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飞船升空
登月任务圆满完成、阿波罗11号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巴兹·奥尔德林对尼尔·阿姆斯特朗如是说：“尼尔，我们错过了这整个大事件。”
1969年7月16日，星期三，约有75万～100万人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角等待飞船升空。近千名警察、州警、水上巡警彻夜未眠，竭力维持陆路和水路近35万车辆和船舶的安全。一位汽车检验员抓住这一商机，向柑橘种植商租了3000多米长的马路沿，为路人提供围观场所，每人收费2美元。另有一位企业家以每张1.5美元的价格向人们出售以仿古英语字体书写的仿羊皮纸质的参与证书，另支付2.95美元可购得仿制太空钢笔一支。
没有任何一场车尾派对
能与人类首次登月行动前的夏季盛宴相媲美。沙滩上、码头上，人们摩肩接踵，架起烧烤架，打开冷却器，用望远镜观测天空，调试相机的角度和焦距。
正午32摄氏度的高温炙烤和蚊虫叮咬，抑或恶劣的交通和高昂的旅游费，都未能阻止人们耐心等待巨大的土星5号（Saturn V）运载火箭将阿波罗11号推送至月球。
巴纳纳河位于发射场南部8千米远处，各类船舶齐聚于此。在一艘大型摩托游艇上，阿波罗11号指令长的妻子珍妮特·阿姆斯特朗（Janet Armstrong）和她的两个儿子——12岁的里克和6岁的马克——在焦急地等待飞船的发射。1966年曾与尼尔共同驾驶双子星8号（Gemini VIII）执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大卫·斯科特（Dave Scott）为他们安排了观测点，珍妮特称之为“第一现场”。珍妮特的两位朋友也在现场。与他们同在的还有美国宇航局公共事务部的员工和《生活》杂志阿波罗11号个人专栏版面的记者朵拉·简·（多迪）·汉布林［Dora Jane（Dodie）Hamblin］。
除上述人员外，直升机不断地接驳VIP人员至距发射坪约5千米的预留看台。美国宇航局所列预计出席的2万名特别嘉宾中，实际出席人数约达总人数的1/3，其中包括数百名外交部部长、科技部部长、陆军武官、航空官员，19位州长、40位市长和数百名美国工商界领袖。国会出席人数达一半以上。此外还有数名最高法院法官。嘉宾名单中有越战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今夜秀》节目主持人约翰尼·卡森、北美切肉工人与屠宰工人联合工会会长里昂·夏克特（Leon Schachter）。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内观看电视直播时，副总统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Spiro T. Agnew）正坐在看台上。白宫原本计划尼克松总统在发射前夜与宇航员共进晚餐，但据报道，宇航员的主医师查尔斯·贝里医生（Dr. Charles Berry）认为总统可能携带感冒病毒，计划因此被搁置。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认为医生所言简直是无稽之谈，每天与他们接触的人——有秘书、航天服技术人员及模拟器技术员等——达二三十个。
2000多名记者在肯尼迪航天中心观看此次发射。有812名来自其他国家的记者，其中110名记者来自日本，12名记者来自苏联。
登月行动对全世界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件大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一事件高于政治。英国报纸用了大篇幅头版头条报道此事件。西班牙《普韦布洛晚报》（Evening Daily Pueblo）尽管平时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但仍公费派遣25名比赛冠军来到肯尼迪角现场观看发射。一名荷兰籍社论编辑称其国家为“登月狂热之国”。一名捷克评论员称，“这才是人们热爱的美国，一个与越战时期全然不同的美国”。德国《图片报》（Bild Zeitung）宣称，阿波罗项目中，每57名监事中就有7名属德国国籍，该报对此总结道：“在整个登月项目中，德国籍工作人员的占比约为12%。”就连法国也认为阿波罗11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壮举，《法国晚报》（France-Soir）长达22页的增刊销售了近150万份。一位法国记者对人们对于登月一事如此兴趣高涨感到惊奇。他认为法国人对时事和政治已深感厌倦，只热衷于度假和性爱。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有关发射的新闻。苏联《真理报》（Pravda）以阿波罗11号3名宇航员的照片为头版背景，以“3位勇敢的男人”为题，评价了肯尼迪角的景象。
当然，也并非所有报刊都看好此次发射，也有刊物批判美国过于物质主义的登月行动可能会永远毁掉自远古以来就裹着神秘面纱的月球的奇妙和超凡之美。当人们开始踏足月球、用人类的工具进行挖掘，谁还能从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诗句中感受到浪漫：“月亮！你身上究竟藏着什么，如此撼动我的心灵？”得益于十几年前首个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这一技术奇迹，在美国驻汉城（今首尔）大使馆，5万名韩国人聚集在整面墙壁大小的电视屏幕前关注登月事件。在华沙的美国大使馆中，一群波兰人齐聚于大礼堂。受国际商业通信卫星的影响，巴西未能收到实时转播（其他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亦是如此），但他们可以通过电台解说和购买有特别报道的报刊来获取发射的相关消息。受该通信卫星影响，临时转播信号由西至东有2秒左右的延迟。
阿波罗11号发射前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向在演播厅的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观众如此描绘现场情形：“沃尔特，今天，我认为有些说法得变更一下了。以前我们会说‘高如天空’或‘天空即为极限’之类的话，现在这些话已失去其原有的寓意。”
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比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兴奋。在美国田纳西州，烟草种植者围在一个口袋大小的收音机前共享这一伟大的时刻。在密西西比的比洛克希海港，捕虾者们等待着阿波罗11号发射升空的消息。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的美国空军学校早晨7:30的早课被推迟，50名学员聚在一台小电视机前。拉斯维加斯恺撒宫殿饭店的全天候赌场中，21点和轮盘赌桌前空无一人，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围在6台电视机前。
人们在肯尼迪角、梅里特岛、泰特斯维尔、印第安河、可可比奇、卫星海滩、墨尔本、布里瓦德县和奥西欧拉县，甚至远至代托纳海滩和奥兰多，准备好观看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幕。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妻子约翰·约夫人颤声说：“我双手颤抖、满眼含泪。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来自阿姆斯特朗的母校——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学生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对一名新闻记者说：“这就像是人类又一次点燃火种，再次将全部人类团结到一起。”距离发射中心最近的VIP看台上，时任美国驻法大使罗伯特·萨金特·施瑞弗尔（R.Sargent Shriver）——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夫——极力倡导国家的登月行动。他说：“月球是如此美丽！那些颜色——红色的火焰、蓝色的天空、白色的烟雾！想想那些能够参与这次不可思议的行动的人吧！太不可思议了！”
因在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激烈言辞而闻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海伍德·海尔·布朗（Heywood Hale Broun）在距发射地南部24千米处的可可比奇，与数千人一起见证了这次发射。他告诉克朗凯特的观众：“观看网球比赛时，你的视线需要左右移动。而观看火箭发射时，你只需要一直保持仰视的姿势，你的视线朝上，你的希望也朝上。最终，整个人群就像只多眼螃蟹一般，安静地盯着火箭升空。火箭开始发射时，人群中发出小声的‘啊哈’声，而那之后剩下的只是人们的目不转睛和振臂。这是一首名为‘希望’的诗篇，虽然无言，却能在人们随着火箭升空而一次次振臂时，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中被书写着。”
即便那些本是来此反对火箭升空的人，也难以抑制地被此情景深深触动。已故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内西（Ralph Abernathy）时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SCLC）主席兼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他带着4匹骡子，与150名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成员一起，好似已得到进入发射中心的许可似的，抵达距离发射中心极近之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政治教育负责人何西阿·威廉斯（Hosea Williams）曾言，登月的经费足以解决3100万贫困人口的饥饿问题。尽管如此，威廉斯仍对宇航员心怀钦佩，正如阿伯内西也曾向此次发射致敬。威廉斯说：“只要我身在这片土地上，我就为美国这个国家感到自豪。我认为，这确实是一片神圣的土地。”美国前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与妻子伯德夫人（Lady Bird）在露天看台观看发射后不久，约翰逊前总统便告诉沃尔特·克朗凯特：“世上仍有那么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饥饿、疾病和贫穷。我们必须将为研究太空而招募的人才分一批出去解决这些问题。本着为最大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福祉的精神，也应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距发射还剩10分钟，塞瓦雷德连线克朗凯特：“就在刚刚，汽车载着宇航员行驶而过，人群一片静默……你有种感觉，人们不仅将他们看作优秀的人才，更将他们看作超级英雄。他们就像是即将进入另一个世界，然后再安然返回。你会觉得，他们将知道一些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了解的秘密，一些连他们也无法解释的秘密。”
在俄亥俄州中部，距佛罗里达州观看台1600千米处，沃帕科内塔（阿姆斯特朗的故乡）小镇上，人们正在倒数计时。马路上空无一人，近6700位居民都守候在电视机前。最为嘈杂之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大道912号的一幢一层的牧场式住宅。当时，薇奥拉·阿姆斯特朗（Viola Armstrong）和斯蒂芬·阿姆斯特朗（Steve Armstrong）搬入此居刚满一年。1966年，尼尔的父母参与了双子星8号的发射。4月，尼尔也安排他们见证了阿波罗10号的发射。但阿波罗11号发射时，尼尔请二老待在家中，因为他们如果亲临现场，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阿波罗11号发射前数月，尼尔的父母连续接待了各类记者。记者们来自各个国家，有英国、挪威、法国、德国和日本。薇奥拉回忆说：“他们不断试图问一些关于私生活的问题（例如：‘尼尔小时候喜欢什么？’‘他在家是什么样子？’‘发射期间，您将在何地？您将做什么？’），这使我疲于应付。感谢上帝的慈悲，我安然躲过了这些追问并且活了下来。我相信，上帝会一直在我身边。”
为了使阿波罗11号报道信号能够覆盖整个沃帕科内塔，当地三大电视台在阿姆斯特朗住宅附近的车道上安装了一个26米高的公用信号传输塔。阿姆斯特朗家的车库变成了新闻室，折叠野餐桌上杂乱地安装着一排排电话。同时，美国宇航局派了礼仪官汤姆·安德鲁斯（Tom Andrews）帮助尼尔父母应付诸多记者的提问。尼尔的父母使用的仍旧是黑白电视机，因此电视台赠送了他们一台大型彩色电视机来观看发射。当地餐厅每日会送来6份馅饼。利马附近的一家水果公司也会送来大量的香蕉。德尔弗斯一家奶制品店每日都会送来冰激凌。沃帕科内塔最大的奶酪公司渔人奶酪推出了特制的“月球奶酪”。联合瓶装饮料公司推出数箱“瓶装月球酱”——一种“秘制”香草奶油汽水。
沃帕科内塔市长要求，自发射之日凌晨起至宇航员安全返回之时，每家每户和每家公司都必须挂上美国国旗（最好能把俄亥俄州的州旗也挂上）。当地媒体的关注使得一种不同以往的夸张言辞，甚至是谎言，在当地少数人中兴起，他们说自己的生活与宇航员有着特殊的联系，连孩子也不例外：“听着！我爸爸给尼尔·阿姆斯特朗理过发。”“尼尔的初吻可是给了我妈妈！”或是这样：“嘿！我砍过尼尔·阿姆斯特朗家的樱桃树！”由于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朗家在奥格莱塞县的电话号码，汤姆·安德鲁斯将两条原本在厨房的电话线移到了杂物间。发射前一日的正午时分，尼尔从肯尼迪角给父母打去电话。薇奥拉回忆道：“我听出他声音中满含开心。他认为他们已为第二天的升空做好了准备。我们会为他祈祷，祈求上帝保佑他。”
尼尔的弟弟妹妹也观看了发射。尼尔的妹妹琼和丈夫杰克·霍夫曼携7个孩子从威斯康星州梅诺莫尼福尔斯出发，乘飞机前往佛罗里达州。尼尔的弟弟迪恩·阿姆斯特朗和妻子玛丽莲及他们的3个孩子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出发，驾车至佛罗里达州。薇奥拉关于那个特殊早晨的记忆至死都非常清晰：“访客、邻居、陌生人齐聚我家门口，围观、倾听，其中有我的母亲凯洛琳、堂妹罗斯和韦伯牧师。我和斯蒂芬戴着尼尔给我们的双子星8号胸针，并排坐在一起，祈祷尼尔好运。”
“似乎从他出生那刻起——也许是更早以前，早至数个世纪前，从我丈夫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在欧洲生活时——我们的儿子就注定了要去执行这一任务。”
[1]车尾派对（tailgate party），属美式足球（即橄榄球）文化的一部分。有橄榄球比赛时，观看比赛的球迷们会将车开到赛场附近，将汽车尾门掀起，享用准备好的汉堡、烤肉、啤酒等食物，之后一起去观看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