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会与行会

18世纪初，伴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出新的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了古典时代的艺术形式与生活方式，其中与中世纪有关的一些考古发现，对后来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发生了较多影响。不少英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整理出版了相关著作，如学者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1874—1939）整理汇编的一些关于中世纪建筑的图集样本，而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1771—1857）编著的《大不列颠建筑古迹》和《大不列颠教堂古迹》等书籍。这些著作和考古实物的发现，对于了解中世纪艺术设计特征，尤其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颇具代表性的哥特建筑风格，都具有极大的价值。此外，对于中世纪文学和哲学文本的研究，也对19世纪初期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世纪有所助益。

艺术与手工艺理念对于中世纪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家们热衷于那个时代的道德情怀。那是一种相对颇为纯粹的感情，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许多神性元素，但是这种感情在当时依然是以人为其核心的——即使是神，其实也是人所做出的一种意象性建构。但是到了19世纪，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纯粹的道德情怀几乎已经无处可觅其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机械文明的历史背景下，更是表现为对于最大利益的获得，换言之，是对经济之物的获得。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可以想见在19世纪的英国，道德几乎就是一个奢侈话题。这种沦落是那样的整体性、社会性，以至于当时英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受困于道德、背离于道德，其中最显见的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层面上，道德已经不再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是关乎人之生存本身以及人类社会之存在合理性的问题了。

教堂大殿

英国圣三一教堂内景，位于伦敦斯罗安街，由英国教堂建筑设计师塞丁设计，建于1889年。画面所呈现的建筑结构、彩色玻璃窗、肋拱和大理石柱体等，都无不源自中世纪教堂建筑所倡导的哥特精神和对上帝无比崇敬的审美力度。

而对于社会精神层面的“拯救”往往来自艺术家最先的觉醒和行动，这似乎已是历史的惯例。也因此，即便在机械和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也未必就一定罔顾道德。英国艺术与手工艺精神对于中世纪社会机制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兄弟会”这类人情性组织，二是“行会”这种事业性组织。其实，这两者之间常常没有确切的界限，之所以要给出如上的划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艺术与手工艺理念在“人情”和“事业”两个维度上的辩证性：艺术与手工艺精神历来是对两者给予同等程度关注的，因为“人情”与“事业”是人之在世所必不可少的两种社交形态。

扶手椅

莫马福公司1865年生产出品。属于苏塞克斯椅系列。

地毯

羊毛材质，玫瑰图案，1899年生产，现由私人收藏。

从“兄弟会”角度来说，艺术与手工艺者们的希望是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怀。在中世纪，这种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帝来保障的：俗世之人虽然有家庭姓氏之分，但上帝乃唯一的天父，是世间所有人的主，因此所有世俗之人都无差别地、同等地是上帝的孩子；既然如此，就当然需要像世俗兄弟姐妹般互助互爱，不分彼此。然而在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时代，上帝的确定性已经被理性的批判所撼动，对神的服从很大程度上已被对机器的依赖所替代，几乎所有世俗之人都失去了那个作为主的神，他们进入工坊、车间，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兄弟”变为“同事”。建构于神性保障之上的爱，就这样被机器粉碎了。英国的艺术与手工艺活动家们对此情此景都怀有普遍的失望，甚至是愤恨情绪。他们试图重新在人们心中恢复起博爱精神，将神对世人的谆谆告诫之声最大化，让它超越机器的轰鸣。这是艺术与手工艺者们的一个理想。然而他们也深知，若要实现这种理想，单靠话语劝说或言辞教导似乎是难奏其效的，他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手段，去改变现实世界。对此，艺术与手工艺者们一方面强调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设计师所做的个体性努力都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群体性努力的重要性，也就是建立艺术与手工艺活动组织或团体的必要性。为达此目的，艺术与手工艺者们试图从对中世纪行会的回溯中借鉴技巧。

室内场景

这是一个典型地体现了艺术与手工艺精神的室内装饰方案实景。室内的木质品尤其丰富，包括座椅、书桌等，虽经人工化处理，但仍不乏丰富的自然气息。

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域，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差别常常就表现出他们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的差异。中世纪行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物，它有诸多面向。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对于中世纪行会制度的借鉴并不是全盘复制，而只是吸收其中一些与机械工业文明相比较而言更具人道价值的成分。例如，有很多中世纪行会的创办目的纯粹是为了保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他们为达此目的还常常限制交流、限制业务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这些都是艺术与手工艺者所不能认同的；再有，中世纪行会常常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质，采取封闭性原则，在行会与行会之间，以及在行会内部成员之间，常常不具有平等的身份关系，这些也是艺术与手工艺者们所极力反对的。对于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来说，中世纪行会的最大价值是它的生产生活方式：若干人在一个相对有形的团体中，过着彼此贴近的生活；在劳作和事业上则采取相互合作互助的方式；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过着手工文明的生活，他们因此而始终是自己的主人，没有沦落为机械的奴隶；他们所做的劳作乃是为了自足的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额外赚取金钱。

在中世纪行会所具有的全部价值中，对于艺术与手工艺者们来说最吸引人的一点是：行会中人的所有劳作都没有脱离艺术——他们也需要技术，也使用技术，但却并不依赖于技术，更不是以技术去取缔艺术。正是因为中世纪行会是用艺术的方式来维持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他们才能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始终看到亲密的关联。这一点，正是19世纪的英国所丧失掉的。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者们试图通过对中世纪行会的回溯，努力召回失去了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

木桌

英国设计师乔治·杰克设计，1890年莫里斯公司制作，桃花心木。该作品以曲线见长，外观精致，细节具体，是应用艺术的完美体现。

窗

红房子的局部。此处挑窗是对中世纪建筑最好的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