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教士对《楚辞》的译介

法国籍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5）是较早研究且翻译《楚辞》的西方学者。马若瑟于1698年来华传教。他在旅华的37年时间里，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曾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与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等耶稣会士共同研讨《易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努力发掘其与天主教义相吻合的内容。他在1709年8月写给傅圣泽的信中，声称屈原的作品是神秘主义的。傅圣泽在回信中对此并不同意。他说虽然自己已经有些日子没读屈原的作品，但他坚持认为屈原的作品是千真万确的预言性作品。⁽²²⁾马若瑟在1728年10月16日致法国皇家铭文美文学院院士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信中，再次提到《楚辞》，他说中国的诗人中杜甫和李太白非常杰出，但古老的《楚辞》则更为出色，可以用一些好的注释本来阅读《楚辞》。⁽²³⁾

1728年马若瑟在广州用拉丁文写成了《汉语札记》，这是他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作。该书绪说部分列出一份关于中国书籍的介绍，包括九大类共计四十九种典籍，其中第四类第一种即是《楚辞》。

该书以楚辞为例介绍隐喻修辞方法。他称赞《离骚》通篇点缀着华美的隐喻，并翻译《离骚》和《九歌》中的部分诗句。内容如下：

最令人愉快的长诗称为《离骚经》，共2492个字，70个韵脚，通篇点缀着华美的隐喻。作者谈及国君，就像美丽的情人。香花表示美德，臭花表示邪恶。他说：我喝从香兰上落下的露水，吃在秋天落下的宜人的菊；[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也就是说：我依靠美德维持生命，而美德却被人忽视。他为自己的衣裳添加鲜花，然后继续旅行，他在天空前行，命令太阳的车夫慢慢地走，不要那么仓促奔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最后他的旅行结束，他在太阳落入的海中饮马，把缰绳系在太阳驶出的树上；[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在同一地点他如此说太阳，[青云衣兮白霓裳，与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反沦降]，我扔掉我肩上天蓝色的披风，下面束上黄色虹霓作为佩带。我拿起箭，用它们刺透天狼星。我佩着箭袋降落下来。诗的最后使用了“余”字，因为太阳被描写成正在说话。太阳从东方升起，在相反的方向落下。太阳是国君的象征，他消灭邪恶，但是没有因为自己值得称赞的行为被高举。⁽²⁴⁾

《汉语札记》著成后，很长时间未能出版，直到19世纪初才被法国学者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重新发现，并在自己编写的语法书《汉文启蒙》中将该书的重要价值公之于众。

葡萄牙籍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chimo-Affonso Goncalves, 1781—1841）于1829年在澳门出版《汉字文法》。该书第七章“历史和传说”收录了“子兰劝怀王入秦”、“屈原抱石投河”、“宋玉论曲高和寡”等条目。作者这样介绍“屈原”：

楚屈原，殉道大臣。他不断劝谏君主改正错误。君主发怒，将他放逐到湖广去做一个小官，但是他仍然履行过去的职责，尽管那是徒劳的。因为妃嫔们对国君说屈原举止傲慢，而且大臣们也纳妾以供享乐，他们并不劝阻国君。最后，屈原写信给国君，由于国君没有改过自新，他决定自杀，以免亲眼目睹国家的灭亡。他投进汨罗江中，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但是国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宣布屈原自沉的那一天作为纪念日，船夫驾船沿江竞渡寻找他的灵魂；而且相同的仪式在那一天到处可见，在五月五日那天每条河上都会出现叫做龙舟的船或独木舟。⁽²⁵⁾以上译文中对屈原生平的介绍并不完全准确，掺杂着史书记载与历代民间传说，其诠释与评价亦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然而比起严谨的学术著作，以译介方式将屈原及其作品带入西方学界，更易受到读者欢迎。除西方汉学家之外，传教士们在推动屈原及《楚辞》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方面的功绩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