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江亚轮海难——冰冷海水中的顽强坚持
1948年12月3日18时许，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豪华先进的江亚轮满载迫切回乡的乘客，行驶至吴淞口里铜沙浅滩附近海域时，突然爆炸。江亚轮的电报房被炸毁，汽笛也哑了，一时间，人们被隔绝在茫茫海水中。船尾开始快速下沉，海水已汹涌而来，短短数十分钟，几乎全船沉没——2300多条生命，永远消失。遇难人数之多，不仅在中国航运史上，即使在世界航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船在不断下沉，落水者拼命挣扎，攀在船顶的幸存者也被浓墨般的夜色笼罩，等待他们的似乎仍然是绝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被淹没、冻僵前一起喊救命……那天晚上营救江亚轮遇难旅客的众多船只中，有一艘金源利号运输船，为救援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很多江亚轮船难幸存者心里的诺亚方舟。
责任编辑/袁栋梁
一次超载的航程
1948年底，黄浦江上的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比往年更加嘈杂混乱。
正值战火临近，上海这座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人心惶惶。许多寓居上海的外乡人或因暂时失业，或为避开城市乱局，或惦念故乡，纷纷打算回乡。宁波是在上海谋生的外乡人最大来源地之一，当地还有冬至祭祖的风俗，因而从11月下旬开始，从上海到宁波的沪甬航线格外忙碌和拥挤。
12月3日下午，江面平静，清风徐徐。江亚轮停靠在十六铺码头边上，它是沪甬航线上最先进、豪华的一艘大型客货轮，等待上船的客人早在码头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江亚轮原名兴亚丸，是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于1939年至1940年制造的铁质客货轮，原设计可载客1186人，与宁波丸（江静轮）为姐妹船。抗战胜利后，江亚轮被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接收。
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于是将江亚轮等5艘轮船转拨招商局营运。经招商局改造后，江亚轮可载旅客2250人，设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1946年5月，江亚轮正式投入沪甬线航行，与江静轮每日对开，由上海至宁波的航程仅需12小时。
到1948年，江亚轮船龄未及10年，仍处“壮年”，无论外观还是内置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此前，江亚轮已在沪甬航线往返近800次，无疑是黄浦江上繁忙船队中的明星。
船马上就要开了，登船的舷梯已经抬离了码头。在上海一家军服厂打杂的19岁青年邹信芳从码头上飞奔而来，手里挥着头一天买到的统舱（散客，最低等舱位）票，大喊：“还有乘客！”
江亚轮不会为一个统舱乘客再放下登船梯。不过船尾有小门，还在上货。邹信芳赶紧跑过去，找到一个搬行李的人，塞给对方几张钞票，终于跟着穿过后门，登上了江亚轮。
邹信芳大概是最后一个登上江亚轮的乘客。
根据现存于上海档案馆的江亚轮乘客名单统计，1948年12月3日，江亚轮共售出船票2207张，加上船员186人，那天在江亚轮上有案可查的人员为2393人。但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江亚轮上还有大量的“黄鱼客”。所谓“黄鱼客”，指的是没有船票、通过各种关系登船的人。
宁波晚报编委蔡康是宁波人，数十年来，一直在追访、研究江亚轮海难。蔡康说：“除了有据可查的乘客名单，还有后来在船上补票的400多人，军人和孩子不用买票，大约有300人。在船员的庇护下躲过查票的据说有百余人，保守估计船上应该有3200余人。”
超载，对那个时代沪甬航线上的轮船来说司空见惯，江亚轮也这样航行过不知多少次。
15时30分，江亚轮船长沈达才登上船。他是个老船长了，从1934年10月开始船长生涯，1945年5月担任江亚轮船长，阅历丰富。
16时整，沈达才下达指令：开船。江亚轮拉响了汽笛，驶离十六铺码头。这原本是一次轻松的航程。当天的气象报告，晴到少云，气温3至7摄氏度，风力2至3级。这是冬天里非常适合航行的好天气。
江亚轮的既定航道是从十六铺码头起航，沿着黄浦江驶入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然后右转，沿着海岸到达宁波。航线距离不长，江亚轮用不了一夜就能抵达。
江亚轮的最后一条航行记录是，18时35分，依照既定航道驶入吴淞口里铜沙浅滩附近海面。里铜沙浅滩附近已经进入大海，通过了船只往来穿梭的吴淞口，下面的航程就轻松了。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沈达才放心地离开驾驶舱，去餐厅吃饭。然而，大约10分钟后，忽然一声巨响，整个船身猛烈地震动起来……
船员和乘客一样惊慌失措，没有采取任何救生措施
沈达才慌忙跑出餐厅，直奔驾驶舱。
江亚轮上已经乱作一团，上等舱的乘客们冲出舱室，不知所措地拥挤、冲撞着，到处都是哭喊、惊叫声。
沈达才赶到驾驶舱，这里只有几个水手在值班，大副、二副或不在值班时间，或不在岗位上。沈达才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爆炸，但可以肯定爆炸发生在船上，威力巨大，江亚轮很可能因此沉没。他根据十几年的船长经验，本能地向舵手下令，船头向右转90度，离开航道，紧急冲滩。
这是江亚轮发生爆炸后第一时间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策。沈达才很熟悉这条航道的水文地理，里铜沙浅滩一带水不深，冲滩可以让江亚轮在浅滩搁浅。虽然这样船体会受损，但如果冲滩成功，或许可以阻止船体下沉。
沈达才下令冲滩后，仍然没有得到更多关于爆炸情况的汇报，只能自己去船尾查看。然而江亚轮的走廊、过道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乘客，沈达才艰难地推挤着众人前行了一段，最终放弃，又折回驾驶舱。
此时，几个高级船员和水手也来到了驾驶舱，带来了新的情况。轮机长和司炉报告说，轮机没有问题，锅炉也没有爆炸。这两处没有发生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江亚轮是自身爆炸。但无论是自爆还是外力造成爆炸，爆炸都已经发生，江亚轮面临着灭顶之灾。
据一些幸存者回忆，江亚轮爆炸后，全船电灯立即熄灭。更坏的消息是，江亚轮的电报房在船后侧，在爆炸中被彻底炸毁，报务员一死一伤，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呼救电报也未能及时拍出。电报是当时在海上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江亚轮已经失去这条呼救途径。
另一种呼救方式是汽笛。国际通行的轮船遇险呼救信号，是6声短汽笛。而江亚轮的汽笛仅短促地响了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音。
江亚轮也没能冲上浅滩，船尾开始快速下沉。此时船所在位置的坐标是东经31度15分、北纬121度47分，距离吴淞口只有30里远。
形势越发紧急，混乱中，本该负责组织救生的船长、船员们完全和乘客一样惊慌失措。从后来的调查中，人们推测江亚轮自救措施几乎为零，在当时媒体对江亚轮海难的报道中，很多都提到了一个细节：慌乱加上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连这种最基本的自救措施都没有实行，船长和船员难辞其咎。
江亚轮海难幸存者戴仁根是一个“黄鱼客”。戴仁根回忆，那年他只有18岁，在上海一个商行当学徒。因为没有买到船票，他找到了在江亚轮上做水手的舅舅。舅舅把他带上了船，安置在二等舱。
戴仁根虽然被安置在二等舱，但那里并没有他的铺位，只能自己找地方呆着。他无所事事地在船上闲逛，然后来到三等舱左前方的船舷旁，眺望夜色中的大海。戴仁根记得，他看到江亚轮前方有一两处灯光，应该是有小船在航道上。江亚轮鸣了两次汽笛，小船很快让开了。
就在汽笛声响过几分钟后，船体后部忽然传来炸雷般的一声巨响，江亚轮剧烈地震颤起来，正准备回到船舱的戴仁根被晃了个趔趄。
爆炸发生后，戴仁根在三等舱旁的甲板上，舅舅很快找到他，叮嘱他呆在原地别动，随后匆匆离去。没能等到舅舅回来，戴仁根就被冲到海里。落水后，他抓到一根木头，凭着年轻体力好，抱着木头在冰冷的海上漂浮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被一艘渔船救起。
“戴仁根告诉我，经过那场劫难以后，他一辈子再也没有坐过船。”蔡康说。多年以后，戴仁根才知道舅舅为何没有回来找他。一个从江亚轮上逃出来的厨师告诉戴仁根，舅舅找到了两个救生圈，但是在寻找戴仁根的途中，救生圈被一群乘客围上来夺走，他又回舱去找救生圈，这次没能从舱里出来。
从戴仁根的回忆中，也可以了解到爆炸发生后江亚轮船员的反应和作为。从江亚轮爆炸到最后全船沉没，船长及船员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生措施，这是江亚轮海难丧生人数众多的一大原因。
和汹涌的海水赛跑
江亚轮开始下沉后，冰冷的海水最先灌入了船体最下面的货舱和统舱。
第一个上船的严阿土就在统舱之中。他是上海电池厂的一名宁波籍普通工人，因为买的是统舱票，没有铺位号，所以他早早来到码头，排在登船队伍的第一个，希望能先上船占一个好位置。但没坐多久，位子就被别人强占了，严阿土只好盘腿坐在扶梯下，没想到这却救了他一命。
爆炸发生时，严阿土下意识地顺着楼梯往上跑，等他爬出舱口时，海水已经开始涌进船舱。严阿土回忆，他是第一个从舱口爬出来的，而他的身后没有几个人能跟出来。
统舱之中，以铁栅栏门分隔开不同的区域。那天晚饭前，因为没有票的登船人太多，船上曾经查过票。来查票的人怕无票乘客躲避，就把通道上一些铁栅栏门关闭了。爆炸发生后，很多人逃生之路被阻，只能死死地抓着铁栅栏门，被海水瞬间吞没。
最后一个上船的邹信芳当时正站在四等舱的过道里，那一声巨响的震撼让他“整个人都蒙掉了”。他后来回忆，那爆炸声大极了，人的五脏六腑都快给震出来了。船上的灯一灭，海水就哗哗地涌进来了。舱里的人在黑暗中挤作一团，随着船的倾斜，挤过来挤过去，叫声哭声响成一片。
大概两三分钟后，邹信芳清醒过来，这时海水已经灌入舱体。水势极为凶猛，转眼就齐腰深。跑是根本来不及了，在急速的水流和越来越深的水中，走路都极为困难。
邹信芳会游泳，可是在狭窄拥挤的四等舱中根本施展不开。邹信芳被海水卷到一边，忽然发现上层甲板被炸开了一个洞口。他连忙攀着洞口的钢板，奋力爬到上层。
邹信芳后来久久不能忘记，就在他身后不远，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大声哭喊着：“救救我的孩子！”等他艰难地爬到上一层甲板，想回头拉一下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时，汹涌的海水已经将整个四等舱淹没。下面只有翻滚的海水，而且还在向上喷涌，邹信芳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上爬。
连爬三层后，邹信芳回头望望，整个船尾已沉入水中。随后，他又摇摇晃晃地走向船头，到了船头甲板后再往上攀，直到轮船顶部。此后他一直呆在桅杆旁。
三等舱位于江亚轮的主甲板，同样因为查票，一些区域的舱门被锁上了，海难发生时，没人想起把这些铁门打开，致使部分人无法逃生。
宁波镇海人金国平就在三等舱。登船时，队伍旁边有几个票贩子在兜售黑市票。金国平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拉着才过一周岁的儿子，和票贩子讨价还价。票贩子开价太高，他们夫妻决定第二天买到船票再走。金国平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车夫的三轮车，一个票贩子却突然拉了他一把，压低了船票的报价。金国平后来反复念叨，他作出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一家三口拿着两张三等舱的船票，通过了检票口。
爆炸发生后，金国平夫妇还算幸运，抱着儿子跑出了舱室。但是船体很快倾斜，一家三口和甲板上的很多人掉落进冰冷的海水。后来被救起的只有金国平一人，他几乎疯掉，余生里，时常自言自语地念叨“不该买那两张黑市船票”。
最上层的一等舱和特等舱，票价高昂，所在者非富即贵。上海闵行南货店老板的女儿徐小文和未婚夫林瑞生，就在一间特等舱里。徐小文此行是要去宁波看望外公外婆，出门前收拾行李、梳妆打扮花了太多时间，险些迟到。临近开船，才坐着人力车匆匆赶上。许多年后，徐小文回忆起登船的一刻，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挎着林瑞生的胳膊走过检票口，满心的幸福。
爆炸发生时，特等舱感受到的冲击最小。电灯骤然熄灭，没等他们出门查看，茶房（服务员）已经端着点亮的蜡烛进来了。茶房告诉他们，是锅炉出了问题，没有大事。
仅仅几分钟后，茶房又神色慌张地走进来，摘下了墙上挂着的一个救生圈，转身就跑。临出门才丢下一句：“船要沉了，你们也快逃吧。”
接下来的一幕让徐小文终生不能释怀。
蔡康曾采访过为数众多的江亚轮幸存者，对徐小文的故事最为感慨唏嘘。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爱情故事没有发生在江亚轮上，徐小文的故事是个反例——林瑞生把仅剩的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自己身上。
两个人跑出了舱室，很快在奔逃的人群中被冲散。徐小文摔倒在地，被一双大手拉起来，一直将她拽到了顶层甲板——那不是林瑞生，而是一个好心的陌生人。徐小文获救后，发现林瑞生也逃得性命。徐小文解除了两人的婚约。后来她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终身未嫁。
江亚轮的下沉极为迅速，仅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就淹没了甲板。因为很多舱门被锁，三等舱以下的乘客只有少数人逃生，大多数人因为无法在几分钟内爬上最高层甲板，随着江亚轮沉入海底。
江亚轮冲滩虽没有成功，但多少还是起了作用。据事后勘察，江亚轮在沉船位置的船头明显偏右，指向海岸方向。船尾快速下沉抵消了部分冲向浅滩的过程，但是里铜沙海面毕竟是浅滩，最浅处仅7米。102.4米长的江亚轮斜着身子入水，尾部触到了海底，让江亚轮的烟囱、桅杆、一部分上层甲板在此后的几小时仍然露出水面。
侥幸逃出下层舱室的人们不断聚集到顶层甲板上。更多的人在船体倾斜时掉进海水。不会游泳的很快溺水，即便会游泳，也有不少人被冻僵，沉入水中。还有一些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着，被水流带着四散漂去。
漆黑一片的海面上，江亚轮露出海面的部分完全被夜色遮蔽。寄命于上的只剩下数百人，其中包括船长沈达才和绝大部分船员。
船上的工作人员唯一一次站出来维持秩序
江亚轮发生爆炸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当天晚上8时许，位于上海的招商局海运值班室才接到江亚轮失事的电报。发出这条电报的，是华孚渔业公司的两艘渔船。
这两艘渔船当天刚刚完成捕捞作业，结伴返航。漆黑的夜色中，它们起初并没有看到只剩一个船顶的江亚轮，而是发现已经漂离失事地点数百米的几个幸存者。
两艘渔船救起幸存者，获知江亚轮失事的消息后，立即转向失事海域。因为担心在夜色中撞上落水的江亚轮乘客，它们只能减速慢行。
离失事地点越近，海面上的落水者越多，在目力所及的海面上就漂浮着上百人。见有船驶来，落水者们拼尽力气向两船游去，渔船的船舷上，攀满了一双双肿胀发白的手。
两艘渔船吨位不大，且舱体里已经装满了鱼，吃水比较深，救了一些落水者之后，船体开始摇晃，并灌进海水。无奈之下，两艘船只得带着救起来的28名江亚轮乘客，匆匆驶离。离开前，它们为江亚轮发出了求救电报和失事的位置信息。
获知江亚轮失事，招商局马上发出电报，调派轮船前往救援。距离失事地点最近的是江静轮，当时正在由宁波驶往上海的途中。但无论是从上海出发的救援船还是航行途中的江静轮，全速赶到出事地点也需要三四个小时。幸而江亚轮失事海域附近有许多船只慨然施以援手。
据《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描述，大概在江亚轮发生爆炸后两三个小时，同属于招商局的茂利轮经过这片海域，获知消息后，随即在离江亚轮不远处抛锚。茂利轮的灯光让江亚轮船顶上聚集的幸存者看到了希望。
“船长沈达才和另外两名船员一道来到船边，用手作喇叭对着茂利轮大喊：‘我是沈达才，某某（大概是茂利轮的船长）在吗？江亚轮出事了，快来营救！’接着茂利轮放过一条舢板，说是接船长和船员过去商量营救的办法。沈达才和一个船员乘舢板过去了。许久，舢板载着那个船员回来了，沈达才没回来。”
发生船难时，船长最后一个离船，本是航海业通行的规则，但沈达才第一个离开了江亚轮。船员回来后，安抚幸存者说，“茂利轮已答应把大家都驳过去”，在船顶上的其他几个船员这时站了出来，让妇女、孩子和老人先上小舢板，轮番摆渡。这大概是江亚轮爆炸后，船上的工作人员唯一一次站出来维持秩序。
茂利轮比江亚轮小得多，当时已经超载，能承接的幸存者不多。向江亚轮施以援手最早、救援人数最多的不是茂利轮，而是另外几艘恰好经过出事海域的民船。
赴险的“诺亚方舟”
“那天晚上营救江亚轮遇难旅客的众多船只中，有一艘金源利号运输船，为救援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很多江亚轮船难幸存者心里的诺亚方舟。”蔡康说。
金源利号是一艘木壳机帆船，属运输货船，排水量300吨，仅为江亚轮的十分之一。
船主张翰庭，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当时是浙江省参议。通常情况，船主不会参与船只的经营性航运，那天张翰庭随船同行纯属偶然。几天前，金源利号运输一船橘子至上海，途中遭遇风浪，大部分橘子倾入海中，张翰庭于是前往上海与货主商谈货物损失及赔偿。12月3日，他搭乘金源利号返回浙江温岭，出上海行驶未远，正值江亚轮遭遇灭顶之灾……
《申报》1948年12月12日登出的《奋勇救难义侠可风》一文，叙述了张翰庭最初发现江亚轮遇难的情况：
至晚上八时许，张（翰庭）被船夫在梦中唤醒，谓近处一片嘈嚷，似有变故。张初疑盗警，继闻呼救之声，并出电筒照视后，始知江亚（轮）失事，当即命将船靠近，实施抢救。
张翰庭虽然前不久才遭赔偿3000多箱橘子的惨重损失，但他特别关照，救人可以，发难财不行，谁敢打捞水面浮物，定予解雇。
风急天黑浪大，小船营救即将沉没的大轮上的难民，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航海的人都知道，大船在沉没时会激起巨浪，并带翻靠近它的船。作为多年经营海上运输业的船主，张翰庭当然对此十分清楚，江亚轮大过金源利10倍，一旦全部沉没，产生的冲击波肯定会给附近的船只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蔡康说。
百米长的江亚轮当时已经大半没入水中，只有船顶露在水面，从外部无法看到它的尾部是否已经触底。即便是明确这一点，江亚轮也还存在着随时侧倾的风险，同样会造成完全沉没。
当时对江亚轮展开救援的船只，为确保自身安全，大多是在江亚轮周围游弋，抢救落水难民。即便是同属于招商局的茂利轮，也与江亚轮保持了一定的安全距离。
但张翰庭决定冒险靠近这艘正在下沉的大船，去救出船顶上的那些人。经与船上大副商定，金源利号顶着风浪驶向即将覆没的江亚轮。在有可能被江亚轮撞坏铁锚和船头的情况下，几经挫折，金源利号终于靠上了江亚轮，并与江亚轮成丁字形排列，船员们将绳索抛向江亚轮，并缚在江亚轮上。
采取这样的救援措施，不仅便于年轻难民跳船，也便于年迈与年幼的难民通过绳索登船，所以金源利号救起的难民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妇，也有六七岁的孩童。
小小的货轮已经抛货清舱，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江亚轮的幸存者。此外，张翰庭还命船员在船的周围垂下直达水面的长绳索，以便溺水乘客借助绳索爬上轮船。
多种救援措施并施，登上金源利号的难民越来越多，获救的难民们一个个惊恐万状地拥挤在甲板上，对着江亚轮上的亲人恸哭呼号，不肯下到底层，造成金源利号头重脚轻、船身倾斜的危险局面。
金源利上很快挤满了人，再无立锥之地，江亚轮船顶的幸存者还在向这里涌过来，再加上此时江亚轮正加速下沉，有缆绳与江亚轮相连的金源利号，照此情形也要面临倾覆的危险。解开缆绳已经来不及，一个水手情急之下用斧头砍断了缆绳。霎时间哭声一片。张翰庭于心不忍，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
金源利号冒着沉船风险，贴近难船，救起人数相当其他各船救起人数的总和。当时统计和后来沿用的数字普遍是453人，实际上获救人数可能不止这个数字。1984年，金源利号机房的王恩铭师傅曾对张翰庭的女婿林仁基说，当时他为好奇心所驱使，曾与另一船员清点救起的人数，总数为543人。
本是开往浙江温岭回家的轮船，此时载满难民，掉转船头重新向上海驶去。临离海难现场时，张翰庭还关照电报员，代江亚轮向过往船只发出求救讯号。
天寒地冻，难民们有的衣衫单薄，有的全身湿透，无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张翰庭又下令船员们尽量将自己的衣服给难民穿，将自己的被褥为难民们挡御风寒，还命厨房里多多烧些热粥和姜茶为难民们御寒。
张善良是当时船上最年幼的幸存者，只有6岁，从水里捞上来时浑身湿透了，全身发抖。张翰庭于是把身上的长衫脱下来给他盖上。
12月4日凌晨3时，金源利号等参与救援的船只到达吴淞口，但因为战时上海实行宵禁，船只竟然无法在夜间开进黄浦江，金源利号不得不载着数百名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原地抛锚等待。直到早上7时，才被放行靠上码头。
码头上是人山人海悲号的家属，船员们将获救的乘客送上码头和救护车后，金源利号便在张翰庭的示意下静静地返航。人们都顾着争认亲人和救援受伤的乘客，都没有注意到金源利号悄悄远去。是谁救了数百位遇难乘客，并把他们安全送回上海，一时无人顾及，直至几天后，媒体才从一位幸存者口中得知，是浙江金源利号救了他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起喊救命
金源利号开走后，江亚轮的下沉还在继续。只有船的桅杆和一小部分船头还露在海面上，挤在上面的两三百人，只能企盼下一艘救援船的到来。
“我拼尽全力游到江亚轮旁边，伸手攀住船沿，正要往上爬，突然看到几米外有一个妇女浮在寒冷彻骨的海水中，一手紧紧抱着孩子，一手抓着船沿。我想过去拉她一把，才用力挪了一步，那个妇女抱孩子的手松开了，怀中的孩子不知是被冻僵了还是早已没有了知觉，没有声响地漂走了。挪第二步时，妇女另一只抓着船沿的手也松开了。”
即使很多年过去，钟云汉对这伤感而恐怖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他甚至常常“梦见自己掉到海里拼命求救，然后在噩梦中惊醒”。
1948年底，19岁的钟云汉在宁波一家百货店当学徒，被老板派往上海。因有谣传吴淞口要封住，店里要求他回去。12月3日凌晨，他和在宁波另一家百货店当学徒的陈道运一起到上海招商局十六铺码头排队买票，等了七八个小时，直到上午10时才买到两张三等舱船票。
当天18时45分，天已经暗下来了，在甲板聊天的钟云汉决定和陈道运回房休息。他刚爬到上铺，突然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沉闷巨响，船身随即剧烈摇晃起来。他马上跑到门口探头一看，“轮船上像下暴雨一般，大量的水柱夹杂着泥沙从天而降，船尾在下沉。随即灯熄灭了，周围漆黑一片”。
一看情况不对，钟云汉马上叫陈道运快逃。此时外面已是一片慌乱，惊叫声、号哭声、狂奔的脚步声四起。楼梯上满是人，两人根本挤不上去，只好攀着船舱外面的船栏子往上爬。爬到船顶后，钟云汉试图寻找救生圈，没想到这时船身已经严重倾斜，钟云汉后来回忆：“我一个趔趄，随着倾斜的船尾迅速沉入海中。幸好我从小识水性，还有身上穿着的长棉袍尚未浸透水，我双脚用力划水，终于将身子浮出海面，然后使劲爬到船上。这时已不见陈道运身影。前面船头高高翘着，恐怖极了。”
船尾下沉后，船头上翘，人们都往船头挤，船头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很多等待救援的人，呼救声在黑暗中显得更为凄厉。过了半个多小时，钟云汉看到有一条机帆船开过来了，有认识这条船的人兴奋地喊道：“‘橘子船’来了！‘橘子船’来了！”这条橘子船就是金源利号，船上的人都拼命往金源利号的船头上跳。
瘦小的钟云汉跳到金源利号上时虽然攀住了船沿，却无力抓住，手一滑，人又掉到了海中。“这时我身上的棉袍很快被海水浸透了，全身像穿了铁甲一样沉重。海水冰冷刺骨，海浪很高，筋疲力尽的我好不容易浮出水面，这时‘橘子船’已经开走了。”
钟云汉只好爬回江亚轮船头，好在正是落潮时候，船的桅杆和一小部分船头仍然露在海面上。钟云汉和其他两三百人只能在冰冷的海水和寒风中苦盼另一艘救援船的到来。其间，至少有两条船经过，但都没敢靠拢。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起喊救命。
“我获救后，江亚轮上基本没有活人了”
终于，大约一个小时后，黑暗中有亮光靠近，一艘跟江亚轮差不多大的轮船驶向出事地点。江静轮来了。
水面上都是漂浮的人，无法判断谁是幸存者，钟云汉坐在救生艇上，用手顺水拨动浮在水面上的躯体，希望能找到活着的人。突然，他感觉到有一个人的手动弹了一下，他马上拉住她的衣服，又赶紧叫上旁人拉住她的一只袖子，就这样顺水将她拖到了江静轮上。
获救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钟云汉记得她清醒过来后，说自己是上海一家热水瓶厂老板的女儿，“然后疯了般的在人群中寻找父母”。
一直攀在江亚轮桅杆上的邹信芳，是最后一批获救的幸存者之一，被接上了江静轮。他事后回忆说：“我上船最晚，也是最后被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获救后，只露出最高台格和桅杆、烟囱的江亚轮上基本没有活人了。”
此时，海面上仍然散落着一些落水者，他们慢慢地被冻僵，随后沉入海底。也有少数人被路过的小渔船救起。
第二天早上，江静轮载着获救者回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幸运的是，钟云汉竟然见到了陈道运，原来他提前被金源利号救了上来。
此时，招商局的国强、国山两艘拖轮才出发，带着潜水员和救护人员50多人，赶往江亚轮出事地点进行捞救。江亚轮失事已经过去10多个小时，等到他们抵达现场，救援已经没有意义，他们的任务只剩下从冰冷的海水中、江亚轮的残骸中，捞起遇难者的遗体。
有史以来最大、最惨的客轮海难事故
据事后统计，江亚轮从傍晚7时左右发生爆炸并开始下沉，至午夜1时许，海面上只剩下桅杆和烟囱，在这惊心动魄的6个小时里，共有900多人获救生还。其中金源利号救起453人，江静轮救起266人，沪东兰路码头恒成柴行金德兴号帆船救起87人，华孚渔业公司的渔船救起28人，其他各类船只救起近百人。有姓名可查的江亚轮幸存者（包括船员）共771人。尚有100多人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查到姓名。
在遇难者家属要求下，搜救工作又持续了3天，共打捞出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而全部的死难者数字，保守估计也有2300多人，至少有1000人尸骨无存，其中80%的遇难者是宁波人。
江亚轮海难遇难人数远远超过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海难，是有史以来最大、最惨的一次客轮海难事故，也是非战争时期人类沉船海难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之一。
江亚轮海难后，金源利号冒险并舍财救人的义举传开，沪甬等地百姓轰动了，当金源利号再次登陆上海时，上海一些企业和市民自发地捐赠金钱衣物给张翰庭和他的船员，上海市民有捐赠上千银元的，有捐赠呢绒衣物鞋子的，有捐赠肉食酒类的。
众多的捐赠中，肉食酒类船员们和捐赠者共同享用，少量衣物鞋子允许船员留下，以弥补救人时衣鞋的损耗，其他银元之类的贵重物品均为张翰庭婉拒，统统转赠给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
当时，报纸电台铺天盖地地赞颂张翰庭的侠义行为。1948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在电台里颂扬张翰庭抛橘救人之举。12月30日，他又亲手为张翰庭别上一枚“上海市荣誉市民”奖章并颁发锦旗。
1956年，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打捞江亚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没8年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捞起后的江亚轮残骸，虽已断裂成两段，但钢板、机器、锅炉都还很好，具有修理恢复使用的价值。1959年，江亚轮在江南造船厂被修复一新，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
首航当日，江亚轮载着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再一次从外滩十六铺码头出发。航行至当年的失事地、2300余人的蒙难地，汽笛鸣响，悠悠不绝。
此后，江亚轮被改名为“东方红8号”，往返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航线，又发挥余热24年之久，一直运营到1983年退役。2000年，它作为报废船只被私人买下。拖回温州不久，意外再次降临这艘命运多舛的轮船——一场大火将它烧得体无完肤，只留下一个舵盘。作为江亚轮最后的遗存物，如今被宁波海事博物馆保存。
（参考资料：《江亚轮惨案真相仍是未解之谜》《北京文摘》2018年12月6日、《世界最大海难“江亚轮号”沉没之谜：比泰坦尼克还惨》人民网2010年11月11日、《19岁少年“江亚轮”逃生记》《北京晚报》2012年5月5日等；作者：米艾尼、王金跃等）
链接 至今未解的江亚轮爆炸之谜
几十年来，关于江亚轮海难的各种考证层出不穷，却始终未能盖棺定论，它爆炸沉没的真相，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江亚轮失事后，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和招商局要求赔偿。招商局却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对赔偿问题既不拒绝也不表态。
此后未及一年，国民党当局倒台，江亚轮海难失事原因仍未查明，谜团一直留到今天，迄无定论。
“锅炉爆炸”是最早被提出的爆炸原因，江亚轮幸存者也多倾向于此。有幸存者回忆，“轮上管理人员，每于轮出吴淞口后，即擅离职守，聚众赌博”，因而忽略锅炉压力，引发爆炸。
不过“锅炉爆炸”之说也最早被排除。江亚轮失事后数天内，招商局多次派潜水员下水勘察，确定“裂口位置于右舷之后部”，离江亚轮锅炉有近20米远，中间还隔着引擎室。而且如果是锅炉爆炸，江亚轮的烟囱必然遭到破坏，而事实上，它的烟囱一直保存完好，最后才沉入大海。
另一个说法则是“定时炸弹”。抛出这个说法的人别有用心，说江亚轮爆炸是共产党所为，目的是要炸死有时会乘坐这艘船的蒋经国。
但这样的无稽之谈，连招商局的专家调查组都没有认可。这个专家组包括了当时上海造船企业的厂长、工程师、大学教授等13人，还有一位美籍博士。他们结合水下调查的结果分析，江亚轮被炸裂口长达9米，是巨大的爆炸引发。而个人能携带的定时炸弹或其他爆炸物，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
因为故意拖延善后问题，招商局最终也没有给出确定的事故原因。不过，当时的专家调查组实际上已经近于一致地认为，江亚轮的爆炸是因为“误触水雷”。
时任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是专家调查组成员之一，他在答《新闻报》记者提问时认为：“江亚轮此次爆炸惨案，可能是碰上一种战乱遗留的漂流水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惨案事件发生。”
不过，这只是顾久宽的“个人看法”，国民党当局和招商局并未公开认定此说法。因为水雷的始作俑者正是国民党当局。
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挡日军军舰顺长江进入中国内河，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水道沉船设障，同时布设了大量水雷。可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却没有排雷，给长江航道留下了隐患。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海军新成立的扫雷艇大队才把那些水雷彻底清除。
江亚轮“误触水雷”的说法流传最广，但是仍缺乏实证。招商局潜水员水下调查的报告中提到：“裂口处的钢板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古怪”，与水雷在船体外爆炸造成的破坏并不完全相符。
江亚轮失事40多年后，在事故后接任招商局经理的胡时渊，撰文《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
胡时渊说，在1949年4月间，前任招商局经理徐学禹宴请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吃西餐，他陪同参加。桂永清在席间告诉他们：“江亚轮是被海军飞机的坠弹击沉的。”
据胡时渊转述的桂永清所言，当时海军得到情报说海州的国民党部队有意投向共产党，便急派一架轰炸机携带五百磅炸弹前去侦察轰炸。但是飞机越过海州时未发现部队行动，于是带弹返回。飞经吴淞口上空时，炸弹因机械失灵脱钩落下，正好落在江亚轮的舷侧……
一时间“炸弹脱钩说”广为流传。但这个说法太过偶然和传奇，并没有得到历史研究者的认可，很多疑点也无法解释。而且，在江亚轮幸存者的回忆里，从未有人见到有飞机飞临上空。
几十年来，关于江亚轮海难的各种考证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能够对这件事盖棺定论。它爆炸沉没的真相，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责编：袁栋梁；参考资料：《江亚轮惨案真相仍是未解之谜》《北京文摘》2018年12月6日；作者：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