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ION 6法律的详密与简约

今人制定法律有个习性，喜欢周密、面面俱到，唯恐漏下什么漏洞叫人有机可“钻”。我们爱说，法治就是啥事都要依法办事，有一件事做得随意、任性，没有一个凭据，就是丢失法律规矩的乱来了。往严重了说，那还会重蹈“人治”的覆辙。这在权力的使用上，特别清楚。而做事是多方面的，甚至是无数方面的。谁也分不清道不明，做事的行为方式，究竟有多少。如此，作为行为规矩的法律自然数不胜数。

这是一个道理。

不过，我们眼下的习性，多多少少也来自洋人的法律文化影响。启蒙运动以降，洋人对法治着迷上瘾，认定法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故而拼了老命来制定方方面面的法律规矩。但凡一个行为，他们就想方设法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那阵儿的法律制定，真是热火朝天、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法律文字铺天盖地，就像从有始无终的生产流水线上蹦出的产品，一条接一条，一款接一款，仿佛立法都可实现“泰罗”式的工业化。法律史专家说，这是“立法运动”，还说，从这开始才出现了令人应该学习的西方现代化法律大厦。而这座大厦的特征，正是详密、无所不包。

可是，咱们古人偏偏要较真儿。

有些古人非说，法律详密没啥可夸耀的，那是中看不中用。晋代有个叫杜预的人，他讲，“刑之本在于简、直。”宋代出尽风头的司马光也说：“凡立法贵其简要。”就算到了民国，还有个叫程树德的现代法律学问家，照样以为：“简则治，繁则乱，盖以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

过去的国人，还有两条理由来论其中的要害。前一条的意思是，简约的法律条文读起来省事儿，不费脑筋，因为一目了然。后一条的意思是，简约了，官人不易做奸事，因为大家都容易知道法律规矩，从而容易盯着官人的一言一行。

后一条蛮关键。杜预说：“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而且，“法出一门……吏无淫巧。”大唐李世民有类似的言辞：“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琢磨一下，法律条文多了，自然容易相互矛盾。条文多得一塌糊涂，找出意思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对熟悉法律内里机巧的官人来说，自然易如反掌。这有“法出多门”的苗头。如此，不安分的官人便会暗自窃喜。遇到了麻烦，他们一定会揪住有利于自己的条文，大做文章。而外行人简直就是云里雾里。

古人反对法律详密，是担心官吏“淫巧”、心存不轨。官吏之“淫巧”，用在详密的有时包含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上，自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一个结果：官吏操持了法律统治。而这种统治，又未必是皇上老人家的原本意思。无形中，君王的权力被架空了。更为要命的是，架空之时，不仅皇上兴许看不出，低层小民也是不知机关。这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了。

今人不会再为皇上着想。皇上是个过时的“人治”符号，已经作古，顶多被当成“历史文学形象”来为人们的兴趣调节一二。但是，古人的思路依然有益。因为，即便我们认定了法律制定与民主的关系，扔掉了皇权，法律详密而生的问题，依旧摆在那里。我们都说，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可是，法律条文汗牛充栋、繁复多样，老百姓怎样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想今日的“普法教育”，这意味着许多老百姓不知不懂法律）。接下来，老百姓何以知道官员所做的正中他们下怀？百姓只知官员“依法办事”，却不知有时那可能是依“依法”之名、行“官治”之实。反过来，条文简约，百姓看了一准儿明白。明白了也就容易知道官人到底在干什么。

这里的要害，纵然在洋人那里，也是不太为人所知晓的。

当然，详密有其好处，这该是没说的。详密的好处，也是针对简约的弊端而来的。法律太简单，等于时常还是没有规矩，人们照样不知所措，官人照样可以发挥“淫巧”。事物都是利弊兼有的。

问题倒是，对今人来说，古人的思路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意思：将皇权扔掉之后，法律制定得相对简约，百姓就容易像过去的皇上一样，当家做主，依自己的意志查断官员的所作所为，从而大体避免“官治”，保持民主？法律详密，百姓倒是困难了？

这终究是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