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好的长安姑儿

上次回县，去爸爸在南大桥头新租的房子，他在街区出口处等我，那里有家凉皮店。我看见爸爸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个女人，我觉得熟悉，一时又想不起来。那女人微笑地看着我，爸爸说：“这是你长安的姑儿啦。”

我才想起来，确实是那张白净而略显缺乏血色的面庞，比起当初添了不少皱纹，让我想到她的年龄。清秀的轮廓里，却也像有一种不会真正老去的东西，一直保留下来，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姑儿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爸爸家里。路上说起来，才知道她在街口那家凉皮店里打工，住在凉皮店楼上，包吃包住。

坐在爸爸家里，姑儿有一点点局促，说起姑爷去世后，在外面打了很多年的工，“哪里都去过”，大都是给人做饭，很辛苦，“命不好”。脸上仍旧是微笑着，语调却透出一丝悲切。

我想到从前在长安坝，街道后坡上的老屋里，她对着母亲说出同样的三个字，也是这样的神情。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姑儿的命变好了，现在看来却并不。

那一年，爸爸调到了长安卫生院，暑假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那里。姑儿的家离我们一里多路，常常到医院来，找爸爸给自己和小孩看病，带点自己种的小菜给我们，站在青草长了一半的后院里，和妈妈一边看池塘里的鱼一边聊天。姑儿是我幺爷爷的女儿，几姊妹中嫁得最远，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

那时候姑爷不在家几年了，姑儿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小的男孩总是生病。每次来医院，姑儿总是显出一种忧愁的样子，像微风吹过池塘水面，没有泛起皱纹，人却感觉到了。

后来，妈妈带我去姑儿家里玩。

走过有些破旧的长安坝街道，从锯木场旁边一条缝隙穿上去，到了街道后坡，房子比当街的更显破旧，都是土房子，刷的白粉已经剥落了。姑儿家和邻居合住一个院子，正房前院卧着一头巨大的猪，据说要杀六七百斤，看去比一扇门板还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猪。姑儿家住着西头厢房，猪圈和猪都很小，没有多少粮食来喂，靠姑儿和女儿兰子上坡打猪草。

兰子被姑儿催出门，有些不情愿地上坡打猪草去了，小儿子似乎生着病睡在里屋，姑儿和妈妈坐在灶屋里聊天，其实也算不上有正屋。灶屋里黑暗，也热，我坐在外面坡上吹风，谈话声音很小，一阵一阵地飘出来。

妈妈问姑爷几时回来。姑儿说还要四五年。妈妈停了一下，问：“你愿意等他？”

姑儿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脾性要是不改，怎么办？”

姑儿还是不出声。过了一下说：“我不靠他。再等几年，两个娃子都大了……”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姑儿却又像是忧愁起来，说了一句：“不听话吔……”大约是指里屋的小儿子。

这次之前，我只知道姑爷是犯了案子，还要坐几年牢。回去路上经过锯木场，我问妈妈姑爷是犯了什么法，妈妈在锯木的轰鸣声里低声告诉我，是强奸。

我这才懂了在灶屋里妈妈的话。

几年以后我听说姑爷回来了。那时爸爸已经调离长安坝，有次我和姑儿的亲哥哥平叔叔一起，从县城走去姑儿家里玩。姑爷在家，看上去相貌堂堂的样子，说话声音洪亮，说到自己在做什么生意，似乎以前那些事并不存在，我那天在灶屋外听到的不是真的。姑儿在一旁端茶倒水，看上去高兴，两个娃子也大了，兰子已经出嫁，小儿子在上初中。

我想到，姑儿终究是把姑爷等回来了。倒是妈妈，在我考上大学那年就去世了。

没想过了几年，忽然听说姑爷再次犯了同样的案，又坐牢去了，这一次判得更重。再后来，听说姑爷受不了劳改场的生活，得了肝硬化，死在牢里了。

幺爷爷一家有三个姑儿。大姑嫁在离我出生地不远的大溪沟，长安的是二姑，小姑就近嫁在狮坪街上。小姑已经去世多年，生前她长年患有结核，我见过她去世前几年的样子，人苍白得像一张纸，夏天坐在火屋里似乎还怕冷，面目神情和长安的姑儿有点相像。大姑是人材最平常的一个，年轻时还被匿虫吃光了鼻子，但她的命看起来却是最好的。

那天姑儿从家里走后，爸爸说了她的小儿子成家娶了媳妇，但似乎不大成器，姑儿和媳妇的关系也不好。只能在外面打工，自己挣自己的生活，还要补贴家里。至于女儿兰子，嫁在邻省的姜堰镇，肯定也指靠不上，爸爸没怎么听姑儿提过。

中间有一段时间，姑儿曾经跟一个八仙男人在一起，两人是搅棒棒伙，没有办过手续。但后来姑儿似乎又不大待见那男人，男的只好走了。

“冉家这些姑娘，不行啦。”爸爸有点感叹地说，提起我亲幺姑和另外两个堂姐的事情来，大都是婚姻不顺，形同单身。

临走时，姑儿喊我以后上长安坝去玩，说新房子要起了。

来往经过街口小吃店的时候，我想走进去吃碗凉皮，看看姑儿在不在，又似乎有些顾忌。临走那天我进了店，没有看见姑儿。小吃店的后厨有一扇侧门对着外边，我走到门口看看，里边一个女人在收拾碗碟，她抬头看了看我，比较年轻，不是姑儿。

我想看看姑儿住的地方，是不是架子床，除了几件衣裳别无物件。终究没有去看成。

过年回乡去爸爸家，再次路过街口的小吃店，依旧没有看到姑儿的身形。

问爸爸，说是姑儿放了假，腊月二十六回长安了。前天还来了爸爸家里，借点钱回家过年。

“她这一年简直不行，连零用钱都要在这儿拿呀。”爸爸说。

原来姑儿的儿子趁扶贫改造起房子，缺资金，材料都是在姑儿打工的小吃店老板处拉的，老板是长安人，除了开小吃店，还做建材生意，正好就便。姑儿一年的工资都预支了材料钱，平时感冒买个药，也只好在爸爸这里借，前后几百块钱的样子。

其实姑儿也不是完全没钱。爸爸说，她这些年存了三万块钱，儿子起房子的时候，姑儿不想动这笔钱，来找爸爸商量。爸爸给姑儿做工作：“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两腿一蹬还不是他的，不给他给哪个？”

我说姑儿大约是为了防老。爸爸点点头说，经过儿媳妇做工作，姑儿最终拿了一万块钱出来。

房子落成的时候，姑儿的儿子想风光一下，多办几桌酒，四处都通知了。爸爸坐店看病走不开，让继母去了，继母坐席回来说，场面很冷清。办了二十来桌的席面，一半都没坐满。连平叔叔都没去。大约是平时条件不行，人情赶得少，到了这时候，谁来捧你的场啊。

初五早晨我去车站，路过街口，小吃店还没开门。不知道姑儿今年是否还在这里打工，儿子的房子起好了，她是否还用得着出远门，挣自己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