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进士科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礼记·王制》云：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不过，这里的“进士”并不是一种选士科目，而是指学有所成的造士中的优秀分子，是可以进用任官享受爵禄的人。

此后，《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载：“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报任安书》云：“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其中的“进士”并非名词，而是一个动宾词组，即“进用贤士”之意。

进士成为选士的一种科目，乃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载：“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载：“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杜佑（735—812）《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历代制》中载：“炀帝始建进士科。”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沿袭隋制科举取士，四个贡举科目之中即有进士科。⁽⁶⁾至唐代，进士科更成为最重要的贡举科目。唐末五代人王定保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⁷⁾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设进士科与明经、诸科并列，更是以进士科为重。南宋丞相周必大（1126—1204）上言说：“本朝取人，虽曰数路，然大要以进士为先。”⁽⁸⁾南宋学者吕祖谦（1137—1181）在《历代制度详说》中进一步指出：“到得本朝，（进士与明经）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学官之类。”⁽⁹⁾所以宋人往往称进士科为“将相科”。⁽¹⁰⁾如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1006—1097）上奏曰：“向时应进士举者，自执卷为儒，便知自重，谓之应将相科，亦曰‘白衣公卿’。”⁽¹¹⁾楼钥（1137—1213）《回刘监场启》云：“毓秀箫台，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枫陛，荣登将相之科。”⁽¹²⁾

有宋一代，贡举科目设置，随着王安石的变法，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初进士科大概沿袭五代后周之制。《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云：

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杂文”作“论”，其余全同。唐朝科举之“杂文”，高宗、武则天、中宗时期为箴、铭、论、表之类，玄宗之后则专指诗赋。宋朝科举之“杂文”，则专指为“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五载：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壬辰，龙图阁待制陈彭年（961—1017）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付礼部贡院遵行。”此“杂文”即是指“论”。高承《事物纪原》说得更为明白，其卷三《杂文》条云：“唐贞观八年，刘思立始令贡士试杂文，今论是也。《摭言》云调露二年。”

仁宗时，进士科曾有某些变化，但大致未变，一直施行了110年。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1021—1086）被擢为参知政事，建议改革贡举。四月，神宗下诏曰：

今兹诏下郡国，招徕隽贤。惟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若曰但循旧制，则无以一道德而奖进于人材；若将别为新规，则必当图悠久而详延于众论。惟是台阁之列，与夫禁近之联，必有猷为，固尝讲议，俾悉条于利病，思有助于搜扬。宜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内具议状闻奏。仍令御史台牒催。噫！取士择人，兹圣王之先务；立法创制，亦贤者之存心。谅毋惮于讨论，且将观于趋舍。咨尔有位，宜体朕怀。⁽¹³⁾

五月，吕公著（1018—1089）、韩维（1017—1098）、苏颂（1020—1101）、司马光（1019—1086）、王珪（1019—1085）、陈襄（1017—1080）、苏轼（1037—1101）、范纯仁（1027—1101）等纷纷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多欲变改旧法，惟有苏轼认为不必变改。王安石对苏轼的奏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经过近两年的讨论和酝酿之后，熙宁四年二月一日，宋神宗批准了王安石的建议，颁布了贡举新制：

所有明经科欲行废罢，并取诸科额内元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仍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¹⁴⁾

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¹⁵⁾

这就是说，立即废罢明经科；诸科在经一次科场（即熙宁六年科场）之后，除旧应诸科人外，不得新应诸科举，目的在于让诸科随着旧应人的销尽而消亡。也就是说，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而进士科则罢诗赋、帖经、墨义，改为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当政，对进士科的熙宁新制提出了疑义。闰二月二日，尚书省言：

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兼一经之内，凡可以为义题者牢笼殆尽，当有司引试之际，不免重复。若不别议更张，寖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¹⁶⁾

同日，侍御史刘挚（1030—1097）言：

臣愚欲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前二场为去留，后二场为名次。⁽¹⁷⁾

于是，“诏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闻奏。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¹⁸⁾

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群臣议。”诏“从之”。⁽¹⁹⁾所谓“两科”，即解、省试恢复以诗赋、论、策取士，称为词赋进士；同时，保留熙宁以经义、论、策取士的科目，称为经义进士。

对于进士科复试诗赋，反变法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吕公著传》云：

元祐初，台谏、待从、馆阁及四方上封事者，争言科举之弊，请复仁、英旧制。公著曰：“先帝更新法度，如试进士以经术，最为近古。且仲尼六经何负于后世，特安石课试之法为谬尔。安石解经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为大谬尔。”司马光亦以为诗赋不可复。然论者习见经义之弊，忿懑不可遏，乃定制：进士初场试经义，次赋诗、论策，对经义者许引用古今诸儒之论及己见。⁽²⁰⁾

此“定制”乃元祐二年十一月事。《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二五《发解》载：“（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诏进士以经义、诗赋、论策通定去取，明法增《论语》、《孝经》义。将来一次科场，未习诗赋人依旧法取应，解发不得过元额三分之一。令礼部立诗赋格式以闻。”《长编》卷四〇七载：（元祐二年）十一月庚申（十二日），依三省奏，“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试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问子、史、时务策三道。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另外，《长编》卷四一二又将“将来一次科场，未习诗赋人依旧法取应，解发不得过元额三分之一”系于元祐三年六月庚辰。二者时间虽有出入，但对“未习诗赋人”在解额上予以限制，即“解发不得过元额三分之一”，则是一致的。此即刘挚所说的“合诗赋、经义为一科”⁽²¹⁾，大有“阴消”未习诗赋人之意。

于是，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力主“试进士以经义”的御史中丞李常（1027—1090）、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1040—1107）、王彭年等“累次论奏，乞以经义别为一科，令与诗赋科并行均取”，并具体提出“臣等今采之舆议，欲以经义、诗赋各设为一科”，一再申奏“伏望陛下深加省察，必存经义一科，令与诗赋并行匀取，以为万世之利。”⁽²²⁾

到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经过长达三年多的讨论，正式确定进士科分为“经义兼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〇至五一《贡举杂录》载：

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礼部言：“经义兼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周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偏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馀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其省试奏名额准此。”并从之。

对于经义兼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科，“不以人数多少，各取五分”的规定，不少主张以诗赋取士的人纷纷表示不满。元祐四年六月戊辰（二十九日），左谏议大夫梁焘（1034—1097）言：

臣伏睹科举之制，以经义、词赋进士各取五分。窃闻进士多从词科，十常七人，或举州无应经义者。如此，则五分之限固不可行。臣愚欲乞圣慈特赐指挥，更不以两科分取，止以两科入试人数多寡，用解额均取合格之人。南省奏名依此。⁽²³⁾

元祐四年十月甲寅（十八日），知杭州苏轼上奏，奏上杭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八人陈状，指出“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于是提出：

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内。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后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²⁴⁾

元祐四年十二月庚申（二十四日），礼部言：

诸路申请，贡举敕：经义兼试诗赋进士及经义进士解额各取五分。窃虑两科应者不齐，拘定五分，则似未尽，乞行均取。看详：进士两科，试法不一，举人互有轻重难易之论；兼就试人数不定，则解额难以均当，经非通法，似不可久行。⁽²⁵⁾

根据礼部上言，朝廷对进士科又作出了新的规定：

诏来年科场，以试毕举人分数均取。后一次科场，其不兼诗赋人解额，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已后并依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敕命，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一道；第二场，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问子、史、时务策三道。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内仍减时务策一道。⁽²⁶⁾

这就是说，逐步废除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关于进士科分为“经义兼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的新制，经过两次科场（即元祐五年的解试、六年的省、殿试及三年之后的另一次科场）之后，又回到元祐二年十一月“合诗赋、经义为一科”⁽²⁷⁾的“定制”了。

“经义兼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科取士之法，实际上只在元祐五年解试至六年省、殿试实行了一举。到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之后，遂于五月八日“诏进士罢诗赋，专治经术”，基本上恢复了王安石改革的贡举新制。⁽²⁸⁾《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贡举杂录》载：

（绍圣元年）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第一场试大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试中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此即进士科直接罢“经义兼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取士，而专以经义、论、策一科取士。此制至北宋灭亡，未曾改易。

宋室南迁，时人多将靖康之祸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议改科举之制。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三日敕云：“科举之弊，至此极矣。苟无变通，则忠实异才之士何由而出？可自后举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庶学者近正。”⁽²⁹⁾遂复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礼部韵略》附《韵略条式》载：

建炎二年五月四日，敕：中书省勘会，已降指挥，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今来省试了毕，便合施行。今参酌拟定下项。五月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依拟定。

元祐法：“习诗赋人更令兼试经义。”欲习诗赋人止试诗赋，不兼经义。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

元祐法：“不习诗赋人令治两经。”欲习经义人依见行止习一经。第一场，本经义三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

解额、省额。（旧法考校，依条以所治经十分为率均取，若有馀、不足，听通融相补，各不得过三分。）欲计数各取，通定高下。除诗赋既不分经，自无有馀、不足外，将诸经听通融相补，不得过三分之数。内逐经各留一分，添取诗赋。如无合格人，听阙。

殿试。欲习诗赋、习经义人并同试策。

试诗赋、经义两科。欲注疏、三经义许从便用，取文理通者。音义如不同，许通用。（徐君平音义同）馀并依格。

建炎二年的进士科与元祐四年的进士科有所不同，即：习诗赋人止试诗赋，不再兼试经义；不习诗赋人不再治两经，而是依见行止治一经。也就是说，建炎二年的进士科不再是分为“经义兼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而是“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两科，经义、诗赋分得更为彻底了。

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己卯（二十一日），又因国子司业高闶（1097—1153）建言，自绍兴十四年起，合经义、诗赋进士为一科：“第一场，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欲以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永为定式。”⁽³⁰⁾但到绍兴十五年正月十三日，又恢复为诗赋、经义两科取士。《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八《贡举杂录》载：

（绍兴）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诏诗赋、经义分为两科，各计终场人数为率，依条纽取。试经义人，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试诗赋人，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³¹⁾

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即是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其省试云：“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试诗赋、论、策三场。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试经义、论、策三场。”

诗赋、经义两科取士实行了十二年之后，又发现不少问题。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二十四日，宰执进呈权兵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杨椿（1094—1166）言：“今时经学者，白首一经，如蠹书之鱼；词赋者，骈四俪六，如儿女之戏，而皆不读史。乞下明诏训导，使学者博约兼通。”高宗曰：“士人不习史，何以知古今治乱兴亡之迹？”沈该等曰：“诚如圣谕。今来臣僚所言，当札下国子监，令长贰晓谕诸生。”高宗曰：“又举人多习诗赋，习经义者绝少，更数年之后，恐经学遂废，当议处此。”沈该等曰：“前此固尝以经义兼习诗赋，若两科兼习，庶不偏废。欲乞来春省试毕施行。”高宗曰：“甚善。”⁽³²⁾于是，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一日，诏曰：

今后国子、太学公私试及将来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与减一道，馀依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挥施行，永为定制。⁽³³⁾

即为了解决“士人不习史”及“举人多习诗赋，习经义者绝少，更数年之后，恐经学遂废”等问题，遂复合经义、诗赋进士为一科。

不过，这种兼习经义、诗赋之制并未能“永为定制”，而仅于绍兴三十年梁克家（1128—1187）榜实行了一举，以臣僚纷纷上疏言经义、诗赋合为一科之弊，遂于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诏曰：

经义、诗赋依旧分为两科取士，分数依绍兴二十七年正月十日指挥，诗赋不得侵取经义，若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馀，许将诗赋人材不足之数听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不得过三分。自今年三月太学公、补试为始。⁽³⁴⁾

为何兼习经义、诗赋之制仅施行了一榜就又依旧分两科取士呢？《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三四《贡举杂录》云：“以臣僚言：自经义、诗赋合为一科，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声律，后生习诗赋者不能究经旨渊源。场屋之内病于偏枯，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人。有司去取不以此为重轻，士守传注，史学浸废。故有是诏。”《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进一步说明：“先是，右谏议大夫何溥上疏，论经义、词赋合为一科之弊，以为两场俱优者百无一二，而韦布之士，皓首穷经，扼于声病之文，卒无以自见于世。……议者多以为经义、词赋不能并精，又减策二道而并于论场，故策问太寡，无以尽人。且一论一策，穷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虽有实学，无以自见。愿复经义、词赋分科之旧。诏礼部、国子监、太学官看详，经久可行，申尚书省。至是，权礼部侍郎金安节（1094—1170）等奏依旧为两科。”⁽³⁵⁾

此后，经义、诗赋分科取士施行了30年，未有异议。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国子司业计衡奏：“士子科举，一于经义则或不足于词藻，一于诗赋则或不根于理致，乞照绍兴十三年国子司业高闶（1097—1153）条具太学课试及科举三场之制。”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权给事中李騋、中书舍人罗点（1150—1194）、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莫叔光看详曰：“臣等谓两科之分，其来已久。绍兴十三年、二十七年，臣僚申请兼科取士，非不详尽，然皆行之一举，随即分科。盖缘人材各有所长，难以求备，勉强取办，终不能精。强其所劣，并丧所长，虽平时场屋有声之人，亦复未免指诮。臣等窃谓宜如旧便。”七月十八日，宰执进呈李騋等看详，光宗曰：“士人各有所长，亦不必拘兼经。”⁽³⁶⁾遂依旧分经义、诗赋两科取士。

自此直至南宋灭亡，历朝沿之，经义、诗赋两科取士遂成为定制。如度宗咸淳七年（1271）省试，“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试大学、诸州军正解、免解诗赋、论、策三场。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引试大学、诸州军正解、免解经义、论、策三场。”⁽³⁷⁾又如元人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〇记载宋朝省试时亦云：“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试诗赋人。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试经义人。”

综上所述，两宋320年间，进士科共发生过两项重大变化。一是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而进士又废诗赋、贴经、墨义，专试以经义、论、策。二是元祐四年（1089）、建炎二年（1128）、绍兴十五年（1145）、三十一年先后分进士为经义、诗赋两科取士：以经义、论、策试经义进士，以诗赋、论、策试诗赋进士。绍兴十三年、二十七年，臣僚申请合经义、诗赋一科取士，但皆行之一举，随即分科。北宋后期，诗赋兼经义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科取士，只在元祐五年至六年（1090—1091）马涓榜实行了一举；南宋时期，合经义、诗赋一科取士，只在绍兴十四年至十五年（1144—1145）刘章榜和绍兴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159—1160）梁克家榜实行了两举，其余47榜均为分经义、诗赋两科取士。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元祐四年及南宋时期，虽分进士为经义、诗赋两科，但这一分科只限于解试和省试，而殿试仍统一试策；另外，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在及第、授官及迁转等方面，都没有区别。因此，可以说，王安石贡举改革之后，宋朝贡举科目即改为进士一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