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次大水灾的全程记录

中国古代自然灾害频仍，江宁亦不例外，由于地处长江中下游，城市紧依长江，水患不时会对江宁造成影响。姚莹曾作《江宁府城水灾记》，统计出汉延熙十四年至康熙二年，江宁水患见于记载者就达八十五次，水大者有十七次⁽¹⁹⁾。入清以后，人口激增，长江流域人口分布尤密，上游毁林开荒，中下游围湖造田，长江流域生态平衡进一步遭到破坏，水患更加频繁。道光年间，就发生了至少八次大小不等的水灾⁽²⁰⁾，其中以道光二十八、二十九年为甚，姚莹《江宁府城水灾记》对这两次水灾如下记载：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安徽、江苏、浙江滨江海诸郡县患水……而江宁被水尤甚。明年四月，莹至江宁，见城中门扉水迹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未几，闰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复大水。阛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庐更不可问矣。人被淹且饥死者无数，或夫妇相携投水中，或男妇老稚相结同死破屋，浮尸沿江而下，以诸省复被水且甚于前年也。⁽²¹⁾

时人对这两年的大水也有一些记载，如《李星沅日记》《白下琐言》《道咸宦海见闻录》《同治上江县志》等，但都嫌于零星，要论最详细、最具有过程感的史料，非这部鲜见人提及的《何汝霖日记》莫属⁽²²⁾。这不仅因为何汝霖恰好此期间在江宁守制，亲身经历并记录下两次水患的全过程，而且因为何汝霖自道光四年至道光十六年一直在都水司任职，“官水部久，习水事”⁽²³⁾，所记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

（一）道光二十八年水灾

道光二十八年的大水，从五月已现端倪，何氏日记载：“晴，热极，地又发潮。闻秦淮之水已到十分，相传恐又遭水患，惴惴待之一日。”（五月初七日）“阴，小雨不成阵，仍凉，着棉。共以为发水兆，可畏可虑。”（五月十二日）“夜有月光，天明仍雨，一日未止，凉甚。……说者以为发水之兆，可畏可虑。”（五月十八日）

到了六月上半月，除初三、初七、初八、十一、十二、十五外，其他九天均雨，至十三日水灾已成：“夜雨一时……道中涌水甚多，且有及膝者，水患已成，可畏可叹。”（六月十三日）可见并非《江宁府城水灾记》所云七月始成水患。六月下半月虽只有十六、廿四、廿五、廿七、廿八有雨，然街道河水仅微退，“轿行深水中，约二三里皆深及膝盖者，稍一失足，即在中央矣。危极险极”（六月十九日）。

进入七月，虽然半数以上为晴天或无雨天⁽²⁴⁾，但江河之水仍日涨，情形不容乐观：“所过东西井巷及文思巷，皆冒险行水中，至织造门外，水深三四尺，轿不能入，投刺而回”（七月初三日）；城外“闻河水极大且险，已开数坝，而宣泄仍不能得力，昭关一坝尚未启”（七月初四日）；至“闻两三日内，潮长一尺五寸，未淹处亦淹，城中拜客必绕道数四，上院之司道等官多走数里，苦累不堪”（七月初六日）；“数日来城中水更长，可虑之至”（七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七日，城内被淹已达三分之二：“闻昨早所过之寿星桥四条巷一带，水皆二三尺，不能行。而各处报水长者纷纷皆云较廿一年不相上下，合计城内大小街巷被淹者三分之二，危极虑极。”（七月十七日）“未刻又雷雨，水淹之处闻又增多处，奈何奈何较甚于辛丑年水患”（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连地势较高、前几次水灾未能淹到的党公巷也岌岌可危：“是日江水又长尺馀，较廿一年更大矣。闻数次水患，党公巷皆未上水，正深欣慰，本日对大门之松涛、延龄二巷水皆满道，而本巷口外之花牌楼大街，距巷口仅留三四十步，则前次所未有也，焦灼之至。”（七月二十日）为了排减水势，官方打开了昭关坝向里下河泄水，遂使此一地区亦遭淹没，但江宁城中不知何故水势不退反进：“闻昭关坝已开，下河又在巨浸矣。可悯之至，想万非得已也。本日城中水又长数寸，奇极。”（七月廿八日）“闻夜来水又长数寸，近本巷又淹几处，奇极危极。”（七月廿九日）“水又长二三寸，殊为可虑。”（七月卅日）

进入八月，江宁城中水灾更为严重，兹表列本月部分天象及水况如下：

逐日读过，过程如此清晰，竟有一种电影慢镜头的感觉。嗣后水势始渐退，至九月初九日城内“各处仍有二三尺者”，至十月初八“闻水最深各处十露七八，从此大路可通矣”。从六月十三日水灾成，至八月廿一日的高峰，持续两个多月，如果将十月初八视为水基本退完之日，那么整个水灾过程几乎持续了四个月，无怪乎何汝霖感叹灾后“凋敝之象目不忍见”（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二）道光二十九年水灾

道光二十九年的水灾，来势更为凶猛。四月初二至十四日，仅有一日未雨，以致“街巷积潦几如去秋”（四月十三日），这让何汝霖极为担心：“计初二至此通计十三日中，无雨者仅一日而阴晦如故，象占恒雨，岂真阴阳闭塞乎，思之懔懔。”（四月十四日）幸之后连日晴和，水得消退，但“淮水甚大，已启四坝，惟义坝未启，上年六月尚未如此。可虑可虑”（四月廿三日）。闰四月后，连雨六日，水势又长，闰四月初三：“过文庙，见水已过大成泉。上年日记内，五月廿八才若此，可惧哉，可畏哉。”大成泉，当指夫子庙大成殿后的玉兔泉。闰四月初五：“彻夜雨，一日未住。上屋院中已成河矣。闻太平街门楼桥、四相桥俱如去年光景，可怕可虑。幸江潮尚不甚旺，只东关所进山水耳。晴后或可消退。”之后果然连晴九日，官绅乘机聚议如何加高江宁城东西两关及后湖闸板，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水患。但众说纷纭，难有定议：“东西两关每十一洞，建于何时，应塞几？应通几？言人人殊，几成聚讼。”（闰四月十一日）最后众人“所商御水各法，惟急堵东关、后湖闸而已，此外别无主意”（闰四月廿一日），何汝霖认为“东关湖闸及各处城根涵洞全行堵塞，以防江水之内，特未筹及内河之水从河而出”，并非良法，但也只能“听之而已”（闰四月廿六日）。所幸闰四月下半月仅六天有雨，城内水患尚不严重。

但进入五月，日记中明书有雨之天竟多达十八日⁽²⁵⁾，水势上涨迅速。初一“砖石皆吐水，闻太平街四相桥皆已上水”，初二“闻学宫及锺山书院旧王府等处，水皆深将及尺”，初八“一夜雨甚紧，自卯至酉正，若倾盆者十数起，院内几满，闻较上年六七月遍城皆水，此时早经过大半矣，甚为焦灼”，初九“城南各街水深将尺者，十居五六。危哉危哉”，官方虽然关闭了东关和后湖闸，但城外江水和山水仍通过闸下渗入，城内雨水及河水通过西关闸泄出后又被新立石闸阻不得出，江宁城内水灾至此而极。兹表列五月部分天象及水灾情况如下：

之后水势渐杀，然水退仍缓，惨象满目。何氏六月初五记：“门西数里内避水来一二万人家，可怜可怜。”六月初七记：“早，坐船将赴立翁处，行至藩署，与桂山谈多时，其船坐到大堂止，馀则换小撇入园，以门不能入也。方伯住一小斋而坐下仍搭川板，水仍二尺也。此署中水最浅处。因舟行可怕，遂不赴院。”连抚、藩衙门都得坐船而进，水灾之重可想而知。而六月多晴热，水灾未净，旱象又成，民生多艰，不忍再书。十二日记：“晴，其热如坐煤炉旁，惟中之气几不接续。何十日如此，而不略转，水灾未退，又值旱灾，岂天意真不可回耶。”六月二十七日记：“闻水又退二三寸，一月以来共尺五矣。而深处通舟者，仍有六七尺，未识何时全涸也。”七月初六记：“计月来水落将及二尺，而存者尚大于上年二三尺。”七月十日记：“知九儿巷水已退净。”直至七月十七日，江宁布政使“署外水仍尺馀”。七月廿二日，何汝霖移居地势较高的九儿巷，为赴京做准备，因“此宅水浅，不过二尺，退后已略干”。此后关于水势，何汝霖没有记载，想必已不足为患矣。

道光二十八年与道光二十九年两场大水比较，不难发现，道光二十八年水灾持续时间较长，但水势增长较缓，党公巷寓所虽有进水，但尚可居住。而道光二十九年水势来得早且进展突猛，五月中旬即已超过去年八月水位最高之时，十八日“党公巷上屋内水已及尺”，而去年水灾最重时党公巷寓所上屋进水不过“六七寸”（二十八年八月廿一日）；五月廿二日党公巷寓所“院中水已灭顶”。七月初六何汝霖记云：“计月来水落将及二尺，而存者尚大于上年二三尺。”可见道光二十九年之水至少比二十八年要大四五尺左右。

江宁的水利体系，“大致由湖泊、河流、城墙水关和沿江堤圩等构成”⁽²⁶⁾。句容治南的赤山湖、江宁城北的后湖（玄武湖）均具有蓄水功能。秦淮河则在通济门外九龙桥分为二支，一支由东水关进入江宁城，从西水关出城，俗称十里秦淮（内秦淮河）；一支为外秦淮河，由通济门经中华门绕行城外，在西水关外与内秦淮复合，合流后向北汇入长江，内外秦淮河亦具排涝抗旱之用。江宁城还建有入城三水关（东水关、下水关、北水关）和出城三水关（水西门之西水关、汉西门之铁窗棂及小水关），其中清溪由下水关入、后湖由北水关入，皆汇于由东水关入的秦淮河，入城的东水关、北水关和出城的西水关最为重要，皆设闸板、涵洞以调控水位。另外，沿江堤坝是拦阻江潮的第一关，江边圩田亦有阻止江潮内侵的缓冲之用⁽²⁷⁾。

如何防治越来越频繁的水患，后见之明告诉我们，综合治理最为理想，如疏浚江河湖泊，增固沿江堤防，保护江边生态，维护东西水关等。但前数项所费浩大且为时较长，官绅只能偶一为之，相对而言，维护城内水关功能最易操作。简言之，即在秦淮河水势上涨时，封闭东水关闸洞以防河水、山洪入城，同时保证西水关排水功能畅通；当江潮亦上涨时，西水关及其他各关皆关闭以阻水入城⁽²⁸⁾。在寻找道光二十八年水患原因的时候，何汝霖认为是开启东水关涵洞所致：“询之老辈，云自贺藕耕开东关，城中始有此患，前已全闭，廿一年后幸免数岁，上冬培苍、燮园辈又创议开四圈（原共有十一），而茅山南水直灌入城，与江潮相顶激而上岸，圩田城市半在巨浸。轻率如此，为唤奈何。”（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贺长龄于道光五年四月至六年十二月任江苏布政使，道光八年八月至十年十月任江宁布政使，在任期间，佐成漕粮由河运改海运之举；何氏日记中所谓“开东关”，应指贺长龄在任时开启东水关及其十一座涵洞，后因防水全部封闭，而道光二十七年官绅又议开启其中四座涵洞（四圈），何汝霖认为这是加剧本次水患的轻率之举⁽²⁹⁾。但即使水关防堵开闭及时，也是被动的治标之举，不能真正解决水患。其实何汝霖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其记云：“周云褐札商江水涨溢，实由芦洲与水争地，应与大府商办，并引阿文成办过成案，所说不为无见，而事关重大，谈何容易，姑存之。”所谓“与水争地”，当即围湖造田之意，它降低了江河的蓄水功能，不过因为“事关重大”，何汝霖也只好以一句“谈何容易，姑存之”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