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影响

独立运动的知识分子

在指出了模仿的恶果后，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一味地模仿是否也促进了墨西哥的文化发展呢？模仿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复制出文化的外在形式，将精神表象和文化表象联系起来。但是，个人是否会最终领悟其文化的本真？文化是否会照射进墨西哥人的灵魂深处？不可否认，二者都存在。19世纪的典型代表就是梅斯蒂索人。他们最喜欢政治，并且以不假思索的模仿为行动纲领。他们崇拜法国，视其为现代文明的典范。当他们热切地想复制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便深深地烙印在了灵魂里，因为他们实在激情澎湃。法国的政治观点引起了墨西哥人的关注，由此遍及整个的法国文化。政治热情通过文化复制得以表现，就像当年的宗教热情通过复制西班牙文化得以表现一样。最开始对外国的信奉变成了我们的第二自然。不可否认的是非人为因素决定了我们历史的人为因素。19世纪法国并不是政治最发达的国家。最先锋的地方是英国。那为什么墨西哥人要效仿法国呢？要不是墨西哥人在心态上更易于接受法国文化，也不会对它产生任何兴趣了。那么墨西哥和法国人之间有哪些相近之处呢？法国的革命精神为墨西哥先锋青年提供了抨击过去所必要的主义学说。反对政治压迫，有自由主义；反对专制统治，则有民主共和国；若要反对教权主义，那就是雅各宾主义⁽¹⁾和政治还俗主义。墨西哥社会最聪明活跃的群体想以法国思想为武器摧毁旧秩序。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统治期间，美洲殖民地得到了一些实惠。商业往来频繁，这也是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卡洛斯三世加强了墨西哥的基础和高等教育。自此，公立学校和专科学校遍地开花，比如圣米格尔·埃尔格兰德的圣方济各·德·萨雷斯学院，在著名哲学家卡马拉博士⁽²⁾的领导下，制定了“和欧洲最著名学府一样水平的教学大纲，该学院是墨西哥第一所教授完备的现代哲学课程的机构，抛弃亚里士多德体系，代之以笛卡尔学说。这位预示了我们解放的思想先知极力劝导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学习数学知识，将其作为科学教育的基础。卡马拉的巨著《人类认知的错误》抨击当时的社会恶习和热点问题，为之后的‘墨西哥思想者’⁽³⁾和‘罗萨里奥村民’⁽⁴⁾开辟了道路。在社会的准备和转型时期，不能忘记克里奥尔耶稣会教士克拉维海罗、阿巴德、阿雷格雷、格瓦拉，等等，他们在耶稣会学校传播新思想，为独立运动的到来提供了准备。”⁽⁵⁾因此，我们历史上的这场伟大运动是由新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奠基的，他们几乎全是教士。墨西哥王室主教神学院是起义的中心之一。神学院士莫拉雷斯牧师因为赞同百科全书派而被宗教裁判所起诉。我们刚才提到的著作引用了那次庭审摘要中一些有意思的段落，抄录如下：“这位美洲人，约25岁，本裁判所学院成员，学习了现代哲学和神圣的神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热爱拉丁诗歌，尤其是泰伦斯、贺拉斯、梅塔斯塔齐奥，尤为喜爱法国现代书籍；该人对神学学术问题感到乏味，自由思考谈论并鄙弃之，被认为独特、博学、文雅，沉默却温柔善辩，该人言行如下：

第一，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法国人的喜爱，特别是自由和独立这两点，他赞成共和国制，支持对法王路易十六的裁决。谈及公民权力时，他说，如果国王不行使权力，政府则无法保障人民的幸福，因此他支持民众权力。”

他也被指控阅读禁书，宣扬伏尔泰、卢梭和达朗贝尔⁽⁶⁾等自由新思想。还有很多与之类似的例子，足以表明亲法情感对我们精神的影响。

法国思想在墨西哥的迅速传播还源于我国和法国之间拉丁精神的互通性。墨西哥的拉丁化受到了天主教会和罗马法律的双重影响。殖民地学校里可以进行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哲学，神学和法律。而自由职业也只有两个选择：教士或律师。从那时起，在大众看来，最有权威的人除了教士就是律师，也即墨西哥所称的“学士”。因此，法律被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但是，多样化的生活不拘一格，随时随地都在僭越法律，让人感觉行为欠妥。这个特点不只是墨西哥独有，而是整个拉美的共性，就像法国知名作家安德烈·西格弗莱德⁽⁷⁾写道：“我从来没在哪里听过像这些国家一样如此频繁地谈论宪法，然而恰恰这里每天都在违宪。优秀的法学家严肃、细致地讨论为政治家不齿的文本的意义，要是有谁笑笑，博士们就用手指标明那个法律条款。法律没有权威，不过是一纸空文。”⁽⁸⁾

我们种族继承了拉丁精神所有的优缺点。安德烈·西格弗莱德笔下的拉丁美洲的托克维尔⁽⁹⁾——F.加西亚·卡尔德隆，在那本书里的精彩一章生发了一段自我拷问：美洲人是否是拉丁民族，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古典精神的优缺点表现在美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偏执的理想主义不齿于实用主义；虽然种族多样，但倡导人文、平等、普世的思想；讲究形式；具有拉丁人的活泼和多变；信仰纯洁的思想和教条政治；再加上聪颖而粗浅的智慧、雅各宾主义和能言善辩，所有这些都表现在这片海外土地上。另外，激情和乐观主义也是伊比利亚美洲的特点。

这些共和国没能幸免于拉丁民族的通病。政府全知全能，自由职业异常发达，官僚机构权力过大。公民权力弱小，与他们的想象和智力不相匹配；一体化思想和团结精神与种族与生俱来的自由散漫相互抵触。民众被外部需求和政治动乱所支配，缺乏内部生活。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或神秘主义者。面对平庸的生活，他们高扬起被激怒的个人主义。”

法国文化

法国文化代表了古典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遗存。它集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之精华，其传统源远流长至今。了解这个文化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法国对西班牙语美洲⁽¹⁰⁾具有吸引力。法国的拉丁化发生在恺撒⁽¹¹⁾和查理大帝⁽¹²⁾之间的时代。高卢精神被罗马化了。法兰克人在克洛维一世⁽¹³⁾期间入侵高卢，由于没有任何对抗高卢—罗马文化的其他文明，法兰克人吸收了这个文化。“如果说恺撒的征服将高卢罗马化，那么克洛维一世的征服则导致了法兰克人的罗马化。”而之后的法国文化历史无非也是同样地吸收了拉丁文明。

路易十四大帝⁽¹⁴⁾的“伟大世纪”塑造了法国文化的本质。这段时期被称为法国的古典主义时期，具有独创性。艺术、建筑、园艺都表现了同样的审美倾向，即在理性范畴内充满无尽幻想。法国文化的特点由此产生，也即库尔提乌斯⁽¹⁵⁾所谓的根据国家现实创造普世作品。这正是拉丁传统反映在该文化上的烙印：理性，精确形式，逻辑顺序，以及普世性。

法国文化的精神财富不是由高于一般理解力水平、天才的高瞻远瞩形成的。库尔提乌斯认为，法国是一个“中间地域”（terre du milieu）；它的文学也是一种“中间文学”（literature du milieu）。“它与众不同不是因为持续的巅峰体验，也不是因为深沉浩大的情感。他是建立在精神温和地带的和谐平衡。”法国文化具有一种普遍价值，所有法国人都认同并可以参与其中。但法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法国文化，而将其认作一种普世文化，可以推及到全人类。明白了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法国文化在墨西哥的传播首先是由于法国文化自身的对外推广，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国遇到了合适的土壤。

由于法国文化并不超凡脱俗，而是对文艺复兴式人文主义的继续，所以它是现代文化中最以人为本的，比方说，他的文学就是“有关人的连续论述”。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文化这个词不仅指精神作品，也意味着将全部生活置于理性框架内。文化也发生存在于人类最平常的行为之中，比如食物、交谈、爱情，等等。

法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生发出一种“有用”价值，即适用于人类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是吸引西班牙语美洲人的一点。的确，只有具有政治或社会功用的思想才能在西属美洲生根发芽。比如实证主义，⁽¹⁶⁾因其政治价值被认为有利于自由主义和雅各宾派的理论，便在墨西哥风行一时。如果和库尔提乌斯的如下哲学论述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明白墨西哥人的“选择性相近”了：“大多数法国人以前对哲学不大感兴趣，直到有一天，哲学脱离了纯粹抽象，成为了以人类生活和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知识总和，成为了有利于政治解放的助推器，宣告了新的社会形式；总之，成为了科学的盟友。”

盖沙令伯爵⁽¹⁷⁾最近出版了一部晦涩的作品：《南美沉思》（Meditaciones sudamericanas），虽然陷入了形而上的幻想，但其中有对西属美洲人的性格和生活的精彩观察。该书有价值的章节，平淡中的精华，是一篇题为“南美视角”的小文，早于《沉思》发表在阿根廷杂志《南方》（Sur）上。我们需要按欧洲的释义理解“南美”这个词，它包括了美国以下的所有国家。但因为盖沙令在《沉思》中频繁指涉墨西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也适用于我国。盖沙令注意到，南美心理的特点是“原始和精致的综合体”。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这和我们的法国文化论题相关。它使我们对似乎无从解释的东西豁然开朗。刚刚步入文明的国家竟然对精致风格感兴趣，要知道法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才形成了那种风格。可是西属美洲人，特别是高原居民，确实是有盖沙令说的那种精致细腻，可以感知法国艺术独有的韵味。另外，在法国现代艺术里，也存在着一种或许源于地中海的性感，与我们热带的性感一拍即合。

虽然19世纪的美洲生活也能感受到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影响，但可以肯定，墨西哥人是以法国为导向获取科学、艺术、哲学和文学的。在波菲里奥时期这种精神影响达到顶峰，那时候文化阶层流行法式装扮，对法国风俗无论好坏统统照搬；“科学家派”⁽¹⁸⁾和伪新贵在建造房子时总要在楼顶上加盖一个阁楼，可是墨西哥从来不下雪。会说法语是定义文化人的必要条件。法国思想充斥了墨西哥，甚至阻碍了人们认清本国现实。这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墨西哥不适应欧洲文化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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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端激进主义，拥护中央集权，教条主义和暴力镇压。——译者

(2)卡马拉（Juan Benito Díaz de Gamarra y Dávalos，1745—1783），墨西哥启蒙时期思想家。——译者

(3)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笔名（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译者

(4)作家巴勃罗·德·维亚维森西奥的笔名（Pablo de Villavicencio）。——译者

(5)Nicolás Rangel，Preliminar a los precursores ideológicos de la Independencia. 1789—1794. México，1929. Publicaciones del 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ón.

(6)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时在哲学、音乐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有很多建树。著有八卷《数学手册》《动力学》《百科全书》序言等。——译者

(7)安德烈·西格弗莱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法国作家。——译者

(8)Amerique Latine，p.100.

(9)亚历西斯—夏尔—昂利·克雷莱尔·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外交部长、众议院议员，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译者

(10)我们将引用德国作家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的论述，他最近发表了对天才和法国文明的精彩研究，Essay sur la France. Ed. Grassert，1932。另见，S. Madariaga. Franceses，Ingleses，Españoles. Espasa-Calpe。

(11)罗马恺撒大帝，前100—前44年。——译者

(12)法国查理大帝，742—814年。——译者

(13)克洛维一世，466—511年，法兰克王国奠基人，统一了法兰克、征服了高卢并皈依罗马天主教。——译者

(14)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波旁王朝法国国王。——译者

(15)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献学家、罗曼语言与文学批评家。——译者

(16)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创始人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孔德，主要代表有英国的密尔和斯宾塞。基本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译者

(17)盖沙令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1880—1946），德国哲学家、波罗的海德国贵族。——译者

(18)对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的领导人的称谓，他们自认为是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主义者。一批受过欧美教育的年轻人，主张实行西欧、北美式治国方针，在墨西哥发展资本主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