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的回顾与沉思
一、雄鸡在黎明的啼晓
“东北流亡作家”一经诞生，就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它开掘着一个新的文学疆域，又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去照搬，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条路便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他们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有一种迈向未来的气势。它紧贴时代，反映现实中的东北社会生活，以再现“人生”为使命，突出“抗日救国”的历史生活本质。这是“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精神主旨。它及时而深刻地将民族危亡的“唤醒”精神与东北现实生活相统一，体现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九一八”以前，具有反帝内容的作品虽然存在，但没有形成新文学的主流。“九一八”后，情况有了变化，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的主矛盾。新文学的着眼点也发生转移，对于“心的征服有碍”的抗日救亡的主题，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愿，开始成为这时期文学的主流。“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紧紧抓住了潜伏于人民心底意识中对祖国命运的忧患，将其与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显示一种“力”之美。它在东北社会生活中，在东北人民的抗日情绪和行动中，找到了表现这种审美历史趋势的坚实土壤。在他们笔下，广大东北农民、学生和普通下层人，占据了作品的中心画面，肩负着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他们的无畏斗争，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从而将反帝爱国的新文学主题推进到更高层次。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被动的封闭型反映，一种是顺承式的开放型反映。“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属于后者。这是一种强化式暴露的文学，充满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
他们的作品，最早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的真相，反映了东北人民当时遭受的苦难，真实再现了当时东北社会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再现了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并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东北人民蒙受苦难的根源。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在表现东北农村在这一背景下的变化方面是很突出的。“九一八”前，封建势力无情地剥削农民的血汗。贫苦农妇王婆卖掉自己唯一的老马，只换回一张马皮的价钱，可就是这样贫困的生活也不能持久。“九一八”炮声响了：“宣传‘王道’的旗子来了！”“村子里的姑娘都跑空了！……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叫日本鬼子弄去了。”“全村也没有几只鸡”，“在‘王道’之下，村中的废田多起来”。“王婆追踪过去痛苦的日子，她想把那些日子捉回，因为今日的日子还不如昨日。”日本统治下的“王道乐土”，就是东北农村经济的完全破产，农民在政治上沦为奴隶，在经济上被变本加厉剥削，作品通过王婆、赵三、二里半、金枝这些普通农民悲惨的遭遇告诉世人，他们“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罗烽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描写的是东北社会中另一个触目惊心的镜头。它通过日本兵在沈阳城里野蛮活埋中国平民的悲惨事件，揭露日寇兽行无比残戾。林珏的小说《山城》《锄头》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都真实而犀利地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
马加的《寒夜火种》，笔触更深入到最底层的乡村。为欢迎伪满洲国皇帝“登基”而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那一章，写得格外细腻醒目。在村公所由伪村长向农民宣布的税捐有“护路警费、县骑兵团费、迎接日本参事官费、警备工作费、村公所办公费、招待费、修路费、政治工作杂费、报水灾费、春耕贷款费、高等学校的炉火费、制作国旗费”等等。读着这份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账单，多么令人震惊。它如同一份清晰的图表，真实地道出了东北农村中的阶级剥削关系，道出了东北农民在当时的可悲地位。日本占领者、伪政权、地主共同组成庞大的统治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为利用，以日本侵略者的武力为后盾，共同操纵普通农民的命运。这“到处是严冷的寒夜”，这生与死近在咫尺、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景象，正是由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东北社会的具体历史特征所涵盖和说明的。
周立波当时评论罗烽说：“罗烽大约是身受了或目击了敌人的残酷待遇罢，他常常悲愤地描写敌人的残酷。”[7]这话是对的。不止罗烽，几乎所有的东北作家都自觉地“悲愤地描写敌人的残酷”。因为在这描写欲望的背后，包含着作家毫不掩饰的使命感。鲜血淋漓的刺刀似乎更能说清“王道乐土”的本质。赤裸的直诉式表现，呼唤着作为民族尊严的“人”的复活，震醒更多人已经麻木的民族意识，这正是他们作品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没有孤立地去表现民族矛盾，而是将它放在东北社会的大背景下，表现其矛盾的转化过程，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共存混杂的复杂环境。
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勾勒了一幅“九一八”前夕东北社会的阶级关系演变图。以丁宁为代表的地主兼资本家和以大山为代表的农民，围绕土地的占有和分配发生了尖锐的阶级冲突。斗争的结果是，觉醒的农民找到了反抗的道路，而以丁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遭到了失败，更趋腐朽颓废，终于沦为依附于侵略势力的走卒。《寒夜火种》侧重表现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畸形混合物在沦陷区农村的猖獗状态。《生死场》则不只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再现东北农民的无地位处境，而更偏重他们的精神方面，揭露传统的封建力量怎样造成东北农民精神麻木，控制他们不幸的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特点。
女作家萧红在描写家乡及童年生活的一些作品中，对这种封建鸦片对东北人民精神的毒害、禁锢，揭露得酣畅淋漓。强烈的批判力，充满哲理的深邃的社会思考，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隐含在略含忧郁感情的语调中，通过细致有力的笔法，巧妙安排的人物命运，引起读者深深的同情和长久的思索。纯洁善良的翠姨（《小城三月》）怀着对自由婚姻的憧憬怅惘离人世而去；贫苦的学生王亚明（《手》）怀着求知的渴望忍痛离开学校；农村妇女金枝（《生死场》）在男权的蛮野摧残下艰难地寻觅一条存活之路；《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壮实的少女，与其说死于婆婆的折磨，不如说死于另一个无形的婆婆——封建礼教对精神的摧残。在东北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先忙于生，又忙于死，在桎梏般的封建经济模式中，他们的精神也处在一种封闭、麻木和保守的状态，令人感到窒息。这是一个多么荒蛮又真实的现实！萧红对封建枷锁对于人性的摧残，对于人的精神的束缚和使之产生变态的揭露，力透纸背。但就在这样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下的畸形现实中，读者仍能看到许多不屈服的心，感受到东北人民的抗争和呼喊。虽然它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它毕竟存在，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这种理想追求的火花，像寒夜的火种、黑夜的灿星，象征着东北的未来。这种心灵的复苏和觉醒，被作品敏锐地捕捉了。认识“东北流亡作家”创作总体的美感特征，实质上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提示其作品中“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就是把握作家所处的那个具体时代生活的本质。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东北作家忠实于他们所体验到的生活，他们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表现着周围生活的本来面目，客观上道出了当时东北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使他们的作品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一面镜子。
二、民族魂魄的升腾
一种文化，一旦转化为民族的某种传统，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象征，在它的血液中存在、流淌，那么，它就会沉淀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了。它将化为民族躯体的一部分，永久地保存下去。
在东西方文化的互融中，一些带有本民族鲜明个性的文学作品，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更会走向世界。“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历史内涵，正是在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促进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方面，独放异彩的。
东北作家的创作，特别突出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反抗侵略的传统性格。这个民族性格最深的底蕴，是中华民族之“魂”。
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说：“人首先是民族的人。”东北作家的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北特异民俗风情的展览，而是结合当时东北特定的生活内涵和历史脚步，突出描写大写的东北“人”。
在作家的笔下，鲜血的背后是痛苦的反思，苦难的遭遇导致了反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必然是东北人民反抗加剧，终于形成汹涌的民族解放的洪流。
在他们的作品里，走上反抗道路的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有在阶级与民族双重压迫下较早觉醒的农民大山（《科尔沁旗草原》）、陆有祥（《寒夜火种》）、井泉龙（《过去的年代》）、李青山（《生死场》）；有活跃在抗日游击队伍里的坚强战士陈柱、铁鹰（《八月的乡村》）；也有犹豫动摇逐步觉醒的农民，像胆小谨慎的二里半，外号“好良心”的赵三（《生死场》）。人物的性格和身份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温和善良的老伯母（《生与死》），有泼辣爽快的猎户女儿水芹子（《浑河的急流》），有受辱而不屈的农妇李七嫂（《八月的乡村》），有参加东北人民解放斗争的外籍战士安娜（《八月的乡村》）、朝鲜孩子果里（《没有祖国的孩子》），有土匪煤黑子（《遥远的风沙》）、年轻女学生春兄（《科尔沁旗草原》）、知识分子萧明（《八月的乡村》）等各色人物。他们身份经历不同，音容笑貌各异，却涵盖社会受压迫的各个层次，显示了东北人民反抗的广泛性。如果抛开他们各自不同的出身、性格，当初反抗时内心的不同初衷、采取的不同方式，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一只无形的手的操纵，这就是时代。正是东北严酷的现实、周围的环境迫使这些人物走上反抗之路，附加给他们这种时代性格的。
在描写这一点上，作家们往往是很细心很有分寸的。他们没有泛泛地停留在反抗的表象叙述上，而是力图由此及彼，深入反抗行为的具体内容中，提示它所具有的历史精神的象征，特别是注重表现东北人民忍耐的韧性和高昂的民族气节。这些默默无言的东北农民，无声地与命运进行抗争，随时都可能在摧残中倒下，又总是顽强地活过来、屹立着。这不屈服的韧性，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
作家们表现东北人民内在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颇为精彩。舒群的著名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通过对两个孩子的爱国心情的细腻描写，反映蕴藏在东北人民心底的真挚爱国情感。他们渴望自由，日夜盼望祖国旗帜升起的那一天。它通过孩子们的心理，通过孩子们对“祖国”的期盼，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失去祖国的人们，会有怎样悲惨的命运？”深刻的时代主题，崇高的民族气节，使它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恰如周扬评价的，它“表现出过去一切文章作品中从不曾这么强烈地表现过的民族感情”。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里，描写了一位在“九一八”周年祭日坚决不肯吃高粱米粥，以绝食的方式表达心中抗议的老人。文中主人公引用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悲壮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出自一位老人，意义深远。此外，像马加的小说《家信》、林珏的小说《不屈服的孩子》、李辉英的小说《乡愁》、舒群的长诗《在故乡》，都仿佛异口同声诉说着亡国的悲与苦，爱国恋乡的情与愁，缠绵动人。
萧军的短篇小说《樱花》，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女儿丽丽要从哈尔滨到天津去，临行前父亲一再叮嘱：“你们这是回国去呀！咱们是中国人！……不准再说‘满洲国’‘满洲国’的，这要叫人耻笑。要说你们是从东北来的。……东三省是日本兵用刺刀大炮强夺去的。”这里的每一句嘱咐，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它出自当时东北特殊的环境，处处体现了东北同胞特有的心理活动和身份语气。他们铮铮的民族气节，不甘做“满洲国”人之心理，已跃然纸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构成了“东北流亡作家”救亡文学的内核。
在表现这种情感时，“东北流亡作家”十分注意对普通人物精神层面的追踪与刻画。他们注意通过人物的命运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出他们精神觉醒的渐变过程，这种视角的递进是使人很感兴趣的。
这些作家很善于通过人们的常态生活，通过最细微的举动和心理变化，塑造人物性格。在《八月的乡村》里，青年农民唐老疙瘩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也依然那样惦念情人，心内的犹豫和矛盾写得精细入微。另一个青年农民田老八，虽也萌生了抗日的念头，但他躺在炕头上思忖时，却由于“孩子太小，老婆太可爱”而想先“等一等再说”了。
小说《生死场》里关于农民二里半去抗日，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他无家无业，财产只有一只老山羊。他只有杀掉这只羊，这唯一的牵挂，才会决心抗日。二里半要杀羊了，他的刀“举得比头还高”，落下来却没有碰到羊，而“砍倒了小树”。当“老羊走过来，在他的腿间搔痒”时，他终于失掉了最后的勇气。他把羊托给邻人照管，恋恋不舍地去了。在抗日的路上，他的步子是多么犹豫，可谓一步三回首。萧红通过二里半将刀“高高举起”又无力地落下来这个细节，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东北农民走向反抗时的特点。他们受自给自足的经济地位和小农生产的束缚，依恋家庭、土地、牲畜，反抗是犹豫的。这是在沦陷初期大多数东北农民内心波动的真实写照。作品既提示了东北农民共有的反抗的愿望，提示他们迟早会走上反抗道路的必然归宿，又表现了他们内心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表现在抗日风暴刚降临时对抗日态度的双重性，从而准确再现了东北农民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独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发展轨迹，也表现出作家对现实中的农民命运的思索。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中，鞋匠耿大在日本鬼子的逼迫下一连挖了六个坑，埋葬了自己的同胞（甚至包括自己的舅舅）。这时，他是退让忍耐的，他还没有胆量和敌人做面对面的斗争。可当他得知自己挖的第七个坑正是为自己预备下的时，才终于觉醒而反抗了，毅然用军锹劈向了敌人的脑袋。这个情节反映了城市平民在刚沦陷时普遍的恐惧、麻木、忍受的心理状态，是合情入理的。
耿大的反抗虽然到得迟些，却肯定会出现。这个情节巧妙地将个人反抗与民族解放这两个层次有机联系起来，深有寓意。这种对东北的“人”的认识和内心层面的开拓，包含着丰厚的历史内容，不仅读来可信，也是作品现实主义的归宿。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心灵的观照、透析，去发现深藏于人民心底的历史审美潮流的。正像俄国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说的：“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而一个民族的作家，当他以本民族特有的感情方式、审美方式去表现本民族的历史、生活；当他的创作与本民族的审美情感趋于一致，与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时，他就成了时代的作家、人民的儿子，他就会创作出优秀的不朽篇章。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在对中华民族之魂魄的认识与准确把握上，有一种惊人的穿透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中，有一对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它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表现为封闭、自得、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系。推崇中庸之道，倡导温和、不过激，肯定现实的存在，不愿抗争。这属于一种自我调节型的、弱化矛盾的性格。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历来富有反抗传统，在邪恶力量面前正义凛然，宁折不弯的英雄性格成为其主流。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在“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既历史地承受民族传统文化的负担，又勇于直面人生，对民族的性格进行解剖，在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矛盾的选择中，认清了民族性格孱弱的一面，努力表现一种立体而丰满的民族性格。他们继承传统，又敢于突破传统；忠实于现实，又带有一种历史的超前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便显得丰厚而复杂，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灌注进悠长的历史意识，留下历史延续的痕迹。他们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表现一个民族深邃悠远的历史，展示民族的悲剧性的英雄力量。这些，便构成了“东北流亡作家”的精神内涵。
三、作家个性力量的深层掘进
当你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艺术产生的奥秘了。这样澄澈的艺术之泉，究竟是怎样从作家的笔端涓涓流出的？作家的创作活动，真像一个神秘的王国。艺术形象的魅力不仅来自生活，也来自作家丰盈的艺术个性。
文学作品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它以阅读的方式直接调动读者的感官，产生审美体验。所以，它能表现人类的心灵活动和特征，表达作家主体的情感体验。这种来自作家主体的艺术个性，洋溢着不可遏阻的艺术生命力，以强大的内在力量去感染和征服读者。读者的“心”被感动，实质上就是被作家的个性力量所征服。
“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从总体上来讲，显示了这生机勃勃的个性力量。它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及时地反射时代，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相结合。
从他们的作品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鲜明的时代气氛。作家内心涌出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的感情，唱出创作个性向时代深层掘进的和谐之音。
鲁迅先生在评论《八月的乡村》时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提示的就是这种时代的回音。萧红在《生死场》里，展示农民们宣誓抗日的典礼时写道：“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这民众悲壮的哭声，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旋律。马加流亡北平时写的小说《家信》，酣畅地抒发自己思念亲人的情怀，他想象着弟弟“还像从前一样的活泼吗？他仍是跑到青草地上跳跃吗？现在家乡又是一度的春天了，虽然北国的气候比较晚，我相信整个东北平原上都已变成一片青青的颜色了……这时候我的弟弟便唱起歌儿来，他的声音是那样的轻，一派醉人的音节在草原上微微地激荡着，他那天真的灵魂完全被大自然的力量所融化了。……他不晓得有许多田地都已荒废了”……
读着上面的描写，读者的心会不由自主地被感染，你能说清这是作家艺术气质的征服，还是时代气息的感染呢？大概只能说二者都有或是二者的混合。无论“失去的天空，土地”，还是“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无论是“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的图景，还是“故乡的青草又绿了吗”，弟弟在草地上轻轻歌唱的美好又不无伤感的遐想，都是作家捕捉到的内在生命力很强的自然景物，它们掺进了作家充沛的创作个性，混合着激情，蕴含着时代背景的潜流，构成了某种动人的魅力。
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艺术个性常常被感情色彩所着色，而他的感情也常常处于一种准备着的状态。当外界的生活一旦触发这感情活动的某个链条，激发出创作的欲望时，他的创作个性便充分显现。一个作家最熟悉、感情积淀最深厚的一段生活也往往是他艺术准备最扎实的一段。以此为舞台的作品，往往最能显出他的艺术个性，是他毕生创作的精华和高峰。
“九一八”以后，“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如开闸之水，一泻千里，似长河经地，任情奔流，显示出总体旺盛的创作个性，答案就在于他们当时经历的具体生活感受。他们的作品，产生在他们个人生活体验最扎实、最深厚也最动情的一段。
这些作家都是东北人，从小生活在东北，与东北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紧密联系，许多作家对沦陷时期的日伪统治又有亲身体验。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都在敌人占领下的哈尔滨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去。马加、李辉英、端木蕻良都是在入关后又一度返回东北，重新补充和体验生活的。这种生活体验是极为宝贵的。更重要的是“九一八”带来的屈辱悲愤的感情创伤和由此而来的流亡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当他们抛别家园、诀别亲人时；当他们尝着亡国的滋味，亲眼看到东北城乡一步步沦为畸形殖民地状态的事实时；当他们在关内辗转奔波，触目尽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很多人仍旧在那里醉生梦死，对关外的枪炮声不闻不问时，他们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啊！他们体验着怎样的感受哇！正像罗烽形容的：“我不过是一只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这悲愤忧郁的心境，独特的流亡经历，浓重的感情色彩，是当时关内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对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跌宕多姿的动荡生活，哪怕是一两年，也足以抵上平平淡淡的一二十年光阴。它伴以作家不拘常套的笔致，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