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联历史学家多年来极为一致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苏联造成的“威胁”反应过度强烈。^[11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许多研究冷战初期历史的美国学者都同意那一结论，但并不赞同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114]在一篇有趣的颠覆凯南有关苏联行为理论的文章中，所作的叙述将华盛顿官员描绘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捏造了敌对苏联的神话，目的在于证明美国为国内动机驱动的对国际霸权的追求是正当的。这一论述的难点在于它不可能得到证实，由于无法获取苏联的材料，所以就精确性而言你便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当你只能肯定一方的意图时，你确实无法评估责任在谁。时间的流逝并未使我们更接近那一问题的解决，反而见证了几种新的历史学解释的出现，它们似乎对美国“反应过度”的主题表示了怀疑。

这些新解释中有一种对斯大林政策的反思，是由新一代学者所做的。他们不仅对手头非常有限的苏联和东欧的材料运用娴熟，而且对大量新近解密的美国和英国的档案也同样运用娴熟。这一研究的成果没有肯定冷战早期流行的对斯大林行动的“极权主义”或“意识形态”解释，而是认为斯大林遵循一种“帝国”扩张模式：一种为不安全感所驱动的、却肯定是审慎的行为模式，但也是一种难以界定安全限度，最终寻求在不会遭遇抵抗的地方填补力量真空的模式。这一政策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将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所称的“一群闷闷不乐的依附国”整合到苏联势力范围内，这更加重了莫斯科的紧张而非缓解其紧张；另一方面，使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感到警觉并最终疏远，这些国家认为斯大林在全面界定其安全需求上的无能，可能会破坏这些国家自身的安全。^[115]

情况极可能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曾论述的那样，西方在斯大林放弃与其合作的可能性之前便放弃了与斯大林合作的可能性。但陶布曼指出，任何这样的合作都将会是依据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出的条件和设定的目标进行的：它可能设计用来“培育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不管是直接的（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是间接的（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扩张苏联在西欧、近东和亚洲的影响；扩大苏联在下一次西方经济危机冲击中的获益；并用于在实现所有这些目的的同时得到至少6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116]。西方政治家们因未分享这一对战后世界的特殊愿景而可能得以谅解。

在新的历史编纂中，他们也不应因诉诸遏制战略而遭受谴责。的确，马斯特尼走得更远，他的建议是西方对冷战的到来所负的责任更多在于其反应被动且拖拉，而非其进攻性：“任何西方国家限制（斯大林的）政策都应遵循更为强硬、而非更为温和的路线。如果这些政策制定得更早些而非更晚，那么它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117]遏制无疑强化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但不能说是它创造了这种怀疑。根据这种新的解释路线，即使没有遏制，西方政治家们当时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也将会变成现实。

历史学家也开始研究第三方在冷战初期的卷入，从而提供了关于谁把谁视为威胁的新视角。到目前为止，从中出现的问题是苏联周边各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华盛顿一道关注苏联的意图，并确实欢迎美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干预其事务。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在战后世界中，美国势力的扩大事实上要比苏联更快，但他认为，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美国行使权力是为了抗衡苏联的影响。^[118]布鲁斯·库尼霍尔姆（Bruce Kuniholm）也证明在近东出现了类似的情形：1946年，伊朗政府要求美国更多而不是更少地介入其内部事务，其理由如同美国大使所指出的，“他们所能想出的抗衡某一势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邀请另外一个势力”^[119]。但最为明显的案例是，如同特里·安德森（Terry Anderson）和罗伯特·哈撒韦（Robert Hathaway）所证明的，英国的政策几乎是通过阴谋使美国更积极地卷入世界事务。^[120]

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1946年初写道：“如果一个世界共同体无法包括作为建设性成员的苏联在内，那么似乎明显的是，和平与稳定的下一个最大希望在于，包括北美在内的世界其余国家应当团结起来，护卫我们所能实现的任何程度的稳定。”^[121]你有可能发现，这是对在丘吉尔和艾德礼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冷战初期政策的最好总结。英国人比他们的盟友美国人更早得出与苏联合作将不再可能的结论；在整个1946年和1947年初他们无疑欢迎、有时还试图补充杜鲁门政府日益释放出的认可这一观点的更多迹象。^[122]英国人对苏联单边主义原因的分析与美国人的大致相同；^[123]他们也不愿批评华盛顿提出的应对战略，除了在某些言辞过激的地方退缩之外。的确，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伦敦的态度是，美国人做的还不够：正是这一信念导致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1947年提议，美国与西欧缔结一个正式、永久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124]

当然，在邀请美国将其影响扩展到它们的世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及其在西欧和近东的伙伴的自利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若是没有要求美国军事存在的愿望，这些“第三方”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就可能远没有那么危言耸听了。但这样说会遗漏了一点，因为如果并不存在可信的苏联威胁，这些国家就不会首先寻求美国权势的扩张。这一点是真实的。英国外交部在1948年初得出结论认为，

这确实成为保卫西方文明的一件大事。苏联政府在当前状态下不仅没有准备与非共产党政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且还积极准备将其势力扩展至欧洲大陆的其余部分，并随后扩展至中东，无疑也将扩展到远东……控制欧亚大陆并最终控制整个世界岛便是（苏联）政治局的意图所在——事情就是如此……苏联将赢得使巨大的共产主义机器得以运转的政治和战略优势，而这要么导致一个世界性独裁的建立，要么（更为可能地）导致全球大部分组织良好的社会崩溃。^[125]

这份最高机密的外交部文件只在英国政府最高层官员中流传，并在近三十年后才解密。非常重要的是，与所有当时美国主要官员的私下或公开讲话记录相比，它对苏联威胁所作的评估性质更为全面、用语更具启示性。从麦金德到斯宾格勒的发展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