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过去的16年里，我一直漫步在市区的街头巷尾和公共空间里，观察着人们如何使用街头巷尾和公共空间。我的一些发现兴许对改善城市规划设计有所帮助。市区里烦心的事比比皆是：台阶太陡；门太难开；马路牙子、花坛边沿之类的设施太高或太低，我们坐不上去，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在台沿上边安装一些尖状物，让我们连坐一下的愿望都没了。设计如此笨拙的城市空间，让人们不去使用它，其实也真是煞费苦心，不过，这种不近人情的空间还真不少。从比较大的尺度上讲，城市里有了大块空白的墙壁，这种墙壁可能延伸至整个街段，形成堡垒似的巨大构造物。巨大建筑综合体里有了曲曲折折的廊道，形成了封闭起来的购物中心。地下通道和天桥让人们失去了方向，只能依靠我们难以辨认的亮闪闪的各种标识来行走。面对大问题或小问题，我们总有具体的办法去解决它们，我会提出一些办法，包括解决空白的墙壁的办法。

尽管如此，令人鼓舞的事情也不少。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直都在重新发现市中心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使用市中心的人数现在已经明显上升了，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市中心创造出了更多的空间。有些城市空间的设计很拙劣；但是，很多城市空间的设计并非不可理喻，有些城市空间的设计堪称优秀。我的研究小组精确计算了一些关键城市空间的使用人数，我们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人们日常使用的关键城市空间年均增加率为10%。关键城市空间的供应产生了对关键城市空间的需要；城市空间不仅每年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城市空间。在城市空间达到一个有效承载能力时，我们会发现，城市空间的承载能力大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而且城市空间的承载能力是人们自己决定的。对让一个场所工作起来的因素，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认识，我们还把那些认识用到了那些很有魅力的地方，效果不错。（我们的基本认识之一是：人们最倾向于去坐一下的地方是那些有地方可坐的地方。）

露天咖啡馆一直都在增加。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如果美国人去了欧洲，他们会乐意露天用餐，但露天用餐违反了加尔文教义，所以美国人在自己国家，是不会乐于露天用餐的。现在，许多曾经刻板的城市，在春天和夏天，都有了大部分地中海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在室外喝咖啡、喝酒、用餐的氛围。华盛顿特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重新发现市中心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欧洲城市在建设空间友好方面一直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他们的城市核心区的人口持续增长。哥本哈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建筑师盖尔（Jan Gehl）的劝导下，哥本哈根的城市核心区已经很大程度地步行化了。盖尔对此发展进行过详细记录，他的那些记录显示，人们在这个核心区里走走、落座，到商店里闲逛之类的简单快感大大增加了。那些记录还揭示，人们计划和没有计划的活动，甚至在冬季，都大大增加了。从1982年开始，“哥本哈根狂欢节”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狂欢节持续三天，在通往城市核心区的路上，人们就跳起了桑巴。

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涉及城市空间开发，尤其是城市空间的设计和管理。当然，我的主要兴趣一直都是理论研究，或者说，我的主要兴趣不那么涉及具体操作。无论街头生活有什么意义，最让人着迷的街头生活都发生在人们的互动交流之中。这种互动交流的形式林林总总。我在下一章里会详细展开论述，不过，让我在这里先说几句。

最基本的互动交流形式是我们所说的纯粹闲聊式的交谈，也就是说，人们在步行人流中停下来寒暄几句的交流形式。纯粹闲聊式的交谈的一个变种是延长了的或分三个阶段说再见的方式。尽管有时人们说了好多遍再见，但是，交谈还在继续。

观察神侃的人是有意义的。神侃的人成排地站在人行道上，最常见的是沿着马路牙子站着，在这种时候，那些神侃的人的脚可能正在演绎一场复杂的芭蕾。一个人的脚可能在不断地移动。其他人则不这样做。他停下来。另一个人的脚会在几秒钟里开始移动起来。第三个人可能来回踱步，从左到右，画个半圆。那里似乎正在展开某种交流。但是，人们动来动去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没有破解这个密码。

另一个令人不解的事情是训练有素的行人。在举止、信号和装扮这些细微的地方，训练有素的行人的确不一般。我会分析人们擦肩而过的模式和避开了的各种冲突，用这些可以重复的例子作为证据。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所有这些是如何开始的。1969年，纽约市规划委员会的主席埃利奥特（Donald Elliott）要我帮助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编制一个综合规划。埃利奥特已经把一群很有能力的青年建筑师、规划师和律师组织到了一起，所以，编制一个综合规划是一个让人很高兴去做的工作。另外，这个综合规划涉及的是纽约市的发展和可行性的重大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土地使用预测以及这类规划所特有的对未来的预测，所以，这个综合规划的重点就是非同寻常的挑战。这个综合规划还特别强调城市设计，强调使用奖励式分区规划的办法，要求开发商提供公园和广场。在城市设计领域，纽约当时堪称先锋，因此，这个综合规划是在城市设计问题上适当的自我陶醉。

我好奇的一件事是，新的空间如何运转起来。当时没有这方面——观察一个场所是否使用得当——的研究。如果使用不当，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没有资金来展开这类研究，也没有人有这样一份工作。我忽然想到，建立一个评估单元来填充这个空白，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时来运转。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邀请我做特聘教授，去完成另一个创新性的纽约项目。（特聘教授，多么优美的头衔！换句话说：没有博士学位；聘期仅1年。）在亨特学院社会学系期间，我能够让一些学生去研究特定的场所。有些研究的确很不错。那些研究还证明了时间如何让感知发生变化。正值校园动荡期间——亨特学院院长的画像正常地悬挂着——学生们在校园和校园周边地区的研究表明，整个场所糟糕透了。紧挨着麦迪逊大道的地方被看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是不无道理的。无论其主观因素如何，有些学生的观察是非常到位的，这个事实让我更加相信，建立一个评估小组是可靠的。

为了建立这类评估小组，我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预算申请。第一批有关部门之一就是“全国地理学会研究分会”的信托人。我提交这份申请的基本理由是，全国地理学会研究分会已经支持了对很远的人和很远的地方进行观察，为什么不对城里人也做同样的观察呢？那些信托人认为这个理由有些冒失，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判断。那些信托人给了我一笔拨款，实际上是一笔“探险拨款”，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我必须提交一个印有“探险”标签的表格，看看探险队员是否接种了疫苗，以防止热带疾病。）

关于方法。直接观察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做访谈，偶尔也做实验。但是，我们观察的最多的恰恰是人。我们努力让我们的观察不要影响被观察者，所以，我们很少影响到我们正在观察的对象。我们很主动地去做到不干扰观察对象。街上有些人如果觉得他们被窥视了，他们有可能采取暴力行动。

我们使用了很多摄影技术：用35毫米胶片拍摄静态照片，用超8镜头做延时摄影，用16毫米胶片制作文献。我们使用了望远镜，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不惊动观察对象，但是，我们发现，对于大部分街头交流来讲，望远镜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逐步靠近我们的对象，直到5英尺—8英尺的近距离为止。我们在水平仪顶部安装摄像机，使用各式各样的广角镜头，保证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干扰观察对象。

我们的第一批研究涉及人口密度。必须首先研究人口密度。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普遍担心“过度拥挤”这个幽灵。人口高密度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病和城市本身的疾病。“行为变异”是当时的一个新角度。城市不仅因为它的明显问题而受到非议，而且还因为城市被压缩成为一种状态而受到责难。通过望远镜来观察纽约的第五大道：8个街段的人挤进1个街段，人们神色紧张，不带笑容；城市的背景声音有电钻声、警笛声，俨然是一段格什温（Gershwin）的不谐和音。这是文献中的城市形象。城市还有希望吗？城市当然有希望，城市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小孩跑上了新城长满绿草的山坡。他回首看看城里，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用落锤破碎机拆除旧的建筑物。他们都是好人。孩子们观望着，就像科比西埃（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那样，白色的塔楼拔地而起，向上生长起来。这些乌托邦带着美好的愿望成为了现实。

对人口密度的研究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有全国卫生研究所的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博士的研究，他在老鼠实验中发现，改变拥挤程度与神经行为，有时与自杀行为具有相关性。一些大学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空间形式对人的影响，如20个人坐在一个圆形的房间A里，而另外20个人坐在一个正方形的房间B里，他们完成相同的工作，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比较。另外一种研究是，向测试人展示不同空间的画面，从拥挤的城市街道到荒野沼泽，监控人对这些画面所做出的生理反应。

有些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然而，这种研究都是间接的，人们把他们所要研究的根本事实从它所处的背景中抽取出来，一次或两次，从而形成了它们都具有的一个共同缺失。这个根本事实就是正常情况下的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正常情况下的人。

人们最关注人口高密度问题的时候恰恰是城市明显不再得到人口反而是流失人口的时候。在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间，纽约哈莱姆区的人口减少了25%，处于严重衰退状态。人口流失并没有让哈莱姆受益。那时，哈莱姆随处可见坍塌的建筑物，荒芜的建设用地地块。许多街区的人口数量不足以维持商店和活动的正常运转，但是，尚存的建筑里却人满为患。我们研究了西班牙裔聚集的东一百零一街。虽然它有它自己的麻烦，但是，它运转良好，像一个小规模的、凝聚起来的街区。之所以如此的一个理由是，那里仅有一块空置的地块，而且那块地成了这个街段嬉戏的场所。

城市更新计划的动力依然存在。城市更新的想法曾经是，清除内城衰落地区的破旧建筑，用低密度的高层建筑替代内城这些腾出来的空间。然而，许多内城衰落地区并非真正萎缩，但是，正因为大家都这么预期，它反而真的萎缩了。一旦我们宣布一个地区衰退，也不再去更新维护它，在雅皮士【1】们到来之前很久，人们就开始迁徙了。有时，这类城市更新阶段根本就没有出现。许多城市都有大量的闲置空间，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几乎摧毁了它自己，现在，许多街段还在等待更新改造。

闲置空间太多，人太少，这是博伊西市已经出现的城市中心区问题，许多城市或多或少同样有这类城市中心区问题。闲置空间太多、人太少的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遗憾的是，我们对这类城市中心区问题的认识长期落后。博伊西市是一个较小城市的案例，许多城市至今依然如此，并未改观。

谁都以为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友善。果真如此吗？我们对街头生活的研究表明，逆判断可能更符合现实情况。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言，大城市可能更友善，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就人与人之间交流次数的绝对数字而言，还包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整体比例而言。对比之下，在小城市里，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很少见到不断说再见又不断继续下去的那种谈话现象，街头聚会比较少，纯粹闲聊式的交谈比较少，货真价实的商业要地比较少。就个案而言，比较小的城市，友善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我自己就居住在一个小城镇里，我想这种情况的确是事实。我们还能提出，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里的友谊更加深入一些。然而，就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频率而言，大城市的街头巷尾明显比小城市要活跃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关于整体人口的问题，而是关于人口分布的问题。与蔓延开来的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有一个紧凑的核心，核心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但是，大部分小城市并非集中的，实际上，没有几个城市的集中可以与它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集中相提并论。街区与街区的连续性被破坏，只要一个停车场就能打断这种连续性。有些城市的停车场空间超出了全部城市空间的50%，停车场占据的空间大于城区占据的空间。

当我去一个城市时，我喜欢粗略地估算一下那个城市中心区在中午时分的状况。如果人行道上的步行人流不足1000人/小时的话，这个城市可以用金子来铺装街道，让这个城市看上去有所不同。这种城市是丢失了城市中心区的城市。简单而言，没有足够的人来支撑城市中心区的运转，来支撑百货商店的经营，来支撑好的餐馆，也没有足够的人来活跃街头巷尾的生活。

我们遗憾地看到，不少城市中心区呈现出这种空荡荡的状况，我们更遗憾地看到，很多城市采用了相同的加剧城市中心区衰退的方式。它们的大部分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消除步行拥挤。其实那些城市中心区根本不存在步行拥挤。那些城市中心区所需要的恰恰是步行拥挤。然而，那些城市中心区正在做的却是把人赶到别处去。在一场对大街的圣战中，城市中心区建起了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封闭起来的廊道。总而言之，把人随便安排在哪里都可以，就是不要把人留在道路平面上。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符合格雷欣法则：期望让大街更具有竞争性，然而，事与愿违，城市中心区的街道变得更加索然无味了。空白的墙壁是这个判断的一个证据。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空白的墙壁在城市中心区道路平面上的比例已经迅速增加了，郊区购物中心空白的墙壁最直接地伤害了小城镇，为了与郊区购物中心抗争，小城镇建筑物的周边也效仿郊区购物中心建起了空白的墙壁。

效仿是为了自我防御。不喜欢城市的那些人的城市是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那个。正如全国历史保护托管协会展开的“主街项目”一直都在证明，最有成效的方式是那些可以持续下去的方式，是那些可以提高而不是降低人口密度的方式，是那些可以集中、簇团和让行人回到街头巷尾上去的方式。

然而，正是大城市面对着市中心人口密度降低的严酷挑战。大城市的市中心会控制住人口流失吗？或者，大城市会向乡村地区蔓延开来吗？现在，似乎还是去中心化的倾向占优势。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点。高楼群在立交桥之间竖起来。甚至在城市内部，郊区建设方式正在成为赢家。正在到来的这个时代属于全新的一代规划师和建筑师，对于他们来讲，对城市中心的感受就是在郊区购物中心的中庭中所获得的那种感受。一些城市已经按照这种形象重新塑造了，还有很多城市会追随郊区购物中心的方式建设市中心。

在这本书里，我会尽量避免预言。要弄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很困难，更不要说预测20年后会怎样了。当然，人们可以憧憬。我认为中心会继续存在，原因在于人们用行为证明了中心的活力。街头相遇程式化的寒暄问好，与人打个招呼，反复说再见，纯粹闲聊式的交谈，所有这些行为非同小可，不是可以忽视掉的。它们显示的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推动市中心的运转。

大街小巷是城市的生命之河，是通往市中心的途径，街头巷尾是我们聚集的地方，所以，大街小巷和街头巷尾在城市里具有首要地位。我希望能在以下的章节里讲清这个道理，街头巷尾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们。

注释：

【1】雅皮士（Yuppie）是美国人根据嬉皮士（Hippie）仿造的一个新词，意思是“年轻的都市职业工作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