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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家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的大胡子命令道。我得承认，被人命令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我是个写故事的，而不是讲故事的，何况就算是写，也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受人逼迫。上次有人要我讲故事是在一年前，那人是我儿子。当时，我给他讲了一位仙子和一只雪貂的故事——具体的情节，这会儿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还没讲到两分钟，他就睡得雷打不醒了。但此刻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我儿子既没有留大胡子，也没有举着手枪；因为我儿子是友好地向我提出请求，而眼前这个人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抢劫。
我试图向大胡子解释：把枪收起来的话，对他、对我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脑门上顶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真的很难想出故事。可是，那家伙根本不听。“在这个国家，”他反而教训起我来了，“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他是刚从跟这里有着天壤之别的瑞典过来的。在那个国家，想得到什么的话，只要礼貌地提出请求，往往就能如愿以偿。但这里不是瑞典，而是闷热的中东。只须在这里待上一周，你就能明白怎样才会办成事——更确切地说，是怎样才会办不成事。巴勒斯坦人曾经友好地提出请求，想要得到一个国家。他们得到了吗？连屁都没有得到！于是，他们换了个方式，做人体炸弹，伤害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被迫迁移的民众想要对话，有谁理会了吗？根本没有！于是，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手段，用滚油泼边境上的巡逻士兵。结果，他们立刻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在这个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争抢区区一个停车位上，强力就是一切。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瑞典，大胡子的故乡，是个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地。瑞典并非只是阿巴乐队、宜家家居公司或诺贝尔奖的代名词，而是自成一个世界，无论什么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通过文明的方式获得的。在那里，要是大胡子上门去找“王牌合唱团”的女独唱为他表演，后者很可能会邀请他进屋，并亲自奉上一杯茶。接着，那名女独唱就会从床底下拿出原声吉他，为他唱上一曲。而且自始至终，女独唱都会保持微笑。但在这里呢？我是说，要是大胡子没有亮出手枪，我可能早就一脚把他踹出去了。“听我说……”我试图跟他讲道理。“你听我说，”大胡子扣上扳机，嘟囔道，“要么给老子讲个故事，要么吃颗子弹。”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这家伙是玩儿真的。“两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我讲了起来，“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大胡子顿时怔住了，我还以为自己的故事把他吓到了，但其实不是，他并没有在听我讲话。这时，我听到传来一阵敲门声。“去开门，”他吩咐道，“别耍花招。不管是谁，立刻打发走，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门外是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他想问几个简短的问题：关于这里夏季的高温湿热天气，以及这种天气对我性格的影响。我说自己不感兴趣，但他置若罔闻，闯了进来。
“他是谁？”问卷调查员指着站在客厅里的大胡子问。“我侄子，刚从瑞典来的，”我撒了个谎，“他爸在泥石流中遇难了，他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正在讨论遗嘱的事，请你尊重我们的隐私，离开这里，好吗？”“啊呀，行行好吧，”问卷调查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只有几个问题，就让我赚几块钱吧。他们是按调查的人数给钱的。”说完，他紧紧地抓着文件夹，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瑞典人也挨着他坐了下来。“请你出去，”我仍然站着，假装生气地说，“我没空！”“真的没空？”他打开塑料文件夹，亮出一把很大的左轮手枪，“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我试图跟他讲道理，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我正和瑞典人谈话谈到关键的地方，他来得不是时候。但问卷调查员举起左轮手枪，贴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我闭嘴。“行了，”他用西班牙语打断我，“别找借口了！在那儿坐下，开始讲吧。”“讲什么？”我问道，感到自己紧张得要命。瑞典人也有一把枪，情况很可能会失控。你想这样，他想那样，众口难调。我得讲个他们都喜欢听的故事。要不然，瑞典人可能会发狂的，因为他只想独享，让我讲给他一个人听。“别考验我的耐心，”问卷调查员警告道，“我这个人性子急。快讲故事！”“就是！”瑞典人帮着腔，也掏出了枪。我清了清嗓子，从头开始讲起：“三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不要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瑞典人提醒道。“快点讲！”问卷调查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跟着附和道，“不要说敲门声。给我们讲点别的，刺激的。”
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与此同时，他们俩都死死地盯着我。我怎么老是这么倒霉啊？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
肯定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就在这时，突然又响起一阵敲门声。那两人的眼神里立刻露出凶光。我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我在故事里根本没有提起敲门声。“去打发走！”问卷调查员命令道，“不管是谁，都给我打发走！”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发现外面是个送比萨的。“你是凯雷特吗？”他问。“是的，”我回答，“但我没叫比萨。”“上面说的就是这里，柴门霍夫街十四号。”他边指着送货单不耐烦地说道，边闯了进来。“那又怎么样？”我说，“我没叫比萨。”“特大号的，”他自顾自地说，“一半菠萝味，一半鳀鱼味。钱已经用信用卡付过了。只要给了小费，我马上就走。”“你也是来这里听故事的吧？”瑞典人质问道。“什么故事？”送比萨的问。不过，他装得不太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拿出来吧，”问卷调查员催促道，“别装了，快把手枪拿出来吧。”“我没有手枪。”送比萨的难为情地说着，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一把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瑞典人在最右边，送比萨的在中间，问卷调查员在最左边。“像现在这样，我讲不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三个拿着武器在这里，我想不出故事。去街上走走吧，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出来了。”“这个杂碎想要报警！”问卷调查员对瑞典人说，“他是怎么想的，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拜托，快讲个故事，我们听完就走，”送比萨的恳求道，“短一点也没事，别那么小气嘛。我们活得不容易，时刻面临着失业、人体炸弹和伊朗人的威胁，大家都渴望生活中能有别的东西。像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为什么会铤而走险，你知道吗？我们感到绝望，哥们儿，绝望！”
我清了清嗓子，重新讲起了故事：“四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热。他们感到很无聊。空调坏了。其中一个人说想听故事，第二个人也跟着说想听故事。接着，第三个人……”“这不是故事，”问卷调查员抗议道，“更像是证人的证词。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情，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拜托，不要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到我们身上。运用你的想象力，哥们儿，编个故事出来！”
我点了点头，重新开始讲故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因为无中生有就是凭空捏造，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则意味着，这个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作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那人打算写一个关于当前状况的故事。他要写的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状况，而是关于人的状况——他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但是，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他正在经历的人的状况似乎不值得写成一个故事。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我早就警告过你了，”瑞典人打断我，“不要说敲门声。”“必须得说敲门声，”我坚持道，“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随他的便吧，”送比萨的温和地说，“给他点自由。你想说敲门声？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
[1] 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都是以色列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