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新世纪作家文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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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丧事

人是下午走的。傍晚,人们用车把她从县城医院拉回到村里。照民俗,在家里设灵堂,三天后出殡。

好像是中午还好好的,虽说体质一直差,但谁也没想到会有大碍。下午睡觉的时候,没有打一声招呼就走了。赶紧找大夫抢救,哪里救得过来?岁数不很大。大约差两三岁满七十。

此时,她就躺在东西两面寝室之间的灶间地。农村人也叫“外家地”“外间地”。四梁八柱、五檩框架的三间房,中间开门,从院子一进来就是这里了。可能是近年这户人家的境况刚刚好一些,原来的茅草屋顶上面另扣了一层灰瓦。虽说不很美观,像是棉袄外面套了件皮夹克,但据说很暖和。

其实屋内很冷。因为门一直是开着的。这是阴历二月初,正是北方的冬末。颓黄的板壁边的灯泡度数不大,又被烧起太多的黄表纸烟尘所弥漫,灯泡上又经年结了一层油垢,所以看上去光线更暗了。人们努力要看清什么,都佝着腰,沁着头,沉默着从低处看东西。这样做也对,因为烟气都在高处飘着,低处会清明一些。于是,有人看见了逝去的老人身上覆一层红色的苫单,躺板下点一盏豆油腌着麻线的长明灯。在头所冲的方向,地上摆着供桌,供桌上摆着刚放上去的供品。两边是两根燃着的大红蜡,中间一炷香。旁边是瓦盆,里边的黄表纸还在烧着。

隐隐有了哭声。这哭声没有长久的,那多半是逝者的亲人们跪在那里,哭音从腹内启动,经由喉咙传出来不久,泪水刚刚从眼睛里滑到下颌,溜进脖领里,或是沉到黑暗的地上没几颗,就被身旁站着的外人给止住了。人们带点粗暴地拉起哭者,伴着暖意地呵叱。后来,哭声小了,但不久又发起了,像是门外料峭的冷风吹进来似的。吹进来的是人,孩子他二叔,他叔伯嫂,他大舅妈,他三婶娘,也有逝者的妯娌,叔伯亲家,别的什么亲戚。这回该由逝者的直系亲人们上前,扶起他们,劝他们止住饮泣。

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都是村子内外前来奔丧的。奔丧的人无意中冲淡了沉郁的丧气。男人们被让进了东屋,有十好几个,都站在狭小的地上。也有被让到炕上的,在炕沿边,坐半拉屁股。女人们去了西屋,嫌冷,西屋多天没烧灶坑了。有的女人不知道,从院子踏进东屋,目光略一迟疑,见满屋男人,就踅身回到西屋了。于是开始烧火,烧西屋炕。大井口一样粗的铁锅里,贮满了冷水。

有人开始抽烟,在东屋里。东屋里的男人们挤挤擦擦,站着的坐着的。也有人喊冷,说冻脚,跳到了炕上。过不多时,反正,墙上的老式挂钟,“哐、哐”地敲到了晚间九下,外间地烧水的热气开始漾进来——有人想起了什么,说:“泡豆子了么?晚了不赶趟。”

人群中有人接口道:“泡了泡了。”

又有人问:“大米够么?”

“一百斤。”谁说了一句。

人们开始争起来,说不够,得一百五十斤。也有说得一百八十斤的。明天中午要放白宴,估计人会很多呢。顺着这个话题,猪肉砍多少,豆腐几板,粉条、白菜多少,以至于明天谁负责买菜,谁记礼账,谁抬杠子,谁谁上山挖圹子,似乎都一一落实了。

这一屋子男人,完全是从二十年前谁家镜框里镶着的老照片上走下来的,穿着还是那么土气。有一个穿着四个兜的衣服,看不清颜色,袖口和肩头都磨成了一排亮光。有一个从脖领上能看出来,里面贴身穿一件蓝秋衣,中间套一件红线衣,外面是一件绿色的军装,颜色搭配得像是抽象主义时期的欧洲油画。有一个穿一件掉了拉链的城市羽绒服,让人设想那差不多是几年前当地闹水灾后所得捐物。这些人待在四壁糊满报纸的屋子里,显得怡然自得又古里古怪。

逝者的老伴——一个瘦高的老头被人搀进来了。他面色蜡白,胡须短长不齐,脸上僵硬和奇怪地笑着——这都是他身体不好,人们说这样一直待在外间地不行,要他上炕歇着,暖和着,他因此报给人们的谢意。坐在炕沿的人们自动给他让出一条豁口,老头颤巍巍地上去了,有人随手给他披上一件不知是谁的军大衣。

外间地的烟气越来越多了。东西两面屋的灶坑都被烧着了,火嘎嘎地舔着锅底,水咝咝地开,升腾着热气。锅里咕嘟咕嘟翻腾着大块大块的白花花猪肉。灯像是大雾天里的小月亮,又遥远又苍白。西屋里的女人们似乎安静一些,肃穆一些。她们也讲,讲逝者的生前,只不过声音很小,带着回忆和犹疑,怕讲错了会冒犯逝者似的。有人偶尔出来照看一下火,折了柴火架进灶坑,又无声地进屋了。

东屋里,一个叫“轴子”的年轻人不知怎么讲起了野牛和老虎哪个能打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说野牛和老虎都够凶猛,但更厉害一点的应该是老虎。

“还是野牛能打。”有人说。

“野牛怎么能打?”有人用反驳的口气问。

“嘿,那是野牛啊!不是你家门口拉犁的牛。”

“但还是虎能打。”轴子总结说。他说,野牛冲撞老虎时,老虎可以连躲三下。到后来,老虎跳到野牛后边,一口啃住野牛的屁股,野牛就完了。

人们似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那么活灵活现!一个长相很端正、像是村长模样的人一下子想起了刚刚在家看完的电视新闻。他说:“哎,那个电视讲的嗨,一只受伤的凤凰。凭人喂什么都不吃,最后死了。”

“不是凤凰。”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摞黄表纸和一根桃木錾子。桃木錾子的一端刻着古钱的图案,用锤子把它一个个打印在黄表纸上,烧了会给逝者带去另一个世界流通的钱。

“是凤凰。”村长模样的人说,有点激动。

“不是凤凰。”这进来的人蹲在地上,一边打錾子一边说,“哪里有凤凰?凤凰是迷信的产物。”

“噢,对。”固执己见的人回想起来,连忙更正,“是凤鸟,凤鸟。电视上说专家们查书,不知是什么鸟,就起名叫凤鸟。”

打錾子的人干完他的活,抱着纸出去了。村长模样的人掏出窄纸,卷了旱烟,抽了一口。烧黄表纸的淡烟又飘进来了,有人冷丁想起来问,这逝去的老人多大岁数?

有的说六十八,有的说七十。“六十七。”炕上的那个逝者留下的鳏寡老头说。人们回头望了一眼,似乎把他忘记了。

“人哪,寿路。”有人感叹着。

“电视上讲,”村长模样的人咳了一声,说,“活到一百岁的给奖励。”

他的话立时引来一片嘲笑。“扯淡!”人们说,“还给奖励?”

“给,”村长模样的人说,“都打鼓敲锣哩,怎么不给奖励?”

“嗤,计划生育白做了。”

“你不信,咱村里要是有活到一百岁的,一级一级报上去,肯定有奖励。”

“没像古代那样,活到七十岁就活埋,这就美了你了,还给你奖励?屁!王家村老王头一百零四岁了还自己担水吃呢。”轴子说。

“你不信,回头我给你查资料去。”村长模样的人力排众议。他不知什么时候不再说“电视上讲的了”,变成说“我回去查资料”。

就在人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在人丛的缝隙中,在炕里头,那个老头两手捂住耳朵,像是怕冷,像是怕吵,又像是怕人家看见,一张脸埋在蜷起的膝头上,悄悄地哭了。他哭得没有声音,带点间断,像是一边想一边哭,偶尔用军大衣袖口拭泪。后来鼻涕也哭出来了,他就用袖口抹掉,朦胧中觉得不安,军大衣也不是自家的呀?就用另一只袖子在弄脏的地方蹭一下。可这又有什么用?

屋子的这边角,在油光乌亮的长凳上,其实还坐着两个人,年轻人。他们是逝者儿子的同学,当晚从县城里赶来。他们一直不说话,静静地听。其中的一个就连刚才村长模样的人说“活到一百岁有奖励”,他想纠正,结果都忍住没说。他穿的是灰色呢大衣,系一个围脖,样子有点儒雅。那另一个呢,他的同伴,穿一件蓝色风衣,兜口处有几点颜料,一看倒像是画画的。

他们一直不说话,因为他们与屋内的人不熟。或者不如干脆说,他们与乡村奇怪的生活脉络和氛围不熟。不知什么时候,逝者的儿子眼眶红红的,进屋给人们挨个儿发烟。递到他俩面前时,他俩拍了拍同学的手臂,推回去,意思是先尽别人抽,然后自己从兜里掏出看不清牌子的香烟,慢慢垂着眼皮点着。

抽了有一会儿光景。两支烟屁股都扔在了地上,没人去踩,自行熄灭了。穿蓝风衣的年轻人头向同伴凑了凑,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嗯?”穿灰呢大衣的年轻人问。

“现在,”他的同伴嗫嚅良久,但还是小声地说了出来,“要是有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盘红烧肉,我两分钟就会都吃光。”

他显然是饿了。可不,墙上的挂钟敲到了十一下。在家的时候,要是没睡觉,妻子就会给他端来宵夜。

他的伙伴不说话,只对他点了点头,像是有同感,要么就是表示理解对方心情。过了一会儿,这个伙伴居然尝试跟身边的一个乡人说话了。他想考证一下自己的判断力,这虽然无聊,但是挺执著。他认为那个像村长模样的人可能就是村长。想了一想,他这样问那个乡人:

“村主任在这屋里吗?”

“没在。村主任没来。”

“噢。”他说,没怎么感到失望。本来就没有什么嘛,有什么干系。他站起来,穿蓝风衣的同伴也站起来。穿蓝风衣的跟他走到外面才知道这家伙要上厕所撒尿。

他俩在院子里找厕所,没有。进到一处栅栏时,听到了猪的哼哼声。他俩退出来,去到野外。

“喂,我说,”穿蓝风衣的年轻人问,“你今晚出来,小红她知道吗?”

“知道。”穿呢大衣的年轻人说,“我下班前打电话告诉了她,鞠安的妈死了,我可能不回家。”

他俩高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你晚上一般难得出来吧?”蓝风衣问。

“对呵。”

“那你和我上次怎么能在练歌房唱半宿呢?”

“我骗小红,说侯德发的妈死了,都去帮忙。”

“谁是侯德发?”

“我们单位的同事。”

“他妈真死了?”

“当然,十多年前。”

“损,”穿蓝风衣的说,忍住笑。过了一会儿,又问,“那——还有一次,我记得……”

“那次我说咱同学胡雅丽的妈死了……”

穿蓝风衣的年轻人再也憋不住,在旷野上哈哈大笑起来。穿呢大衣的年轻人也随着笑,两人笑得眼泪都迸出来了,尿也撒得东倒西歪。

是一弯弦月挂在天上呢。他俩的影子淡而模糊。

回到屋里,炕上已不见了老头。据说让家人给扶到另一处僻静的房子里休息了。外间地的纸还在烧着,逝者的儿子给长明灯的碟子里添了些豆油。逝者的儿媳妇,抱着怀里自己的两三岁小孩,在火盆前拨火。小孩蹬着脚,舞扎着小手,睁大惊喜和好奇的眼睛,帮他年轻的母亲去烧黄表纸。火焰撩动,灰烬翩翩,让人难觉今夕何夕。

外边进来一个人,仆地下跪磕了三个头。等到走进东屋里,才看清是一个光头的小伙子,样子像是一个乡痞。立刻有人叫道:“胡汉,昨天叫你好赢!”

胡汉找了一个墙角,倚墙站下。他的光头沾了不少纸灰,刚才磕头弄上的。他迎着灯光,蹙眉看着那个人,说:“开始我输多少咋没见得?后来也只赢了百二十元么。”

“胡汉,又来找局吧?”

胡汉笑了笑,说话时牙齿发出咝咝的声音:“我听说邻村的二丫结婚,以为会有局儿,去了一看,没有。就到这儿来看看。”

“保不准你得陷进去,”屋里有人技痒,心里跃跃欲试,“不信你看着来。”

胡汉倒是不急,带点儿憨相地笑一下,说:“反正我兜里就揣了三二十元钱,熬个半宿,也赚着玩个乐呵,不行么?”

早有人从兜里掏出一副牌,说:“来,推。”

轴子兴奋地坐在那里,把外衣脱了,盘腿上炕,说:“推就推。”

屋里的吵嚷声把西屋的女人们吸引过来,轴子一边发牌一边问:“你们不押么?押。”

“押什么?”其中的一个女人好奇地问。

“钱呗!”轴子说,搔了搔额头。

“没钱。”女人说。

“押摸。”

“什么?”女人显见是没听清。

“押摸。我输了给你两块钱,你输了让我摸一下。”轴子说。

“去你的死轴子!”女人脸红了,做出欲打的样子,轴子赶紧往炕里磨了磨身。人们喝五吆六,满面红彩,等待开赌的场面,屋内的灯光似乎也跟着亮了一些。因为缺人,人们把村里的一个光棍硬架上场了。

“不行,我不行。”光棍抖索索地说,往后退着。

“没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上!”有人怂恿着,还有人附和着。也有人不作声。

光棍被逼上去了,有点萎靡地倚坐在糊满报纸的墙边。他的后背有时候蹭得墙上的报纸“沙沙”地响。在他左边肩上有一条美人的大腿,下面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黑字:“葫芦岛市查处建市以来最大一起受贿案——于振业吞噬39万元再就业工程款。”右边肩上的报纸写的大字是:“欢迎订阅《××日报》”。“××”被什么给弄污了,因此看不清是什么日报。头顶上的墙壁被小孩划破了,露出了不知是几层以内、多少年前的旧报纸,标题是:“他是群众的贴心人。”

外间地不知什么时候静下来了,逝者的苫单上、供品上,已经落上一层厚厚的纸灰了。守灵的人坐在那里,低着头,一动不动,看不出是沉浸在困倦里,还是悲痛中。偶尔有走动的人,都蹑手蹑脚。这倒衬出外面的鸡鸣是那么清晰。有些人相继睡去了。包括县城里来的那两个年轻人,他们终于打熬不住。时间就这么一点点过去,一点点过去。后来,东屋的老式挂钟终于打了四下,这是凌晨了。窗外的天光像是瞬间亮起来,给外间地洒上一层澄明和谐的光色。人们含着梦呓互相说:“早起吧,早起吧,还得做一天的活儿哩!”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有的揉揉压痛的腮帮子,起来了。

这时候,人们听见了哭声。不是事主的,是真正的局外人的哭声。那是光棍,经过半宿多的鏖战,他兜里的五十块钱全部输光了。光棍输了,他哭着说,那是他春天买种子的钱哪!

这哭声悲哀,绝望,深深刺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人胆战心寒,不堪忍受。轴子正要披衣开门,他踅回去,对光头胡汉说:“你把赢的钱给他。”

“凭什么?”胡汉说,揉了揉惺忪而机警的眼睛。

“给他!”轴子一挺身揪往胡汉的脖领。

胡汉咬着牙,看了轴子半天。

“给他!”轴子眼睛似乎要冒火了。

“你让他叫我一声爹吧,我全给他。”胡汉说,脸都扭曲了。

“……爹。”光棍轻轻地说。其实在这前面还有三个字:“孩子他”。

“大点儿声!”胡汉说。

“孩子他……”这三个字小得像蚊子咬,只有自己心里听得见,“爹。”这个声音大一点儿。

胡汉只听清了后一个。光棍也觉得没吃亏。胡汉把凌乱的五十块钱扔给他,找人上山挖圹子了。

人们都不说话,走进东屋里简单收掇一下。有人在离开东屋时顺便翻了一下墙上的日历。“呀!”他说,“昨天是三八妇女节。”

其实也就是刚刚——子夜前。眼下才不过是深夜四点多。

人们看着外间平静躺着的老妪。至此,一种透彻的悲哀才慢慢渗进每个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