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研究:从课程教学到学术争鸣
20世纪初,汉学专业在欧洲大学的广泛设立产生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需要,楚辞的文学特点和地位开始以文学史的形式呈现,其代表作有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1901)与德国顾路柏(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国文学史》(1902)。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把楚辞放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揭示其特点,“诗歌发轫于《诗经》,发展于《离骚》,至唐代蓬勃迸发并臻于完美”(9)。他认为屈原等楚辞作家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中国诗歌艺术中“诗言志”与“诗无定法”两条“典律”,因此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介绍屈原的生平和创作背景,译述《渔父》和《离骚》。与大多数楚辞译介者不同,顾路柏不仅不抱怨楚辞文辞难懂,反而认为这些“历史典故、象征性的比喻和生僻的表述,都体现了诗人的博学和文采,如果读者有足够的敏锐和博学以解开这些作者奉上的谜团,那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10)。这有助于对楚辞中典故、隐喻等修辞功能的理解。
这两部书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国文学史,其作者都在欧洲大学担任汉学教职,面向的主要读者群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欧洲学生。1927年法国马伯乐(Henri Maspéro, 1883—1945)的《古代中国》也专列一节介绍屈原创造的辞赋新诗体。楚辞由此进入欧洲大学课堂。1907年,德国孔好古(August Conrady,l864—1925)开始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屈原的《天问》,计划对《天问》进行全面研究,但未能完成就去世了,留下了12种关于《楚辞》的手稿。他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有何可思(Eduard Erkes, 1891—1958)与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以研究楚辞取得博士学位。
何可思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研究楚辞而取得博士学位者,他的学位论文是《宋玉的〈招魂〉》。该文注译了《招魂》,认为《招魂》的作者是宋玉,其创作目的是为了召唤屈原的亡魂,同时也用隐喻的方式讽刺楚王的政治统治。此后他又翻译了《大招》(1923)、《招隐士》(1924)、《风赋》(1926)、《神女赋》(1928)与《九辩》(1935)等;出版《中国文学》(1922),介绍屈原、宋玉、景差、与贾谊等楚辞作家;发表《古代楚语》(1930)、《中国古代的死神》(1939)、《屈原》(1953)等。何可思一生用了大量时间译介楚辞,尤其是开拓宋玉作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堪称当时欧洲楚辞研究的标志性人物。
另一位鲍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屈原的〈远游〉》。该文注译了《远游》,并针对中国疑古派学者对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真实性的否定进行驳斥,主张恢复屈原对《远游》的著作权。从1928年至1935年他又将《九章》各篇翻译注释。鲍润生的翻译得到了中国学者张星烺、陈垣等称赞,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尽才。
何可思与鲍润生研究楚辞取得博士学位,标志楚辞学在欧洲大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欧洲楚辞研究由过去零星分散的状态进入专业化,是在莱比锡学派的推动下实现的。1943年,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B. M. Aлексеев,1881—1951)指导费德林以《屈原生平与创作》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孔好古的遗稿由他的学生何可思和辛德勒(Bruno Schindler, 1882—1964)整理,1931年由泰东出版社以《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天问〉》为题出版。该书注译了《天问》,并研究《天问》与屈原讽喻的关系,《天问》的顺序、形式,以及《天问》与古代壁画、雕塑、画像、石刻的关系等。该书在汉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授马伯乐同时也在研究《天问》,并为授课需要撰写一部带有注释的译本。孔好古译本的出版,使马伯乐觉得自己的译本失去出版价值。因此他于1933年发表了一篇书评,将自己译本中较有新意的十几条注释列出,供读者比较参考。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奥地利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 1872—1942)、英国魏理(Arthur Waley, 1889—1966)、德国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中国徐道邻、方志彤等学者,皆发表商榷意见。何可思分别于1941年、1945年在《华裔学志》上撰文回应。
这场争论廓清了孔好古、何可思师徒对《天问》的一些误读和曲解,推动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对《天问》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启发后人既要从时间经度看到它与此前的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又要从空间纬度看到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宗教神话典籍与它有相似的文体或内容,使人们认清《天问》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它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这场争论中的查赫尤为严刻,他曾撰文评论过孔好古的《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天问〉》、鲍润生的《屈原的〈远游〉》与《屈原的生平及诗作》、何可思的《神女赋》与《古代楚语》。这些书评皆刊登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德国侨民创办的期刊《德国卫兵》上。他又翻译《九辩》,并与何可思的译文作比较。该文用词准确,再现原作起伏多变的情感变化,以及参差错落的句式和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质量很高。但是他的论文在德国受到排斥,直到1939年才在荷属巴达维亚发表,他在文章结尾不禁抱怨道:“福兰阁与何可思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仍然未懂,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懂得翟理斯40年前给我写的那句话:‘如果不能发现错误,我们将永不能迅速进步。’”(11)
查赫认为争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并引英国翟理斯为同调。翟理斯也经常指摘别人的错误,他与魏理曾围绕汉诗英译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年的争论,其中焦点之一是《大招》翻译。1920年翟理斯在《新中国评论》第4期撰文《重译》(“A Re-translation”),批评魏理1919年出版的《续汉诗170首》中所译的屈原《大招》过于随意,有很大的修改余地,所以自己予以重新翻译。此后,两人以《新中国评论》为阵地,互为攻守,又发表四篇文章讨论彼此译作中的问题。这一时期翻译《大招》的还有何可思、美国弗洛伦丝·艾斯珂(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 1878—1942)与德国洪涛生(Vincenzvon Hundhausen, 1878—1955)。将五个译本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译者对《大招》解读的异同。此外,意大利雷永明神父(Gabriele Maria Allegra, 1907—1976)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离骚》译本。
此阶段有如下特点:第一,楚辞研究在欧洲大学教育中取得立足之地。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在教学中已有楚辞内容,当时牛津大学设立的德庇时汉学奖学金的资格考试中出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试题。(12)汉学教学的发展引起了撰写文学史的风潮,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一章,由此得以向西方学生普及。在汉学课堂上,莱比锡大学孔好古、法兰西学院马伯乐、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皆讲授楚辞,并为授课需要撰写研究型注译本。何可思、鲍润生与费德林以研究楚辞取得文学博士学位,说明欧洲大学初步形成了以课堂教学与学位培养相结合的楚辞研究学术传承体系。第二,战争的时代背景改变了欧美楚辞研究的学术生态环境。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汉学人才遭到严重摧残。1942年查赫乘坐的商船被日军飞机击沉;1945年马伯乐在德国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病逝;何可思在希特勒统治时期被迫离开大学。人员流散,资源被毁,社会动荡,楚辞研究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专政的夹缝中艰难发展。汉学家们对楚辞作品的兴趣也发生转移,其中《国殇》《大招》一类表现战争或悼亡的诗歌备受关注多次迻译,有些译文如德国克拉邦德(Klabund, 1890—1928)改译的《国殇》,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以抒发对战争的哀叹。第三,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汉学呈现联合发展的一体化趋势,楚辞研究者之间的讨论与争鸣增多。翟理斯、魏理争论《大招》翻译,查赫批评孔好古、何可思与鲍润生的楚辞译文,多位学者对某篇作品进行细致的探讨,有助于取长补短,提高翻译质量。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孔好古、何可思的《天问》研究提出批评,不仅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而且引发新知。20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掀起了一场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真伪问题的论争,德国学者孔好古、何可思与鲍润生迅速参与讨论。林文庆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29年完成了《离骚》翻译,并请翟理斯与泰戈尔作序。徐仲年曾在法国里昂大学文学留学,1932年出版《中国诗文选》,用法语翻译了《离骚》。英裔美籍作家白英(Robert Payne, 1911—1983)编译的《白驹集》(1947,1949,1960)中的《离骚》《九章》与《九歌》是由中国学者俞铭传和沈有鼎翻译的。由此可见,世界范围的楚辞研究学术圈在20世纪上半叶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