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想首先感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家同事们：乔治·凯特伯（George Kateb）、阿米·古特曼（Amy Gutmann）、阿兰·瑞安（Alan Ryan）、伊丽莎白·基斯（Elizabeth Kiss）以及奥利弗·阿文斯（Oliver Avens）。对他们多年来所创造并维持的友好的、热烈的思想环境，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对我的鼓励和对本书早期版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也要特别感谢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本书的重要理论评论。我想感谢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丹尼尔·达德尼（Daniel Dudney）以及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为我提供机会，得以在生动的、富有挑战性的课堂上讨论我的观点。

我要向蒂姆·巴顿（Tim Barton）致以最真诚的感谢，自这一项目启动时他就极为热情地支持我；我也要真诚地感谢多萝西·麦卡锡（Dorothy McCarthy）与罗伊娜·安克特尔（Rowena Anketell），他们对打印稿的编校相当出色。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纳迪亚（Nadia），她与我就“祖国”（patria）与“对祖国的热爱”（amor di patria）进行过多次讨论，并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包括我在本书扉页所引用的密尔的话。

谨以本书献给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他教导我，政治承诺必须与道德一贯和思想严谨相伴而行。

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