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长沙城
我们的船系靠在长沙码头,岸边各色人等的叫嚷声和兴奋让人难以置信。甚至在引擎熄火之前,就有几百人站到码头边缘,试图跳上甲板。
多么宽阔的河流!多么雄伟的城墙!我们已经听说长沙一年了,但是,百闻不如一见。
人群涌向甲板时,我不停问自己,友好还是仇视?很快我就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寻找搬运行李机会的苦力,还有来自沿江街道无数小旅馆的拉生意者。在船停靠稳当之前,至少有五十人涌上了甲板。不久,一张熟悉的面孔在热闹的人群中出现了。我的医学同事席比义[1]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一年前就来到了长沙。安排好行李,他让我们上了轿子,然后告诉轿夫目的地。我看着前方拥挤的街道,怀疑我们能否通过。
我们走向城墙时,突然看见一群人聚集在靠近城门的警察局墙壁上的一张布告附近。我让轿夫慢些,等席比义赶上来,告诉我布告上写的是什么,看起来很危险。他赶忙认真地阅读了布告。
“显然,湖南士绅给陈长官施加了压力,”他说道,“陈颁布法令,宣布政府不允许商家在长沙城内向外国人售卖任何财物。要是这样的买卖是绝对禁止的话,我们要找到建立预备学校和医院的地方将会很麻烦。”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达小西门,那是个隧道似的洞口,径直穿过厚重的城墙。这是另外一个牌楼吗?渐近的洞口好像是通往古老地牢的入口。当我的妻子第一次仰视它的时候,抱怨道:“我们将在那道墙内生活吗?晚上我肯定睡不着。我会感到巨大的石头压着我。”
我们穿过“隧道”进入城市的街道,喧闹声和嘈杂声变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是在从事日常工作,还是在酝酿叛乱呢?我们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很快就感觉到这些街道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城市的生命好像随着那些街道不停来回跳动。我们经过了许多前门大开,连橱窗都没有的店铺。苦力们抬着米袋、蔬菜,甚至是建筑用的石梁或石条,蹒跚而行。
有些人运送着比木头或石头贵重的货物:在挑担一端的竹筐里,一个小孩疑惑地看着我们。搬运人大摇大摆地走着,向人群大声喊着“闪开!借光!”我们看见很多苦力在小茶馆里饮茶休息,还有的则在提供公共吸烟管的地方抽上几分钱的烟,老板们把长长的竹烟筒递给需要的人。
母亲们看见我们,立即把孩子藏在身后,以避开“罪恶的眼睛”。有的人则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捏住鼻子。阿嬷曾告诉过我们,西方人的味道太特别,以至于中国人不用看就能知道我们的出现。后来,美国同事告诉我,有些年轻人跟在轿子后面大叫“洋鬼子”。幸运的是,在第一天下午,我们并不知道路人在说什么。
在一条街上,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奶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裤子,坐在手推车上。她好像对繁忙城市街道的景象和声音非常兴奋。平常,她的小脚限制她只能在农村自家院子里活动,但是今天她是在省城呀!她不安地坐在手推车的一边,车子的另一边则放着她购买的物品,包括几个点心盒和一对云南火腿,都绑在一块浅色的方巾里,以保持平衡。此外,她并未忘记带上自己的白色小茶壶和水烟筒。我在想,她是否会成为我的病人呢?
很快,我们到达了南大门,转进后来常常被称之为“运仑钱庄隔壁”的入口。房屋没有门牌号码,常常以它附近有名的商店或学校命名。我们快要进去的时候,席比义赶上我们。“不要害怕街上那些穿制服的人,”他大声说道,“地方行政长官亲自负责城内西方人的安全。他特别指示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日夜在那个小小的岗哨屋里值勤。他们将记录你们所有的行动,并把你们所有来客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局长官。他们收到命令,负责护送你们外出。”
走进大门,向前直行几步,然后左转,再左转,接着右转,穿过厚重的大门,便进入了前院。大多数中国人的房子都有这种弯弯曲曲的路,这是一种古老信仰的遗迹,即相信邪恶的灵魂可能在寻找入口,而在路上右转就能摆脱掉他们。有时,在大门前建造一面高达十英尺的刻有龙的图案的影壁,来达到这种目的。
从前院继续前行,穿过走廊和另一个院子,才到达房屋的前门,轿夫们停下轿子。我们开始审视这座即将成为我们临时居所的房子。房屋四周筑有高墙。这是防火墙,在每个拥挤的城市都有这样的墙用来防火。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远离主街。住在封闭的小卧室里,隔绝了外面的噪音,预防了火灾。很远,很好。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能确定长沙城是否会像第一天见到的那样危险。
大门前华丽的影壁
[1] 席比义(Warren Seabury,1877—1907):耶稣会传教士,雅礼学堂的创始人之一。1907年,在庐山度假时游泳溺水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