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书刻印缘由

在朵云轩、上海书画社工作，编辑出版部门经常议及“旧瓶装新酒”这类话题，即传统艺术样式如何体现当代思想内容。1972年、1973年和1975年书画社相继出版了革命样板戏唱词选刻的简体字《新印谱》第一、二、三集，木版水印复制了钱松喦《延安颂》等，这都是“文革”后半期，也就是“斗批改”进入“改”的阶段的出版物。书画社的木版书，作为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当初的说法是：中央领导要求雕版印书不能失传，要抢救传统。

2009年秋某天晚上，我到郑重前辈家里送书，他向我介绍了当时正好在座的朱永嘉。我说朱先生，有个问题请教，1973年我到康平路41号二楼，送《共产党宣言》试印版样，你说你回去好了，会让你们团部转告意见，那当时上层怎么会想到要刻木版书的？朱永嘉说，姚文元送有关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报告，毛主席看了说：文元同志啊，你的字写得不大好唉，要练练毛笔字。姚文元挨了批评，心下紧张，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要上海方面找好的碑帖给他练字。同时姚文元也提到了，毛主席的视力不行，看书只能看大字本。徐景贤得知，方才安排了刊刻大字本。朱永嘉说，刻《稼轩长短句》，毛主席喜欢苏、辛词，辛弃疾文武都行。朱永嘉听了徐景贤转告的话，自己找唐云一起在上海（中国）画院、朵云轩库房找好的碑帖，准备借用。之后又到上海博物馆，要他们办个中国古代书法展览会；看了内部预展，觉得像社会发展史，就要求他们办展应该体现书法发展的特点。

1973年9、10月间，书画社出版发行了《中国古代书法展览展品选辑》，九角钱一本，印得也精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文革”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上海办这个展览、出这本书，让人觉得古代书法又获得了肯定，大概上面有“来头”。原来此前1972年美国尼克松、日本田中角荣先后访华，9月毛泽东主席向田中赠送了《楚辞集注》、怀素《自叙帖》影印本；郑重在报社听到相关传达，经市委安排，约请书法家、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撰文，这就是11月14日《文汇报》发表的《学一点书法》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已经不止“一石”了。一度中断的中国传统书法开始迈上了回归之路。

近年来，我阅读钱伯城《关于大字本诸话题》（《问思集》〔增订本〕，第365-377页，中西书局2011年7月版）、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第四章《当代扬州雕版印刷》第一节（第341-346页，广陵书社2003年8月版），感到有些内容可作为朱永嘉以上说法的一种补充。钱文记及，国家出版局政治部于1976年编印的第39期《情况简报》文字说：

从1972年初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国务院出版口和1973年7月出版口撤销后成立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简称国家出版局），一直承担了中央交办的印制大字线装书的任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谢谢出版局的同志……

据方厚枢文章说，“印大字线装书费工相当于一般图书的四到六倍”，还要三市解决四个专业车间（北京两个，沪、津各一个）基建、投资和人员问题，一机部解决机械设备问题。钱文说，还不包括上海、北京两地，那些教授、学者和协助人员为大字本付出的精力与时间，无从量化。这是一项不计成本的文化工程，算的是政治账。当时用“特制的毛边纸”。中央动用各种资源为这项工作服务，起领头作用的正是姚文元。关于为毛主席要阅读的古文大字本作注释，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记载，谭氏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接到了上海市革委会、复旦大学革委会常委朱永嘉下达的这项“重大政治任务”。

王文则记述：1966年夏“文革”开始，广陵刻印社被视为“传播‘封资修’的黑工厂”，强令撤销，遣散人员，变卖资产，封存版片。随后版库被丝厂强占，版片被当作废物乱扔、乱塞到高旻寺方丈室后面的破屋、地下室里，任人随意取玩和当柴火烧，被损坏殆尽。“1972年《人民日报》记者丁××到扬州采访，闻讯赶奔高旻寺，目睹版片受损情况十分震惊，非常愤慨，随后撰文，在‘内参’披露，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重视，指示国务院文博组过问，务必抢救。周总理指示很快在江苏省、扬州市贯彻执行。”

应该说，姚文元分管这方面工作，会看到这份“内参”，电话通知朱永嘉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大字本，时间在1972年底1973年初，这个时间节点也正是要上海落实雕版印书传统不能失传的时刻。之后向毛主席办公厅等赠阅《共产党宣言》样书，向全国各省市级出版社交换样书，有一百二十三本，也在说明上海“复活”了这种传统手工印书。新华社上海分社还以“中国新闻社”署名作了对外报道。只是上海方面印制的这类古籍书，一是中华印刷厂、印刷十二厂出的，铅印大字本，内部使用；一是书画社出的木版书，公开发行，并不是赶时间专门给毛主席服务的。

木版本《共产党宣言》寄赠样书名单

今年年初查到当年文档，首次看到两份纪要。一份是1973年2月12日的《〈共产党宣言〉木刻雕版书座谈会纪要》，当时邀请了上海图书馆姜长林、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上海书店韩振刚、上海中国画院孙祖勃、上海长江刻字厂杨明华和李根寿，社里木版水印组技师徐庆儒也参加并发表意见。看来这是为两天后朱永嘉召开的汇报会做准备。另一份即2月14日晚于康平路汇报会上，“朱永嘉同志的指示”。今移录如下：

一、开本大小：依照《鲁迅全集》开本，大小为21x28公分，版口略缩小。宣纸印，封面仿古笺、耿绢两种，贴签条。

二、印数：精装20-30本，要考究，做封套，其馀约一千本。两种用处：1.中央首长，2.送外宾。

三、字体：《共产党宣言》用简体字印刻，《大唐西域记》、《楚辞集注》、《稼轩长短句》用繁体字刻印。不按原文中字体，用粗细体区分，一律用一种字体，外文排字贴上去后刻。

四、编排：参考毛主席著作线装四卷本。外文横排。

五、注释：原本中每页的“注”，排在每篇文章的后面。“注释”仍排在书的后面。扉页、目录等，前后次序依原本地位设计。今年11月份，装订成书20-30本。“版权”：“上海书画社刻印”和年份、月份。不印定价。

六、关于人力问题：提出方案，从速搞一个刻印班子的人数，包括吸收几十个小青年。送一办转市委。

七、关于木料问题：白桃木、梨木都可以，从速派人采购。看来源如何，哪种木料采购方便，就用哪种木料。

八、关于茅子良的工作问题：同意，可以不脱产参加团委工作。

九、关于工艺问题：扬州有老师傅，是否可以请来，作指导，临时性的，请他来做顾问，到时候就回去。

十、关于房子问题：不谈了。

以上略作一点说明：梨木贵，分量重，较白桃木硬，刻不快。

顾廷龙1980年2月20日致周叔弢（晚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信，除了提供《稼轩长短句》等刻工姓名，还言及“扬州则知大印木板书，尚未闻有刻木板书”，“方冀该社能为版刻传统谋一线之传，今又告辍，殊为可惜”。信中殷切期待：“朵云轩今改书画出版社。该社如能保留二三人刻小种罕传之本，或能维持久长。如欲该社恢复业务，希望长者登高一呼，促使出版局重新考虑。中国悠久之雕版技术，倘能绝而复苏，岂非大幸！”（《顾廷龙文集·书信卷》，第86-8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手迹见《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第191-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后来令人遗憾的是，存放在康平路本社库房的木版书字版，竟遭遇多年的白蚁蛀蚀，仅《共产党宣言》有数块文字版幸存。可以欣慰的是，无论如何，《稼轩长短句》一经刊刻，便成为木版书的又一高峰，获得赞誉。朵云轩木版水印负责人郑名川、销售原主管杜培明，2013年告知，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版本学家，来我社延安西路593号时言及，他在扬州、北京看到此书，非常欣赏，还给予“当代宋版书”的至高评价。

幸存的《共产党宣言》雕版

今天的新时代，各方面条件远胜当年。如有有志者从周叔弢、顾廷龙两老之言，谋此木版书一线之传，也许不失为一种着眼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善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