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海前线

来海军部以前，我从未充分意识到麦克纳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于1909年把军舰大炮口径从12英寸改为13.5英寸的巨大跃进为舰队立下的殊勋。大炮口径增加1.5英寸足以使英国炮弹从850磅提高到1400磅。皇家海军正在船台滑道上实际建造的舰只中不少于12艘装备了这种极为出色的武器，它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发射的炮弹中将近一半比德国舰队发射的最大炮弹还要重一倍。

我立刻设法将尺寸增大一号。此事我向在赖盖特的费希尔勋爵提起，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实现这个主张。“新海军计划中的所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必须装备15英寸的大炮。完成这种大炮的装备等于获得海上的伟大胜利，从这个努力退缩就是对帝国的不忠。使杰克·约翰逊能击倒对手的是什么？是一记重拳！使用堆满于舰上无用的玩具大炮的那些不幸士兵而今又在哪里呢？”一旦被纯技术问题挑起兴致，这头老狮子就会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若非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他的模样的。我决心做出巨大努力确保获得这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困难和风险是极大的，而回头看这件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成功才证明了这样做是对的。扩大大炮口径意味着扩大军舰，而扩大军舰意味着增加成本。此外，重新设计事不宜迟，一旦回转炮塔准备好时大炮必须立即就绪。当时还没有像现代15英寸大炮那样的东西。没有人造过那样的东西。向13.5英寸前进本身已经是跨了一大步。这种大炮的力量已经更大，精确性已经更高，使用寿命也更长。英国设计师能否在更大规模上以更强的构造再次取得这种胜利？军械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迅速制出设计图纸。在绝密情况下与阿姆斯特朗家族相商，由他们承担制炮任务。我与这些专家开了几次颇令人担忧的会议，对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我当然完全不熟悉，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哪种人以及他们对这个任务的真正想法。他们全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点不是弹道学专家也能觉察得出的。海军军械署长穆尔海军少将准备为这项工作而拿他的职业生涯做赌注。但毕竟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对13.5英寸大炮很了解。但在15英寸模型上可能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压力。如果我们只造出一座试验炮，彻底加以检测，然后再订制所有5艘军舰的大炮，这样做没有风险；但这么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5艘大舰将装着低一档次的武器开往战线，而我们却有能力给它们更好的。我们与几个权威人士商量，他们认为还是损失一年时间较为谨慎。因为，要是大炮失灵，军舰也会严重受损。我记不起还有任何其他行政决策比这更使我焦急的。

我再次去找费希尔勋爵。他态度坚定甚至有点激烈，因而我也铁了心跳入险境。先立刻定制大炮的所有装配件。根据我们的安排应在4个月内以最大努力赶造出一门大炮，以便检验它的射程和精确度，以及根据实际射击效果计算出射程表和写出其他复杂的资料。从此时起，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整个武器的制造，这些军舰的各个细节、乃至数千个零件都要重新设计以便能与大炮配套。设想一下，要是有一个失效会引发何等可怕的灾难！我们将难逃责任。任何借口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将完全归罪于我——“鲁莽的无经验者”，“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改变了他前任的计划”，造成“这个完全糟透了的失败”，“把这一年所造舰只弄得残破不堪”。我能说什么呢？更有甚者，尽管这个决策一旦开始行动就不可能取消，长期的搁置——至少14或15个月——难以避免。但我不能露出重重疑虑，我写信给第一海务大臣说：“除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必须冒风险，现在付诸设计的勇气可能为以后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

所有事情的结局都很好。英国制炮技术被证明是精确而可靠的，英国的制造工艺声名远扬，至今仍居世界领先地位。第一门大炮在埃尔斯威克工场叫做“远程猛炮”，在官方所有文件一律叫做“14英寸实验炮”。它被证明是一项辉煌的成功。它能射击1920磅重的炮弹，射程35000码；它在任何射程下都能达到惊人的精度，不论怎样频繁的使用都不会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当然我是过分地焦虑了，但当我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大炮射击并得知一切正常时，我感觉到我仿佛被人从极可怕的险境救出了似的。

1913年，在战前经常出版的那些梦魇似的小说中，我读到一本大战的故事，书中描述令战败的英国舰队吃惊的是，德国新战舰以骇人的前所未闻的15英寸的大炮开火。当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如今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大炮成为战舰最重要的武器，它是那时我们在设计中所做全部更改的主要根由。一开始，我们计划建造一艘装置10门15英寸大炮的战舰，因此它至少有600英尺长，舰内有装置引擎的空间，引擎能驱动战舰时速达到21节的速度，并且有能装载厚钢板、炮座和指挥塔的装甲板，厚度达到英国海军前所未有的13英寸。装甲较少航速较快，装甲较多航速较慢，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但此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概念。8门15英寸大炮一次舷炮齐射大致上可发射16000磅炮弹。10门最新13.5英寸大炮只能发射14000磅炮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8门15英寸大炮猛击的火力实实在在地大于10门13.5英寸大炮的火力。前者的优越性还不止于此。炮弹尺寸越大，它容纳炸药的量增加得越多，火力增加的比例不完全按几何级数，因为还有其他应考虑的因素。但总的效率是这样，在攻击力量的猛增上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看一下速度，21节的速度很了不起。但假定我们能得到还要快得多的速度，假定我们能够使装在舰体内的马力，足以驱动在大炮和装甲的设置方面都优于最重级战列舰的这种强大的军舰，并达到迄今只有轻装甲12英寸大炮的战列巡洋舰才有的速度，我们不是向海军战争注入了新的要素吗？

现在我们不谈物质领域。随着议论的展开，我逐步确立起一个程序，当然所有的程序以同步关系展开，其结果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像上文所述的军舰的那种东西，如有需要就可以建造。是否需要呢？它是急需建造的东西吗？它的战术价值足以证明增加费用和改变全部设计是有正当理由的吗？我们必须从战术领域寻找答案。

在速度上占有明确优势的军舰中队可以将自己的舰队排列成向敌人靠拢的队形，不管敌人可能怎样部署，你都能隔一定间隙向敌人领头战舰加倍射击。你也可以包围它和阻挠它，从而迫使它团团打转，把它带入海湾，使其永远没有机会逃跑。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有的战役计划中，这个任务指派给战列巡洋舰。它们的速度肯定能使它们获得成功。可是我们必须想象它们也会遇到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于是它们很可能打一场一对一的战斗，暂时与主要战役不发生关系。再则，我们的战列巡洋舰，一群美丽的“猫”（人们对它们的中队不够尊敬的称呼）与敌人最强大的战列舰比起来装甲较薄，而据推测敌人会把这种战列舰放在舰队的前面。让只有7到9英寸装甲的战列巡洋舰与有12或13英寸装甲的战列舰对战显然是不公平的比赛，更何况战列巡洋舰的火力较弱。

可是，假设我们能使一支分舰队的速度快得足以抢占优势位置，在火力和装甲上和任何战列舰一样强，我们几乎肯定能占有无法估计和决定性的优势。从国内舰队司令部新调来的第一海务大臣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及其大多数主要军官肯定都是这样想的。快速分队是他们战役计划的愿望。但我们能得到这类舰只吗？能把它们设计和建造出来吗？

在这个阶段人们要求军事学院在战术盘上设计出快速分队需要的在速度上占优势的节数，以便保证这个分队能够与德国舰队周旋，就像1914年和1915年时它能做到的那样。

答案是，要是快速分队行驶速度达到25节或者更多，它便能做所有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速度上需要提高4或5节。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每增加一节航速需要的马力数累进增加。我们新造军舰行驶速度为21节。若要行驶25节到26节，它需要50000马力。50000马力意味着更多的锅炉，把它们放置在哪里？是呀，它们显然只能放在准备造第五座回转炮塔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15英寸大炮增加的轰击力，所以我们可以省却建造第五座回转炮塔的空间。

但即使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是得不到使舰只航速达25节所需要的动力，除非使用石油燃料。

液体燃料带来的优点是无法估量的。首先是速度。在同样的舰只上，石油给予的速度大大超过煤，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加速过程。它比使用相同重量的煤增加40%的舰队活动半径。它能使舰队极方便地在海上补给燃料。若有必要，一支燃油的舰队在无风浪天气中能够在海上排好位置从油轮加油，不必花费四分之一的能源不断驶入海港加煤，在回港和出港的旅途浪费燃料。为军舰加煤的艰苦条件使船上水手的精力消耗殆尽。在战时，加煤夺去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它使每一个人极不舒服。使用石油，几条管子连接岸上或连接油轮，军舰吸入燃料几乎不需要一个人动一根手指。照料和清洁燃油炉所需要的司炉工人数不到燃煤时的一半。燃油可以贮藏在军舰空闲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不可能贮煤。随着燃煤舰只不断消耗煤，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如有必要，还得把炮塔上的士兵也叫来，从远处不方便的煤舱将煤运到接近锅炉的煤舱，或将煤送入锅炉，因而，也许会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削弱军舰的战斗力。例如，“雄狮”号上近100个士兵不断地从一个钢舱到另一个钢舱铲煤，甚至看不到白天或炉火的亮光。使用燃油有可能使各种类型的军舰以较小的舰身或较小的费用，获得更大的火力和更快的速度。单是燃油一项就有可能实现某些类型军舰的高速，而高速对它们的战术目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优点就是简单地在锅炉底下用燃油代替燃煤而取得，如果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完全取消锅炉，使燃油在内燃机的汽缸里燃烧，各种优点将成10倍地增加。

我到达海军部时，我们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完全用燃油的驱逐舰56艘和只能以燃油驱动的潜艇74艘；几乎全部舰只都使用一定比例的燃油向燃煤炉喷射。但我们依赖燃油的程度并没有造成燃油的供应成为海军的严重问题。额外建造大量的燃油舰，意味着我们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储备上。可是在我们的岛屿上找不到数量可观的石油。如果我们需要石油，我们必须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经过海上从遥远国家运来。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可供应的世界上最好的锅炉煤，这种煤出自我们自己的煤矿，稳稳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改变海军的基础，从英国煤转移到外国石油，这本身就是令人忧惧的决策，如果采用这个决策，必然引发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解决所有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初期费用。首先在英国必须积贮庞大的石油储备，足以使我们作战许多个月不需输入一船石油。为贮藏这些石油必须在各个海军港附近建造庞大的油罐设备。这些设备不会受到攻击吗？它们能受到保护吗？它们能被隐藏起来或被伪装起来吗？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伪装（camouflage）一词。必须建造运油船队，用以从遥远的油田将石油越洋运到不列颠群岛，再用其他运油船只将石油从我们的海军军港运往海上的舰队。

由于用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财政制度，不允许我们借入资金或得到“一次付清”的经费。每个便士都必须一年一年地向议会争得。势必上升而且已受严重质疑的海军预算，又将面临明显的增加。在这些困难之外，隐约之中还面临难以确定的市场和垄断问题。世界石油供应掌握在由外国控制的大石油托拉斯手中。海军不可改变地使用石油实际上犹如“向无穷无尽的困难宣战”。浪涛汹涌，风暴遮天，浪尖白沫连片，惊涛骇浪涌向我们的避风港。我们是应挺身而出面对狂风，还是应满足于停留在原来的地方？顶住风浪就能迎来巨大希望。如果我们克服困难超越风险，我们就能提高海军的整体实力和效率，明显地达到较高的水平：更好的军舰、更好的官兵、更大的节约、更热情的作战力——一句话，冒险的奖赏就是优势本身。领先对手一年就可能使局势改观。那就前进吧！

1912年、1913年和1914年的三个计划使皇家海军历史上力量增加最快，但支出也最大。除了1913年战列舰令人惋惜的例外——后来也纠正过来——新造舰只中没有一艘燃煤的。潜艇、驱逐舰、轻巡洋舰、快速战列舰，全部都不可逆转地使用了石油。当决定建造快速分队时，决定命运的孤注一掷就开始了。此时，与我们性命攸关的海军最好的军舰第一次使用石油而且只能使用石油。在此之后自然地决定较小舰艇也使用石油。一旦吞下骆驼，小昆虫自然非常容易吞下去。

现在我说一下建造战列舰快速分队和使用石油的这些决定在1913年和1914年带给我的困难。我不能否认我的同僚有理由抱怨那些不能预见到的、但与他有关的特别巨大的费用支出。当时每艘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为225万英镑。“伊丽莎白”级快速战列舰费用每艘超过300万英镑。建立石油储备加上它的油罐和油轮需要费用1000万以上，显然其中一部分钱是非花不可的。不止一次我害怕被压垮。但我有首相可靠的支持。财政大臣就其责任而言应该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也是我最友好的同僚，因此所有的困难过去了。始终坚定地面对这些困难的海军部委员会得到了幸运之神的报答，给予我们来自仙境的奖赏，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最大期望。

一系列不间断的因果关系引导我们参加英国—波斯石油会议。第一步，建立皇家石油供应委员会，邀请并劝导费希尔勋爵主持该委员会。在建立委员会的同时，我们实行由海军部自身来勘探石油。在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的建议下，我立即派斯莱德将军率领一个专家委员会去波斯湾实地考察油田。这几位绅士兼任海军部在皇家委员会的代表。成功的主要荣誉应归于他们。在随后的财政工作阶段，英格兰银行行长即后来的坎利夫勋爵，以及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发挥了最大作用。整个1912年和1913年我们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衔接一个环节。最初扩大大炮口径的愿望引导我们一步接一步走向快速分队，为了建立快速分队迫使我们使舰队的最主要部分要依赖石油燃料。随后导致普遍采用石油燃料，这又导致要求普遍供应石油，又要求建设庞大石油储备库。这些项目引起庞大的费用支出和有关人员对海军支出预算的极大反对。可是这些环节是绝对不可能倒退的。我们只能奋勇前进，最后我们设法达成英国—波斯石油协定和合约，实现合约的最初投资为200万公款（随后增加到500万），这不但确保了英国海军获得大部分石油供应，而且使政府得到石油财产和利益的控制份额，仅此一项现值几千万英镑，导致海军部石油购买价相当低廉，这个状况至今依然存在。

可以说这个投资已实现的和潜在利益的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石油燃料设备，而且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期望有一天我们将有资格宣称，1912年、1913年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它是同期任何强国曾经建造过的舰队中最强大的）是不花纳税人一个便士加入到英国海军中来的。

这就是建造快速分队5艘著名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沃斯派特”号、“伯勒姆”号、“爵士”号和“马来亚”号）的故事。它们全都用石油驱动，最少能行驶25节，装置8座15英寸大炮，具有13英寸装甲保护。这些军舰直至今天仍在舰队的15个最重要单位中服役，我们以后将看到它们在日德兰半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书的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详述（尽管我想这样做）新型轻甲巡洋舰的设计，在和平和战争期间我们为海军建造的这种军舰最终不下4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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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的传统作战政策是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海军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舰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有优势的战列舰队作为后备。200年的经验使得所有海军战略家同意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的第一道防卫线是敌人的海港。”

当鱼雷被发明出时，法国人试图建造大量鱼雷艇以便挫败这个著名的英国策略，几年后海军部通过建造鱼雷驱逐舰予以反击。这种驱逐舰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舰身足够大，可以在大多数天气下留在海上，并能在足够长的时间中穿过海峡作战；另一个是它们的炮较大，足以击沉或控制法国的鱼雷艇。因此，尽管有鱼雷的出现，我们仍保持着使力量较强的小舰队留在敌人海军基地附近的能力。与此同时，沿英格兰南海岸，在我们庞大海军设施邻近有一系列设置防鱼雷工事的海港，这些海港能为我们的实际上没有出海的战列舰及其他支援舰只提供安全、严密和方便的驻地。

20世纪初，我们的潜在敌人第一次由法国转为德国。我们的海军战略前线从南海岸转移到东海岸，从海峡转移到北海。可是尽管敌人、前线和战场变了，英国海军战略的健全原则仍继续有用。我们防御的第一线还是敌人的海港。海军部的政策仍旧是以较强的小舰队严密封锁那些港口，适当地用巡洋舰和最后用战列舰队加以支援。

不能期望我们对这个新前线的安排能迅速地达到与许多世代的战争在海峡中逐渐形成的安排有相同的完善程度；就我们的海军基地而言，当大战开始时我们尚在转变过程中。但更严重的是这种转变对我们驱逐舰的效用产生了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在跨越海峡20或60英里处作战，并有近在身边安全港口的支援舰船，现在要它们穿过240英里海面，在黑尔戈兰湾作战，没有比泰晤士港或福斯港更近的能够支援它们的让战列舰队停泊的合适基地。尽管如此，海军部继续坚持传统的战略原则，而他们的作战计划直到1911年依旧考虑一旦宣战立刻严密封锁敌人港口。我们建造驱逐舰使其具有增加抗海上风浪的特性和巨大的火力优势。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坚持法国人的概念，即将鱼雷艇作为攻击我们的大军舰的手段。我们在驱逐舰建造中主要依靠火力的巨大优势和抗海上风浪的特性，而他们则依赖鱼雷和良好天气条件时的高速度。但我们的驱逐舰现在必须在北海作战，远得多的距离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效率。横跨海峡时它们可以分两班换防，现在则要求它们分三班横跨北海。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可使用的战斗小舰队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不是以前的二分之一。敌人能在任何时候以全部力量进攻这三分之一。为了从国内基地出发执行我们的老战略，应要求我们的小舰队在数量上至少是德国小舰队的3倍，也许是4倍。我们没有这个优势，也不可能具备这个优势。

因此，从1905年前不久与法国签订协议起，直到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海军部计划占领一两个德国岛屿。目的是在岛上建立海外基地，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执行封锁任务的小舰队可以在那里补充给养和供人员休息。随着战事延伸，那里将发展成为我们海上力量的前沿要塞。通过这个方法海军部仍可实施他们传统的战争政策，即把敌人的小舰队和轻型舰艇逼入他们的港口和一如往昔的严密封锁。

德国人也想到了我们的这些计划。他们大大地增加黑尔戈兰的防御工事，他们还在像弗里西亚群岛那样被认为可能成为我们目标的岛屿上一个接一个修筑堡垒。与此同时，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潜艇。潜艇不但使得占领和保持海外基地更加困难——某些权威人士坚决认为不可能，而且潜艇会带来毁灭我们的巡洋舰和战列舰的威胁，而没有它们的持续支持我们的小舰队会被敌人的巡洋舰轻易击破。

这是1911年10月份的形势，当时紧接着阿加迪尔危机我便接任了海军大臣，着手组建海军部新的委员会。鉴于我们当时没有驱逐舰数量上的优势来足以制服潜在敌人在其领海内的驱逐舰，也没有力量以重型舰只支持我们的小舰队，还考虑到在种种情况下攻占现在已经设防的敌人岛屿的困难和危险，我们立即着手彻底修改那个作战计划，在征得军舰上主要指挥官的完全同意后，以1912年海军部作战命令规定的远距离封锁政策代之。

远距离封锁政策的实施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要。它不表明海军部方面否定进攻性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只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时暂时放弃这个原则；海军部的意图是，在宣战之前和以后应该尽所有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准确地预见到，封锁从北海进入大西洋的出口之后，德国与世界的商业联系将几乎被完全割断。我们预计由这样的封锁产生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将致命地伤害德国进行战争的力量。我们期待这种压力将迫使德国舰队驶出来，不是在它自己的防御水域，而是在军舰数量上处于极大不利的公海上作战。我们认为，我们能继续享有完整的制海权，同时也不会危及我们的海上交通，不危及我们的陆军调动，并消除不列颠群岛受敌人入侵之虞。此时人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条件会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我们自己有不会缩减的优势，敌人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就海面上的所有舰只而言，肯定在战争头3年中，这些预期将为事实所证实。

根据这些作战命令，舰队做了战略性的部署，把主力舰队布置在斯卡珀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施加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出口。这些结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以后的历届海军部委员会都没有在重大部署上背离这些结论。英国海军运用这种手段夺得并保持住了对世界所有海洋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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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胁大英帝国的一切危险中，没有一件可与对舰队的突然袭击相提并论。如果舰队或舰队的主要部分受到意外的或无防备的打击，我们的海军优势将由此遭到破坏，那么我们就被打败了。除非万能的征服者发慈悲，否则无限的灾难将降临在我们的头上。近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一些获得完全胜利的国家对已被击倒在地的敌人是如何缺乏同情心。英国如果被剥夺海军防护，它很快就会因挨饿而完全屈服于征服者的意志。她的帝国将被肢解；她的联邦自治领、印度和大量非洲与岛屿属地将被剥夺或者转让给胜利者。英国的旁边将建立起一个充满敌意、完全武装的爱尔兰共和国；陷入无助境地的英国人民，将肩负有可能压碎他们的社会制度的难以承受的赔款，即便他们实际是没有沦落为爱德华·格雷爵士尖刻话语中所说的“被强国征召的附庸”。现在那种给予德国的较不严酷的条件，如果给予英国，足以一下子永远毁灭这个帝国。海军防御着实是生死攸关。如果我们保持着海军防御能力，我们就是安全的，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都要牢靠；如果海军防御失败，我们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彻底毁灭。

那么，德国人策划毁灭英国舰队到了何种程度？根据他们邪恶的品格来看，有必要假定他们在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必须估计：他们将以何种方式进行攻击？当然，倘若德国无意打仗，这些推测仅仅是梦魇。可如果她有打仗的意图和打算，显然不难从与法国或俄国纠纷中找到借口，制造战争无可避免的形势，并在对她最有利的时候利用这种形势。弗雷德里克和俾斯麦挑起的战争就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急速与突然，这是普鲁士国家对其敌人进行攻击的惯常方式。欧洲大陆一直是一座火药库。仅仅一个火星便可引起巨大爆炸。我们见过1870年法国的遭遇。我们见过疏于预防于1904年带给亚瑟港外俄国舰队的灾祸。现在我们又知道1914年比利时的遭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8月1日德国决定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如果法国希望在德国攻击俄国时保持中立，她必须把凡尔登和图勒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作为担保。

因此很明显，“飞来横祸”的危险绝不是幻想出来的。然而，人们不能合理地预测某种征兆吗？也许在大国之间进行某种纷争特别值得海军部警惕。我们可能希望得到敌人陆军与海军调动的情报。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交易所会出现金融混乱，表明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能因此指望在受到任何打击之前有一星期的通知、3天的通知或至少24小时的通知吗？

在欧洲，大国的庞大陆军相互对峙，她们有一种对付突然袭击的自动预防措施。在军队动员之前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而动员军队至少要两星期时间。例如，法国的出色防御能力不打一场大战役不可能被制服，在此时间法兰西民族的主要力量就能动员起来经受住压力。但英国海军享受不到这样的保证。海军不需要动员就能使用全部现代军舰相互攻击。他们只要升高蒸汽和把炮弹运到大炮跟前就可打仗。在这种无情的事实之外又出现了鱼雷的威胁。单就火炮而言，我们的主要危险是，舰队在分散状态时遭到打击，舰队的主力被摧毁而敌人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坏。但无线电报大大减小了这种危险，无线电报能立即指示分散军舰驶向共同会合点，在实现集中之前避免战斗。此外，火炮是双方都可玩的游戏。人们不能想象舰队的主力会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进入对方射程之内。但鱼雷本质上是突然袭击甚至是背信弃义进行攻击的武器；千真万确的是，一艘海面舰艇的鱼雷要使用10倍力量才能对付一艘潜艇的鱼雷。

显然存在着界限，超越界限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简单的特别提防几个星期的事情。英国海军在和平时期必须过普通生活。它一定得有巡航和演习，有它的离队和重新装备时期。我们的海港向世界商业开放。要绝对避免能想到的最坏的背信弃义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即使背信弃义的攻击也不容易发生，因为它需要不同岗位上大量人员的合作，需要启动大量复杂的器械。帝国国防委员会经过认真争论后做出规定，海军部务必不可断定，如果德国人认识到胜利与失败的区别，他们会停止在和平时期未经警告或没有借口地攻击我们的舰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遵守这个准则，我相信我们基本上遵守了这个准则。当然我们每天都要思考英国舰队的位置与条件并与德国舰队做比较。我习惯时时出其不意地询问工作人员如下问题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果与德国的战争今天开始会发生什么？”我总能得到这样的回答，大意是我们在舰队的任何部分开赴战场之前有能力完成兵力的重大集中。在我们知道德国远洋舰队处于冬季重新装备之前，我们舰队的巡航不会远到西班牙海岸。当我们举行大演习时，我们十分注意安排加煤与休假，以便保证我们有能力应付在某个时候可能来到的打击。我知道，在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直到宣战之日为止，英国舰队不可能遭到德国海面舰只的突然袭击，也不可能在分散或分隔状态下遭到打击。在和平时期敌人试图以潜艇攻击停泊在海港岗位或在海上演习的英国海军中队，或者在预计进行演习的区域布雷都是难以彻底预防的；但这样做成功很可能只是部分的。而且，我不相信德国海军部、政府或皇帝会想出如此卑鄙奸诈的办法。虽然要尽可能地防止最坏的可能性，但我自己确信，引起争吵的原因将伴随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一起出现，而后紧跟着宣战，或者紧跟着战争行为与宣战同时发生，后者有可能发生得略微早一些。实际上，确实发生的事情与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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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敌人将做什么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完全是难以预料的。然而一旦你处在战争中，任务是明确和高于一切的。关于敌人或未来不管你怎样推测，你自己的行动都被限制在实际界限之内。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定数目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同时，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那里理论不断受到经验的纠正和束缚。由此产生的事实积累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下一个决策。

可是，假设整个战争过程被带出现实世界进入想象领域。首先，你必须认定在任何情况下肯定要发生战争；其次，当战争来到时你的国家将参加战争；第三，你将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进入战争，全体国民将及时团结起来充满信心，并在不太晚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样，实际上思索的过程变为推测性的。有必要做出的每种假设，面对未来的黑幕又升起不同密度的新幔帐。在和平时期爱思索的陆、海军军人的生活中满是这样一些经历——在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使人分心的事物中，在许多混杂的假设中，尽力地找出实际上在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和在结束那一天前为解决那件事找到实际上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此时，四周那些权力较大和通常智力较高的人都把爱思索的人看作出谋划策的恶棍，或者最好也只是把他看作耍玩具的、而且是耍危险玩具的大孩子。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能做的大部分事情是尝试估计和预测对德战争爆发时和最初几个星期里英国将遭遇什么事情。要看得更远就为人力所不及了。若试图看得更远些，那只能使任务复杂化，以至于超出人的心理承受力。思路分叉得太快时，有时会问，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海战？那么情况将会怎样？谁将在大规模陆战中获胜？没有人能回答。显然首要的事情是做好准备，不要被敌人偷袭；要集中力量，不要分散挨打；要使最强大的舰队尽可能及时到达最好的作战位置，具备最好的条件。如此，如果战争来到，人们便能够以坚定的信心等待结果。因此，重要的是防止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防止分散，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海上决战时增加可使用舰队的力量。

然而，假定敌人不打海战，假定陆上战役不是一下子能决定胜负，并且假定战争进行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几年，那么当时判断这些事情就容易得多。如果每个人都很警觉，都清醒和积极，保证能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且有采取措施的时间，那么下判断就容易得多。任何阶段都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困难或危险。第二年的战争问题必须用第一年的战争经验去应对。第三年的战争问题必须以第二年观察和理解得到的结果去应对，如此等等。

因此，我代表我主持到1915年5月底的海军部委员会断然拒绝针对1917年和1918年发生事情的所有指责。这些年出现的教训不会使我变得愚蠢。不用对我说什么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前3年像他们在战争开始后3年那样建造潜艇，英国早就完蛋了；或者说什么如果英国在1914年8月就拥有我们一年以后才有的陆军，那么本来不会有战争。每种环境引起另一种环境。英国能允许德国在和平时期建造庞大的目的在于击沉我们没有武装的商船队以饿毙和毁灭这个岛国的潜艇吗？德国会等到英国建成一支强大的义务制陆军来帮助法国然后再攻击她吗？

必须摆正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上）才能判断每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