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情结”是个体心理学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如今全世界人都知道了这个术语。很多学派的心理学者吸收了这个概念，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实践之中。然而我本人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都真正理解了它，更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正确的意义上运用了它。

比如，我们告诉一个病人他患有自卑情结，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益处，因为这只是强化了他的自卑感，而不能够给他指明克服自卑感的出路。我们必须探明他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所折射出来的特别无能的表现，我们必须在他感到缺乏勇气的关键时候把握时机恰到好处地给他打气。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有一种自卑情结。如果说有某一位神经症患者有自卑情结，而别的神经症患者没有自卑情结，这是不可能的。不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造成无能感—也就是不能继续发挥生活的正面意义—的情景类型是不同的，还在于患者给自己奋斗和行动设置的限定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告诉患者：“您有自卑情结。”这句话对他不会产生什么鼓励作用，就好像我们跟一个头疼病人讲：“我知道您得了什么病。您害头疼病！”这句话同样不会对治愈他的疾病有任何作用。

有很多神经症患者，在被问起他们是否感觉自卑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不”，甚至有人会说：“正好相反。我清楚得很，我比周围的人都优秀。”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去问他们：我们只需要观察他们的个人行为就足够了。从他们的个人行为中我们能注意到他们使用了什么技巧来使自己相信自己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外表很傲慢的人，我们可以猜测他的心理感受是：“别人都很容易忽视我的存在。我应该表现得自己是个人物。”如果我们看见有人在讲话的时候手势动作幅度很大，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感想是：“如果我不加以强调，没人会拿我的话当回事。”每一个举止行为表现得优于常人的人背后，我们都有理由怀疑是一种自卑感在起作用，而且这种自卑感还要求这个人付出特别的努力加以掩饰。就好比一个人觉得自己个头太小，就踮起脚来走路使自己显得高大一些。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两个孩子在攀比身高，情况与此类似：担心自己身材太小的那个孩子会使劲地伸展四肢，把身板挺得笔直，他竭力要让自己看上去比自己的实际身高更高。如果我们问这个孩子：“你是不是觉得你太矮了？”我们千万不要指望他会承认这一事实。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一个怀有严重自卑感的人外表上一定会显得恭顺、安静、克制、没有攻击性。自卑感的表现方式有成千上万种。我举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三个孩子第一次被大人带去动物园。当他们来到狮子笼跟前的时候，第一个孩子退缩到妈妈的裙子后面说：“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不动，脸色惨白身体发抖，嘴里却在说：“我一点也不怕。”第三个孩子目光紧盯着狮子凝视了一会儿问他母亲：“我可以向它吐口水吗？”这三个孩子都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自卑的情绪，但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跟各自的生活方式相一致，而显得彼此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有自卑感，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自己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如果我们能保持勇气，我们就能着手去掉自己身上的这些自卑感，手段只有一个，而且是直接的、现实的、令人满意的手段，那就是改善眼下的处境。

没有人能长时期忍受自卑的感觉，他会感到一种压力逼迫着他采取某种行动。然而让我们设想这么一个失去了勇气的人：这个人不敢相信自己还能付出改善自己境况的努力。可是他又不能忍受自卑感，他还是想努力挣脱自卑感，而他尝试的种种方法却不能带动他向前迈动一步。他的目标还是“不向困难低头”，然而他并没有真正地越过重重障碍，他只是在自我催眠，或说沉醉在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中。同时他的自卑感还在累积，因为造成自卑感的处境并未发生改变。那种刺激自卑感的原因仍旧存在着。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让他更深地坠入自我欺骗的幻景之中，他的全部问题将以越来越大的负担施加于他身上。

如果我们只停留于观察他们的外部行动而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我们就会把他们看作是漫无目的的人。他们留给人的印象不是有计划地去改善自己的处境。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表面上似乎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在努力追求一种满足感，但实际上他们放弃了改变客观处境的希望，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开始陷入一种怪圈。当他们感到自己过于弱小的时候，他们就换到一个能使他自我感觉强大的环境里去。他们不是要把自己训练得强大，强大到更让自己心安，而是想办法让自己在自己眼中显得更强大。他们的努力其实是在愚弄自己以取得局部的成功。当他们感到难以应付外来的困难时，他们很可能以一种窝里称王的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重要性。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吸食毒品。然而他那些真实存在的自卑感却依然没有消除，还是跟过去一样的处境所激起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成为在他精神生活川流之下持续涌动的暗流。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需要谈谈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该界定一下自卑情结这个概念。当一个人面对他无法适应或难以应对的问题时，他确定自己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从这个界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卑情结可以表现为愤怒、眼泪和内疚。自卑之情总是能够产生出紧张的情绪，随之会出现一种朝向优越感的强制性动力，但是这种动力的方向却不会指向问题的解决。因此，这样一种争取优越感的运动方向其实是生活之中的无用方向。真正的问题被搁置了或被排除在外了。这时候自卑的个体会努力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避免失败，而不是向着成功去积极努力。在困难面前他表现出来的形象是犹豫不前，是原地不动，甚至是向后回退。

这样的人生态度很容易表现为陌生环境恐惧症。陌生环境恐惧症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我不能走得太远，我不能离开我熟悉的环境。生活当中处处是危险，我必须躲开危险。”如果一个人长期抱着这种态度，他就会把自己监禁在一间斗室之中，或者赖在床上不起来。在困难面前退缩的最彻底的表现形式就是自杀。自杀者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失去了信心，他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他已经无力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做任何事。自杀行为是如何体现出对优越感的追求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杀往往是一种指责方式或者是报复方式。某个人自杀了，我们总能发现离这个自杀者不远处有人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仿佛这个自杀者在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最敏感的人，可你们却以最冷酷的方式对待我。”

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也限制了他与整个外部世界的接触范围。他试图与他面对的人生三大实在问题保持距离，把自己局限在他自以为有能力管控的狭小空间里。他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筑起了一间密室，关上了大门，把他的生命跟阳光、柔风和新鲜的空气隔离开来。

至于他会不会欺凌更弱小的人，或者以抱怨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地中获得统治的地位，这就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训练程度了：他会选择在他看来是最合适的、能够最有效地达到他的目的的手段。假如他对其中一种方式感到不满意了，他就会选择另一种。无论他选择何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不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却能获得一种优越感。气馁的孩子如果发现他可以通过泪水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爱哭的孩子。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就会直接地发展成为一个忧郁的成人。

眼泪和哭诉—我把这种手段称为“泪水炮弹”—是一种武器，对于干扰合作，把其他人挤压到奴仆的处境，具有空前有效的作用。这样的人，还有那些扭扭捏捏、羞怯腼腆、怀有犯罪感的人，他们的自卑情结都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很乐意承认他们的怯弱，也乐意承认他们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他们竭力想掩饰的是他们故意树立起来的高大形象的用心，还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出人头地的欲望。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的孩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优越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说辞，我们很快就能发现他不愿意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无非就是神经症患者“密室症”的一个特例而已。假如有一个人不敢去应对存在于广阔世界的爱情问题，他就无法成功地摆脱这一情结。如果他把自己的行动范围局限在家庭之内，那么他在这样局促的界限范围之内构建自己的性取向丝毫也不令人意外。由于这种不安全感，他从来不在他最熟悉的几个人之外播撒他的兴趣点。他担心如果他和别人在一起，那么他习以为常的那种优越地位就会荡然无存。

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者往往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们，他们习惯了相信他们的愿望理所当然地被付诸实现，而且他们从没有经历过通过自己独立的努力，从家庭范围之外获得他人的青睐和关爱。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仍然被拴在母亲的围裙系绳上。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寻觅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是要找一个用人，哪一个用人带给他们的服务让他们感到最安心呢？自然是他们的母亲。我们其实能把任何一个孩子都变成俄狄浦斯情结的患者。只需要母亲宠溺他，不让他对其他人感兴趣，并且他的父亲只要表现得相对冷漠一点、无所用心就足够了。

神经症患者的外部表现就是给自己的行动画地为牢。从口吃患者的言语中我们能看出他的迟疑态度，他所残留的社会感觉驱使他只跟自己熟识的人发生接触，而他自己的无能感、他对尝试的戒惧之心跟他的社会感觉发生了冲突，于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总是显得犹豫不决。学校里“成绩拖后腿”的孩子、三四十岁还找不到工作或者避开婚嫁话题的男男女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动作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为了白天的工作而烦恼得整夜难眠的失眠症患者—所有这些人都暴露出了自卑情结，自卑情结造成他们不能付出努力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手淫、早泄、阳痿和性变态等症状也都表现出了一种犹疑不定的生活习惯，此习惯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一种在接近异性时害怕低人一等的心理。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你这么害怕低人一等？”这个问题就会让人自动想起伴随着这些人的企图高人一头的追求，其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因为他们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成功目标”。

我们说过自卑感本身并没有多反常。从人类自身的角度上说，自卑感其实是他们取得的所有进步的动因。比如，科学只能是在人们感到自己无知，并且需要预知未来的条件之下诞生，那正是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整体处境而作出努力的结果，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宇宙、更好地掌握宇宙的努力结果。

实际上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建筑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外星生物观察我们的人类星球，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生物，建立起这么多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为求安全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为了遮风挡雨盖起了房屋，为蔽体取暖制作了这么多衣服，为交通便利修建了这么多条道路—很显然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弱小的居民。”

从很多方面来说，人类确实是最弱小的生物。我们没有狮子或大猩猩那样强壮，很多动物也比人类具有更好的单独应付困难的能力。有的动物通过群居生活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不足—它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但是人类所需要的合作，比起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生物的合作都更为多样，更为深广。人类当中的婴幼儿尤其地脆弱，他们需要成人付出多年的照看和保护。既然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极度幼弱的时候，既然人类脱离了合作就只有听任环境摆布的命运，我们就能理解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经受过合作方面的训练，他的人生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悲观，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

同样我们也能理解，即使是对于最懂得合作的个体，生活也会持续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哪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优越感的终点目标，成为他那个环境里绝对的主宰。生命太短促，我们的身体也太脆弱，人生中的三大问题总是有足够的空间期待更丰富更完满的解答。我们总能够得到一个解答，但我们永远不能够心满意足地停留在取得的成绩上裹足不前。在任何情况下奋斗都不应停止，只要与人合作，我们的奋斗就总是充满希望、相得益彰的，并且一定会指向真正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的方向。

我认为，没有人会忧心我们最终无法达到我们生命的最高目标。假如我们想象有这样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真的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他们面前不再有任何艰难险阻，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就会变得非常乏味。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可以事先计算好。明天不会带来意外的机运，未来无可期盼。我们生活中的乐趣恰恰主要来自非确定性。

假如我们无所不知，对什么都了然于胸，那就不再需要讨论和探索。科学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宇宙不过就是一个被讲了两遍的老套故事。艺术和宗教本该是以我们对尚未达成的目标的想象鼓舞着我们，然而在此种情形之下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美好的未来使得我们眼下的生活不那么轻易地枯竭。人们的努力奋进是持续不断的，我们总能够发现甚至设计出新的问题，为合作和贡献制造新的机会。而神经症患者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障碍，他的应对方法总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碰到的问题相应地也是巨大的。一个更为正常的人会给他的诸多问题提出越来越完满的答案，他会向着新的艰难险阻挺进，得到新的解决方案。这样他就有可能为其他人作出贡献：他不会落在后面拖拖拉拉，成为伙伴们的累赘，他不需要也从不要求人家给予他特殊照顾，而是独立地勇往直前，根据他的社会经验去解决问题。

追求优胜的目标因个人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每个人的目标都有其独特性，并且取决于他对生活所赋予的意义，该意义不仅仅是几个字句的事情，而是编排进了他的生活方式并融贯其中，就像他自己创作的奇怪旋律。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不会直接陈述自己的生活目标，所以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代他说出来。他只会含含糊糊地暗示他的目标，我们可以从他给出的暗示中溯本求源。领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领会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人用语词抒发胸臆，但是他所表述的意思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字面含义，绝大部分的意思要靠读者去猜度，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去读去想。而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同样如此，好比一部极深奥极晦涩的作品。心理学家必须学会穿行于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他必须学会辨析生活意义的方法。

除此之外，别无特例。生活的意义是在一个人四五岁的时候达成的，达成这样的意义不可能是一个数学演算的过程，而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很难用理性去理解的摸索，只能抓住一个个的暗示，艰难地寻找原因。

要达成追求优胜的目标也是类似的，需要在摸索和猜测下操作。生活的意义是生命的奋进，是一股动态的川流，不是绘制成图表或地图上的一个现成不变的点。没有哪个人对自己追求优胜的目标熟悉得可以清晰完整地描述出来。也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但是这种目标只是他整个人生奋进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制定了一个具体的人生目标，也会有千万条通向这个目标的奋进之路供他选择。

比方说，有一个人想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做一名医生意味着有很多不同的任务需要他完成。不管他是希望成为一名内科医学专家还是一名病理学专家，他都会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对自己和他人的特别兴趣。我们将会看到他会付出多少努力来训练自己成为对伙伴有帮助的人，他在助人为乐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多远。他把这一点当作对自己明确存在的自卑感的补偿。因此，从他在职业行为里说出的话语中，或者在别的场合说出的话语中，我们要能够猜出他为之补偿的那种明确存在的自卑感。

我们常常发现医生在他们童年时代就过早地接触到了死亡的事实。作为让人类产生不安全感的因素，死亡给他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母中的哪一位辞世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练都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人寻找一种更好地保护生命免受死亡威胁的途径。再举一个例子，有人把成为一名教师设定为自己具体的目标，而我们又非常清楚教师和教师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情感程度很低，他作为教师追求优越感的目标就很可能是管理一批比他弱小的学生。因为他只有面对那些更弱小、比他更缺乏阅历的人才会有安全感。社会情感程度高的教师会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对待他的学生，因为他真心实意地希望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我们无需再讨论教师的能力和兴趣点又有多少不同，也不用再强调发现他们种种表现的真实意图是多么重要。

如果一个人制定了一个具体的目标，他就要对自己的潜能进行缩减、限制以适应该目标，但是他的整个目标，也就是目标原型，会左冲右突地突破种种限制，找到一种方式在任何情形下都表达出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也表达出他追求优越感的终极理想。

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深入到表面背后去寻根溯源。一个人很有可能会改变他将自己的目标具体化的方式，就像他改变他对具体目标—他的职业—的一个表达方式一样。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寻找变化背后潜在的连贯性，寻找其人格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固定地存在于其所有的表达话语之中。假如我们把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放置在不同的地点，每个地点就会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三角形，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地看，我们会发现这所有的三角形都是同一个图形。目标原型也是这样：它的内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表达方式而枯竭，我们应该能从所有属于它的表达之中认出它的原貌。我们绝不可能这样对一个人说：“只要你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你追求优越感的理想就能实现了。”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是灵活多变的，一个人越是健康、正常，他在具体方向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越容易给他的奋斗找到新的通道。只有神经症患者会如此感受到他的目标的具体表达：“我必须得到这个，要不然就完了。”

我们不要以为可以很轻松地表述出任何一种对于优越感的特别追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林林总总的目标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都向往着与神灵相近。有时候我们发现孩子们会以这种方式公开地表达自己，他们会说：“我想当上帝。”很多哲学家也持有同样的理念，有一些教育家希望把孩子教育训练得神通广大。

在某些古老的宗教那里，同样的训练目的是很明显的，信徒一心要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这种“近乎于神”的理想以一种更为温婉的方式体现在“超人”的理念中，我不需要举出过多的旁证，只需提一下尼采致斯特林堡的一封信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在那封信中署名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时候他已经疯了。发了疯的人往往需要以一种不加掩饰的形式表达他们所追求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者“我是中国皇帝”。他们企图成为整个世界的注意力焦点，希望四面八方的目光都凝聚到自己身上，期待用无线电跟全世界通连，以便能听到世界上所有人的谈话，他们还做着预知未来、掌握超自然能力的美梦。

 

相比之下，把自己修炼成近乎神灵的目标可能还算是更为合理的方式，因为他们是想变得全知全能，或者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朽。无论是我们渴望自己永久地保有自己的尘世生命，还是想象着自己通过许多轮回一次一次地回到尘世，抑或是我们预知另一个世界存在着不朽，所有这些愿景都建立在与上帝相似的愿望的基础上。依据宗教的训诫，上帝才是不朽的存在，只有他才能历经所有的时间川流，直到永远。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是对还是错：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解释，它们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这样的意义把控着—成为上帝或者与神相似。即便无神论者声称要征服上帝，甚至要超越上帝，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是一种对优越感目标非常强烈的追求。

一旦追求优越感的目标被具体化之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再有什么偏差。他的习惯、表现都将恰到好处地配合他去达成这个具体的目标。它们完美得无可指摘。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症患者，每一个酒鬼、罪犯或者性变态都是为了他们所认定为优越的目标而不断地作出“正确”的行动。如果我们要指出这些表现有多么不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标，就必然会有如此表现。比如，班上有一个男孩表现得最为懒散，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功课这么差劲？”他回答说：“只有我功课差了，你才肯在我身上下功夫。你不会关心班上学习好的同学，因为他们不会给班级拖后腿，功课又做得好。”因此，吸引老师的注意力，实现对老师的控制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他也找到了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如果想要试图说服他改掉懒散的毛病将会是徒劳的，因为懒散就是他实现自己目的的法宝。如此看来，他的想法完全正确，假如他改掉了自己的懒散行为，他岂不是一个傻子？

另有一个男孩在家里非常听话，但是显得有点愚钝，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差生，在家里也毫不机灵。他有个哥哥比他大两岁，生活方式上跟他大不相同。他聪明活跃，但是性格莽撞，时常闯祸。有一天有人无意中听见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像我现在这样愚钝，也不愿意像你这样鲁莽。”如果我们假定弟弟的生活目的是避免闯祸，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愚钝恰恰是聪明之举。因为他一向愚钝，别人就不会对他有太高的期待，而且即使他犯下错误，他也不会受到深责。考虑到这样的目的，他要是表现得聪明伶俐才是个傻子。

时至今日，常规的治疗还是只针对这些表面的症状。个体心理学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教育上都不可取。如果一个孩子的数学很差，或者在学校表现很不好，那么把精力集中在表面问题上，努力去改善这些症状都是徒劳的。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师搅扰得心神不宁，或者干脆逃避学校生活，所以才表现得让人感到讨厌。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阻止他目的的实现，他很快又会找到另一条新途径。

成年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比方说有一个人患有偏头痛的症状，头痛病的发作对他来说非常有用，往往就是在他最需要头痛的时候，他的头正中下怀地痛了。以头痛为借口，他就可以避开社交问题，只要他必须会见新的一群人，或者需要作出一个新的决断，头痛就适时地发作了。同样地，头痛病也可以帮助他实现对他的下属员工、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家庭的独裁统治。我们凭什么期待他放弃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呢？从他自己的立场来看，他施加给自己的疼痛无非是一项聪明的投资，这项投资给他带来了他期待中的收益。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给他讲明病因，肯定会吓他一大跳，从此这个症状就被治愈了，就像对待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有的时候只要采用电击治疗，或者假装要动手术，他们的病就全被吓好了。也许现在的医疗条件能够治好病人的这个病，使得该病人选择的这个特殊病症很难继续发作。然而，只要他的目标不变，他纵然放弃了一个症状也一定能找到另一个替代品。头痛病治好了，失眠或者别的什么新疑难杂症又会接踵而至。只要他的目标没有改变，他肯定还会坚持去追寻该目标。

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他们能以惊人的速度摆脱掉现有的病症，然后没有片刻的迟疑，他们就患上了另一种新的病症。他们的神经症的表演技艺十分精湛，并且他们的戏码还在不断地增加。如果他们读过一本精神疗法方面的专业书，书上就会告诉他们更多的一些他们至今没有机会去尝试的神经疾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搜寻病人生病的真正动机，二是研究该动机与病人追求优越感的总体目标之间的内在关系。

设想一下，在我的课堂上，我请人搬来一把梯子，我爬了上去，在黑板的顶部蹲坐下来。看见这一幕的所有人都会想：“阿德勒博士准是疯了。”他们无法理解梯子是派什么用场的，为什么我要爬上去，为什么我要坐在那样一个别扭的位置上。可是如果他们想到，“他坐到黑板的上方是因为他的身体不比别人高大，他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只有他自上而下地俯视全班学生的时候，他才感到安全”，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我是疯得不可救药。

我采用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达到了我这个具体的目的。梯子是一个加深人直观印象的工具，我爬上梯子的行动看上去计划得不错，执行得完满，只有一点还是让我显得很疯狂—我对优越感的理解。假如我确信我的具体目标选择得非常糟糕，那样的话我就会改变行动。但是如果目标不变，我的梯子被搬走了，我还会换一把椅子爬上去，如果椅子又被搬走了，我会想到我还可以蹦高、攀爬，凭借自己的肌肉使劲拉伸自己。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对手段的选择是没有毛病的、无可指摘的。我们能改善的只是他们的具体目标。目标改变了，精神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就不会再需要旧的习惯和态度，新的目标将召唤新的习惯和态度来与之配套。

让我再介绍一则病例，当事人是一位三十岁的女士，她患有焦虑症，无法结交朋友。她在职业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对她的家庭形成了不小的负担。她只能打打零工，去给人做速记或者当秘书，雪上加霜的是，她的雇主总是对她性骚扰和惊吓，使她不得不辞工。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那位雇主对她不那么感兴趣，却使她倍感羞辱，于是再次辞工。她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我记得是整整八年—然而却无法改善她的社交能力，也无法帮助她获得一份挣钱过活的职业。

在我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为了追溯她的生活方式，帮助她回想她童年时期的最早记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童年时期是怎么回事，那么长大之后的这个人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长得很漂亮，毫无疑问也是受尽了宠爱。那个时候她的父母非常富裕，她只要提出一个要求，立刻就会被满足。

“哦，”听她这样叙述的时候我说，“你享受的是公主般的待遇。”

“太奇怪了，”她回答道，“那时候所有人都管我叫小公主。”

我请她回顾她最早的记忆。

“我四岁的时候，”她说“我记得有一次走出家门，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做游戏。他们一个个上蹿下跳，嘴里大声喊叫：‘巫婆来了。’我非常恐慌，回到家后，我问一个在我家干了很久的老女仆是不是真的有巫婆来了。她说：‘是的，世界上是有巫婆、小偷和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

从她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很害怕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把这种恐惧添加进了她的整个生活方式中。她觉得自己太脆弱不能离开家，家里的人也必须在各个方面支持她照顾她。

另一则早期记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钢琴老师，是个男的，有一天他突然要吻我。我停止练琴起身就走，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她在她自己和男人之间设置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她的性意识的发展方向是自我保护，而不是恋爱。她觉得恋爱是脆弱的。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感到自己很脆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恋爱了，我们必须要表现得温柔，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关爱使得我们很容易受到扰动。只有一种人会回避爱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人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优越感：“我永远不能做弱者，我决不能把自己暴露出来。”这样的人习惯了远离爱情，对于爱情的态度十分消极。你经常会看到，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有陷入爱情的危险，他们就会把恋爱的场景转换成一个嘲笑的对象。他们对那个让他们感到这种危险的人采取的态度是嘲笑、捉弄和戏耍。这样的话他们就能摆脱掉那种脆弱的感觉。

这个女孩子在想到爱情和婚姻的时候同样感到脆弱，结果就是，当她在职场上有男人对她性骚扰的时候，她表现出来的强者形象超过了她实际需要的程度。除了退避三舍她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她被这些问题持续困扰的时候，她的父母都已离世，她的王庭已不复存在。她想办法找到几个亲戚来照顾她，然而她的处境很不能让人满意。

过了一阵子她的亲戚对她感到厌烦了，在她感到需要关照的时候不再肯帮忙。她责骂了他们，说如果她被大家撇下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对她来说是何等危险，这样她才避开了形单影只的悲剧。我相信，如果她的家人没有一个人担起麻烦照顾她，她是一定会疯掉的。能够实现她的优越感目标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强迫她的家人关爱她，帮助她把生活里的一切困难麻烦都挡在家门之外。在她的脑子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观念：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归属于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星球上，我就是一个公主。这个可怜的地球是不了解我的，也没有认识到我的重要性。

这种情形只要再发展一步就足以导致她发疯了，但是只要她还掌握一些属于她自己的有限资源，只要她还能得到家人或亲友的帮助，她就还不至于走投无路。

再来看另一个案例，该案例把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同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位十六岁的姑娘来找我，她在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偷窃，十二岁的时候跟别的男孩在外边过夜。两岁那年，她的父母受够了长期激烈的争吵，最终离婚。她被判给了母亲，在外婆家和母亲一起生活。外婆对她竭尽了疼爱。她出生的时候，正值父母之间的争吵达到了顶峰，因此母亲并不欢迎她降生到世间。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女儿，母女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当这个女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跟她交谈。她告诉我说：“我不喜欢偷人家的东西，也不喜欢跟男孩子们厮混，但是我必须让我妈妈看到，她不能拿我怎么样。”“你那样做是为了报复她？”我问。“我想是的。”她回答。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厉害，但是她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目标只是因为她感到自己太脆弱。她感到母亲不喜欢她，她饱受一种自卑情结之苦。怎么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呢？她想来想去，也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干坏事。当孩子们行窃或者从事其他少年犯罪活动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报复。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消失了八天。人们重新找到她之后，把她送交给了少年法庭。在法庭上她编了一个故事，说她被一个男人绑架了，那个男人把她捆绑了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整整八天。

没有任何人相信她的谎话。医生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环境下跟她对话，催促她说出真相。她一看医生不相信她编的故事就很生气，打了他一耳光。我见了她就问她将来想干什么，给她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我只是对她未来的归宿感兴趣，对我能帮助她做些什么感兴趣。我请她描述一个做过的梦，她就笑了，跟我讲了下面这个梦：“我进了一家地下酒吧。走出酒吧的时候，我碰见了我妈妈，很快地我爸爸也跟过来了。我求妈妈把我藏起来，不让爸爸发现我。”她很害怕她的父亲，父女两个矛盾很深。父亲总是惩罚女儿，女儿惧怕惩罚才被迫撒谎。

如果我们碰到一起孩子说谎的案例，一定要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严厉的父母。除非真相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否则他没有必要说谎。另一方面，这个女孩跟她的母亲有某种合作的默契。这个时候她才告诉我曾经有人诱骗她走进一家地下酒吧，于是她在那家酒吧里度过了八天。因为害怕父亲，她不敢说出真相，但与此同时，她自己的事情又被战胜父亲的欲望左右着。她感到一直以来父亲占据了上风，只有伤害了父亲，她才有一种胜利者的感觉。

有多少人在寻找优越感的时候误入歧途，需要我们的帮助？所有人都有追求优越感的共同愿望，要认识这一点并不难。

我们可以为他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同情地理解他们的努力行为。他们犯下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努力全用在了人生的无用方面。人类每一项创造的背后都有对优越感的追求，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作出全部贡献的源泉都在于此。整个的人类生活都行进在这条伟大的行动之路上—从下而上，从减到增，从失败到胜利。

在自己的奋斗过程中，只有那些表现出嘉惠他人这一意向的人，也只有在嘉惠他人这条路上走在前列的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应对并战而胜之。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接近他人，我们将会发现说服他们改弦易辙并不是十分困难。

说到底，人类对于价值的判断和成功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这是我们人类最大最普遍的常识。我们对于引导、对于理想、对于目标、对于行动以及性格特点的所有要求，无不服务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这一宗旨。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彻底丧失了社会情感的人。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都了解这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或者把责任抛给别人的时候产生了多少痛苦，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提不起勇气去开发生活中积极有用的一面。一种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合作的成功不属于你。”面对着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们扭头而去，为了确立自己的强者意识，他们投入到和阴影的战斗中去。

在我们人类的劳动分工之中，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目标。也许，如同我们所见，每一个目标都有可能涉及程度不太严重的错误，我们总能够从中发现问题予以批评。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优势表现在数学知识，而另一个孩子的优势则表现在艺术，第三个孩子的优势则是体魄健壮。消化功能有缺陷的孩子可能会认为他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营养的问题。他的兴趣点就可能转向了食物，因为他相信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改善他的状况，结果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专业的厨师或者是营养学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特殊的目标都附带有一种实在的补偿，当然它们也确实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并对当事人作出自我限制的严格训练。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个哲学家必须经常放弃社交生活去思考、去写作。但是，只要有一种高水准的社交情感维系着追求优越感的目标，这里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我们的合作需要许许多多不同形式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