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二天，英国驻法大使写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它如此重要，却只牺牲了寥寥数人的性命。”对所有人来说，那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象征着自由、平等和正义。然而，困难却接踵而至。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的梅尼大会堂内召开。三级会议是法国传统的代议制会议，参加者为组成法国社会的三大阶级，即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会议的日程遵循古老而严格的规章。有上千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从着装就可以看出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大厅里等候了三个小时，国王、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才在凡尔赛式的奢华仪仗中登场。路易十六发表讲话，称国家情势危急，希望与会代表达成共识、挽回局面。接下来，掌玺大臣在发言中强调应做出“有益且必要的改变”。最后，财政总监雅克· 内克尔（Jacques Necker）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公共财政状况报告。
如此看来，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动机就很明朗了。王国的财政状况促使路易十六征求议员的意见，商议将采取的措施，用国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设法“革除陋习”。从中世纪起，解决财政问题就一直是三级会议的重要任务，不过自1615年以来三级会议一直名存实亡。路易十六重新召开三级会议的时候，以为一切都会与从前无异。法国人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重新召开会议，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和国王一样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5月5日与会的第三等级代表来说，国王的讲话索然无味，财政总监的报告冗长啰嗦，他们只能强忍哈欠机械地鼓掌。但是一个半月之后，情势急转直下，第三等级的代表跟随自己的领袖在凡尔赛的室内网球场集会。在喧哗声中，他们用充满激情的演讲宣告了国家的主权，宣称自己是国家的唯一代表，并发誓在宪法制定之前绝不解散。
这一创举开启了一段动荡的时期。不到一个月后，一场人民起义爆发，最终迫使皇家军队在巴士底狱投降。三个星期后，封建政权被废除。8月底，国民制宪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这份宣言使法国人不再只是君主治下的庶民，而成了拥有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的公民，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改革的尝试演变成了一场革命。
财政危机
1789年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旨在解决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国库空虚。资助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1783），对国库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据估计，这笔支出至少高达200亿法郎，法国因此负债累累。巨额债务导致了国家财政长期赤字，这个棘手的问题给路易十六后续的统治造成了压力。古老的税收制度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改善经济状况，致使国家濒临破产。
实际上，1788年法国的税收仅为4.7亿法郎，而支出则超过了6.3亿法郎，其中一半都是为了偿还国债。因此，当年的赤字高达1.6亿法郎。看来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以创造更广阔、更稳定的税收基础。以经济哲学家自居的重农主义者主张对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单一土地税，且不存在任何例外或特权。1786年，财政总监卡洛讷（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接管了这一方案。鉴于保守派在当时的最高法院里占主导地位，可想而知这一方案一定会遭到最高法院的反对。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卡洛讷仅召开了显贵会议，因为他认为贵族比法官要温顺。1787年2月，当届显贵会议在凡尔赛宫进行第一次集会。
谁能挽救王朝于将倾之时？
18世纪时，法国的公帑被投入了一个无底洞：战争。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之时，法国仍因为11年前结束的七年战争而捉襟见肘，而资助美国独立战争使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1774年的国家预算
国家债务
大银行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在大革命前夕出任至关重要的国家财政总监一职。内克尔出生于日内瓦，后定居于巴黎。他在巴黎发了大财，并于1777年被任命为财政总监，负责改革国家税收制度。在内克尔采取的众多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他在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中公布了国家预算。专家们因此可以就国家收入来源和支出分配展开讨论，但是人们只看到王室的宴会花费和对朝臣的赏赐。其实这些费用并不算高，但公布的数额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政府腐败的指控。为这场风波，内克尔于1781年被免职。1788年8月，内克尔被召回，他随即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而国王则企图再次将他罢免。此事成了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导火索。1790年9月，身为温和派的内克尔被雅各宾派没收财产，内克尔被迫辞职并流亡。他隐居于瑞士的科佩城堡，与女儿斯戴尔夫人（Mme de Staël）一起生活。
插图 油画，约瑟夫—西弗兰·迪普莱西（Jean—Silfred Duplessis）所作，现藏于瑞士科佩城堡。
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的大理石庭院位于西入口处，在路易十三时期城堡初建之时就已有此规模。环绕庭院的建筑原本用作寝宫，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改建成了办公室，这里也就成了宫殿的中枢。凡尔赛宫见证了法国波旁王朝和君主专制的顶峰以及盛极而衰的结局。
上一届显贵会议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召开的，144名议员均由国王任命，且都属于特权阶层。他们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如规定人头税的上限（此处的人头税是一种土地税，主要由农民承担）。
显贵会议决定开放谷类粮食的自由贸易，并以税金代替劳役。但是卡洛讷大力宣扬的“单一土地税”计划却遭到了显贵的抵制，理由是法国规定了征收新税必须得到相关纳税人的同意。代表纳税人的机构是议会，也就是说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同意，如过去的三级会议，然而上一次召开三级会议还是1614年的事。
1787年5月显贵会议闭幕前夕，卡洛讷已经被免职，接替他出任财政总监一职的是德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德布里安试图说服巴黎高等法院通过“单一土地税”，但法官们于7月份给出了拒绝的答复。为了施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御临法院会议，即国王亲自主持的最高法院会议。在路易十四及路易十五时期，最高法院往往俯首帖耳于君威之下。但这一次，法官们得到了舆论一边倒的支持，他们拒绝听命，即便是被路易十六流放到了特鲁瓦也无动于衷。除了巴黎高等法院之外，外省的法院也坚决反对未经三级会议批准的任何新税。
三级会议的构成
神职人员
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的开幕游行在凡尔赛举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泾渭分明，从着装上就可见一斑。三级会议的第一级为神职人员，有291名代表。教区的选举更偏爱来自民间的候选人，因此当选者中仅有46位主教，三分之二的人都只是神甫，而大多数神甫都对任何形式的改革深恶痛绝。
下图1837年左右路易·布朗热（Louis Boulanger）为法国历史博物馆绘制的壁画《三级会议游行》。
贵族
贵族阶级的代表身着金边华服，帽子上饰有羽毛。他们组成了第二等级，一共有270名代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小贵族。他们大多是“贵族精神”的信徒，坚持捍卫自己身为贵族的特权。然而，他们中大约有90多人以自由乃至革命性的思想而独树一帜，他们几乎都来自大家族。
第三等级
第三等级的代表衣着朴素（一袭黑衣，帽子上没有羽毛），却是群众中人气最高的。尽管第三等级代表的是人民群众，但是578名代表的社会地位都不低。其中包括100名银行家、大商人和工厂主，部分教士（如西哀士）和贵族（如米拉波），但没有任何工匠或农民。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学者，不过人数最多的还是在政府或服务业任职的资产阶级（包括200名律师）。
软弱无能的路易十六
人们通常认为，路易十六的性格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催化剂。有些人认为是他的软弱无能导致了大革命，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他拙劣的政治手段扼杀了一切改良的可能性。
路易十六从小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教他如何应对革命的风暴。他有着良好的修养和无瑕的品德，然而政治知识却十分薄弱。他从来不问政事，甚至唯恐避之不及，打猎与制锁才是他的爱好。国王的担子对他而言太过沉重，他曾经对递上辞呈的大臣马勒泽布（Lamoignon de Malesherbes）说：“您至少还可以辞职。”路易十六似乎对政治问题毫无兴趣，但他有着简单纯粹的爱好。1790年，美国大使指出：“身处如此境地，他吃喝尽兴、高枕无忧，兴高采烈得像世界上最快活的人。还能指望他做些什么？”路易十六还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据说在大革命期间，他似乎不停地在问：“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众人答：“行君事！”
插图 《路易十六》，安托万—弗朗索瓦·卡莱（Antoine—François Callet, 1741—1823）所作，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三级会议开幕
梅尼大会堂距凡尔赛宫500米。为了容纳三个等级的议员，法国政府腾出了大会堂内的一个大厅。与会者严格按照等级就座。国王坐在前方的高台上，座下环绕着群臣。神职人员的席位在国王右侧，贵族在国王左侧，而第三等级则坐在厅内离国王最远的地方。
插图 版画，作画者不详，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三级会议召开
1787年末，路易十六妥协了，他计划在五年内召开三级会议。但到目前为止，紧张局势并未平息。经济危机加上接二连三的饥荒，人民已满腔怒火，而法院正是他们的代言人。为了冲破法院的阻碍，路易十六授意掌玺大臣马勒泽布颁布敕令，大肆削减法院权力。然而此举激怒了人民群众，导致矛盾升级。1788年8月，国库空虚，政府无力维持国内秩序，马勒泽布的敕令也就被废除，法院重掌大权。
路易十六不得不宣布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5月1日在凡尔赛宫召开，但这也没能结束国内的争议与冲突。目前，还存在两大未知数：代表选举方式及表决投票方式。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君主专制政权，然而这两个问题体现了群众内部在诉求上的分歧。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登记三级会议召开通知时明确表示议会的组成应“遵循1614年的形式”，也就是说要和上一次三级会议一致。显然，这就意味着旧制度下的三大社会阶级（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人数相同。然而，会议采用的是集团投票制，每个等级算一票，结果是神职人员和贵族两大特权阶层联合起来就一定能成为多数票。
因此，巴黎高等法院之前赢得的人气立即化为乌有。自由党要求将第三等级的席位翻倍，并且要求将集团投票制改为一人一票。11月底，国王颁布法令将代表总人数定为1000人，也就是默许了将第三等级人数翻倍的要求。不过，直到代表们抵达凡尔赛宫的时候，投票方式仍然是个悬念。
三级会议上关于代表人数和投票方式的辩论，对革命思想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求立宪的革命党就是由此诞生的，他们明显不同于仅仅只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在巴黎，自由党人士组成了三十人委员会，坚决主张第三等级人数翻倍和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拉法耶特（Gilbert du Motier de La Fayette）、哲学家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作家兼时事评论家米拉波（Honoré-Gabriel Riqueti de Mirabeau）。
那段时期出版了很多支持“全国代表”的小册子，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的《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西哀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教会人士，也是三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面对希望仰仗自己的特权来主导三级会议的贵族和神职人员，西哀士猛烈地抨击了这两个阶级“可憎的特权”。他认为第三等级代表整个国家，正如他在书的导言中所说：“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根据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习惯，三级会议的代表选举程序和陈情书的撰写同步进行。城市、村镇、省份和工会都在收集公民的意见并草拟成清单，代表必须将清单上的事项呈报国王，请其加以考虑。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怨海啸，揭示了法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路易十六给了人民宣泄不满的机会，因此在众多陈情书中人民将其称为“正义的路易”，并将他描述成一位理想的、传统的慈父君主。法国人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三级会议上，他们期待仁慈的国王能考虑他们的诉求，期待这场会议能像过去一样对国家进行深度的改革。
法国人民的改革陈情书
为了筹备三级会议，路易十六请各选区的议会任命本区的代表，并收集公民的不满和诉求。由此，写就了成千上万份陈情书，它们一直被保存至今。
每个地区、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诉求。最具进步性的诉求往往出自贵族阶级之手。“出于哲学的原因”，蓬塔穆松①的贵族要求废除一切税收方面的特权。布卢瓦②的贵族要求完全拥有写作、印刷和出版的自由，因为这是个人自由的基础。神职人员则更为保守。特鲁瓦③的神职人员要求国王颁布一部法典来“永远确保国家政府为纯正的君主制”。来自贫困地区或教区的陈情书更关注人民疾苦。尼姆④附近于绍镇的居民希望国王下令“不论身份地位，取消所有贵族在地产方面的特权”。阿图瓦⑤的居民认为“乡下的农民食不果腹，要付的税款却比富人更高，这并不公平”，他们希望“农民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
插图 1789年3月17日，沙特鲁市向布尔日议会提交的陈情书。
最高议会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开幕。贵族有270名代表，其中28人来自高等法院。神职人员的代表中有48位主教和大主教，35位修道院院长和208位低级神职人员。第三等级由578名代表组成，其中大多数人从事自由职业（主要是律师）。在开幕当天的演讲之后，选举制度的问题突然爆发。第三等级的代表坚持使用一人一票制，并要求共同验票。政府和其他两个阶级则是想方设法拖延时间。5月27日，贵族阶级开始了自己的验票程序，他们还是采用各等级分别出席、讨论、组织投票的方式。第三等级则是自行宣布成立英国式的“公民议会”。他们随后对包括神职人员和贵族在内的所有代表进行验票，并邀请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参加。身为公民议会主席，西哀士坚信：第三等级是国家的唯一代表。6月17日，“公民议会”更名为“国民议会”，真正的国民议会就此诞生。
6月19日，路易十六用自己的绝对君权对第三等级进行阻挠，他以筹备两天后的国王发言为由关闭了梅尼大会堂的会议厅。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在附近一个室内网球场集会并庄严宣誓。《网球场宣言》的内容表明，他们决定在法国宪法制定之前绝不解散。
从那时起，革命的节奏就变快了。比起顽固守旧、忠于君权的高阶教士来说，在神职人员中占大多数的是来自底层的神甫，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受到了自由党思想的影响，赞成公民议会的倡议；还有47名贵族也对公民议会表示支持。在那段时间里，因为痛失年仅8岁的儿子，路易十六一直隐居在马尔利城堡。6月23日，他走出城堡向三个阶级发表讲话，而当时三个阶级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议会。国王的讲话没有引起热烈反响，他在讲话中命令三个阶级分开议事，随后将他们驱散。
网球场宣言
1789年6月20日，穆尼埃（Jean—Joseph Mounier）提议第三等级的同伴共同宣誓：“在坚实的基础上制定并巩固法国宪法，在此之前绝不解散。若受形势所迫，则到天涯海角也要坚持集会。”
插图 《网球场宣言》（图中间站在桌子上宣读誓言的是议会主席巴伊），油画，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所作，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神职人员和贵族服从了命令，但是第三等级的代表拒绝离开。会议的主持人质问国民议会主席巴伊为何不遵从王命，巴伊强硬地反驳说：“在我看来，国民议会不接受任何命令。”随后米拉波发表讲话，他满腔热血地对同伴说：“我希望你们以尊严为盔甲，坚定你们的誓言。在宪法制定之前，我们绝不离开。”代表们的坚持不懈最终得到了回报。6月27日，路易十六做出了让步，他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地位并且要求贵族和神职人员加入议会。7月9日，代表们开始为法国修订宪法，并将国民议会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
攻占巴士底狱
在凡尔赛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巴黎人民极大的关注，媒体每日跟踪报道议会的辩论。国王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是一名自由党贵族，他将自己名下的皇家宫殿的花园布置成了对公众开放的聚会地点，人民群众在此进行激烈的政治讨论，对议会的决议各抒己见。与此同时，几周以来面包一直在涨价，因此整个巴黎被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之中。有消息称凡尔赛周围的军队有异动，这让巴黎人民感到更加不安了，他们不禁想到路易十六和君主派顾问可能在准备以武力恐吓议会。7月11日，在亲信的建议下，国王罢免了依然深得人心的内克尔，此举似乎更加坐实了军队异动的传言。事态愈发严重，最终导致武装起义在巴黎爆发。
正当骚乱在巴黎的街头不断扩大之时，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定期集会。皇家宫殿内，年轻的律师、时事评论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坐在桌子上，手中攥着一把枪。他向人群喊道：“公民们，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内克尔被罢免是一个信号，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悲剧将在爱国者身上重演！某一天晚上，德国和瑞士的军队会开出战神广场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夺取武器！”演讲引起了群情激愤。人们把象征希望的绿色帽徽作为集结起义的标志戴在头上，在杜乐丽花园中高高举起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然而集结的人群随后就被朗贝斯克亲王（Charles Eugène de Lorraine）率领德国龙骑兵暴力驱散。
卡米尔·德穆兰肖像
法国记者、革命家，于1794年4月5日被处死。无名版画（巴黎杜邦藏品）。
7月13日，参与了三级会议代表选举的市民们在巴黎市政厅集合，热情的人群将他们包围了。在巴黎市长弗莱塞勒的领导下，选民们组成了常务委员会，并组建了一支“资产阶级自卫队”。这支部队最初有4.8万名士兵，负责维持城市治安。为了获得武器，自卫队在成立当天就攻取了一个军火库。但是武器还不够，所以第二天他们又攻占了荣军院。起义者一弹未发就缴获了3万把火枪和12门大炮，现在只缺弹药了。因此，他们攻向了巴黎东边的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原本是一座堡垒，在17世纪变成了王家监狱，里面囚禁过一些著名的文人，如伏尔泰和萨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这里因此被视为君主专制的象征。更使巴士底狱臭名昭著的是，拉蒂德（Latude）曾被关押于此。拉蒂德为了获得蓬帕杜夫人的宠信，欺骗她说有人要谋害她，因此锒铛入狱。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那一天，监狱中只有7名囚犯，包括2名疯子、4名造假犯和1名因私生活而入狱的贵族。
驻军负隅顽抗，起义者持续进攻数个小时，死亡百余人。因此，驻军投降的时候，伺机报复的起义者杀死了巴士底狱的管理官员洛奈。人民的审判紧接着指向了巴黎市长弗莱塞勒，罪名是没有支持此次行动。在被押往皇家宫殿进行叛国罪审判的路上，弗莱塞勒遇刺身亡。随后，洛奈和弗莱塞勒的首级被穿在长矛上游街示众。
起义者在巴黎的街道上设置起了路障以应对国王的报复，然而国王的军队此时已忙得不可开交，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城内的新秩序。资产阶级自卫队更名为“国民自卫军”，由拉法耶特领导。巴黎公社取代选民委员会成为管理机关，巴伊被任命为公社长官，即巴黎市长。7月17日，路易十六来到巴黎，在市政厅内戴上了蓝、白、红三色帽徽。这三种颜色分别代表着巴黎市和法国王室，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法国革命的象征。攻占巴士底狱仅仅三天后，国王就展示出了友好的态度并受到集会群众的热烈欢迎，似乎一种将君主政体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政治形式已隐约可见。在市政府大厅内，一名女性甚至想要冲上去拥吻国王。
7月17日至18日的晚上，部分王室成员离开凡尔赛并逃往国外，其中包括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因此，就在革命取得了第一场胜利的那一天，也出现了第一批流亡国外的贵族，他们害怕并拒绝新的思想—反革命和革命同时开始了。19世纪的历史学家儒勒· 米什莱（Jules Michelet）认为这段时期是“表面上的平静”，他问道：“信仰该往何处去？”新时代就是在这么一段暧昧不清的过渡和酝酿中开始的。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矗立在巴黎东部的圣安托万门附近，是全市最重要的堡垒。修建这座建筑原本是出于城防的需要，而17世纪时它被改为王家监狱，成了君主专制的象征。7月14日，人民群众涌向巴士底狱。他们本意并不是要占领这座要塞，而只是想夺取里面的武器和弹药。
洛奈（Bernard de Launay）是当时负责管理巴士底狱的官员。他率领着一支由32名瑞士士兵和82名老弱残兵组成的驻军，拒绝了巴黎人民的要求。随后，越来越多起义的民众汇聚到巴士底狱周围，其中有很多人都是附近圣安托万镇的居民。双方交火后，一队御林军加入了人民群众一方，将几门大炮架在了巴士底狱门口。洛奈大惊失色，最终打开了大门。在此前几个小时的对峙中因有十多名群众死亡，满腔怒火的人民开始了报复。洛奈被刺杀于前往市政府受审的路上，巴黎市长弗莱塞勒（Jacques de Flesselles）也中弹身亡。
插图 《攻占巴士底狱》，铜版画，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①堡垒 高耸的墙壁和24米高的塔楼守卫着巴士底狱，建筑四周环绕着一条8米深的沟渠。
②白旗 在向起义民众开火之前，驻守的士兵挥舞白旗迎接谈判代表。
③驻军 巴士底狱有114名守军和15门大炮，士兵通过墙上的枪缝向群众开枪，这是造成群众死伤人数最多的攻击。
④外部庭院 进攻者进入庭院，直接威胁堡垒。但是，他们最终只杀掉了一名守卫，这名守卫还是从塔上摔下来的。
⑤大炮 御林军的士兵加入起义，将大炮架在堡垒前面，并向堡垒开炮。
⑥伤亡 这起事件中一共有83名起义者遇难，另外还有15人受伤后不治身亡。
⑦吊桥 进攻者切断了支撑吊桥的锁链，夺取了吊桥。
⑧人群 在暴乱中，聚集在大门下看热闹的人比真正进攻的人多得多。
⑨领头人 胡林（Pierre—Augustin Hulin）曾在瑞士近卫队中担任中士，他在此次事件中指挥起义者并带头冲进堡垒。
⑩ 谈判 布舍龙是巴黎市政府派去与巴士底狱管理官员谈判的人之一。
国民议会的诞生
1789年6月17日
税务
议员们做出了他们第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只有经国家代表批准的税项才是合法的。
1789年6月20日
宪法
遵照《网球场宣言》，国民议会开始起草宪法以确定国家行政、经济和司法的组织形式。
1789年8月4日
废除特权
议会废除了包括贵族特权在内的一切旧制度特权，各省、市、行会无一例外。
1789年8月26日
《人权宣言》
宣言规定了一些重要原则，为制定宪法奠定基础。
1789年9月10日
实行一院制
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确定了一院制原则，即国家仅存在唯一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
废除封建制度
巴黎的革命迅速蔓延到外省，新的市政府和国民自卫军也在各地纷纷建立。同时，革命也获得了乡村人民的支持。1788年到1789年，法国多地粮食歉收，而封建领主坚持继续对农民征税，导致农民对领主的敌意大增。在这种情况下，7月中旬的乡间又谣言四起，说是有成群的地痞、强盗受贵族指使来毁坏庄稼。恐慌的情绪在农村地区蔓延，大家都变得疑神疑鬼。据说在一个村庄里，羊群经过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军队来了。这则轶事虽然显得有点夸大其辞了，但显示出农民对贵族的极大怨愤。土匪的疑云和贵族阴谋的传言最终导致暴力事件爆发，很多城堡和修道院遭到洗劫，记录着贵族特权的土地赋税簿籍被销毁，而农民希望借此将贵族的特权也一并废除。
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得知了外省的动荡。包括很多贵族议员在内，议员们都知道要农民停止攻击城堡，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8月4日晚，拉法耶特和仅次于国王的大地主艾吉永公爵（Duc de Aiguillon）相继到议会前台讲话，要求废除封建特权。他们认为，与人身自由有关的规定应该被废除，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如农民无需再为领主服劳役。同时，两人还提出所有土地应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归国有。议员们热烈支持这一提议，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就废除了所有阶级、行会和省、市的特权及一切税收豁免权，并禁止买卖官职。
玛丽·安托瓦内特
时事评论家常常抨击宫廷内奢靡无度的生活，在路易十六时期，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出身于奥地利已经让王后饱受诟病，时人还常常指责她肤浅轻浮又铺张浪费。从凡尔赛到巴黎再到全法国，人们无不对安托瓦内特指指点点，尤其是在1785年的项链事件之后。当时，有人伪造了安托瓦内特的风流韵事并闹上了法院，从此她声名扫地。安托瓦内特住在凡尔赛宫的小特里亚农宫内，不知人间疾苦，以至于她听说人民吃不起面包的时候答道：“他们吃蛋糕就好啦。”
项链事件
1785年，巴黎一名珠宝商出售一条镶有540颗钻石的项链，价格十分高昂。两个骗子骗他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要买下这条项链，但他们拿到项链之后立刻就逃之夭夭了。当珠宝商去找王后要钱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国王和王后没有选择私下解决这件事，而是诉诸法院。这一案件让人联想到王后平时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最终导致人民群起而攻之。
1783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安托瓦内特在宫中肆无忌惮是其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
插图 玛丽·安托瓦内特肖像画，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所作，现藏于凡尔赛宫法国历史博物馆。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全文由序言和十七条规定组成，这是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说起《人权宣言》，人们时常强调它并不完整，因为它虽然宣告了财产权、言论自由、反抗压迫和司法公正的权利，但丝毫没有提及结社、集会和请愿的权利，也没有提到宗教自由。事实上，宣言起草者只是在内部暂时达成了共识，并打算在制宪辩论中加以改进。但由于该宣言在法国内外迅速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因此被作为序言保留在1791年颁布的宪法中。《人权宣言》的力量不在于细节，而在于充满哲思的序言和简洁明了的首条原则之中，即“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这两者是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完美诠释。
插图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让—雅克—弗朗索瓦·勒·巴比尔（Jean—Jacques—François Le Barbier）所作，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议会表决速度之快让一些议员第二天醒来时对前一天的一时冲动后悔不迭，不过决议的执行却是慢条斯理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特权废除委员修改了部分特权，并将贵族土地的出售价格定得很高，使很多农民无力购买。1792年8月，吉伦特派颁布的法令才真正废除了封建制度。虽然特权废除的程度有限，但是8月4日晚的会议建立起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孕育出了法兰西民族的概念。历史学家弗朗索瓦· 福雷（François Furet）认为当晚的会议对司法和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理性和法律普适性从此深入人心，而这两者正是大革命的基础。
大会还以美国革命中颁布的《权利法案》为蓝本通过了一项关于个人权利的宣言。美国弗吉尼亚州前州长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时作为美国驻法大使居住在巴黎，拉法耶特7月11日提交的宣言草案就是和他共同完成的。关于宣言的辩论，开始于8月20日。8月26日，议会批准通过了《人权宣言》，内含十七条规定。1791年，法国宪法将《人权宣言》作为序言收入其中。法国《人权宣言》与美国《权利法案》有很多相同之处，它肯定了每个人都有财产、言论、反抗压迫和抵制司法不公的自由，同时也宣告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国家主权原则。在19世纪，《人权宣言》被全欧洲的革命者奉为圭臬。
尽管人民士气高涨，看上去似乎大家普遍希望革命，但是议员们对未来的政体仍没有共识，而分歧主要体现在国王可保留的权力等具体问题上。在整个制宪会议过程中，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乃至1791年宪法通过以后也没有达成一致。
此后，议员们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派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他们被对手称为“君主派”，领导者为杰出演说家穆尼埃。他们主张依照英国的模式实行“两院制”，上议院由贵族名流组成，以抵消议会带来的平均主义冲击。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另一派则由革命党人组成，其中的名人包括米拉波、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和巴纳夫（Antoine Barnave），还有来自阿拉斯的年轻议员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他被认为是狂热的革命党人。革命党反对两院制，且只承认国王的搁置否决权。在9月10日和11日的投票中，革命党人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议会最终决定采用一院制，国王仅有搁置否决权，且可将议会决议搁置两届。
凡尔赛大游行
革命党人的胜利使宫廷里的反革命阴谋死灰复燃。路易十六拒绝签署8月4日通过的法令和《人权宣言》，并将佛兰德步兵团调到凡尔赛宫。10月1日，国王的侍卫宴请佛兰德步兵团的军官，国王也前往赴宴。现场的欢呼声表明，自由党改革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在现场，有人分发象征着君主制的白色帽徽，并将三色帽徽踩在脚下。这一幕，两天后又重演了。
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时，人民感到愤愤不平。10月4日，人群涌入市政厅，就连拉法耶特和国民自卫军也没能阻止。在一大群妇女的带领下，游行的队伍朝着凡尔赛宫走去，要求国王批准法令。路易十六承诺签署法令（他在10月5日至6日夜间签署了《人权宣言》），随后王室成员出现在城堡的阳台上，骚乱逐渐被平息。然而，在黎明时分，一群示威者潜入皇宫并直抵几乎没有设防的皇后寝宫，几名护卫被杀害。在押送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王子前往巴黎的游行队伍中，护卫的头颅被挂在长矛上示众。路易十六一家搬入杜乐丽宫与民众居住在一起，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监督。作为专制主义和贵族腐败的象征，凡尔赛宫被遗弃了。议员们也随国王一起来到了巴黎。
制宪议会在杜乐丽宫的室内马场安顿下来，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被旧制度的拥趸背后捅刀子了。10月21日，巴黎市长巴伊发布了戒严令，社会归于平静，议员们得以潜心研究改革大业。一直远居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在杜乐丽宫第一次发现了与民同住的乐趣。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安托瓦内特王后都觉得很愉悦。到达杜乐丽宫的第二天，她写道：“我对人民讲话，民兵和村妇都想和我握手，于是我向他们伸出了手。”当巴黎人民挽留她的时候，她回答说：“希望我们的生活安逸富足，希望所有的仇恨都到此为止，希望不再有流血牺牲，到那时只要一点儿血就能吓得人落荒而逃。”
“法国人的国王”和“公民国王”成了路易十六的新头衔，但有舆论认为这并不会对国王权力造成威胁，反而能巩固王位。对这一说法，路易十六也有所耳闻。1790年2月，他身着一袭黑衣，以平民打扮出席了国民议会，并宣誓会维护和捍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因为宪法是公共意志的成果，而他的意志要符合公共意志。同时，他还承诺会将王子培养成一名“真正的立宪制君主”。为此，巴黎市长巴伊称其为“正义的路易”“善良的路易”“明智的路易”“伟大的路易”。
到凡尔赛去，到凡尔赛去！
随着人民群众的伤亡不断上升，为了打破革命困境，大家寄希望于把国王夫妇转移到巴黎。10月4日，几百名来自圣安托万镇和巴黎菜市场的妇女闯入了巴黎市政府，夺取了里面的长矛和大炮。然后，7000名有了武装的妇女一边往凡尔赛走去，一边大喊“我们要面包！我们要面包！”，直到抵达凡尔赛见到了国王。同时，跟在她们身后的还有数百名手持武器的男人。
插图 17世纪版画，作者不详，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于是，在普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感之下，国王和人民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全国上下随处可见革命的象征：三色帽徽、自由树、世俗节日等，博爱的精神无处不在。从1789年年底起，法国各地的国民自卫军纷纷组成联盟，到处一片欢乐的气氛。1790年3月，布列塔尼和安茹的自卫军汇聚在卢瓦尔河畔，宣布他们结为联盟同为法国公民：“我们既不是布列塔尼人也不是安茹人，而是法国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放弃所有地区特权和个人特权。”在这场反贵族的热潮中，封建宪章被烧毁，伯爵、侯爵等贵族头衔被抹去。“民族团结”作为一个崭新的观念，深入人心。
拉法耶特：从美国独立战争到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拉法耶特侯爵年仅32岁，但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经历已经让他有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拉法耶特20岁时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协助美国人对抗英国军队。功成归国时，拉法耶特带回了许多全新的理念，为此法国人将他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是赞成君主立宪制的自由党人。7月14日起义之后，他被拥戴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0月4日，拉法耶特逼迫国王夫妇移居巴黎并接受新秩序，因此有人认为是他煽动了凡尔赛大游行。在随后的两年中，拉法耶特以华盛顿为楷模，利用自己的威望巩固君主立宪政体。1790年联盟节，拉法耶特的声名达到了巅峰。然而，一年之后，他带兵驱散了战神广场上的反君主制示威活动，因而成为雅各宾派的眼中钉。1792年君主政体垮台之后，拉法耶特逃往奥地利并在那里被捕。
插图 拉法耶特肖像，油画，约瑟夫—德西雷·科特（Joseph—Désiré Court）所作，现藏于凡尔赛宫法国历史博物馆。
为了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巴黎举办了联盟节。人民运动达到高潮，约2.2万名国民自卫军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巴黎战神广场，并在30万民众面前游行。弥撒过后，联盟军人在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的带领下共同宣誓“忠于国家，遵守法律，忠于国王”。随后，路易十六宣誓将运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来捍卫宪法。这次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国各地的联盟军人秉承和平的理念聚集在一起，体现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精神和人民的团结，象征着一个全新的法国就此诞生。米什莱分析说：“人民从联盟转向了团结。”不过，节日当天的大雨又似乎兆示着什么。
君主派与革命党
10月5日这一天，反革命阵营形成。由于包括穆尼埃在内的一众领导人外逃，君主派迅速土崩瓦解，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只剩下了零星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日内瓦记者马莱（Jacques Mallet du Pan）。他在《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方面阐明绝不可能回归君主专制，另一方面指出温和派正遭受激进主义思想的恐吓：“舆论迫切地想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断头台或绞刑架。这些激进分子假借自由的名义发出诅咒：‘要么信，要么死。'”不过，马莱也并不同情君主派的接班人—“保守派贵族”。保守派贵族指那些希望回归旧秩序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在议会中的表现十分积极，充分展示了挑拨离间的“艺术”，其代表人物为卡扎雷斯（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ès）和教士莫里（Jean—Sifrein Maury）。
在保守派贵族对面，坐着的是支持继续革命的人。因为革命派和保守派分别坐在议会的左右两侧，人们习惯于称他们“左派”和“右派”，而这两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极左派的巴纳夫、拉梅斯和杜波特（Adrien Duport）组成了“三头同盟”，强烈反对两院制和国王的绝对否决权，并支持以最激进的方式进行革命。三人旁边坐着的是罗伯斯庇尔，他以积极支持普选而著称。
1792年雅各宾俱乐部集会
雅各宾修道院坐落在巴黎圣奥诺雷路上。这幅铜版画生动描绘了修道院图书馆内激烈辩论的场景，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1790年联盟节
版画，作于18世纪，作者不详，描绘了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巴黎战神广场的场景。该画作（第38—39页）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在议会外，代表们分派别聚集在一起准备辩论，如保守派贵族的“法国沙龙”、君主派的“君主制俱乐部（后更名为“君主立宪制之友俱乐部”）”、中间偏左的宪政派和革命党的“宪法之友协会”等。议会转移到巴黎之后，宪法之友协会开始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因此也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刚开始的时候，只有议员可以加入，但他们很快就开始了扩招。尽管雅各宾俱乐部有点精英主义的性质，要支付会费才能加入，但它依然成了极具影响力的论坛。到1790年夏，雅各宾俱乐部会员已超过1000人。通过与各地分社保持联系，雅各宾俱乐部在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米拉波：为平民说话的君主立宪派贵族
米拉波伯爵，原名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出生于外省的名门望族。米拉波年轻时充满冒险精神，因时常传出花边新闻，导致他和父亲及岳父母的关系都不太好。他曾多次被关进王家监狱，在狱中写了不少低俗小说和政治小册子，其中一本小册子就描述了法国的监禁令和监狱生活。
1789年，米拉波当选为第三等级的议员。出色的演讲才能、充满激情的演说和关键时刻坚定不移的气概让米拉波很快崭露头角。1789年6月国王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时，他强硬地反驳道：“我们代表人民的意志来到这里，只有死亡能让我们离开。”不过，从1789年10月起，他就倒向了温和派的阵营，希望用适度的改革来代替革命—他所在党派的座右铭是“拒绝对抗，停止暴动”。随后，米拉波开始为路易十六奔走活动，他建议国王郑重接受革命者的要求，并离开巴黎定居鲁昂，而他自己将会控制住大革命在鲁昂造成的混乱状况。举让米拉波失去了议会同僚的信任。1791年米拉波逝世，举国哀悼，并成为第一个入先贤祠的人。米拉波死后，他与王室的往来被人发现，从而名誉扫地。
插图 版画，作于18世纪，作者不详，现藏于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
1790年4月，哥德利埃俱乐部诞生。俱乐部的集会地点是一座方济各修道院，而方济各派的修士常在腰间围一根绳子作为腰带，“哥德利埃俱乐部”则因此而得名 。由于不收取任何会费，他们在底层人民中非常受欢迎，而且与雅各宾俱乐部不同的是他们还招收女性会员。哥德利埃俱乐部在议会中代表着平民百姓的利益，他们密切关注议会的活动并随时对议会施压。
君主派内部四分五裂，关于民主革命的讨论又永无休止，整个法国社会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18世纪，法国人偏爱抽象的哲学，从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就可见一斑。但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抽象的哲学无法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大革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制宪会议上，一个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是米拉波。
一年以后，米拉波认为要抑制革命进程，当时的他虽然仍是革命阵营的一员，但是没有任何人支持他。他看不起拉法耶特，认为拉法耶特不过是抄袭自己的想法，而当时十分活跃又人气很高的“三头同盟”—巴纳夫、拉梅斯和杜波特又看不起他。此外，国王也不像后来那么信任他。更重要的是，法律禁止议员进入政府任职，而米拉波企图无视法律担任部长以便更好地实施他的计划，这导致他更加不得人心。米拉波最终没能成功抑制革命进程，究其原因还是他作茧自缚，因为就是他参与促成了反对教权的政策。
天主教会的问题
议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无疑就是如何确定天主教会的地位和作用。秉承启蒙运动的反教权精神，议员们想废除教会的所有特权并阻止教会积累财富。因此，1789年8月11日的法令废除了“什一税”，且不给予任何赔偿。11月2日，议会认为教会只是利用土地来维持神职人员开销的国家土地保管人而非土地所有者，因此议会投票决定将教会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起初议员们声称原教会土地的抵押收入将用于宗教活动，但1789年末政府发行了一种名为指券的国家债券，并规定指券所有人可以优先购买国家没收的土地，也就是说原来的教会土地被直接挂牌出售了。从那时起，教会成了一个普通的公共机构。议会当初甚至让教士担任自己的代言人，让他们在讲道台上宣读议会通过的法令。
1790年5月，议会终于就教会组织形式的立法进行了辩论，并颁布了《教士公民组织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该法令的目的一方面使教会结构合理化，让每个省成为一个教区，另一方面使教会选举民主化，从此主教和神甫都由公民选举产生。同时，该法令还保证了神职人员之间人人平等，并按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给教士发放工资。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反教权法。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底层神职人员因此而摆脱了贫困，不必再忍受教会内部不公正的财产分配和等级制度。《教士公民组织法》其实是受到了法国教会自主派人士的启发，他们提倡法国教会应独立于罗马教廷。但是，此法一经颁布就马上遭遇了天主教会的反对，教会之外也有人认为不应以政治干预宗教，也不应将高级教士等同于公务员。
教皇与大革命
1791年3月10日，教皇庇护六世拒绝承认法国大革命宗教政策的基石—《教士公民组织法》。此举直接导致了法国教会分裂，对反革命萌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插图 当时一幅讽刺教皇庇护六世的铜版画。
此外，根据议会的要求，教皇必须接受这项法律并允许法国神职人员向宪法宣誓效忠。忠于宪法是《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神职人员领取薪水的先决条件。沉默了数月之后，教皇庇护六世（Pie Ⅵ）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一旦这项法律生效，教皇将再也无法对法国教会造成任何影响。教皇的态度引起了神职人员对法律的抵制，议会被迫将宣誓的最后期限推迟到1781年1月底。尽管高级教士一致反对做出任何改变，但是底层神职人员却分成了两派：向宪法宣誓效忠的“宪法派”和拒绝宣誓的“抵抗派”。1791年，教皇拒绝承认《教士公民组织法》和大革命的精神，教会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
路易十六出逃
6月20日至21日的晚上，王室成员秘密逃离杜乐丽宫，乘坐马车朝德国边境驶去。
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伪装成仆人跟随在王子、公主的家庭教师图尔泽夫人身后，而图尔泽夫人则自称是科尔夫男爵夫人。他们距目的地蒙梅迪有两天的路程，但是路途中间耽搁了不少时间，给逃跑增加了难度。在到达瓦雷纳的时候，一位名叫德鲁埃（Drouet）的退伍军人认出了国王和王后。两人随后被逮捕，但返回巴黎的路途对他们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6000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全程护送国王的马车。半路上，议会派来了两名代表—佩蒂翁（Jérôme Pétion de Villeneuve）和巴纳夫，他们没有请求允许就径直上了马车。一行人抵达巴黎时，民众纷纷对王后破口大骂。为了控制愤怒的人群，议会宣布：“对国王鼓掌欢迎的人将被杖责，但对国王出言不逊的人将被绞死。”
插图 右侧为讽刺王室成员被捕的版画，作于18世纪；左侧为德鲁埃肖像。
国王出逃被捕
这场宗教冲突，对路易十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开始，路易十六在两名自由党主教的劝说下签署通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12月的时候，他也签署了法令要求神职人员向宪法宣誓效忠。然而，由于王后玛丽· 安托瓦内特对宣誓的教士心存芥蒂，再加上有传言说教皇反对这项法律，路易十六便开始感到后悔。1791年3月，罗马教廷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否定最终使路易十六倒向了反对派阵营，他把身边的宪法派神甫换成了一名抵抗派神甫，且不再对这场动摇皇权、教权根基的大革命表示支持。
路易十六本可以成为一名顺应历史潮流的国王，只要他将继承来的君权神授的专制国家改为议会制国家，限制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并且和人民一同分享国家主权。然而，他无法摆脱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专制传统，所以也无法真心支持革命。他不擅长利用王权进行政治斗争，又害怕新一轮的人民起义爆发，而王位是他无法承受之重。于是，在亲信顾问的建议下，路易十六决定逃跑。
4月19日，路易十六前往圣克劳德城堡参加一名抵抗派神甫主持的复活节弥撒，却遭到人民群众拦截。路易十六本来就打心底里反对革命，这次的拦路事件又让他愈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介囚徒。在王后玛丽· 安托瓦内特的坚持之下，路易十六最终同意了在6月21日晚上逃跑，不过这次冒险却以失败而悲惨告终。他们一开始就耽搁了时间，以至于没有按时到达约定的地点。后来，在马车行驶到边境附近的瓦雷纳时，一名退伍军人认出了国王夫妇。他们因此被捕，并被耻辱地带回了巴黎。
逃跑的企图使国王名誉扫地。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期，共和制的人气上升。国王不在的时候，议会接管行政大权并接受了国民自卫军的宣誓效忠。回到巴黎之后，路易十六被停职，且处于人民监视之下。6月21日，哥德利埃俱乐部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7月14日，雅各宾俱乐部如法炮制。革命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一些人认为革命目标已经实现，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继续革命。
在哥德利埃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引导下，在日益壮大的激进派雅各宾俱乐部议员的煽动下，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极端。此时，部分革命党人决定与国王合作，以防止民主革命偏移出安全的轨道。这些人的领导者是巴纳夫，他曾陪同国王和王后从瓦雷纳返回巴黎，因而对王后的镇静敬佩有加，也明白君主制是拦在社会革命前的最后一道屏障。7月15日，在雅各宾派要求废黜国王的第二天，巴纳夫借口说国王并非外逃而是被绑架，要求议会恢复国王的职位。两天后，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在巴黎战神广场上组织集会，并在国家祭坛前要求立刻废黜国王。在议会的命令下，拉法耶特率领国民自卫军驱散了示威群众。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和罗伯斯庇尔等人无视巴黎市长巴伊的戒严令，呼吁群众坚持示威。随后，拉法耶特命令国民自卫军向示威者开枪，造成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7月17日是革命进程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7月15日，巴纳夫宣称农民获得土地的革命目标已经达成，革命已经结束了。他表示应警惕任何极端化倾向：“我们要结束革命还是再来一场革命？……如果革命进一步发展，就一定会出现危险：如果想在自由方面更进一步，我们就只能毁灭君主政体了；如果想在平等方面更进一步，我们就只能侵占土地了。”两个月前，杜波特就已经发表过类似的演说，他说：“革命已经完成了。”他们都认为接下来的革命应该由立法而不是群众运动来完成，现在到了制定宪法以温和推进革命的时候了。因此，战神广场枪击事件之后的数周内，巴纳夫一行人都在努力推进宪法的制定。
当时，作为巴黎公共意见领袖的极端运动遭到了残酷镇压，包括哥德利埃俱乐部在内的部分俱乐部被关闭，一些报刊被禁止出版，其中包括马拉（Jean-Paul Marat）的《人民之友报》（L'Amie du peuple）、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的《共和党人》（Le Républicain）、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以及英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报。此外，丹东等起义领导人被流放。与此同时，议会根据保守派原则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君主的行政权得以扩大，国家秩序基本恢复。9月30日，制宪会议主席在闭幕会议上宣布：“国民议会已经为国家制定了宪法，王权与自由得以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