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韩愈（公元768—824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三岁而孤，随兄嫂游宦避乱。七岁读书，十三能文，后从独孤及、梁肃游学。苏轼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主人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公元792年（唐贞元八年），韩愈登进士第，作《争臣论》，标志着其正式步入文坛。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员外郎（刑部都官司次官）、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17年（唐元和十二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824年（唐长庆四年），韩愈病逝，年五十六，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1078年（唐元丰元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运动。具体反映到文学方面，韩愈在对散文传统的继承基础上，提倡文体文风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在《原道》中，韩愈标举仁义道德为其道的内涵，他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在《争臣论》中，他宣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故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他倡导古文，最主要的目的是尊崇古道，在建立儒家道统之外，用“道”来丰富文的内容，从而使其文章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他将“明道”与“事功”紧密结合起来，用文章表达其振兴儒学、维护统一的宗旨，这为他的古文理论注入了强烈的现实色彩。
其次，主张学习古人的创新精神。韩愈主张“词必己出”，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古文。韩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曾历数师法的对象：“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同时他并不盲目照搬古文的技巧与语言，而是提倡在师法古人的同时不忘语言的创新与风格的个性化。他追求“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的语言风格。
再次，标举重道而不轻文的观念。韩愈充分认识到“文”的作用，曾指出“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这种重道又重文的学习态度，和此前的古文学家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对于经书以外的各种典籍并不排斥，而是广泛学习，博采众长。甚至对于前辈古文家极力抵制的骈文，也并不全盘否定，而是注意吸收其有益的成分。可以说，提倡复古而不泥古，反对因循而能创新，是韩愈文学理论超越前人的重要方面。
韩愈的思想总体而言，反对佛、道二教而注重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如其著名的《论佛骨表》是谏止唐宪宗从法门寺逢迎佛骨：“今无故取秽朽之物，亲临观止，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但其对于佛教、道教的反对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反对盲目的崇拜。实际上，韩愈的诸多经历与佛教密切相关，如其诗《山石》创作于山寺中，风格清新，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隐逸遁世生活的向往；《听颖师弹琴》用形象的比喻，强烈的感染力描写了来自天竺的僧人颖师高超的音乐技巧。在诗歌创作上，韩愈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善于以匪夷所思的想象、雄伟豪壮的气魄与夸张怪诞的变形，塑造出极具震撼力的意境，如“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描写了衡山的雄奇突兀，“火”“妖怪”“天柱”“鬼物”等意象，极易令人联想到“地狱”“修罗”等佛教意象，可见韩愈对于佛教并不是全面的抵制，而是反对其凌驾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之上。韩愈诗歌长于古体，借鉴了李白的奇情幻想和放浪恣意，在这一层面也反映出其批判吸收的道家思想。
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亦有指导意义。代表作有《师说》等。
《师说》是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述了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篇幅虽不长，但含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唐宋八大家
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愈、柳宗元等文人所作《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韩愈、柳宗元在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王安石、曾巩也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为唐二家（韩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他们大多人生多难，政途不如意，但在文学上却才华横溢、各有千秋。韩愈的文章构思精巧、气盛言宜；柳宗元的文章说理深邃、牢笼百态；欧阳修的文章唱叹多情、从容不迫；苏洵的文章纵横雄奇、一波三折；曾巩的文章淳朴平实、深彻往复；王安石的文章锋利雄奇、绝少枝叶；苏轼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苏辙的文章委屈明畅、尤长策论。
巧的是，唐宋八大家，没一个考上状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殿试结束后，主考官晏殊把前几名的卷子呈皇上定夺。仁宗翻开第一名王安石的卷子，准备朱批。突然他看到了四个字——“孺子其朋”，认为不敬就放下了笔。王安石和状元擦肩而过，那年他21岁。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苏轼殿试用“想当然耳”的典故写成《刑赏忠厚之至论》后，主考官欧阳修把苏轼的试卷误以为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怕别人怀疑他为自己的门生赐恩惠，就故意降低了这份答卷的名次，改成了第二名。后欧阳修评曰：“此人他日必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