命基础好嘛。”

林务农：“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潮州的党员和进步民众组织活动陷于低潮。今天，你带领革命军重返潮州，这里的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团体又恢复革命活动。”

周恩来：“潮安县委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了，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先宣布废除苛捐杂税，颁布分田分地的政治纲领，潮州还得建立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

听到这话，林务农说：“周书记，那太好了！”

彭湃说：“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今天，我们就商谈建立潮安革命委员会的政权。”

周恩来说：“潮安县委现在的成员都忙于带领民众参加革命活动，前委派来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政治部保卫科长李国珍，我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长就由陈兴霖同志先担任吧。”

陈兴霖站起来，迅速立正说：“周书记，遵命！”

彭湃说：“恩来同志，革命军刚刚进入潮州，形势未定，反动分子活动猖獗，需要肃清其残余，还得建立公安局来维持社会秩序，你看谁来担此重任？”

周恩来望了望李国珍说：“李国珍同志，你来担任潮安的公安局长好吗？”

李国珍站立起来行了军礼：“周书记，我会尽力的。”

周恩来又任命潮安县委委员林谦担任县总工会执行委员长和肃反委员会委员。

彭湃说：“明天前特委员会就转移到汕头。恩来同志，让起义军配合潮安农民自卫军，摧毁掉浮洋徐陇的反动民团和洪巷的反动乡公所。”

周恩来说：“好，军民团结一条心，狠狠地打击反动势力气焰。”

林务农说：“潮州革命民众以实际的行动支持革命，组织武装梭镖队参战、组织担架队救助伤员，还组织潮州商会募集军饷支持起义军。革命队伍为人民翻身流血战斗，民众就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

在起义军前特委员会坐火车转驻汕头到达潮安的鹳巢火车站时，周恩来下车接见革命群众，鼓励他们为反对强权政治、实现自由民主的革命目标而战斗。

正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在潮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为以后的潮州革命点燃了火种。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潮汕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

（刘庆和）

视察新会纪实

南方的七月骄阳似火。1958年7月1日至7日，周恩来总理冒着酷暑高温莅临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什么选择远离北京的葵乡——新会来视察呢？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5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赴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毛泽东主席指示：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6月8日至18日，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在新会召开。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视察新会伊始就非常恳切地对新会县负责人表明：“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来这里学习的。要像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什么特殊照顾，不需要特殊招待。……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周恩来总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

为了能广泛地接触群众，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周恩来在广州就对广东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因此，随同周恩来到新会的，只有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几个人。7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秘书罗青长、范若愚从广州乘坐吉普车抵达新会。7月2日午后，周恩来乘车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出发之前，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要求陪同总理下乡。县委为此安排了两辆吉普车，周恩来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县委负责人解释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恩来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县委只好按照总理的吩咐，一方面尽量减少陪同人员，一方面叫随行人员挤着坐。开车时，总理叫工作人员搬来一张小板凳，放在车厢中间，自己笑呵呵地坐上去。

周恩来在新会，县委安排周恩来一行住新建的招待所，周恩来婉言拒绝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周恩来视察新会七天时间里，一直住在县委书记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县委食堂炊事员煮的普通饭菜。为照顾周恩来的生活，省委专门派来了厨师，但被总理请了回去。县委食堂炊事员，担心做不好饭菜，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我就喜欢吃大锅饭。”周恩来还一再叮嘱县委负责人：“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妨碍我接近群众，妨碍地方工作，不要公家请客。”

7月3日中午，周恩来视察途中在周郡社委会吃午饭。周郡社的干部群众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准备了一些地方小食。开饭时，周恩来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就笑着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恩来接着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恩来笑着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周恩来问食堂招待员：“你们说，这顿饭浪费不浪费？”招待员笑着说不浪费。周恩来又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去写大字报。”接着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和县负担，就由省里出吧。”

7月4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电船前往官冲视察。由于电船动力不大，途中航行几个小时。周恩来与随行人员在船上共进午餐，十分节俭，只有馒头、油炸花生、咸菜等。电船临近官冲，周恩来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误以为县委通知当地干部群众组织欢迎活动，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他们了。你们又通知他们了吗？”因为周恩来早就叮嘱县委领导说“不要搞迎接，不要前呼后拥”。随行的县委干部如实回答说没有通知他们。当时，官冲没有码头，周恩来乘坐的电船靠岸时，官冲村长烽农业社主任，驾驶一只小船上前迎接周恩来一行上岸。周恩来视察长烽社结束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把鲤鱼偷偷放在周恩来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

心里只有人民的周恩来在新会县视察工作结束时，在全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说：“下次来，你们可不要这样招待我了。这样招待，我就不敢来了。”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

7月2日清早，周恩来在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等人陪同下，乘车前往会城北郊的圭峰农场视察。在办公室稍坐片刻，周恩来便走下办公楼察看农场生产。他顶着烈日，上高山，下沟壑，步行两个多小时，看了荔枝园、菠萝山、养猪场、职工宿舍。他边看边问，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在视察中，他十分关心农场干部学员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与干部学员亲切交谈。他问干部学员：下放劳动思想通不通，劳动辛苦不辛苦，学习安排了哪些课程，工资收入有多少，一天吃几餐饭，一餐花多少钱，能否吃上猪肉？在简陋的茅棚宿舍，周恩来看见患病在床休息的学员，便亲切地问：得了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现在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如此真诚的关心，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入细致的调查，使干部学员深受感动，有的忍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

中午周恩来来到农场食堂。当时正好干部和职工劳动回来，大家围着总理热烈的交谈。一位学员说：我们单位还没有正式名称，请总理题名吧！周恩来欣然答应，挥毫写下“新会劳动大学”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周恩来的民主作风感染了在场的干部学员，他们又要求总理签个名。周恩来谦逊地说：“不用啦！不用啦！”大家一再请求，周恩来便说：“那好，我另外写一个，你们贴在墙报上。”于是又挥笔写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的题词，落款写上姓名和年月日。周恩来还就“三个结合”的意义作了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向共产主义的方向逐步前进……三个结合好了，就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言谈之中，充分体现出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贞信念。临别时，周恩来勉励干部学员“要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坚持“三个结合”，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我们要把山区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7月2日，午饭后周恩来来到大泽区五和乡二社视察。当时，正是“大跃进”始发阶段，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为抑制这种错误的泛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再次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查，但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周恩来总是坚持实事求是。他对每一个问题，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且经常亲作记录，对每一个数字都力争了解得准确无误，对一些诸如粮食产量等的关键数字，他总是不厌其烦，反复核实。当社主任汇报社的粮食生产时，周恩来问：“晚造会不会收成好？”社主任答：“一定好。一方面，晚造种粮食的田比早造多；同时，肥料也多一倍。晚造准备实现亩产1200斤谷。”周恩来说：“这样说来，加上早造的产量，就不只1200斤了。”座谈会结束前，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对社干部说：“你们的合作社办得很好，还要开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同时针对当地妇女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情况，深情地嘱咐当地干部：“要给妇女产假，安排劳动要照顾妇女同志的生理特点。”随后，周恩来前往网山察看柑橘、菠萝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情况。他见到网山上的柑橘、菠萝果实累累，非常高兴。社主任向周恩来汇报了改造网山的过程和发展计划。党向民也向总理汇报了全县造林绿化、开山种果的成绩。周恩来不停地点头，表示赞许，说：“山地多，前途大有可为。我们要把山区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随后周恩来看望了农民育种专家周汉华，周汉华向周恩来汇报用水稻和高粱进行远缘杂交，培育了五个水稻优良品种的成果，还向周恩来一一介绍试验田以及开展试验的过程。周恩来边听，边问，边看，时而站着，时而蹲下，时而弯着腰，仔细地用双手盘数水稻株数，详细地询问每个试验品种的名称、特性和培育过程。临别，周恩来鼓励周汉华：“要继续试验，要培育下一代专家，要巩固试验成果。”晚上9时许，周恩来与周汉华及乡亲们告辞，乘吉普车返回会城。乡亲们哪里知道，这时周恩来还未吃晚饭。

7月3日，周恩来到棠下区周郡农业合作社视察。周恩来得知省委宣传部和省农科院干部在周郡蹲点，搞丰产试验田，便来到试验田视察，询问种了多少个水稻品种，哪个品种产量最高，哪个品种抗病力最强，搞丰产试验采取什么措施。周恩来离开丰产试验田，来到周郡小学，了解农村学校的教学情况。离开学校，走进卫生站，与医务人员亲切交谈。询问医务人员收入有多少，一般的中药是否都有，哪些药较缺乏等等。接着，周恩来走进幼儿园，看望老师和儿童。中午12时左右，又察看了周郡蚕房，对在场的干部说：“蚕业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地做。”午饭后，当地干部考虑到周恩来连续步行视察了几个小时，请他休息一会儿。周恩来和蔼地说：“不用休息啦。”周恩来十分关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他详细了解棠下区委、区政府、周郡党支部、合作社的班子人员结构、组织分工、文化水平、领导方法以及党、团员人数等情况。在座谈中，周恩来询问得最多的是合作社的生产情况。他对周郡人民在“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既给予热情支持，又始终保持着冷静头脑，讲求实事求是。在了解周郡生产情况时，周恩来问：“去年水稻平均每亩930斤吧？”周郡社主任答：“是。”周恩来问：“今年你们提出挑战，亩产要达到2000斤，是杂粮吧？”社主任说：“是稻谷。”周恩来说：“哎哟，不得了！”临别前，周恩来答应周郡社干部群众的要求，当场挥毫写了两幅题词。他先写下：“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实现两千斤社而奋斗。”大家要求周恩来署名，他看看整张白纸写满了，便爽快地再写一幅：“冲天干劲周郡社，英雄人物数今朝。”

“要加把劲，创造更大的成绩”

新会种植蒲葵历史悠久，葵叶加工质地优良，素有葵乡之称，葵艺业是新会的传统工业。新会解放后，葵艺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7月6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对新会工业的关注和对基层工人的关怀，来到新会葵厂视察。周恩来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葵厂陈列的葵藤席、葵花篮、葵通帽、葵骨牙签等。厂干部汇报说：这些葵类产品，是用过去当废料做柴烧的葵叶尾、葵柄等加工制成，试产外销，很受欢迎。周恩来微笑着点头，表示赞许。

参观完展品，周恩来深入到火画车间、剪扇车间察看。每经过工人身旁，不管工人满身炭灰，还是满手油污，他总是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在剪扇车间，周恩来看到木制的简陋剪扇机代替了人工剪扇，高兴地说：“剪扇开始机械化了，很好！就是要向机械化发展，用机械代替笨重的体力劳动，减轻工人体力消耗。”在火画车间，周恩来认真观看工人用烘热的铁笔在玻璃扇上烙画。看到扇面烙画精致古朴，独具风格，周恩来说：“火画葵扇是优秀的传统工艺，你们要为社会主义创新。”在参观过程中，葵扇厂干部说厂总支提出“人工变机械，废料变成宝，下扇变上扇（提高质量），工厂变花园”的口号。周恩来对此表示赞赏，说：“毛主席讲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希望你们利用废料，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成品。”

周恩来离开新会葵厂，前往新会县废物利用展览会参观。周恩来对新会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作给以高度评价和热情支持，并且以政治家和学者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理论思维，把新会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发挥，他颇有感触地说：“要抓紧利用废物这一环节。”副县长陆其俭向周恩来汇报新会回收利用废品的主要经验是实行“三变”：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说：“‘三变’的经验很好，这说明新会县委和新会人民懂得辩证法，把无用的物质变为有用的物质。这是新会的一种独创精神搞出来的。”参观展品时，周恩来说：“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却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生产财富。”大家要求周恩来题词留念，他欣然答应，当晚，周恩来处理完公务，于次日凌晨挥毫写下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周恩来一九五八、七、七。”这幅题词，经党中央批准，于1977年7月18日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公开发表。

7月6日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又参观了新会县粮食工作展览会。周恩来边看边问：“全县有多少个粮食加工厂？”工作人员答：“国营10间，合营12间。”周恩来又问：“群众办有多少？”工作人员答：“利用抽水机安装碾米机的有38间。”周恩来高兴地称赞说：“农民办工厂好！”在工具改革展台前，周恩来饶有兴趣地参观每一件展品。当讲解员把油车和双轮车的作用解释并操作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满意地说：“好，减少劳动力一半。”看到旧报纸制成的美术纸，周恩来又说：“很好看，很好看，又是废物利用，可推广使用。”参观完展览会，请周恩来题词留念。周恩来挥笔写下：“厂仓当战场，创造新刀枪。一天当十天，夜间出太阳。”

7月6日下午，周恩来视察新会农具机械厂。他察看了车间设备，观看了工人操作，边看边问，了解工厂生产情况。从车间出来，周恩来参观陈列厂内的新会生产的碾米机、手扶拖拉机、插秧船、碎土机等机械农具。周恩来询问了各种农具的生产情况、性能、使用等。还走到田边观看农具机械厂制造的手扶拖拉机现场操作。当他看到手扶拖拉机能犁耕到六七寸深时，高兴地说：“连草都打碎了！”厂长说：“我们正在试验，还不够完善。”周恩来鼓励说：“继续完善，这是一个方向嘛。”观看完农业机械操作，周恩来与厂干部工人座谈。从学习到工作，从生产到生活，周恩来都十分关心。勉励青年工人要向老师傅学习，全厂干部职工“要加把劲，创造更大的成绩”。临别时，有人请周恩来题写厂名，周恩来欣然应允，当天深夜，座谈会后，挥笔题写了“新会农业机械厂”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不要满足，不要自满，还要前进”

7月6日晚，周恩来在县委会二楼小会议室，听取新会县委、江门市委和会城镇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汇报是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六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新会的实际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在听汇报时，他亲自作记录，并不时插话，既肯定新会取得的成绩，又有针对性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党向民汇报了全县当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存在的困难。谈到工农业生产时，周恩来殷切地说：“工业是有点落后，这一环还没有抓起来。农业抓起来了。要工农业并举，要机械化。”谈到存在的主要困难时，周恩来插话说：“你求人，人求你，要协作。你们废物利用搞了很多。还要弄点化学。”接着说：“要协作，现在非协作不可。要打破乡界、区界、县界、省界，将来与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打破国界。”当时“浮夸风”已在各地刮起来，各地都在放粮食高产“卫星”，周恩来针对这些“左”的倾向，一再对新会县负责人说：“搞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办到的事不要瞎吹。按照你们县的情况，今年能扎扎实实地将粮食平均产量搞到800斤就很不错了，可以到北京向我报喜了”。在“大跃进”的政治气氛下，能这样清醒地提出问题，确实需要坚定的原则与大无畏的胆略。

7月7日上午，周恩来来到新会人民礼堂，向新会干部2000多人，作了一场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着开始了他那富有指导意义、内涵丰富、理据充分、深入浅出的讲话。周恩来说，为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掉“三个主义”和“五气”，要多多地到下面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一年要下来四个月，这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来说，非常必要。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谈到国内形势，他说，今年上半年有很大的跃进。在谈到今后的任务时，他详细地论述了“三个并举”、“两个革命”。三个并举是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两个革命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周恩来又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战士，要有理想嘛，不但要看今天，还要看明天。我们要看远处，朝着什么方向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建成，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周恩来跟着说，为了实现总路线的方针，要有办法，这就是三化：第一是革命化，第二是群众化，第三是多样化。这既是工作方法，也是思想方法。要实现这样的工作方法，有一个中心的精神，就是要有共产主义的风格，全国都是这样一种精神，就会很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我们提出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水平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讲话中，周恩来运用了大量在新会调查研究了解的事实来论证他的观点，使大家听得亲切、明白。他对新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以充分的肯定，多次称赞新会是“模范县”、“上游县”、“一类县”。同时，勉励新会干部群众“不要满足，不要自满，还要前进”。

“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在群众面前，周恩来没有丝毫的官气。周总理一到新会，就嘱咐新会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他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劳动大学，他亲自动手用牙签把切好的菠萝插好，先送给身边的学员品尝。在五和农场，他与干部职工在农场门口一棵大树底下，谈生产，谈计划，还亲手捧杯为农场技术员敬茶。在参观葵厂时，他拿起葵扇，给正在烙画的青年工人扇风取凉。临别时，他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与老工人握手话别；此情此景，令在场工人深受感动。周恩来视察周郡时，群众都想亲眼看看敬爱的周总理，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正为是否让群众进去而为难，周恩来见此情景，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们相信群众，让他们进来吧！”霎时，100多名群众争先恐后地挤入会议室。在周郡，他十分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询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社员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几顿饭等。在参观废旧物资利用展览会时，他问：“怎么没有群众？”他听了管理人员回答说因为是下班休息时间，仍然心存疑问，不够满意。走出展览会，看见有人叫过往群众不要停留观看，他又对地方干部说：“我们订个合同，不要这么多招待。”在新会视察期间，周恩来总是关注着群众，一再声言不要影响他与群众接触。他在人民礼堂作形势报告时，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走了进去，谁不想亲眼看看人民的好总理啊！工作人员怕影响周恩来作报告，把门关上了。周总理看到这情景，回头笑着对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于是会场的门全都打开了，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地走了进去。周恩来作完报告，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会场，和等候在外面广场和街上的广大群众见面。他微笑着，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群众沸腾了，大家尽情地鼓掌，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周恩来在新会短短的七天视察中，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广泛接触，促膝谈心，殷切关心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生产、学习等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热情地赞扬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浓情重墨写下了七幅光辉题词、题名。据当年跟随采访的《南方日报》记者邓国庠回忆，他把现场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重要，都全部记录下来，谁知一开始出访圭峰山，周恩来见记者有闻必记，站着记，走着也记，就几次摆手轻声说：“不要记，不要记。”也不要摄影记者拍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周恩来视察圭峰山的照片。在周恩来离开广东前，他对跟随采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说：“未经我同意，是不能报道的。”后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面请求，才同意在广东三家地方报纸发表约2000字的综合报道，新华社则没有向全国播发消息。虽然当年周恩来视察新会留下的文字和照片极少，可是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平等待人的作风在南粤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给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杨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