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书、读书与用书的几点体会

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以及面临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环境，是否还需要藏书，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自从文字发明并有了文献之后，就开始出现藏书的文化现象，据《庄子》《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藏书的空间和藏书的史官。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尽管藏书的载体和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始终存在着。如果说，20世纪之前，文献主要以印刷型载体收藏，如今印刷型与数字型文献已并驾齐驱，有的图书馆中的数字型文献已超过印刷型文献。从个人和家庭而言，电子书已走入千家万户，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图书可以浓缩在电子阅读器、光盘以及移动主题数据库之中，有的还可以收藏在云端，给个人和家庭的藏书带来了颠覆性的藏书形态的改变。我本人就构建并收藏有个人的主题数据库，这些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可以检索、复制、编排、连接、转递、分享，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印刷型文献融合共存，方便了阅读和研究。

二、读书要与行知相结合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陶行知（1891—1946）曾将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倒翻过来，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做了“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生动比喻。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1904—1998）先生在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时也为新馆题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于2019年7月初至9月初到英国探亲旅游了两个月，对读书要与行知相结合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著有《伦敦传》一书，译林出版社2016年有中文译本出版。《泰晤士报》评论说：“这座首都的所有趣事都容纳在这六百多书页间。”学者塞缪尔·约翰逊这样评论伦敦：“若是你厌倦了伦敦，那就是厌倦了人生。”只有在伦敦进行深入的亲身体验，才会对以上评论有深刻的体会。我看过一些全球城市的著作，也看过一些城市研究的报告，对什么是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的多元文化有所了解，但只有到了伦敦，当你现场体验了诺丁山狂欢节，亲自目睹了西伦敦和东伦敦的差异与不同，看了许多各类博物馆收藏并展示的全球文化艺术遗产，才会对伦敦之所以能多次位列全球城市榜首有了发自内心的领悟。

三、用书应具有更广泛的视野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普遍体会。在人类的知识信息呈几何级增长的当下，需要具备钱商、情商、智商的基础上的“数商”。2018年2月，有学者提出，数字智力（Digital Intelligence）是社会、情感和认知能力的总和，使个人能够面临挑战，适应数字化生活的需要。我们现在讨论在藏书和读书基础上的用书，就需要将“数商”作为文化教育的重点，作为21世纪社会信息化环境下藏书、读书和用书的核心素养和基本技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用书，早已超越了印刷型文献，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跨时空环境下的用书，是开放平等的共享，是在线自由的互动，是知行合一的阅读，是图文并茂的交流，是声像融合的传递，也是数据关联的实践，将为每个人在阅读学习中的想象力和智慧的激扬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藏书是前提基础，读书是路径方法，用书是宗旨目的，但也不尽如此。我在英国曼彻斯特看了书籍图书馆，在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看了书籍长廊，这些都已成了人类重要的文化遗存和旅游景点。这些景点的图书，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藏书、读书和用书来理解，它实际上具备超越阅读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文明价值。多次位居全球城市之首的伦敦之谜在于：永远崭新，又始终古老，福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应借助于藏书、读书与用书，让这座城市既始终古老，又永远崭新！

（2019年9月27日在福州“2019书香八闽行动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