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程度如何

再拿小说中“范其时”的特征和梁式做比较。这里先据权威的《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抄下梁式的词条：

梁式（1894-1972）　又名君度、匡平，笔名何若、尸一，广东台山人。新闻记者。1925年广东高师毕业。翌年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与许广平同事。1927年任黄埔军校教官，兼任广州《国民新报》副刊《国花》和《新时代》编辑。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梁于1月22日来中山大学大钟楼访问。次日陪同鲁迅参加广州市欢迎法国世界语学者赛耳大会。以后曾多次来访，并向鲁迅约稿。鲁迅在同年2月间到香港作了两次讲演，其中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稿在香港被英国当局视为“邪说”而禁止发表，便将记录稿交梁式在《新时代》发表。鲁迅还应梁式之约，于4月10日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集外集拾遗补编》）。后因“四一五”广州事变，一直延至5月5日见报，其时梁式已离开报社，《新时代》已改名《新出路》。9月12日，鲁迅即将离开广州时，梁式曾来拜访。10月3日鲁迅抵上海后，于6日访梁式。11月11日鲁迅收到梁式来信，于17日复。1928年4月13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于5月5日复。5月25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未复。1929年4月24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也未见复信的记载。后联系中断。抗日战争期间，梁式任汪伪报刊《中华副刊》撰稿人。

陶亢德的晚年回忆可作补充：

何若是梁式的笔名。其实“若”是“苦”的伸脚字。他还有一个笔名更为特别，叫作“尸一”。据说鲁迅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名，他的回答是：并不怪，ㄕㄧ拼起不是读式吗？

再看小说对“范其时”的描述：

“头发花白”。梁式生于1894年，1942年时快五十岁了。

“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1945年4月，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了梁式的文集《杂文》（作者署名“何若”），书中颇有《明末的山寨义兵》、《读〈齐民要术〉》、《谈〈红〉小记》这样的文章。陶亢德晚年还说：“梁式我看他是个哲人，他在《何若杂文》中的那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在我看来是胜过后来许多新新红学家的文章多多。”看来梁式确有些国学素养。

“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词条说梁式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他自己这么回忆：“民国十五六年顷，我不能做个‘革命军马前卒’，却在后方广州做个摇旗呐喊者，也算是参加革命。在那时那地，要日夜工作才算做努力，日间从市西跑到市东，工作在党部，夜间跑回市西，工作在党报，我就这样混了一个不长的时期。”（《可记的旧事》，收入《杂文》）也算参与了北伐。此时他在《国民新闻》做编辑，据他说该社社长“正是共同玩过文艺的旧同学”，查此职当时由甘乃光担任。陶亢德晚年还曾回忆，梁式“曾坚决回答过一个向他了解的人说，我只有一个社会关系，而这个关系你们是不想知道的，因为他是廖仲恺。当对方问他为什么他说廖先生是了解者所不想知道的一点时，他说，我知道你们要知道的是对方同什么什么坏人有关系”。廖仲恺虽在北伐前已经逝世，但甘乃光确实曾与廖关系亲密。

另外，何国涛在《汪伪巨奸派系之争》（收入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版）里写到1928年林柏生只身亡命法国拜见汪精卫从而获得汪的信任时，加了个注脚：“此事我听梁式谈起。梁在敌伪时期，担任伪《中华日报》总主笔，与林柏生在广州岭南大学同学。”根据词条，梁式并非岭南大学毕业，但他显然与该校出身的甘乃光、林柏生相熟。这两人在政治上都被视作汪派要人，虽然甘乃光后来并未参加汪伪政权。

“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梁式回上海的经过暂不知其详，但林柏生此时已担任中华日报社社长，梁式得以担任该报总主笔，可能有一点旧谊的作用。

“范其时也是一个爱玩山水的老儿”。梁式写过一篇《忆旧游》（收入《杂文》），写了在各地的游踪。

胡文辉先生特别点出“小说中的范其时很赞美主人公的文章”，小说里还说到“范其时他们都热心替我设计帮忙”。关于苏青的作品，梁式也写过一篇书评《十年太短》（原载《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1944年8月号〕，为编者改题为《读〈结婚十年〉》，后收入《杂文》并恢复原题）。文中他自谦不会作文学批评，却愿意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写几段“徐崇贤论”，末了还有个“平凡的献议”——“献议他们，贤与青，再来结婚”。这篇书评还有回音：1945年6月4日的《力报》上，越然（周越然）撰《“何若”与“苏青”》一文，开头就评价：“知苏青者，莫如何若。”周越然说自己想用几个字来总括全书，“苦思半日，竟然不能”，但梁式所评却使他大为折节：“‘十年太短’，却合吾意……是我所力求而得不到的简评。”梁式虽未对苏青的文学技巧作直白的赞美，对苏青的爱护却为读者看重，这也是成功之处。

越然《“何若”与“苏青”》，《力报》194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