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产

据估算，我国的新中产人数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了2亿，有关新中产的话题也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如：

“年入20万，我是新中产吗？”

“新中产的标准是什么？”

“新中产究竟如何界定？”

这些都是社交平台上热度较高的新中产相关话题。为了解答上述问题，让人透彻了解新中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新中产下定义。

从价值观、经济、职业和教育来定义

对“谁是新中产”这个问题，可以从价值观、经济、职业和教育这4个方面定义，并根据这4个方面的细分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新中产（见图1-2）。

新中产具备新审美、新消费、新连接的价值观。

在审美层面，新中产有清晰的、符合当代商业美学的审美趣味，既不人云亦云，也不盲目崇洋媚外。

在消费层面，新中产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前提下，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自我修养的提升上，消费支出中与体验有关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

在连接层面，新中产更善于使用移动互联网等工具，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找到价值观、审美观、消费观类似的同好者，进入相应的圈层。

除了价值观，经济水平也是界定新中产的重要指标，其细分指标主要包括收入与资产水平。一般而言，新中产的经济水平要满足下述中的1条或者多条：

●家庭年收入在20万～100万元；

●家庭年净收入（即家庭年收入除去各项开支）在10万～50万元；

●可投资资产在20万～500万元。

而且，新中产大多从事专业性或者管理类工作，主要包括企业主、企业中高层和各行业的专业白领，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媒体人、学者等文教职业，以及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内人员等“体制内”成员占多数的职业。

除此之外，新中产的基础特征是“80后”，接受过高等教育，来自一、二线城市。根据吴晓波频道2018年的统计，“80后”是新中产的最大子群体，占比为54%，其次是“70后”和“90后”。新中产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超过91.7%的人拥有大学本科或专科学历，其中21.3%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即便小部分新中产没有高等教育经历，也具备相应的文化和科学素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价值观的3条标准、资产的3条标准及职业和教育标准，一共8条标准作为硬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新中产。其中，符合全部8条指标的属于高阶新中产（超标新中产），符合6～7条的是标准新中产，符合4～5条的是准新中产。

从消费、财富、职业、家庭和社交来定义

在2017年调研的基础上，吴晓波频道在2018年的白皮书中对新中产的消费、财富、家庭、职业和价值观等方面展开了更深入具体的调研和分析。

在消费层面，新中产群体为幸福和发展的需求花钱，消费形态从以必需型消费为主，向发展型、美好型消费转变；消费形式转变为新增消费（买没有买过的东西）、品质升级（买比原来更优质的东西）和性价比升级（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好的商品）。

在财富层面，新中产具有非常强的理财意识，十分注重信用管理，大部分新中产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但在财富知识结构或是理财习惯方面，新中产还有非常多需要补习的课程。在包括负债管理、理财工具和理财配置等其他方面，新中产也还有许多需要提升之处。

在职业层面，新中产最大的特点是创意阶层和新专业主义[1]的崛起，这主要是产业（即就业岗位需求）升级和就业人口结构（即就业供给）均衡调整的结果。

在职业技能的深度和专业度上，新中产人群中存在着通才和专才之辩，即管理型职业规划和专家型职业规划之间应如何选择。在职业技能的广度上，则体现为新中产对知识付费和各个领域基本方法的诉求。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自己对某项技能从原本的不熟悉提升到有一定掌握的程度。

此外，快速发展的社会、快速变革的产业格局和快速演变的职业生涯，也带来了新中产的职场焦虑，这表面与“快”有关，内核则是收入或职业发展与自己预期之间的差距。在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型社会的中国，新中产对职场“办公室政治”几乎毫无兴趣，他们与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在工作方面满意度最高的部分。

在家庭层面，新中产对婚姻的看法是希望两个人生活能够好于一个人生活，尤其对于年轻的未婚新中产而言，婚姻是一项高标准的人生大事，如无必要则不结婚。

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时，代沟普遍存在，但双方总体上能保持对不同生活形态的理解；在生活习惯上，则存在典型的下一代在文化上对上一代进行反哺的后喻型[2]社会特点。

新中产与下一代的关系，则体现在不惜代价的高投入中。尽管对这种投入是否过量的争议未有结论，但毫无疑问，对下一代的高投入，预示着在未来20年里，将出现一整代成长在新中产家庭、带有更加典型中产特征的年轻人。

在社交层面，新中产首先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才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因此新中产追求更有质量的社交，由此形成了社交圈层化。例如，新中产会因为兴趣爱好而相互结交，不会为了社交而社交。

以上便是新中产在消费、财富、职业、家庭和社交等层面的特征。

新中产的自定义

对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定义。新中产在自我认定时，收入、教育和职业不同的两个人，或许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比如，对“多少收入算是本地中产的收入起点”这个问题，不同级别城市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答案。三、四线城市的答案基本相同，并与一线、二线城市形成3个级别。吴晓波频道在2017年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将家庭收入分为5个档次：5万～10万元、10万～20万元、20万～50万元、50万～100万元及100万元以上，让不同城市的人群选择自己眼中的“本地中产的收入起点”。

结果显示，15.7%～19.9%的三、四线城市人群认为，5万～10万元是本地中产的收入起点，而同意这一观点的二线城市人群只有8.6%，一线城市人群仅为3.9%。

不过，相比家庭收入，除去各项开支后的家庭净收入更能体现新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定。根据上述调查，在家庭净收入在10万～20万元的人群中，48.7%的一线城市人群认为自己是中产，50.5%的二线城市人群认为自己是中产，47.0%的三、四线城市人群认为自己是中产。

巧合的是，家庭净收入为5万～10万元、20万～50万元和50万～100万元的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人群中，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比例也基本一致。这说明，不论是在哪一个级别的城市，家庭净收入水平相同的人群，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比例非常一致。

中产的标准不仅仅只有收入，还应该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吴晓波频道还针对“未来一年是否有出国游的计划？”“过去一年旅行的开支是否显著增长？”“是否购买了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是否购买了医疗类商业保险？”“过去一年健身运动的开支是否显著增长？”等问题做了调查。同一净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大部分问题上的选项非常接近，而其中几个问题则是区分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中产或新中产家庭的关键——主要在健康和生活方式方面。

以净收入20万～50万元的家庭为例，他们的教育背景、婚姻、年龄基本一致，但认为“我是中产”的群体在旅行、出国游、购买空气净化器/净水器、商业保险、运动健身等方面的支出显著高于认为“我不是中产”的群体。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群体更注重走出去看看，想要增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也更注重健康。他们在消费、审美和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上，更现代也更加新潮。

在吴晓波频道的调查和访谈中，出现的另一种典型情况是“新中产的高净值化”[3]。有多位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新中产标准的受访者，自认为并不是新中产，原因在于“目前的家庭资产和收入还够不上”。其中有部分受访者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新中产标准，以京、沪、深等城市为例，他们认为新中产的标准应该是：

●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

●有至少一套无贷房产和一辆豪车；

●可投资资产在500万元以上；

●可以不工作也不用担心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看上去，这更像是高净值人群的下限标准，即便在那些超一线城市，符合这个标准的家庭也不会太多。

新中产概念的“高净值化”，或许是由于“记忆的转移”。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大范围“中产”讨论的时期，大约可以上溯至2003～2005年，当时引领大众审美的典型“新中产”，是北上广的外企职员。

就收入和生活水平而言，那时的中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去甚远，当时外企白领的社会地位相当风光，收入参照企业总部所在国的标准，远高于中国同类型企业，而生活开支则是中国标准。

收入与开支的剪刀差红利，使他们成为中国最早成批出现的西方“中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出差入住高级酒店，面试或商业洽谈选在星巴克，开会使用PPT，日常饮品为咖啡等，毫无疑问是当时中国城市大部分居民所羡慕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整个社会中，甚至高于今天的金融、互联网等公认的高附加值行业从业者。

就生活水平的绝对意义而言，今天中国绝大部分的新中产，都可以承受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成本。但如果在相对意义上，我们将整个社会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排个序，十几年前外企白领的中产生活方式，大概也约等于以上新中产对“高净值化”的认知。

个人不论以多么高的标准来界定新中产，它都只是作为一个名词被使用而已。但在公共讨论中，我们有必要首先将这个名词的定义阐述清楚。在本书中，我们所指的“新中产”，是以价值观、经济、职业和教育4个维度为界定范围的人群，这或许与部分读者自身对新中产的界定有所出入，在此特别再加以强调。

整体而言，新中产是一个伴随变化和演进的群体，新中产的最大自我认知是“中间感”，这体现在新中产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估上。根据吴晓波频道2018年的调查数据，新中产人群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整个社会的前30%～50%；同时，这还是一个进步的群体，他们认为自己5年前的社会地位位于前40%～60%。在5年之中，他们通过奋斗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一个级别。

当然，从收入、教育程度、职业或是其他方面而言，他们在全中国的排位绝不至此。比如，新中产几乎都有高等教育背景，但中国目前只有10%的人口是大学毕业，即便算上成人高校，也绝不会超过20%。

换言之，新中产对自己有更高的预期。追求进步的人毫无疑问会比满足现状的人有更多烦恼，也因此，新中产的焦虑感很重。不过，这些大多可以被归结为进步中的烦恼——“目前比原来更好，但我还需要更好”。这种求而尚未得到的心态，我们总结为“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