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社会学的诞生与进化
社会学的起源：
社会学厉害，还是物理学厉害？
社会学不如经济学、物理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地研究社会秩序与人类行为的学科，尽管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是有时我们依旧会听到一些诸如“社会学是科学吗”这样的质疑。有一些人会直接指出，社会学当然比不上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是教导大家如何通过市场行为，更好地创造经济收益；也有一些人会说，社会学也比不上物理学，因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带头学科，掌握了物理学，就可以掌握自然运作的基本规律。
作为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无法在短时间内变现收益的学科，社会学在可以指导人们赚钱的经济学面前，在可以发明原子弹的物理学面前，似乎要低下头。但是，你是否知道，社会学这门学科创立之初，名字其实是叫“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呢？
“社会学”和“物理学”曾经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这其中到底又有什么样的渊源？那我们就要来看看社会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社会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天后来也被法国定为国庆日。法国大革命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后的残破社会，引起了很多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的深思，他们企图寻找重建社会秩序的办法及方案，因此刺激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此时，工业革命也正在欧洲悄然兴起，并在19世纪达到高潮。人们大量离开农田，转到迅猛发展的工厂去工作；工厂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变革和创新。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将之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体系，工厂、财务机构、银行及各种服务行业逐一诞生兴起，造成了人们工作及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并由此引发了应当如何适应社会变迁的诸多探讨与争论。
工业革命自然带来了科学研究的发展。欧洲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科学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仅在大学学府，而且在整个社会中，科学变成了最重要的思考方式及研究方法。在当时的欧洲，很多旧的哲学思想与信念受到挑战和冲击而遭抛弃，代之而兴起的是所谓的启蒙哲学，其中最著名的学者包括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他们共通的信念是强调自然法则、理性认知，以及使用科学的经验研究来分析社会秩序及变迁。
在启蒙运动兴起的同时，也有一股反启蒙运动的思潮。这股思潮主要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会，在法国天主教会看来，重建法国社会之道，应在复古，将法国带回到中古的安宁与和谐之中。在那种状况中，神是社会的创造者，人们应该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动不动要求改变、搞革命，这样的结果只会是得不偿失，社会被破坏得四分五裂，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早期的社会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法国的社会学，便在这种启蒙运动哲学及反启蒙哲学浪潮的交互激荡下萌生了。
社会学理论的催生者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孔德。
孔德是第一位使用“社会学”这一名词的人。事实上，他是“社会学”这一学科名字的创立者。1838年，在他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hilosophy）第四卷中，他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
法国大革命后，孔德对法国社会受到摧残破坏的社会现象，以及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深感痛心与失望，于是把重建法国社会当作他终身的职责。孔德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感到不满，他开始发展一套积极哲学去对抗启蒙运动中那些他认为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哲学。他对反启蒙运动的天主教保守学者回归过去光辉社会的想法，也表示质疑。他认为只有在现有的社会情况中重建社会秩序，才是可行之道。
如何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孔德深受他的启蒙老师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的影响。圣西门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担任过乔治·华盛顿的助手。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法国，得到了一笔巨额的遗产，使得他可以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工作。1817年，孔德被圣西门雇为秘书，协助一些文书写作的工作。
圣西门意欲创立一套适合于应用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改革哲学，将物理学的方法引用到社会研究中，试图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发现支配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圣西门所构想的社会重建蓝图，过于依赖社会精英，认为“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
在这一点上，孔德与他老师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偏离的地方。在孔德看来，重建社会秩序是需要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做指导来进行的。和他老师的看法相似，孔德也同意这一套崭新的知识体系也确实需要借鉴物理学等科学研究的方法。于是他首先想到了“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这一名字，因为在孔德看来，对于社会现象，可以采用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进行考察。换言之，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就是社会物理学研究的特定目标。之后，孔德又用拉丁语的词头“soci”与希腊语的词尾“ology”合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社会学”（sociology），意在为社会的秩序与进步，引入一种全新的知识形态与信仰体系，用孔德自己的原话来说，“因为只有掌握了现象的规律、从而能够遇见未来，我们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逐一改变现象……科学产生预见，预见产生行动。”【4】
社会学：“皇后之学”
在孔德的心目中，社会学是所有科学的皇冠，它的知识是建立在其他科学的基础上，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而建立的。倘若将所有的学科按照它们各自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放在一个金字塔图案上，那么社会学就会站在金字塔的塔尖，统领其他所有学科。社会学之后，依次则是生物学、物理、机械、天文学和数学。数学排在所有学科的最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修读社会学，就必须先精修数学、天文学、机械工程学、物理学、生物学，逐级而上，最后才可以有资格修读社会学。
为什么社会学是被排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呢？
原来在孔德的构想中，社会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存在，这种复杂度远远不是数学、物理学通过几个方程式就可以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因此解读社会的社会学，也自然成了一门内容最复杂且包含面最广的学科，是所谓的“皇后之学”（The Queen of Sciences），而社会学也因此比任何其他科学都重要。按照孔德的原话，就是：“每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都可以有三类考虑，一个比一个更复杂：即个人的社会存在状态，家庭，以及社会；从科学意义上说，涵盖最广的是人类总体。”【5】
孔德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叫作社会静态学，是研究整个社会如何依照社会法则，由不同的部分或单位所组成的。换言之，它主要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秩序。孔德认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之上的，大家必须要有一种“普遍的共识”（universal consensus），才能够将社会的诸多成分贯穿联结起来。“普遍的共识”是社会团结及社会分工的基础。对孔德而言，社会结构或社会秩序有三个面向，即个人、家庭与社会。其中尤以家庭最为重要，它是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单位。正是在家庭内部，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才有可能被抑制，学会“为他人而生活”。
第二大部分则叫作社会动态学，是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进步的。孔德对未来社会充满了乐观，认为未来的社会会越来越好，因此他深信社会进步。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先是由朴素、神学式的思想所萌生，历经抽象概念的使用，最终达到实证的地位，迈入科学的时代。
在孔德的心目中，研究社会学就意味着必须研究社会静态学及社会动态学，一个是研究社会的结构，另一个是研究社会的变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社会学的乌托邦
然而孔德到了晚年时期，却日益回归保守。
晚年的孔德认为，当社会进化到最后期，一种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宗教将会应运而生，主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这个宗教内，社会学家成为牧师，而孔德自己则成为预言家，被诸子弟所包围追随，传道解惑，传达福音，拯救芸芸众生。在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实证社会秩序里，“仁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人们没有自私之心，一切均为利他着想，大家均热心公益，以助他人为乐。
虽然孔德一再声称他的实证主义从真正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宗教，但是他在晚年以宗教代替科学的做法，最终妨碍了他自己对社会学长期的研究和坚持，可惜他至死对这一点都并未觉悟。
孔德的贡献
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孔德，他的绝大多数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今日的社会学课本中，只会留出一小部分页面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但作为社会学的创立者、社会学之父，孔德对社会学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从孔德时期起，实证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思考方式，社会学的发展，也开始以实证主义作为发展趋向。譬如在孔德之后，法国另一位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开始沿着实证主义的路线，通过详尽的数据收集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得以将社会学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那么什么是实证主义思路呢？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就意味着人们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以科学的观察与实验来寻求真理。真理或事实的真相必须是可以透过感官的经验，由实际观察或实验研究所搜集的资料加以验证的。通俗地说，就是社会学家要多走出去做实地的考察，而不是常年待在书房里拍着脑袋想问题。
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大方法是定量研究。所谓定量研究，就是讲数据。学者们建立统计模型，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去挖掘社会诸多现象背后的一个因果联系。譬如说为了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变化，就需要收集相应的数据，包括人口特征、职业、收入、家庭、教育背景等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找到影响消费形态最为重要的因素。
第二大方法是定性研究。所谓定性研究，就是讲故事。学者们深入社会的田野当中去不断地交流，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对话和口述史去记录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家族史。英国的《独立者报》在2001年6月8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就描绘了社会学家是如何利用参与观察法深入理解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在这篇题为《从社会学中获得乐趣的学者》（The academic who got a kick out of sociology）中，作者指出：“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学者们在街角与年轻的帮派分子厮混，在擅自闯入的空屋中与吸毒者并肩而坐，或是和不良少年一起站在天台上。”这些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田野体验，其实正是社会学实证研究的趣味所在。
社会学虽然被孔德誉为“皇后之学”，我们并不是去比较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的优劣，而是想告诉大家，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使用的是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正如孔德所坚信的，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而系统的，可以被反复的观察和检验的。
社会进化论：
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解释社会？
相信大家一定都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句话耳熟能详。这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核心观点，意思是说，在生物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只有能够跟随环境的改变而去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够生存下来，不能够适应的物种将会被大自然淘汰。所有生命都必须遵循这一套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规律。
如果说这是自然界的一般法则，那么在“社会”这个范畴中，是否也存在着这么一套优胜劣汰的发展法则呢？
我们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似乎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竞争的环境中。在学生时代，我们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才可以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千军万马的考试中杀出一条路，进入好的大学；到了工作岗位，我们又被要求要好好工作，努力完成KPI，考核不通过就会被淘汰，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大家都在强调拼搏精神、狼性文化，抢资源，拼发展。整个社会，就好像是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火车司机不断踩下油门，轰鸣地一路往前，生怕落后一点，就会被别人超车。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真的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今天社会的游戏规则吗？在社会学中，社会进化论是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吗？
实证主义的崛起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将视线拉回到社会学发展的早期，回到达尔文生活的19世纪欧洲。
19世纪，工业革命横扫欧洲，给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生产领域从农业生产体系到工业生产体系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农民们纷纷脱离了长期依附的土地，转移到城镇中的工厂去工作。
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极度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完全确立。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逐渐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当时的工人，普遍工作很长的时间，却拿着相当低的薪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反对工业体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各种意图改革甚至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资产阶级迫切地想要掩盖其固有的矛盾，巩固自身的统治。
与此同时，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都有了许多突破，此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们更加坚定了科学的实证性。同一时期，生物学领域的几项重大发现，如细胞学说——人们发现细胞才是动植物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体的许多秘密正在被揭示，动物种类的差异性也逐渐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是达尔文登峰造极的生物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这一发现强烈地刺激了知识界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也纷纷从实证科学中寻找新的灵感和依据。上一篇我们介绍的法国哲学家孔德，就将实证主义研究带进了社会学，并把社会学赞誉为“皇后之学”。在英国，也有一位哲学家，也在思考着社会进化的一般规律，他就是在当时整个欧洲大陆产生极大影响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家，他从小并未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但却依靠自我的努力，不懈地阅读、进修与写作，终成大家。他曾做过铁路工程师，也做过伦敦财政报纸《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编辑，还和另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赫胥黎是好朋友。他著作等身，论著所涵盖的学科及论题几乎无所不包。
很多人以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一词是达尔文首创使用的，其实不然，斯宾塞才是首创该词并且第一个使用该词的人。斯宾塞早期受到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影响。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指出，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其结果必然引起灾难和战争。只有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譬如战争、瘟疫、穷人不得结婚等方式，才能抑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均衡。
当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这一观点之后，斯宾塞被深深吸引，于是将生物进化的原理与法则应用于社会领域中，提出了社会进化论。1857年，斯宾塞发表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方面的重要论文——《进步：法则和原因》（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这篇论文的出版时间，要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还早两年。他的著作《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则出版于1860年。在这本书里，斯宾塞参照当时的生物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一个首要原理，这个首要原理就是进化是宇宙的主要过程，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同质到异质的过程，人类社会也必须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譬如，由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是由最简单的部落形式，逐步发展到复杂多元的国家形态；由不确定到确定，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最早是受到习俗、礼仪的约束，那这样的约束因为没有强制效应，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后来习俗发展成法律，各种行为准则就在法律框架的约束之下，变得更加明确；由同质到异质，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都市的发展，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大家都是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再加上人口流动小，所以家家户户的同质性很高。但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在城市中，不仅工作的机会和岗位大大增加，城市的范围扩大后，也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愈发的丰富多彩，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增加，这就是一种异质性的体现。
上一篇中我们谈论的孔德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观念与精神的发展。和孔德不同，斯宾塞的进化论观更加强调社会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首要原理，就是进化。进化是朝着更大的规模、更具凝聚力、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方向发展。提出社会进化论的斯宾塞，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社会有机体论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呢？
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中，社会有机体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思想。斯宾塞将社会类比为有机体，他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在本质上是与生物有机体一样的，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譬如，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都表现出聚集增长。伴随着机体的不断增大，体积也会相应增大，其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除了发展与成长之外，两者也都在结构上呈现出进一步的功能分化，功能分化之时，不同部分的机体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倘若有一部分的机体，或者社会功能受到破坏，就会影响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也有许多差别。譬如，生物有机体有着可以观察到的特点外形，而社会却没有可以观察的外形，所以说“社会有机体”多少是一种比喻；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是具体的相互联结着；而社会则不是，社会是一个分散的整体，很多社会成员都分布各处，成员之间是自由的、分散的，互相不通消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生物有机体有大脑这个意识中心，而社会却无此意识中心，相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自己独立的意识中心。
斯宾塞又特别指出，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更为重要的差别，就是生物有机体是靠皮肤维系起来的，而社会有机体是通过语言媒介保持团结的。按照斯宾塞的原话：“动物的各部分形成实在的整体，社会的各部分构筑成抽象的整体……虽然各部分的聚合是有机个体赖以维持生命合作的先决条件，但是社会有机体能通过另一方法保持合作，社会成员不用接触就能通过情感语言和口头或者书面语言超越空间而保持合作，这就是说语言具有身体刺激所没有的媒介功能。”【6】
此外，斯宾塞进一步指出，生物有机体的各种器官机能是相互配合的、均衡的，这种均衡和稳定使得生物有机体能够正常的生存和进化。社会有机体也是一样，也需要处于一种功能平衡的状态。每个部门均各尽其职，履行自己的职能，来服务整个社会的需要。假如有任何部门失职，引起失调，社会体系就会有自动调整的功能，将失调的状态恢复平衡，从而使得社会得以生存和进化。
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斯宾塞认为社会中的人们必然按照不同的职能，分化成三个不同的阶级，即担负生产功能的劳动阶级、担负分配功能的商人阶级、调节生产分配及整个社会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这三个阶级对于社会各有各的功能，缺一不可，而且三个阶级之间可以达到平衡和安分守己、各司其职。这三个阶级的同时并存是由社会有机体的本性所决定的。
与此同时，身为一位社会达尔文学者，斯宾塞相信“自然选择”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他反对社会改革、社会福利以及任何政府控制或干预的政策。在斯宾塞看来，政府的活动应该加以限制，越少干预人民的事务越好，一切让之自然发展，自然就会理出一条最好的解决之道。政府越是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干涉人民的生活越多，就越会将社会弄得一团糟糕，鸡飞狗跳，民怨载道。譬如教育制度、货币制度、社会福利政策及措施，都非政府所应该涉足的。
斯宾塞早年认为社会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了晚年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社会进化并非必然，其进展需视情况而定。但是在大体上，斯宾塞认为每个社会都是朝前进步发展的，但由于个别的不同情况与外来社会的接触影响不一，在不同的时期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以及高低起伏的变化，但从长期总体方向看来，社会进化总是向前进展的，社会在向一个建立在友爱、利他主义、专业化而看重个人成就的未来社会迈进。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中国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深受达尔文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存在自然选择的进化规律。但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达尔文从来没有提出“演化”等同于“进步”，达尔文认为进化产生的新物种只是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引入了社会进步的概念，认为进化后新的社会形态总是比以前的要好。这一思想也被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借来所用，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震撼的效应，这集中体现在他1897年翻译的著作《天演论》中。
《天演论》原名是《演化论与伦理学》，是严复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名为《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的演讲与论文集，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通俗小册子，其基本观点是：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上不断进化，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文明越发展，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就最能适合生存，可以说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思想。
与其说《天演论》是严复翻译赫胥黎的作品，倒不如说《天演论》宣传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单纯是一本译作，其中的许多思想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翻译了赫胥黎的原著。除了宣扬“进化论”外，严复对赫胥黎的原著加以改造和评论，更主要的是加入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赫胥黎看来，因为人类社会中道德伦理的存在，人类社会的进化并不能和自然界的进化一概而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可能会更进步也可能会倒退。然而，严复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严复吸收了斯宾塞的优胜劣汰学说，主张进化主要是进步，他并不承认进化还有倒退。
为什么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会如此受到严复的重视呢？
这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不仅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还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港口城市，并赔偿日本2亿多两白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欺侮瓜分中国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意识空前高涨。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严复开始了《天演论》的翻译。作为曾经在英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严复迫切想要将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思想引入中国，尤其是想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来警醒当时的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自强，意识到只有不断进步才不会被淘汰，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
《天演论》的出版和流行的确给了当时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当头棒喝，敲醒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进化论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思想武器。1897年《天演论》首刊出版，此后，书中的许多口号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进化”“优胜劣败”迅速风行。严复指出，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中国人若不在世界竞争中生存，必将会被天所弃，而致亡国灭种。这于国人心理产生极其震撼的效应，书中思想极大地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之前，《天演论》是中国最火爆的畅销书。
当时有许多的名人名家都是《天演论》的粉丝。譬如我们熟知的胡适，胡适之名就是他看了《天演论》后将自己的原名胡洪骍改为胡适的。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的字“竞存”，也是由此而来。鲁迅也是在他的《朝花夕拾》中说：“在学校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更不用说当时一心想要变法图强救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皆为《天演论》所折服，康有为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许多的学堂，老师都以“物竞天择”来命题让学生们考试创作。
社会进化论的时代价值
可以说，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诞生，以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思想浪潮，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更多的将其与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相联系，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批判和争议。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中，但是社会之所以会前进，不应该只是一套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逻辑，“狼性文化”也许可以获得一时的优势领先，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后面提到的涂尔干，就提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在社会整合基础之上的有机团结；韦伯则指出理性和价值是指引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滕尼斯则强调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这些社会学理论，在今天依旧对于我们的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伦敦海格特公园拜谒大名鼎鼎的马克思墓，那你一定不要错过斯宾塞的墓碑。斯宾塞的墓碑就紧挨着马克思的墓碑，然而遗憾的是，世人只知道去一睹马克思，却极少有人知道斯宾塞。从这一个小的细节，大概也可以看出，社会进化论学说在今天早已经没有了其两百年前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进化论在世界范围内曾产生过极为轰动的效应，在社会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