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哥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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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老骑士(The Old Chevalier)

我父亲的一位朋友,老男爵冯·布拉克尔,想当年他年轻力壮时曾四处旅行、周游列国,谙熟各地风土人情、认识很多人物。否则,他根本无法与奥德修斯[62]相提并论,也不可能与心灵手巧的美名沾边儿,因为他在处理自己的事物方面没有什么巧智可言。也许在这方面的挫败感使得他很小心地避免同一位颇有能力的年轻一辈讨论具有实际意义的事务,转而热衷于谈论对方的事业和生活的成功。但在神学、歌剧、道德方面的对与错和其他无利可图的追求方面,他总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健谈者。

他年少时英俊异常、风度翩翩,具有一种理想化的健美与端庄,尽管往昔的美丽现在从他脸上找不到任何的痕迹,然而从某种轻松愉快的尊严与独立自主的个性中可以追溯这美貌的历史,因为它们通常是美丽生涯的产物,并且毫无道理地在那些行将没落的废墟人物的举止中发现,他们常常看着上世纪镜子里的形象而喜不自胜。以这种方式,在死亡骷髅的舞会上,人们应该能够指出属于那个年代真正伟大的漂亮人物的骨头架子。

一天夜晚,他同我讨论起一个在过往的文学中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古老主题,也就是:某人如果出于原则问题而放弃了一种自我喜好,那他是否曾有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收益,或者任何持久的道德满足感。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他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1874年冬天的雨夜,巴黎一条大街上,一个醉酒的年轻女孩走上前来跟我说话。正如你想到的,我那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当时,我的心里正经受着深深的不安与不快的煎熬,在雨地里光着头坐在街边的凳子上,因为我刚同一位女士分手——那位女士正如我分手时说的,是我恋慕的对象,而她在分手前一小时却要毒死我。

这个插曲,尽管同我要给你讲的故事没有关系,但其本身也足以引起人的好奇心了。这件事,我都遗忘好多年了,直到上次到巴黎,在歌剧院看见一位女士在包厢里,已经是老妇人了,带着两个穿粉红衣裙的迷人的小女孩。别人告诉我,她们是老妇人的重孙女。她的模样早已不再可爱了,但是自从我认识她以来,我还从没见过她如此心满意足的样子。后来我很遗憾没有到她的包厢里同她打个招呼,尽管我俩过去的风流韵事对于彼此都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还是认为她会很高兴听人提起美丽的年轻女士让男人为她而闷闷不乐,正如我还依稀记得,虽然不太清楚,那个男青年很久以前曾那样郁郁寡欢。

她超凡的美丽,除非某个罕见高明的艺术家能用色彩或者粘土保留下来,也许现在仅留存在我这般老迈的几个垂暮之人的脑海里了。当年那种美貌非常奇妙。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我想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但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白里透红的美人。她很苍白,周身没有一点儿血色,像一幅旧得褪了色的蜡笔画或者模糊镜中的朦胧女子。她在那副冷静而脆弱的外表下却有着无可匹敌的精力,一种现代女人不再拥有或者说不屑于有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我是在秋天遇到她并爱上她的,我们两人一起呆在一个朋友的别墅中,在一大群活跃的年轻人中间,这些人如果活到现在也都是人老朱黄、耳聋驼背的老朽了。我们在别墅周边打猎,我想我到死都能记得她总习惯于骑在她那匹枣红马上瞭望。那个深秋季节的傍晚,天刚刚下霜,我们返回别墅,穿着暖暖的冬衣,神情疲惫,骑着马并肩越过一座古老石桥。我的爱情既卑微又鲁莽,不过是为他所倾慕的女士的浪漫史增添一页罢了。因为她有很多爱慕者,她的美貌本身带着蔑视,足以让一个贫穷、陌生的外来者,一个才二十岁的男孩在梦里伤心难过。因此我们骑马、跳舞和社交场上的每一小时都是充斥着狂喜和苦痛的纠缠,这种感受你自己也将会了解的:内心完整的一套交响乐器奏出的交响曲。她让我快乐的时候,正如人们说,我觉得我是真正地快乐。记得一天早上我在阳台上抽着雪茄,瞭望着被树林覆盖的蓝色低矮山丘的开阔景色,为我的生命中可能索取到的所有幸福信誓旦旦地向上帝开出一张收据。如今,我身上无论会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了,我该享有的都已经承蒙上帝赐予,自己也可以称得上心满意足了。

爱情,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一场无情的交易。在那个年龄,我们出于饥渴而饮酒或者喝醉;生命走到后来,我们才让自己专注于葡萄酒的品质。恋爱的男青年本质上是被他体内的力量所驱使。你可能到第二个青春期时再次返回到那种状态。我在巴黎结识了一位俄国老人,他极其富有,常常独占着最迷人的年轻舞伴,一次有人问他是否被迫或者需要靠幻想来维护舞伴们对他的感受,他仔细思考后说道:“如果我的厨师成功地把我做成一只出色的鸡蛋卷,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他爱不爱我的问题而自寻烦恼了。”一个年轻男人纵然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可能会说自己不介意他的酒商是否和他的宗教信仰一致,并且会认为自己很接近事物的真理了。年届中年之后,你到达一个更为深刻的谦卑阶段,开始考虑出售给你葡萄酒的人或者葡萄种植者和你持同一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年轻时的虚荣心每每加重时,不久就会被狠狠教训一顿。因为,在那个冬季的几个月间,我们两人都住在巴黎,她的房子是众多风流才子的聚集地,她本人在音乐和艺术的造诣上是大受追捧的业余爱好者,我开始认为她在利用我,或者利用她对我的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来使她的丈夫嫉妒吃醋。我认为,这种事情在各个年代、在很多男青年身上都会发生,然而他们的经历加起来对于今天发现自己陷入同样窘境的男青年也是没有多大借鉴的。我开始疑惑他们夫妇二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也许是在她或者他里面有股什么奇怪的力量,操纵着我以这种姿态在他们之间摇来荡去,我觉得开始感到害怕了。她也嫉妒我,会用一种道德义愤斥责我,仿佛我是疏于履行义务的新郎似的。我认为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同样没有我她也不想活了,但是她到底想要怎样我却无从知晓。与她的接触伤害了我,如同寒冬手碰到铁制品而受到的伤害:你不知道这疼痛是来自于冷还是热。

我遇到她之前就读过关于她家庭的资料,她的家族姓氏在法国历史上已经传承了几个世纪,我了解到在他们中间曾有过狼人,有时候我想应该很高兴看到她真的四爪着地行走,并朝我嚎叫,因为那样我就应该清楚我是在哪里了。我们共度的时光甚至到了最后,也是散发着一种特别的魅力,为此我要一直感谢她呢。我住在巴黎的第一年,在结识城里人之前,已经着手研究城里老旅馆的历史了。我的这个嗜好吸引了她,因此我们经常钻进巴黎年深日久的住宅和历史遗迹中,一切景物都逡巡在阿伯拉德或者莫里哀的年代里,我们以这种方式游玩的时候,她是严肃而温和的,像个小女孩。但是在其他时候,我想我不再也不能忍受了,并且努力要逃离她;我想象着,对于逃跑有任何的疑虑都足以让她在夜晚躺着不睡觉而想出新法子惩罚我。在我们之间上演着古老的猫鼠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所有游戏的初始原型。但是因为猫在游戏中有更多的热情,而老鼠仅具有存在的意义,老鼠注定要先疲劳。在游戏接近尾声时,我想她希望我们被人发现,她对待我们的这种交往是如此漫不经心;而在当时那个年代,风流韵事往往需要谨慎从事。我记得这段时间,夜晚她准备参加舞会时我不请自到来她住的旅馆,装扮成美发师。在70年代,女士们带着很大的假发髻,整理头发的工作颇费时间。不管什么总是让我想到她的丈夫,我想,像一个荒谬的小丑角的巨大阴影落在白色的背景窗帘上。我开始感到厌倦——不完全是对她,而且是自己真地已经筋疲力尽——我决定来一场当众出丑并要她给我一个解释,即使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她也在所不惜。这时突然间,在我正向你提到的那个夜晚,当面出丑的场景以及解释都是她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这样的大风暴我以后再没有遇到过;所有那些武器都正是我自己准备好要用的:这些指控多半是我给她丈夫想到的而不是针对她的。当她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在她那间我是如此熟悉的淡蓝色卧室里——丝绸内衬的、表面装着软垫的香味雅座,那个年代的女士们喜欢的把自己埋在里面,我记得墙上还有一些花卉绘画,到处是异常柔软的靠垫,在我身后的角落里是大捧大捧的丁香花,一柄红色大灯罩抑制住灯光——我没有作答,因为我知道她是对的。

如果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你就会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因为他现在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尽管他已经谢世多年了。或者你会在任何一本那个时期的回忆录里找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人物。后来,巨大的不幸降临到他,但是在当时——我相信他那时33岁——正以其奇异的威力安静地行走在魅力四射的光环里。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两位老人谈起他的母亲,他母亲是王政复辟时期的美人之一,其中一个老人说她佩戴着她所有的名贵金银珠宝,其轻盈而优雅的姿态就如同带着野花编成的花环的年轻女孩一样。“是的,”另一老人仔细想了想说,“而且最后,她天女散花一般地把珠宝撒落在身体周围,活脱又一个奥菲莉亚。”[63]因而,我认为他那种少见的轻盈劲儿一定是连同这疯狂的弱点一起属于家族特征。甚至在他的虚妄病症最厉害的时候,还有,在一种我们引以为豪的、称之为“世纪末”的并怪癖中,他的气质也散发着几分伟大世纪的流光异彩:属于古老法国的一种自然而真实的高贵姿态。

自从那时起,我参观了看起来不适合作为人类居所的17世纪的伟大建筑,我想它们一定是为了让他住在里面而建造的——还有他的母亲,我想。他对生活充满信心,不仰仗大家都羡慕的他所谓的成功,仿佛他知道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调动更伟大的力量,是我辈所不知的大能。这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思考人类的命运。多年以后,别人告诉我,这个年轻小伙子在他的悲剧命运接近终点时回答了朋友们借上帝之名而求问他的问题,他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64]里的话作答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女人。你不知道吗,我已不再是众神的罪人了?”

我知道我不应该挑起关于他的话题,即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一个人青春时期的理想状况总会是过往经历与感受里的一个里程碑。那男人本人与我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我本人确实真切地感受到,我对那位我倾慕的可爱、年轻女士的感情与我对那个男青年的感情比起来分量要轻些。如果与她刚见面时他就同她在一起的话,或者我在遇见她之前就认识他的话,我想我做梦也不会想要爱上他的妻子的。

但是,他的妻子对他的爱和嫉妒确实属于很奇怪的性质。从她刚开始谈到他时,我就知道她爱着他。也许,我早就知道了。她猜疑,她受苦,她哭泣——她是,正如我告诉过你的,准备杀人的,如果再没有什么能帮助她的话。那场战斗,长久以来很可能是她唯一的现实生活,不是为了拥有而争斗,而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她嫉妒他,仿佛他也是一位时髦的年轻女士、她的对手,或者她仿佛自己如同年轻男人般嫉妒他的胜利。我想,在她自己的内心,一直都是与他并驾齐驱处在一个令她鄙视的世界里。当她策马狂奔时,当她使一群倾慕者围绕左右时,她的眼睛总是盯在他身上,正如在驾驭战车的比赛中,竞争者会把目光落在身旁的驭手身上。至于我们其余人,对于她来说我们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竞争的砝码,我们是要属于她还是属于他。她对待情人们就像骑马跨栏,她要比她爱的那个男人征服更多的栏障。

当然,我无法知道他们之间的竞争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努力相信,在她一方,一定是出于复仇的欲望,因为他过去对她做过的什么事情。但是我有种感觉,燃起她周身烈火的仅是赤裸裸的激情而已。

现在,你将会了解到,那一切都是发生在称之为“妇女解放”的早期阶段。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场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广大社会,而只在才智过人的年轻女士中间进行,而且是她们中最有胆量也最具灵性的女士,从百年的明暗交锋中脱颖而出,朝着太阳大放光芒,热烈疯狂欲振翅高飞。我相信她们中的一些人披挂上了那位解放处女、狂热天使圣女贞德的铠甲和光环。但是大多数女性,当她们感到可以自由地拿生命来做试验时,她们会直接参加鬼节的女巫游行。我本人尊重她们的意愿,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真正爱上从没有在什么时候骑过条掃的女人。

我一直认为从不让女人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对她是不公平的。曾几何时,亚当,不管时间长短,能够在一片新鲜而和平的大地上四处游荡,穿行于走兽之间,完全掌控自己的灵魂,大多数男人出生时都带着对那一时期的记忆。但是可怜的夏娃在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刻起就发现亚当在那里宣称对她拥有一切主权。这是女人对造物主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她觉得她有权利找回乐园的新纪元并归为自己所有。只是,时运不济,追逐过往的时光,注定只能抓住它的尾巴,方向颠倒。因而,这些年轻的女巫所得到的同她们想要的正如实物与反射的影像一样的镜花水月。

那个年代的老年女士、教堂和家庭的女资助人,她们说妇女解放运动正在颠覆年轻女士的头脑。也许有比我那位情妇更多的年轻女士纷纷腾空而起、振翅高飞,她们美丽的脸庞扭转到脖颈后面,全然一副神话里野外狩猎人的姿态。有一种流传的理论牢牢吸引了她们,那就是爱人的嫉妒是卑贱鄙俗的,没有一个女人竟然会允许自己被任何异性所掌控,除了被撒旦。在赶往魔鬼撒旦身边的途中,她们自豪于,据浮士德博士[65]的话说,一直比男人超前百步。但是竞争的嫉妒,正如亚当和莉莉斯[66]之间的对峙,是一种高贵的努力。所以,你会发现,不仅是我们能够想到的麦克白的老女巫们,[67]而且甚至是年轻的如花美眷也疯癫狂野地嫉妒她们情人的大胡子呢。所有这些都是她们从退进式阅读——以正统女巫的态度——“创世纪”这卷书得来的。如果放任她们自己去阅读,她们可能会从中得出很多东西。这都要归咎于可怜而驯服的男性传教士们宣传自由解放的布道,如同术士惯常的把戏,塑造了一个安息日悲惨痛苦的人物形象,是他把这种事情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并置于世俗的法理之下,从而搞砸了整个事件的风格和走向。我相信,尽管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男人们现在也如法炮制争取他们自己的解放,你可能会发现那年轻的爱人在壁炉前,身贴着地面追随着女巫阴影的踪迹,而且,想象力贫乏至极的他们,出于嫉妒情人丰满的美胸而调制致命的琼浆鸡尾酒给她喝。

在我那位解放的年轻女巫的故事里,赋予我本人承担的角色本身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不过我也相信她是不顾一切地喜欢我的,也许这种激情同小女孩抚爱她最心爱的玩偶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确实是这部戏剧里的中心人物。如果她是奥赛罗,那么我,而不是她的丈夫,必须扮演苔丝狄蒙娜,我能想象得出她的叹息,对她不幸的麻烦事,她感叹道:“哦,真可怜,真可怜,伊阿古,”她甚至想要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一次次地亲吻我。[68]只是她并不想出于正义感或者复仇感杀死我。她只是希望毁掉我,这样一来,她就不用失去我,也不用看着她一件非常心爱的个人财产落入对手的魔爪;她会以决断将军的姿态,一股脑炸掉她再也把守不住的堡垒,而不愿眼看着它落入敌人手中。

在我们的会面接近尾声时,她想方设法要毒死我,我相信走到这一步确实与她的计划事与愿违,她本打算我把毒药喝入体内时告诉我她对我的想法,但是她没能控制自己这么久。你知道,我们对话期间在喝咖啡这件事上气氛显得有些不大自然。她坚持劝我喝咖啡的样子,还有当我端起杯子送到嘴边时她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默,这些破绽都出卖了她。尽管我的嘴唇只是碰了碰杯子,还是能想到鸦片那清淡而致命的味道,假如我饮尽杯子,那毒药使我的胃翻江倒海、使我骨头里的骨髓变成一滩废水也不如确信她想要置我于死地的震惊与无望来得激烈与致命。我让杯子掉落,如同溺水者般感到一阵晕厥,站立着瞪着她;她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仿佛还打算向我扑上来。于是,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俩都立定不动,都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又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摇晃并啜泣,手捂住嘴巴,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异常衰老的妇人。在我这方,我说不出一个字,连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我想我刚一恢复移动的体力就冲出了房子。空气、雨水和街道迎接我,如同久已遗忘的老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刻仍然以诚相待。

我想我一定是在那里坐了许久,她一定是一直站在那里注视着我,后来才鼓起勇气走过来。她也许觉得自己与我同命相连,认为我也喝醉了,因为清醒理智的人不会不戴帽子坐在雨里,也许还因为我同他年龄相仿吧。我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第一次、第二次都没听清。我当时没有心情同街边的小女孩说话。我想纯粹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最终才抬眼看她并听她讲话的。我必须从自己的思绪中抽离出来,为此目的,任何人,只要是人我都欢迎。但是与此同时,女孩身上某种非同寻常的优雅气质和表现力,可能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站在雨地里,脸色通红,灼灼放光的双眸如同星辰,虽然重心只由双腿支撑着却站得笔直。我继续盯着她看时,她朝我笑起来,发出低沉而清澈的笑声。她非常年轻,一只手抓着裙子——当时,女士都穿裙裾拖地的长裙。她的头上戴一顶黑帽子,上面插着的鸵鸟羽毛在雨中悲伤地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前额和眼睛。她下巴坚定而柔和的线条,映衬着青春圆润的脖颈,在街灯灯光里熠熠生辉。因此,我现在脑海里仍然能看到她,虽然已是另一幅画面。

她给我的印象是,她似乎莫名其妙地受了感动而沉醉在眼前的情景之中。这里呈现的不是惯常的情节发展。她看起来像一个离家大冒险的人,或者是守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我想我向她露出了笑容,某种苦涩而狂野的微笑,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的举动,这无疑给了她鼓励。她走得更近了。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想给她一些钱,但是我身上没有带钱。我记得,当时有她在跟前,我感到某种安慰,因为我不想独自一人呆着。就这样我竟然邀她来与我同坐为伴。

我问她的名字,她告诉我她叫娜塔莉。那时,我在公使馆有一份工作,并居住在弗朗索瓦1号大街的一所公寓里,所以我们没有很远的路可走。我准备晚些回去,那段日子,我回家的时间不确定,随时可能到家,所以我习惯于有燃着的炉火和一顿冷晚餐候着我。当我带着她回到住处时,房间里明亮而温暖,桌子摆在炉火前。还有一瓶冰镇香槟酒。我常常预备一瓶香槟酒工作劳累了一天后享用。

小女孩带着满意的神情环顾房间。在灯光里我能够看清楚她的长相。她有着柔软的褐色卷发和碧蓝的双眸,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她是非常漂亮而且优雅的。我想我对她的好奇,就像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一样,再没别的了。假如我当时的心绪和思维都正常、平衡的话,我会努力让她解释她那神秘兮兮的样子的原委。但是现在想来,当时我根本无心于那种念头。

事实是我们两人都处于非常特别的心境,而且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难再复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动了她,她也同样不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态。但是,我们俩一致的是心情非常激动、精神异常紧张,彼此接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共鸣。我处于半惊愕、半失常的猛醒与敏感状态,对待她非常自私,没有丝毫疑虑她是从哪里来或者要往哪里去,仿佛她是我的一件礼物似的,她的出现是命运在我无法独处的时刻及时发出的仁慈、友善信号。对于我来说,她的出现似乎是来自巴黎外省的一个野地小精灵,会在不经意间赐与我意想不到的恩惠。至于她对我的想法或者感受如何,我无话可说。当时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我对于她来讲一定也充当了某种象征性的角色,我几乎不可能仅仅作为人而存在于她面前。

我感受到她的年轻和可爱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一种周身的温暖。这使我在经历了那怪异、可怕的几个小时之后又能放声大笑。我摘下她的帽子,托起她的脸颊,吻了她。然后我感到她全身都是湿淋淋的。她想必已经在雨中的街道上走了很久的路,衣服湿得像落汤鸡的羽毛。我走过去打开桌子上的酒瓶,倒了一杯香槟递给她。她接过去,站在炉火前,湿发卷狼狈地散落在前额。她红通通的脸蛋和朦胧闪烁的眼睛看起来像刚睡醒的孩子或者玩偶娃娃。她慢慢地喝着玻璃杯里的酒,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仿佛这半杯香槟酒驱使她打破了缄默,她开始唱歌,嗓音低沉而温柔,嘴唇几乎不动。歌曲的头几句是华尔兹,当时各家音乐厅里流行的一首歌儿。她中断了歌声,喝光了杯子递给我。“为了您的健康干杯,”她说道。

她的声音是如此快乐、如此纯净,像小鸟在灌木丛里歌唱,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只有音乐最直接地走进我的内心。她的歌声增强了我的感受力,好像有某种特别而超越自然的东西迎面吹来。我又斟满了酒杯,并把手绕过她的脖颈,梳理着她脑后湿漉漉的长卷发。“你究竟是怎么弄得这么湿淋淋的,娜塔莉?”我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她的老祖母似的。“你必须脱下湿衣服来暖和一下。”我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我又开始大笑。她星光熠熠的双眸定睛在我身上。她的脸颤动了一会儿。然后她开始解大衣的扣子,让大衣落到地板上。在黑蕾丝边的大衣下,她穿着一件黑丝绸连衣裙,裙子与季节很不相宜而且裙边已经褪成铁褐色,裙子紧箍着上半身、腰际和屁股,下面是打褶垂边裙摆,饰以荷叶边儿,就是那个年代女士时兴的样式,喧嚣年代的早期。连衣裙的褶皱在房间炉火光中闪耀。我开始帮她脱裙子,像脱一个玩偶娃娃,手脚缓慢又笨拙,她直挺挺地站着让我脱。她新鲜的脸蛋显出孩子般的表情。有一两次她在我的手下红了脸,但是随着我脱下她那件紧绷着的裙子,手触碰到她冰冷的肩膀和胸部,她的脸庞现出一丝温柔舒展的微笑,她抬起手来触摸我的手指。

讲到这里,老男爵冯·布拉克尔沉默良久。“我想我必须向你解释,”他说道,“这样你也许才能正确理解这个故事,为女士脱衣的意义在那个年月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现今女士们穿的都是什么样的服装?尽可能地少穿——几个垂直的线条,还没有伸展出什么意味就又被剪掉了。现在的着装没有规划,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遮体,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或者说如果它们竟然有什么使命的话,也是为了显露玉体。”

“但是那个年代,女人的身体是一个秘密,由她的衣装尽可能地守护着。遇到阴天下雨,我们会到街上四处闲荡只为了瞥一眼她们露出的脚踝,而今天的年轻人对女人脚踝的司空见惯程度一如我们当年对玻璃酒杯脚柄的熟悉程度。那时的服装也就有了一种重要的存在意义,有它们自己的思想。在很难看穿的宁静外表下,服装以传达为它们所缠裹的身体的信息为目的,描摹出真形身体的剪影,营造出一种有待神圣特权来揭开的神秘感。长长的紧身胸衣、鲸须制品、裙子和衬裙、裙撑和装饰褶穗,一大堆材料把那个时代女人没能用带子勒紧到承受极限的地方索性全掩埋起来——所有这些繁复累赘的目的只有一个:伪装。”

“一层层眼花缭乱的裙裾、褶结、蕾丝和荷叶边起伏波动,巧夺天工,穿衣者每行一步,腰部就会膨大突出成一朵喇叭花,裹挟着上身的高桶又成一朵玫瑰花,但是禁锢在鲸须制品里直到肩头。现在你能想象吗,套在那些紧身胸衣里只能勉强呼吸,全身被重重叠叠堆花压褶的衣服捂盖,走到哪儿、坐到哪儿都要拖着、拽着,对于置身其中的造物那是怎样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啊;而她们却从来不曾梦想过生活可以是现在这种风格迥异闲散样子。当今年轻女性的生存状态,衣服宽松的几乎不贴身,也不庞然大物似的占据空间。那个时代的一个女人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几百年文明的产物,你谈起她的体态身姿就如同谈起她的沙龙聚会一样,带着对一位技艺娴熟而又孜孜不倦的艺术家以及其伟大成就的钦佩赞赏之情。”

“在所有这一切的包围禁锢之中,夏娃本人呼吸着、移动着,每次走出她的伪装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次揭露,她的腰肢仍然微妙地撑持着被胸衣,如同玫瑰花瓣围成的腰带。”

“你们年轻人嘲笑这些观念,正如嘲笑70年代悉悉索索的裙撑,会告诉我尽管我多么矫揉造作也不能真正带给谁多少神秘感。你们如果是这样认为,那么我是否可以说你们也许不是确切理解‘神秘’这个词的涵义呢?任何东西只有在具备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是神秘的。我想,教堂的面包和葡萄酒也是烘烤的和装瓶的。[69]那个年代的妇女所代表的不单单是个体的集合。她们象征了或者说代表了‘女人’这个性别族类。我知道该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超出了其语义本身。我们谈起‘女人’——多半带着冷嘲热讽式的思想——你们谈起‘妇女们’,所有的差异就在此显明。”

“你记得中世纪的学者们讨论谁先被创造的问题:是狗的理念,还是狗的个体?对于你,从小在幼稚园就学习统计数字,我想,对此是没有疑问的。如果说你的现实世界看起来似乎是造物主早前的试验品,这是有失公允的。但是对于我们那代人,甚至老达尔文先生的思想也是新奇而陌生的。我们的思想观念来自于诸如交响乐和宫廷仪式这类的种种实践性活动,我们的教养对于正统与非正统出身之间的泾渭分明感十分强烈。我们的信仰是有目的性的。女人这一观念——永恒的族类,对此你本人也不会否认有着某种神秘性——从一开始就被创造出来,而我们的妇女们把名副其实地表现女人的理念作为她们的大使命,正如狗的个体必须要配得上造物主狗的理念才行。”

“那么,你可以在一个女孩身上跟踪这一观念的发展情况,鉴于她正在成长中而且逐渐地——毫无疑问遵从古老的法则——进入角色,融入到祭祀的仪式中,最后终于成圣。光阴荏苒,她存在的重心会从个体性转向象征性,你会频频遭遇那种独特的骄傲与谦逊并存的矜持——这些伟大力量的代表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同样存在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年轻漂亮女孩的傲慢与老年妇女的庄重,实际上,这种气质同米开朗基罗[70]本人或者西班牙驻法大使的骄傲态度无异,并非出于个人的虚荣心或者其他任何个人的原因。不管唐·乔凡尼[71]到冥河岸边,他的那些长发漂浮、坦胸露乳的受害者们会怎样以愤怒相迎,在我们那个年代他总会得到审判席上妇女陪审团的赦免,就因为他对女性观念的信仰。但是她们会同意牛津大师们指责雪莱[72]的无神论;她们设法掌控了耶稣本人,通过只一味地再现耶稣作为一个婴躺在圣女的臂弯里、依赖着她的摸样。[73]”

“神秘庙宇之外的林林总总都不足为奇。真正的兴趣在于里面的牧师。人群在走廊上等待着圣·奥塔莱昂大教堂(St.Pantaleone)鲜血沸腾的奇迹——这情景我曾经多次在很多地方看到过。但是我很少被接待进入后面凉爽的穹顶屋,或者有机会亲眼看看牧师,从老至少、到唱诗班男孩;孩子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敬拜仪式上最重要的人物,既战兢又放肆,以他们自己的尺度,忙于各种准备,他们很明白作为一个秘仪监护人的职责。从让我们读起来产生瞬间快感的拜伦爵士[74]或者波德莱尔[75]愤世嫉俗的诗篇,到这些卑微女祭司的玩世不恭态度,所有的占卜者都以极致的责任心执行着一种他们了如指掌却并不信仰的所有宗教仪式,以此支撑着——对此我确信——它们的气势、甚至它们的神秘性。我那个时代的诗人会告诉我们,一群淑女在游泳更衣车的帘幕后面红了脸咯咯地笑着,把‘身体的百合花浸入水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这个故事,故事中的女孩手持火炬坐在弹药炮筒上威胁要点燃它,就此挽救了被兵变所困的轮船,而她一开始就知道炮筒是空的。这就是我那个时代一幅女性形象的迷人写照。她们坐拥生命的秘密,维持着世界的秩序,保持着世界的平衡与节奏,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我曾听你们年轻人说旧时的女人缺乏幽默感。想到我们那位年轻女孩坐在炮筒上、面容严肃地垂下眼帘,我就怀疑我们男人著名的幽默同女人的比起来是不是兴味索然。如果说我当年的男人对于女性存在怀有的感激之情要比你们今天对现代女性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这样做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相信你不会介意,”他说,“一个老男人流连于那些业已逝去的陈年旧景。我想,这就好像在博物馆里稍微停住脚步,驻足在一方橱窗前,里面陈列着曾经风靡一时的老物件。如果你喜欢,可以随意嘲笑那些过时的东西。”

这位老骑士于是接着讲述他的故事:

我协助少女脱衣服,把那些裹得严严实实、紧紧操控着她的层层衣装一件件褪下扔在炉火前、灯光里,房间里的大落地灯也是层叠的丝绸罩套——我的天,那个年代,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帘幕重重、拖褶拽皱的,我还记得,我的大椅子四围也是长长的丝绸花边,天鹅绒球面顶端也都是花边,否则,人们就会认为它们不美观。直到她裸身而立,我面前展现出自然造物最伟大的杰作,我的眼睛三生有幸停留在上面,真是令人窒息。我知道在女人身形娇小的不完美里也许有某种非常可爱的东西,我本人崇拜八字脚的维纳斯,但是这个年轻的酮体是悲惨的、令人心痛的,皆因它的完美无瑕。她是那么地青春年少,令你除了感到深深的艳羡,还预感到一种更加高级的尽善尽美,这才是我下面要说的重点。

她的酮体完全闪耀在灯光里,精致而圆润、光滑如大理石。从脖颈到脚踝呈一条直线,仿佛一棵向往天堂廊柱的幼树。她脱下旧鞋子,那高起的脚背也表达了同样的气质,还有下巴的曲线、直接而温柔的目光和肩膀与腰际精美而强健的线条都莫不是如此。摆脱了粘在身上的湿衣服的牵绊,温暖的炉火令她的皮肤倍感舒适,使她不禁高兴地叹息,她稍微转过身来,像一只小猫。她轻声地咯咯笑起来,像走下学校门阶放假回家的孩子那样愉快。她在炉火前笔直地站着;她的湿卷发散落在额前,但她没有试图把它们捋到脑后去;她亮丽的脸颊安放在美妙的酮体上,看起来更像一个玩偶娃娃了。

我想我的眼睛出卖了我的灵魂。转眼前现实还以如此丑陋的面目待我,以至于我无意于再与它接触。在我里面的某个角落仍旧蹲伏着黑暗阴森的恐惧,我在虚幻的美好中避难,像一个痛苦的孩子在童话故事书里寻求安慰那样。我不想向前看,更不想回顾过去。我感到当前这一时刻像浪涛一样逼近我。为了与她的步调一致,我边盯着她边喝下一大杯酒。

那时候的我也是那样地年轻单纯,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不能放弃对自己守护之星的信念——它的威力单单宠爱并守护着着我,而对其余所有人类都不屑一顾。无论什么奇迹降临于我,我都不会觉得难以置信。可是,当这种信念开始破裂残缺,当你以芸芸众生的立场来考虑存在的可能性问题时,那就意味着青春期真正的终结。我毫不惊讶或者怀疑这是来自于神明的恩惠之举,而是想我当时的心灵充盈着对神明甜蜜的感激之情。我认为这个裸身的醉酒少女的出现其唯一的合理解释并不是纯属偶然的巧遇,而是伟大宇宙的友善力量再一次彰显,从黑夜里致送给我以帮助和安慰。

在高高在上的我那间温暖而安静的房间里,我们坐下来吃晚餐,娜塔莉和我,我们身下是巨大的城镇,房间里沉重的丝绸窗帘隔住了潮湿的雨夜。我们像两只猫头鹰落在森林深处的一座废墟的尖塔里,而且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她把一只胳膊抵在桌子上拖着头。我想她在食物的影响下感到了饥饿。我记得,我们吃了一些鱼子酱还有一只冷禽。她开始冲着我眉开眼笑、笑出了声,对我说话也倾听我对她说话。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我想我们都很开诚布公,我告诉她的是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事情——就在遇见她之前我差点儿被人毒死。我想,我也一定向她讲到了我的祖国,因为我记得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她在会给我写信的,甚至会来看望我。我记得她给我讲故事,开头是感伤地讲起一只杂耍老猴子曾为一个美国手风琴演奏艺人表演。现在老猴子的主人已经死了,它还想要杂耍卖艺,就总是等待着那开场的口号响起。但是没有人认识它。在讲述的过程中,她用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好玩并最优雅的姿势模仿着猴子。她多半的举止动作我还记忆犹新。有时候我想,通过回味她修长纤细的手指和她举起酒杯送到嘴边时短而圆润的下巴之间的对照或者和谐,可以让我对一些小提琴合奏钢琴的乐章有所理解。

我在其他任何的男女关系中——如果这一次堪称一场男女关系的话——从没有过这样的自由和安全的感。我在上一次的爱情冒险中所有的时间都在担心发现情妇对我真正的想法以及我在这个世界眼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在我们这个小房间里,诸如此类的怀疑和恐惧都没有穿墙而入的可能。我相信这种安全感和完美的自由感一定是属于幸福结合的夫妇谈论二者融为一体所指的感受。我想知道婚姻中的琴瑟和鸣是否可以如作为两个陌生人相遇时一样地和谐悦耳;但是我想,这个是审美问题。

有一件事确实我们两人都遭遇到了,尽管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是邪恶的,是可怕的。生活已经向我摆出一副肮脏下流的鬼脸,对她的态度一定更糟糕。但是这个房间和这个夜晚是属于我们的,对我们俯首帖耳的。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我们那夜的晚餐实际上是吉伦特党人[76]的晚餐。

香槟酒给我们帮了忙。我没有喝很多酒,但是在我开始喝之前头脑就已经非常飘忽了。香槟在雨夜是非常亲善友好的陪伴。我记得一个丹麦老主教对我说过的箴言:认识真理有很多途径,勃艮第葡萄酒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这对于一个整日呆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老人是非常有益健康的。但是年轻人,已经与魔鬼面对面地过招比试,他需要更强大的帮手。越过轻啜的酒杯,我们恢复了真正的自我,我们以伟大艺术家的眼光审视自我和这个属于我们的夜晚,我们的鉴赏力堪比神授。

我拿了吉他放在沙发上,想要弹奏小夜曲。我身处一幅活生生的画中,一个浪漫的美人——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大使馆的美国女人无法给与你反馈的回音,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呼唤她。我们晚餐进行过半的时候,娜塔莉伸手去够吉他。第一声弦响令她轻颤,我还没有时间或意愿要弹奏,她坐在我的低矮的大椅子里,盘踞双膝,开始调弦。然后,她对我唱了两首短歌。在安静的房间里,她低沉的声音有一点沙哑,像铃铛一样清澈,幸福微醺,像花朵里蜜蜂的嗡嗡。她先唱了一首音乐厅流行的歌曲,曲调欢快、节奏铿锵。然后,她想了想,曲风大变,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唱了一首陌生的朴素小调。她有很强的乐感,在她的声音里,周身散发的那种强烈而微妙的个性再一次坦露无余。

轻金属的音色直率而安闲,与她的眼睛、膝头和手指和谐巧智、相得益彰。只是经她点化的音色显得更加丰富和充实,仿佛加快了成长的速度或者使用巧计从她的身体上偷取了一节进度。她的声音的张力比她本人所知的更大,正如神童米沙·埃尔曼[77]演奏时的弓弦一样。

我盯着看她看时,她一直保持得很好的平衡突然在歌声中失去。这些我听不懂的词句对于我似乎比听得懂的任何语言都更加直接且意味深长。我坐在另一把低矮的椅子里与她相对而视。我还记得当她的歌曲终了时,四周一片沉默,我推开桌子,单膝跪地慢慢地挪到她跟前。她瞅着我的目光是那么清澈、严肃而狂野,我想就像鹰隼掀动羽冠时的眼神。我落下另一只膝盖,用双臂绕住她的双腿。我不知道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说服了她,她的脸色有所改变,显得明亮起来,带着一种英勇的温柔,有某种英雄气概自始至终笼罩着她。我想,那是她之所以能忍受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傻瓜的缘由。因为,无疑,从崇高到荒谬,只有一步之遥。

我的朋友,她亦如她的外表一样纯洁。她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年轻女孩。有一个理论,一个年轻青涩的男人不应该同一个处女做爱,而应该找一个更有经验的伴侣。这不准确;关键只在于自然而然地发生。

一定是夜里一两个小时后,我醒来,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或者某种危险临头。人们常说,当我们突然感到寒冷时,某人正从我们的坟墓上越过——未来将自己带入记忆。俗话说,人往往死在他的不幸已去、幸福将至之时,我们也常为即将临到的厄运而放走了当下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动物性后忧郁症”;而且是对未来的不信任,我仿佛听到自己扪心自问的声音:“我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当时我也许认为,我的感觉只是害怕她一走了之。

有一次她要坐起来,仿佛要离开我的样子,还没等她动一动,我就把她拽了回来。当时她说道:“我一定会回来,”然后起身。灯还亮着,炉火微燃。对于我来说,似乎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应该被那曾将她带来的神秘力量带走,就像灰姑娘辛德瑞拉,或者《天方夜谭》里的小精灵。我正等着她起来,让我知道她会何时返回我身边,以及我要怎么做。现在我干脆保持沉默。

她穿好衣裙,回到她那破旧的黑色伪装里。她戴上帽子,站在那儿,正如我在雨地里的大街上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然后,她来到我面前,此刻我正坐在椅子扶手上,她说道:“你会给我20法郎,是吧?”由于我没有回答,她重复了她的问题并说道:“玛利亚说——她说我应该得到20法郎。”

我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她。她清澈而明亮的眼睛与我的目光相遇。

于是我一清二楚,什么都明白了。仿佛我们努力用以转换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幻象与艺术,着色添彩、音乐叮咚和朦胧梦影,都被一一揭去、抛在一边,现实坦露在我眼前,如同烧毁的房子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这场戏的结局,没有任何余地来承载多余的言语。

我想,自从我几小时前遇到她以来,这是第一刻,我把她看成一个凡人、她本人的存在,而不是赐给我的一件礼物。看到这一情景,我相信我对自己的所思所想都烟消云散,但是为时已晚。

我们俩人已经玩过了。一场罕见的玩笑送上门来,我也已经欣然接受了;现在取决于我把这场游戏的精神内涵保持到最后。她自己的要求很符合这个夜晚的精神。为了他建造的这座宫殿,为了400个白种和400个黑种奴隶都佩戴珠宝,神怪索要一个旧的铜灯盏作为酬劳;移动了300个城镇,又给樵夫的儿子创造了一队骑兵,森林女巫为自己要求一只兔子的心脏。这个女孩向我索要她的酬劳——以神怪和森林女巫的声音和姿态,如果我准备给她20法郎,她可能仍旧会安全无虞地呆在她那自由、优雅和富于挑衅性的魔法圈里。是我把持不住失了态、落得无趣,我坐在那里默然无语,这个寒冷而真实的世界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很显然,我非得回答她的要求不可,或者我可能甚至在这短短几秒钟内把钱递给她。

后来我回想,当初我也许有意臆造出点什么能确保她安全的借口让我可以挽留住她;于是我想,我当初应该做的是给她20法郎并且说,“如果你还想再要20法郎,明天晚上还过来吧。”如果她在我眼中不是那么地可爱,如果她不是这么地年轻和这么地纯洁,我也许真地会如此说了。但是在我们短暂的几小时相处期间,这个女孩已经唤起了我本性中的骑士精神。我认为,骑士精神意味着:去爱,或者去珍惜你伴侣的骄傲,或者你对手的骄傲,你会把它置于与自己的骄傲同等的高度去对待,甚至更高。或者,如果我的心地与她的一样纯真,我也许会想到骑士精神,但是我一直与这个死气沉沉的现实世界为伍。这个世界的法则在我身上实践,我的血液里掺杂了这个世界行事为人的世俗细菌。所以,这个世界能够对我的头脑产生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不再像礼拜堂的呼召会改变我的应答那样地奏效。当牧师说:“哦,上帝,清洁我们里面的心灵吧,”我从未想到要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或者无论怎么回答,而是会说“请不要把你的圣灵从我们身上拿走。”

所以,仿佛这是唯一自然而合理的举动似的——我拿出20法郎给了她。

她临走之前做了一件事是我难以忘怀的。她左手拿着我给她的钞票,站在我近旁。她没有吻我或者拉起我的手说再见,而是用右手的三根手指稍稍抬起我的下颌看着我,给我送来鼓励、安慰的一瞥,如同姐妹向她的兄弟道别一样的眼神。然后她走出去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不是最初几天,而是再后来——我努力为自己的冒险行为构建某种理论支撑和解释依据。

这事发生在第二帝国倒台后不久,那个怪异的假千禧年和巴黎公社时期。社会气氛里充满了大灾难的味道。一个世界轰然倒塌。皇后本人,我小时候到巴黎拜访过一次;那时我把她设想成一位停留在云端的女神,微笑着指挥着人道主义策略的施行,夜晚她在漂浮的大马车里同她的美国牙医一起,因为缺少一方手帕而苦恼。巨变发生,她的宫廷成员涌进布鲁塞尔和伦敦的驿馆避难,而他们在国内的房舍都成了普鲁士的马房。接下来是巴黎公社以及尔赛宫军队执行巴黎大屠杀。这短短几个月发生的大灾难就是整个世界也一定支持不住。

这个时代也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当道的时期,革命者们失去了一切,纷纷逃亡避难。我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娜塔莉给我唱的那首小歌曲,虽然我并不懂歌词说些什么。

不管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事,那肯定是异常暴力性质的大灾难。她一定是机灵巧妙地逃过了劫难,否则她会知道退位的事,对生活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做出可怕的妥协——生活有充裕的时间慢慢一点一滴地让我们终身难忘。

而且,我想,她一定是与谁相依为命并且被拖累下水的,如果她独自一人过活的话,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我思忖着,那应该是某个牵绊住她但又无力帮助她的人,那个人或者是老迈之躯,由于惊骇与破败而无助,或者非常年轻、孩子们或者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如果单剩她自己,她会任其漂流;或者会被什么人在岸边救起,什么欣赏她稀世美貌、优雅和魅力的人,并且会因为得到这些珍宝而庆幸不已;或者,退一步说,那个人可能不懂得鉴赏这些珍宝,但是也被其光彩所打动;或者,最不尽人意地说,是一些人想要把这些珍宝转换成符合自己利益的人。但是她一定是从原本美丽与和谐的世界里一落千丈地掉到地上;在那个世界里她懂得了自己的自信与光彩,人们教她唱歌,一如她那样地说笑、举止和行动,他们都爱着她;而跌入的这个世界呢,美丽与优雅都毫无意义,明晃晃的生活现实地直逼着你的脸,并径直走向毁灭、荒芜与饥馑;这里,在阶梯的最后一级是玛利亚,不管她是谁,是一个朋友,出于对社会狭窄与黑暗的了解而给女孩出主意,并借给她可怜的衣裳,还向她灌输某种精神,让她鼓起勇气。

关于此中种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但是,当然,真相我无从知晓。

她刚一走开剩下我一个人——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我们不由自主的行动是如此奇异惊人——我没有多想就追了出去,想叫她回来。我在那几分钟里的确切感受甚至于是被活埋的那种窒息的感觉。但是我身上没有穿衣服。当我胡乱穿上些衣服再下楼来到街上时,街道空无一人。我四处游荡了很久。我再转回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我坐到她昨天向我搭腔时我一直坐的那个椅子上,随后又回到我的前情妇住的旅馆。我想这是多么奇怪的经历啊,一个男青年,在同一夜晚被两个女人疯狂的激情和两个女人的丧失而驱赶着四处游走。茂丘西奥对罗密欧说的这话闪入我的脑海,仿佛别人向我展示了一幅我本人或者所有男青年的绝妙漫画像。我不禁哑然失笑。当白天开始伸展四肢,我徒步返回到自己的住处,房间里的灯仍然亮着,还有那张晚餐桌也还在摆在那里。

我陷入这种状态不能自拔有好一段时间。起初几天,情况并不是很坏,因为我总想着下楼去,在我初次遇见她的同一时间去到那同一地点。我想她也许会再来。我对这一想法寄予很大希望,慢慢地才渐渐消退。

我也尝试了很多方法留住再见面的希望。一天夜里,我去听歌剧,因为我听到人们相约着要去那里。很明显我是去了,而且里面可能有什么名堂。那天恰巧是表演《俄耳甫斯》。你记得他在冥府里探索阴影时的音乐吗,尤丽荻西只归还给他很短的时间。我就坐在那里、在幕间休息明亮的灯光里,一个系着白领带、戴着淡紫色手套的男青年,同微笑着四处交谈的光鲜亮丽的人们在一起,一些人向我点头,他们都严严实实地裹盖着欧墨尼得斯(复仇三女神)们巨大的黑色羽翼。这时候,我生发出另一种理论。我想起复仇女神涅墨西斯,我相信如果那夜我没有那一刻的疑虑和害怕的话,那么第二天早上,我可能感到自己有力量也有权利去改变她和我的命运走向。据说,旧时出没于丹麦的密林中的公路强盗常常拉一根系着铃铛的线横穿过公路。路过的马车碰到这根线,铃铛就会在他们的贼窝周围响起来召唤打劫的强盗。我已经触碰了这根线,某处有一个铃铛已经响起。女孩没有害怕,是我退缩了。我曾自问:“我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呢?”而复仇女神本人已经回答:“20法郎,”面对她你没有讲价还价的可能。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事。

这一切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复仇女神欧墨尼得斯们原谅我这么说,她们就像是跳蚤,我年轻的时候着实为她们所困扰。他们喜欢年轻的血液,而到了我们生命的后半程她们就不再光顾。然而,我有幸被她们再一次眷顾,就在几年前。我把自己的一块土地卖给了一位邻居,当我再次见到这块地的时候,他已经把地上的树林砍伐了。那绿色的树荫哪里去了呢,那林中空地和隐藏的脚印哪里去了呢?当我再一次听到复仇女神们在空中振翅的嗖嗖声,这也带给我,纵然伴着疼痛,一种希望与力量的奇妙感觉——这毕竟是我青春的音乐。

“你没再见过她吗?”我问他。

“没有,”他说,然后过了片刻,“但是我对她存有一种幻想,是一种可怕的幻想,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15年后,也就是1889年,我在去罗马的路上取道巴黎,停留了几天,为要看展览和刚落成的埃菲尔铁塔。一天下午,我去看一位画家朋友。他年轻的时候是很疯狂的人,但是后来完全改变了。他当时正带着极大的热情研究解剖学,追随达芬奇的脚步。我在他那儿拜访直到傍晚已过,我们讨论了他的画作和艺术的一般性话题之后,他说他要给我看他画室里最美丽的东西,一个他正在临摹的头骨。他兴冲冲地向我解释这个头骨的稀世美丽。他说:‘这真正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头骨,安提诺乌斯[78]的头骨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有谁能够把它弄到手的话。’”

“我把它放在手里,看着那宽而低的额头、下巴高贵的线条、清澈深邃的眼窝,看着看着,突然间它似乎变得熟悉起来。在灯光下这白色抛光的骨头闪耀着,如此地纯洁——,和安全。在那几秒钟里,我被带回到了弗朗索瓦宫1号我的房间,那丝绸的褶边和沉重的窗帘,15年前的一个雨夜……”

“你向朋友问起关于这个头骨的事吗?”我说。

“没有”,老人说道,“问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不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