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街头巷尾的人
许多人在街上工作。警察、邮递员、清洁工、交通指挥人员、门卫、车辆调度员等，整日出没在街头巷尾，与他们相伴的还有监管机构的人员，公交部门对公交车运营实施管理的人员，交通管制部门对交通指挥实施管理的人员。
商店的店主也是街头巷尾的人。在人头攒动、小店云集的街上，一些店主常常站在店铺门前。当路人驻足观看橱窗时，那些店主会迎上前去搭讪，推销他们的商品。几乎没有哪个店主不熟悉他们附近的街巷的。
出没在街头巷尾最多的还是那些临时工：张贴或发放小广告的、兜售小商品的、卖熟食或其他食品的、送快递的、街头表演的、算命的、募捐的，等等。还有一些古怪的人：“月亮狗”（Moondog）、“马古先生”（Mr.Magoo）、“偏执狂先生”（Mr.Paranoid）、“恐怖船长”（Captain Horrible）、“阿兹特克女祭司”（Aztec Priestess）、“高尚女士”（Gracious Lady）、“铃鼓女人”（Tambourine Woman），等等。无论他们如何稀奇，他们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面目还是善良的。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的患有精神疾患的人让这个群体的人数骤增，而给那些人提供门诊服务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一些人就成了流落街头的人。露宿街头的妇女也是一个特殊群体。实际上，在释放精神病患者和危险者风潮之前，无家可归的妇女就已经存在了，没有任何人保护她们。她们保持严格独立，不扎堆。现在，露宿街头的妇女比以前要多。
街头巷尾还有一些人过着大众不了解的生活，他们阵容强大，乞丐、卖假货的人、魔术表演者和他们的托、妓女和拉皮条的、男妓和骗子同伙、毒品贩子，以及他们中最糟糕的——穿着白色运动鞋的抢劫犯。
恶的或善的，街头巷尾的人各式各样。要想看清街头巷尾的人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停下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点多待会儿，延续足够长的时间，我们会发现，那里有多少不同的人；他们的活动规律；有多少人似乎相互了解，即使是那些你假定他们为对头的人。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我们还会发现，街头巷尾的人正在注意我们。他们不无道理。我们并非那个地方的常客。我们并无明显的理由出现在那里。我们拿出小本本做笔记，他们会对此大惑不解。不久，某个人会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如果我们的解释站得住脚，“行”这个词会悄然而至。他们会接受我们，会向我们问好。
有一个规则让我们迷惑不解。他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认识他，我们常常看到他。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他了解我们。他给我们点头示意。不过，他究竟是谁？他处在没有背景的状态下。他没有穿制服。他不在我们看到他的那个环境中。他是超市的助理经理？酒吧服务生？我们需要把他放在一个场所中才能认识他。
这个过程可以从两个途径实现。隔壁的理发师已经给我理了15年的头发。然而，他总是称呼我医生。他认为我是我们附近那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我没打算告诉他我不是医生。现在告诉他我不是医生为时太晚了。那样对他不公正。称我医生是我们关系的一部分，而且那样最好。
现在，让我们比较仔细地观察街头巷尾那些人的基本类型。我们会从善到恶依次排列，不过，我们不会去给善与恶划出太清晰的界限。
街头小贩
街头巷尾的小贩什么都卖。品质低劣的首饰、手表、雨伞、塑料雨衣、玩具等商品。当然，小贩总是努力出售新品种，并且大部分小贩时不时还赶时髦，或者出售从批发商那里买来的商品。若干年以前，皮腰带曾经风行过。于是，许多小贩争相出售各式皮带，以致皮带市场看上去肯定饱和了。但是，供应创造了需要，人行道上随处可见皮带，推动人们去买更多的皮带。人们现在还在买皮带。
小贩的数目一直都在增长。出售的商品范围日益扩大。随着小贩增多，他们挤占了更多的人行道空间，尤其是在店铺门前。冬季和夜晚生意相对更好些。一些小贩使用电池供电的荧光灯照亮他们的货架和柜台。
无论卖什么商品，销售量大体相同。街上的商品便宜一些。商店里卖十元，小贩仅卖一元。为什么要买贵的呢？小贩在卖东西时常常采取遮遮掩掩的方式，仿佛交易是背着人的。许多小贩看上去神神秘秘的。许多人试图这样做。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纽约人都心照不宣地在想，他们卖的许多商品肯定都是偷来的。小贩们对此种看法放任自流。在这场骗局中，顾客的不正直不过是为了获得好处。这个顾客希望那商品是偷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打算做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实际上，小贩出售的商品几乎都不是偷来的。他们从百老汇第十三街的批发商那里购买商品，那些批发商在新奇商品方面很在行。但是，当我们问小贩他们从哪里弄来那些商品时，他们会闪烁其词，眨眨眼睛。
实际上，街头巷尾所有的小贩都是非法经营的。按照相关法规，食品和商品小贩可以获取营业执照，但是，并不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商业区、商用市场分区里、不足12英尺宽的人行道、过街地道、汽车站、行车道10英尺范围内，或距建筑入口20英尺的范围内，都不允许小贩经营。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不许小贩经营。
警察的确在追逐小贩。不过，并不努力。警察抓小贩是街头巷尾的标准剧目。双方都明白他们的角色，合作扮演各自的角色。当警察遇到小贩并拿出他的传票本时，他可能说，他接到一个投诉，也就是说，给小贩出具传票并非他的主张。如果有任何顾客依然盯着小贩的商品，警察可能会告诉他们，没事，想买就买吧，警察填写传票还需要时间。小贩不会高兴，但是他知道，大部分法官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只会罚几美元。
没收商品是最终的惩罚，警察与小贩一样，都不乐于采用这种处罚方式。警察会周期性地对街头小贩实施清理，届时，他们会开来一辆或若干辆厢式货车，把小贩的东西扔到车里去。这些行动会招来围观，报纸会对此进行报道。第五大道协会会对此恼怒不已。
有些警察有针对性地追踪一些小贩。我时常看到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警察藏在停在路边的卡车近车道的一侧，突然袭击人行道上的小贩。小贩告诉我，这样的警察是真正的混蛋，他们不像常规的警察，那些常规的警察是从人行道上接近他们的。
小贩对警察不满其实还有另一个理由。警察妨碍了竞争。当小贩与另一个小贩公平地合作时，他们不喜欢与许多新手挤在一起。在与警察的较量中，新手很难像老手那样生存下来。
小贩非常善于迅速分散开来。这一点当一群小贩排成一排，堵住了行人的通道时最为明显。他们会维持一两个瞭望哨，通常站在街角的一个箱子上。之后，有些团伙使用步话机。他们准备好了逃离。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会使用哪条路逃走，从哪个地下通道入口，在哪里停放货车。他们的那些货架可以即时折叠起来，货物可以扔进一两个纸盒子里。他们用来出售皮革制品的货架是有轮子的，可以推着走。
小贩还明白警察管辖区的划分。如果纽约中城北区的巡逻车来了，小贩们便会跑到第五十九街南边去。他们现在站在第十七区上，诅咒说“见你的鬼，兄弟”。当一辆警车从第十七区开过来，他们会再回到第五十九街去。
当警察突袭他们，喊叫声和口哨声会响起，小贩们从这里和那里逃之夭夭。也就是20秒到30秒的时间——我曾经计算过这个时间——然后，除了警察，没有留下一个小贩，也许碰上一个倒霉的小贩逃得太慢了。半个小时以后，小贩会再回来。在这种情形下，团队十分重要。有人帮助也很重要。团队的功能不仅仅是放哨，还兼了推销和救助的功能。
许多小贩，可能是多数小贩，都是最近移居美国的人。直到最近，商品小贩多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而食品小贩主要是希腊移民。但是，民族模式正在改变。1983年以来，来自非洲西海岸前法国殖民地塞内加尔的年轻人蜂拥而来。塞内加尔有在街上出售商品的传统习惯。最近这些年，塞内加尔的小贩已经大量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并且已经扩散到了其他欧洲城市。现在，他们又来到了纽约，估计至少有600多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
塞内加尔的小贩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小贩。他们有礼貌，甚至警察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他们讲不了几句英语，但是，他们的英语带着法国口音。他们什么都卖，不过，他们偏爱金饰品和手表。与其他小贩一样，他们也是在批发商那里买商品出售。
他们并不兜售他们的商品，静静地站在他们出售的货物托盘背后。他们轻声细语地与顾客说话。金手表？金手表？他们的平静让人消除了戒心。
另外一些新来的是卖书的小贩。他们有些卖新书，有些出售二手书。许多小贩专门出售连环画之类的图书。最冒险的小贩出售大开本的艺术类书籍和作为礼品送人的品咖啡时读一读的闲书，通常比人们计划付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大开本的艺术类书籍在人行道上摆开，很有吸引力，吸引许多过路人驻足围观。
不同于其他小贩，书贩没有不断地监视警察来了没有。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警察并不逮捕他们。《第一修正案》保护着售书，地方法令不能禁止售书。
食品贩子一直都是城市室外即食食物的烹饪者。纽约的食品贩子数目正在增长，1978年获取食品营业执照的有3400人，而10年以后，198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300人。食品单也扩大了。街头小贩过去就卖热狗、椒盐卷饼、苏打水、冰淇淋和干果。除了保留这些主要食品外，他们增加了一些菜肴，许多是外国风味的，许多现做现卖，如希腊烤肉串、中东的炸土豆丸子（有或没有皮塔饼）、希腊肉肠、意大利肉肠、多味腊肠、煎蛋饼、中国牛肉、墨西哥煎玉米卷、墨西哥辣味牛肉末、蛋奶火腿蛋糕、填馅烤鸡。另一种特色是各种现榨的果汁。
价钱出乎意料的合适。是不是同样安全呢？受到污染的食品、随空气传播的细菌，以及其他对食品卫生造成的危害，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因此，商人和政府官员永远都摆脱不了此类担心。食品安全的记录很不错。对那些具备烹饪条件的食品车的要求非常严格；那些车必须备有冷水和热水，必须携带制冷和加热设备，安装通风排放设备。卫生部声称，至今还没有在食品小摊贩找到食品中毒的案例。
小摊贩可以经营得很好。一个摊位不错的会经营的小摊贩一年可以挣到4万美元。保持经营状况始终如一是很重要的。那些顾客口碑很好的小贩都是那些在一个地方多年的小贩。人们不仅是从他们那里买食物，其实还有跟小贩打个照面的意思。例如，在第五十二街和公园相交的西北角，有一个名叫格斯的人。格斯在那里经营热狗生意已经整整15年了，风雨无阻，每天都坚守在那里。冬天时，他把他的推车直接推进一个蒸汽井的顶棚里，以此取暖。格斯并非健谈之人，但是，人们愿意停下脚步，跟他寒暄一下。格斯就靠经营这个小摊，把儿子送进了大学，儿子还读了研究生。
食品小贩的作用是显然的，人们赞赏这种做法。消费者与商品小贩的关系一般处在博弈状态下，而与食品小贩的关系则呈现和气的氛围。
商人们会一直与小贩们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小贩——但是，谁胜谁负始终是捉摸不定的。一直都是这样。过去许多年以来，涉及小贩的法规越来越苛刻，有时则有些放纵。然而，这些政策变更对小贩的商业活动影响不大，甚至在小贩最自由的时候，相关法规是相互抵消的，如果真的去贯彻那些规定，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不会再有小贩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1】
与人们喜好相对立的法律总是贯彻不下去的。禁令也一样。市场拒绝当局。食品小贩对市中心区的商务活动不利，对人们不利，对人们的健康不利，这是人们听到的声音。但是，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在室外吃东西。他们喜欢有选择。他们喜欢小贩的价格。他们花不起全套午餐的费用，但是，他们负担得起一个热狗和一瓶苏打水（1.65美元）。所以，他们买小贩的食品。小贩提供的是既定市场提供不了的。
城市自己制造了一个真空。拿纽约的第六大道为例。那里曾经有许多出售食品的地方，熟食店、自助餐厅、爱尔兰酒吧、咖啡馆。在规划分区变更成奖励式分区的刺激下，建设了新的办公建筑，而原先的食品店都不存在了。替代它们的是购物中心和银行窗口。但是没有食品，甚至连小食品店都没有。于是，小贩来了，而且小贩越来越多。现在，人行道上满是小贩。有时七八个小贩一溜排开。这是街道的报复。
街头艺人
法国高空行走艺人珀蒂（Philippe Petit）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街头艺人。我有幸看到他从巴黎来纽约后的第一次表演。那场表演是在上第五大道的普利策喷泉进行的。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戴着一顶破旧的高帽子，在两棵树之间紧绷的绳索上走去走来。随着人群开始聚集起来，他骑着一个独轮脚踏车在那里绕圈子，同时，耍着小球。他显然是一个使用小道具的大师。
他使用的最好的小道具莫过于警察。在他表演进入高潮时，他走上了绳索，点燃三根短棍，边杂耍，边跨越两棵树之间的空间。围观的人们欢呼雀跃。珀蒂走下绳索，举帽，绕场。就在这时，一个已经欣赏完这个表演的友好的黑人警察从人群后边走出来。珀蒂看上去像受了伤似的，他向后退缩，仿佛挨了打。有人喊道：“不要打他。”人们愤怒起来。人们对警察的暴行感到愤怒，他们要求珀蒂再表演，珀蒂从惊恐中恢复过来，重新表演起来。这个困惑的警察看着珀蒂，珀蒂骑着他的独轮车，脱下他的帽子，然后逃之夭夭。
若干周以后，早上7∶30，人们围着世界贸易中心，惊讶地朝上看着。在世贸中心两座塔楼之间，在距地面1150英尺高度的钢丝上，珀蒂正在前后挪动他自己，保持平衡，试图横跨两座塔楼。在一个同伴的帮助下，珀蒂在昨晚就到达了这座塔楼，他用一个弓箭，把绳索射到另一座塔楼上，然后，把钢丝固定在两座塔楼上。“当我看到两个柑橘，我就想玩杂耍。当我看到两座塔楼，我就想从一座走到另一座。”
早上8∶15，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交通被堵住了。珀蒂前后表演了30分钟。他会用单膝跪在钢丝上，起来，来回走；一次，他险些晃下来。如果街上有人来接住他的话，那真是他的幸运。珀蒂回忆说：“我当时觉得很幸福，我正在幸福地死去。”
后来，珀蒂被捕了。但是，纽约市政府相当重视他产生的公众影响。最后给珀蒂的惩罚就是在大街上做一次公共表演。
几乎没有街头艺人可以与珀蒂相提并论，但是，街头艺人中真有天才。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专业的；大部分是兼职的——学生，失业的演员。纽约最好的口技表演者之一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专业的学生。最大一类街头艺人是“学音乐的学生”，按照符号判断，大部分街头艺人正在朱利亚德学院学习。纽约街头有许多音乐小组，有些是临时凑合的，有些是半永久性的——例如，“夜间飞行乐队”，“幻觉免费午餐乐队”。
街头艺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争取得到一些钱。他们拿着他们的帽子，他们的某个同伴拿着帽子或空盒子，在人群前走来走去。他们举着的容器上可能有手写的劝告。人们非常好奇地看看那上边写了些什么。
“请不要用信用卡。”
“请赞助这门艺术。”
“支持现场音乐表演。”
“把这个古怪的孩子送到兵营去。”
一个黑人萨克斯管演奏者制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把我送回非洲去。”他做得很成功。他说：“黑人要我去看看他们的根，所以，他们给我捐钱。白人希望我们都回到非洲去，可能从我这开始。”
捐助和接受钱是他们表演的一部分。与乞丐一样，有很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两个以上的人拿出了钱，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拿出钱来。街头艺人通常笑脸相迎，感谢捐献。音乐家可能用几个高音表示致敬。总之，他们很有教养地去接受别人的捐助。街头艺人很少对那些没有捐钱给他们的人无礼。
街头艺人喜怒无常，有些人很自负。但是，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职业情谊。他们在划分自己的领地上是合作的。在繁忙的下午，他们会形成一个潜规则，谁在重要公共场所表演。例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可能有四五个表演等待出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街头艺人会侵犯其他人的表演。他们在等待时，会作为一个志愿者给其他表演喝彩和欢呼。
伦敦的“科文特加登剧院”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工作室”同样如此。在这两个地方，每个表演大体占用10分钟到15分钟。这两个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若干表演，但是，街头艺人不喜欢这种竞争。
对于街头艺人来讲，空间规模并非重要因素。在空间不大的情况下，他们会很快让人们簇拥起来。街头艺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大人流的地方，常规的观众不断更新，如办公室的，旅游的。纽约中部地段最好的地方莫过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台阶、圣托马斯教堂的台阶、大军广场和中央公园购物中心。街角可以让他们如鱼得水。非常好的街角是第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那个街角。对于个别音乐人来讲，最疯狂的事情就是在皇宫里表演了，《纽约时报》的威廉·盖斯特（William Geist）谈到过他聆听优秀萨克斯管演奏者雷·彼得斯（Ray Peters）的经历。一个妇女往他的盒子里扔了50美分。她说：“你是一个年轻的天才。总有一天，你会创造一个伟大时刻的。”
“夫人，现在就是伟大的时刻。”
波士顿最好的街头表演空间是公园街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吉拉德里广场则是旧金山最好的街头表演空间。那里如此有名，以至街头艺人必须经过管理部门的审核才能在那里表演。
他们有多喜欢街头表演呢？他们有若干种想法。有些人说，他们不喜欢街头表演，他们觉得那是降低了等级，在街头表演是没有前途的。然而，大部分街头艺人说，他们很享受街头表演，至少这是他们表演生涯不错的一部分。一个街头艺人说：“街头表演是没有保障的，但是，我恰恰喜欢街头表演的那种没有保障。”街头艺人谈到自由选择，提到与人交谈，提到对表演技能的磨练，提到观众的即时性。
他们还谈到了没有观众时的情景会是怎样的，谈到在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看或听听时的委屈。
一个口技表演者这样说：“存在各式各样的拒绝，我对这种拒绝并非无动于衷。”有时，他坐在公园的凳子上跟自己的模型说上20分钟到30分钟的话。那是苦涩的等待。但是，某人停下了脚步，听起他的口技来，另一个人也停了下来。很快就会有听众了。
街头艺人赞扬街头观众的苛刻，他们说，所有的观众都苛刻。纽约人最苛刻。不过，他们也最感激观众。街头艺人们说，如果我们从街头观众那里得到反馈，我们会觉得不错，也就是说，街头艺人们本身不错。
观察那些有机会观看街头艺人表演的人很有意思。那些观众常常笑容满面。弦乐四重奏。在第四十四街。他们露出童稚般的笑容。在这些时刻，他们似乎完全陶醉了，他们的肩膀松弛下来。人们喜欢安排好的娱乐，不过，不要雷同。让观众最高兴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表演。
街头艺人可以影响观众。街头艺人很老练地把观众里的一些成员带进他的表演，在这种情况下，街头艺人就会影响观众，魔术师谢里丹（Jeff Sheridan）就是这样的街头艺人，谢里丹从一个生意人那里借一件大衣，然后，试图在那件衣服上烧个洞；谢里丹要一个漂亮姑娘脱下她的草帽，然后竟然从那顶草帽里拿出了一瓶啤酒来。谢里丹怎么变出啤酒的呢？有人说，注意他的左手。另一个人说，啤酒在他的手套里。
谢里丹非常有才华。当然，甚至不那么有才华的街头艺人同样能招来一群人。有这样一个魔术师，他有一个令人不快的表演，说的都是陈词滥调。但是，他不缺少观众，他笨拙的表演依然让观众之间发生了交流。
这样，聚集起来的观众共享一个表演，当然，这种共享的意义可能转瞬即逝，但是，共享本身就是城市里最好的东西。我记得，在第五十九街普利策喷泉前的一场哑剧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当时，这个哑剧表演让人们很快乐。哑剧表演者走近两个年轻人，在空中给他们画了一个方块。观众都笑了，就连那两个年轻人也笑了。然后，一个警察侧着身走过这个广场。警察看到人们在笑，他正在监督着这个哑剧表演者，他笑了笑，然后走向这个哑剧表演者，跟他握手。人群欢呼起来。那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时刻，是城市特有的一种时刻。
从历史上讲，警察一直都在与街头艺人周旋，或者更确切地讲，警察一直都在与街头艺人作战。警察根据自己的判断，通常给街头艺人留条生路。当一个警察与街头艺人作对时，警察可能告诉艺人，他很抱歉，但是他的头头在找他的麻烦。警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商人也在找他的麻烦。
商人一直都是反对街头表演的主要力量，正是迫于商人的压力，市政议会已经通过了对街头表演不利的压制法令。这种法令的一个特征就是禁止索要钱财。纽约旧《手摇风琴法》过激的言辞表明了当局的态度：“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索要钱财都是非法的。”1970年，纽约废止了这条老的法规，但是，与此相关的精神依然存在。街头表演是合法的，但是，只能在如下条件下展开：
1.没有多大的噪声。
2.不能妨碍人行道上的正常通行。
3.不索取钱财。
奇怪的是，那些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却反对这种百分百的自由市场的表现。索取钱财有什么问题吗？路人并非受到胁迫。他们甚至于不需要停下他们的脚步。即使他们停了下来，也不是一定要付钱。他们可以拿出钱来给街头艺人，但是，究竟给多少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真正承担风险的是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应该有资格得到某种褒奖。
商人们说，街头艺人干扰了他们的生意，进一步放任自流会让形势变得更糟。第五大道协会的领导人格罗索（Michael Grosso）这样讲：“如果我们允许一个音乐人或小贩出现在街头，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所有的街头艺人都可以走上街头，这样，他们就会掌管整个中曼哈顿地区了。”
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真能证明，街头表演有益于商人们的生意。我自己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街头表演有益于商人们的生意。我们的研究证明的是，在强大的零售商业街和宜居的街道生活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兼容性。商人们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怎么都不喜欢街头生活，只是青睐客户走进店铺。商人们抱怨，街头艺人堵住了他们的大门，让谁都进不了店门，到了危害生意的程度。商人们正是在行人的安全和适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街头艺人的合法干涉。
有两个相关的联邦案例。很幸运，这两个案例都涉及的具体情况几乎都没有显示这个法令所说的情形。
第一个联邦案例是《达文波特诉亚历山德里亚市》。达文波特（Lee Davenport）是一个音乐教师，他在亚历山德里亚市的街头演奏他的风笛。这个城市禁止他做街头表演。按照商人们的要求，市政府颁布了一个禁止街头艺人表演的法令，规定城市中心区六十一个街段全部不允许做街头表演，把街头表演限制在指定的公园里。达文波特不要在规定的公园里演奏他的风笛。实际上，公园里没有多少人。达文波特要在人行道上表演，尤其要在国王街的两个最有吸引力的街段上表演。达文波特要求法院对市政府的这条法令做出判决。这个诉讼状提交给了美国州地方法院。
这个城市案例的判决基本上以陈述为证据基础。一些商人曾经报告过，他们看到过街头艺人造成人行道堵塞的情形。城市管理者说，他曾经看到过人们因为街头表演而拥向街头的情形。实际检验的结果显示拥堵的判断不正确。作为达文波特诉讼的见证人，我能够提出，市政府自己的计算和对人行道的计量显示，人行道空间和行人之间相当平衡。实际上，在这一方面，不仅两个涉及的街段，而且亚历山德里亚市整个中心商业区都很出色。
布莱恩法官（Albert V.Bryan）推翻了这条法令。他的理由如下：
法庭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在受到影响的地方，存在任何实际安全威胁，任何对步行的真正妨碍。……另外，更有说服力的证词让法庭满意，总的来讲，步行人流并不拥挤，每分钟每平方英尺的行人不超过2.8人，而步行“舒适”水平符合步行舒适的标准。
对于指定的公园地区，这个法官提出，公园替代不了人行道：
拥护《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表达这方面内容的人，有权利面对愿意接受他的人。人行道历来都是这种表达的地方。行人流及其不断变换是街头艺人的“生命之血”。
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府不服州地方布莱恩法官的判决，继续上诉。美国上诉法院对布莱恩法官的判决做了部分修订。美国上诉法院认为，市政府的这条法令是一个合理的规定。但是，不能确定的是，“在保障这个城市公共安全利益的时候”，这条法令“是否给予了言论最大的空间”。于是，美国上诉法院把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府的上诉送回州地方法院，要求州地方法院布莱恩法官解释清楚，过于宽泛解读这条法令的实际原因。街巷有多宽？什么是行人流？有关这些观点的文件很充分。布莱恩法官通过让这些观点确切起来，重新确定了他的最初发现。街头巷尾有着足够的空间来承载街头艺人的表演。
第二个联邦案例是关于芝加哥的。很长时间里，芝加哥一直都接受街头艺人。1979年夏天，芝加哥的市长伯恩（Jane Byrne）让这个城市雇用了一队青年街头艺人，在公交车站和交通枢纽站表演（每小时10美元）。当时，人们都很高兴。《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社论这样说：“街头艺术家有助于城市生机勃勃。”
但是，商人们并不喜欢街头艺人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任何一个地方。1982年，他们主导芝加哥市政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禁止街头艺人在上密歇根大道地区表演，而那个地方最适合街头艺人表演了。
吉他手弗里德里克（Wally Friedrich）推进了一个反对芝加哥市政府的集体诉讼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入了进来，支持这个诉讼案。我是有关步行问题的专业见证人。
芝加哥市政府的观点是，人行道上的拥挤程度已经达到极端的程度，街头艺人让这种拥挤火上浇油，应该被禁止，为行人的安全和舒适提供更多的空间。
芝加哥市政府的抱怨令人困惑。实际上，美国城市人行道的宽度大体都在30英尺—35英尺之间，而上密歇根大道的人行道是全美最宽的城市人行道。美国城市人行道的行人量很大，但是，并非不可承受。我的样本计算与芝加哥市政府的计算是一致的。当时，每个行人所占用的空间量非常宽敞，无论谁计算，每个行人所占用的空间量都是A级的。
实际上，人行道上总有过剩的空间。芝加哥市政府本身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人行道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利用它们种植绿色植物。如果真把这些绿色植物用地转变成为行人空间，那么，人行道的服务水平更高。
在《弗里德里克诉芝加哥》的案子中，法庭部分支持和部分反对芝加哥市政府的这项法令。法庭发现，城市有权在街头表演危害公共安全时限制街头表演。同时，法庭还发现，这条禁令过分了，大大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当时，周六和周日，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1点至下午2点，下午4点至夜晚11点，密歇根大道禁止任何街头表演。法庭提出，芝加哥市政府没有做出任何研究来支持这些限制，市政府自己的记录显示，傍晚7点以后，行人流大幅减少。拉什大街是另外一个问题。拉什大街是芝加哥舞厅、酒馆和咖啡一条街，天黑以后，尤其是周五和周六晚上，行人很多。但是，从下午3点就开始禁止街头表演并不合理，法庭还发现，周三晚上并非有很多行人。
法官阿斯彭（Marven E.Aspen）的判决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涉及霹雳舞。如纽约一样，1983年，霹雳舞在芝加哥很风行。随处可见年轻的黑人占用了大量的人行道空间。有些地方的确令人不快，一些人聚在那里跟着录音机跳霹雳舞。然而，有些人真的很有天赋，引来很多围观的人。法官阿斯彭指出，恰恰是这些围观的人群引起大部分乱子。
但是，1984年霹雳舞达到了顶峰，现在，我们只是偶尔看到这类街头表演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霹雳舞是对公共安全的唯一一个主要威胁，而它现在基本消失了，那么，为什么还要颁布这个法令呢？在“有关霹雳舞的麻烦”的标题下，法官阿斯彭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霹雳舞确实重蹈了呼啦圈的覆辙，现在已经不时尚了，那么，很多人围观的可能性就真的不大了。……这样，如果芝加哥选择明年重新颁布这项法令的话，最好在评估这项法令时考虑到霹雳舞现象的消失。如果霹雳舞现象成为了过去，且如果——如证据显示的那样——大部分其他街头表演吸引不了多少人，那么，这个法令的宪法基础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里消失掉。
发小广告的人
不同的人、时间和场所，发小广告和拿小广告的节奏惊人地有规律。当一个发小广告的人站在人行道的中间，努力把手里的传单塞给经过他的行人时，至少30%或每10个人中有3个行人会拿走小广告。这个比例会随着人流、人流的特征、时刻而改变，但是，更重要的因素会是发小广告的人本身和他的自信。拿小广告的人就像给乞丐断断续续捐款的人一样，倾向于一窝蜂地出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从众心理。但是，我们对录像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发现，拿小
广告的人的多寡基本上取决于发小广告的人。成功让发小广告的人胆子更大。他们的举止变得更加自信，他们的攻势变得更加坚定。发小广告和拿小广告本身成为目的。
弗兰克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发小广告的人。弗兰克长着一张伊特鲁里亚人的脸，他通过坚持和一种善意的威胁来分发小广告。他使用一句坦率的语句；他用眼睛直视你，露出一副逗人乐的表情，常常带上一句注解。这是我留给你的。这是你的，亲爱的。有时，有人会拿走一张卡片，厌烦地看看，再还给发小广告的人。弗兰克会把那张卡片再递给那些人，这一次，常常就收下了。
弗兰克试图主导这场遭遇，像大部分人一样，他会对那些与他搭讪的人做出反应。8月的一个中午，我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15层楼上的窗户上，拍下了他的一段工作。那天天气炎热，潮湿，人们走起路来比平常要懒散一些。弗兰克一如既往，但是，有些呆滞。在接连遭遇两个或三个拒绝接受小广告的反应之后，他会停下来，不再给任何人发放小广告了。然而，1分钟以后，他会再次振作起来工作。他花了30分钟的时间，给50%的行人发放了小广告。
后来，我与弗兰克交谈，告诉他，我们中午对他发放小广告情况的计算结果。他很高兴，但是，他说，那个时间段不是一个好时间段。我们应该在他忙碌时计算他的工作。5点钟。高峰时间。在地铁站的台阶上。
弗兰克是对的。5点钟的时候，东南角人很多，弗兰克站在人行道的中间。当人们向路边或地铁台阶方向走时，他们很勉强地移动着。但是，弗兰克正在运动，他在给自己创造某种空间。他正在转向，先朝这边走，再朝那边走，随着人群变多，他发放小广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现在，他全力以赴地发放他的小广告。他没有笑。他目不转睛，眼睛几乎发直。现在很难说逗趣的话了。他在下达指令。他会说，拿着，拿着。行人拿了他的小广告。在这种情况下，行人拿走小广告的比例达到60%。弗兰克汗流浃背。
我只在东京看到过与他相似的发小广告的人。两个年轻人正在通往观音堂的狭窄胡同里发放小广告。他们身着古代服装。他们之间大致相距12英尺，其中一个正在告诉行人读读那些有意思的信息。行人从另一个人那里拿走小广告的比例达到55%。他们发放的是附近一家鳗鱼餐馆的小广告.
一些行人路过某个地方却没有注意到那里的某个去处，对此，小广告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媒介，深巷中的某个去处，或者3层或4层楼上的某个去处，都可以通过小广告让人了解。弗兰克的最好的客户是一个精神顾问兼算命先生，店铺在列克星敦大道东边的一个大楼的3层。女老板虽然在窗户上做了广告，但是，依然不在行人的视线里。所以，小广告对这个女老板是必须的。
弗兰克有时把人家给他的合同再分包出去。为了给这家算命的做广告，他找了一个叫埃迪（Eddie Leet）的小伙子。埃迪与弗兰克一样，也是训练有素的发放小广告的人。在我的一段录像中可以看到埃迪的表演，看出他是一个暗示大师。
埃迪后来与弗兰克分道扬镳了，然后，他直接与这个算命的店铺发生联系。同时，埃迪还为另一家精神顾问店家发送小广告，这家店在列克星敦大道西边的一幢大楼的楼上。这样，埃迪同时为马路两边的店铺服务。
另外一群发放小广告的人是路易斯组织的，他是列克星敦大道一幢楼房2楼理发店的老板。他雇用了几个波多黎各年轻人，告诉他们如何走到妇女身边，然后搭讪，要她们签一个50%优惠的美发合同。他们在楼下的门口处发放小广告。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路易斯告诉我：“他们是一群真正能干的人。而且，我真的让他们精神焕发。”但是，他们对这事的兴趣低落。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停放在露天的汽车引擎盖上，与朋友闲聊。这类人的数目似乎还在增加。路易斯会从楼上窗子里向下看他们，就像丐帮头头看待他的那些乌合之众一样，他使劲敲玻璃，吆喝他们发小广告。路易斯雇了他们不短的时间。他们带着路易斯的技巧，去为另一个理发店工作。路易斯雇用了他们的三个朋友来替代他们。他说，他们很努力地工作，比其他人强一些。他告诉我，他们是真正的兜售生意的人。
这三个人最终还是被解雇了。但是，他们依然留在那里，加入到非正式的发小广告的、跑腿的、小贩、瞭望者的网络里，类似于扩展了列克星敦大道的劳动大军。他们似乎相互认识。他们在第五十七街和第六十街之间来回游荡，总可以看到这三个人中的一个或两个的身影，在那里找朋友。
让我们回到接受小广告的人身上。无论人们接受或不接受一份小广告，其实都与小广告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人们通常并不知道小广告上究竟是什么，而只有在他们接受了这类小广告之后，才会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些人立即就扔掉了，有些人紧紧抓住了一段时间，有些人把它们捏变形了，有些人弄皱了它们。有些人紧紧地拿着小广告走上一个街段或更长的路，仿佛那些小广告是一种护身符似的。
无论小广告传达的是什么信息，行文上并无特色。编辑装帧会很差。纸张和印刷同样不值一提。广告代理公司对小广告不屑一顾，不会接这种活。相当确切地讲，小广告的制作品质是低劣的。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活动会产生小广告那样多的垃圾，或者说，比小广告更难约束。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说，小广告也是非常低效率的。当然，小广告不是完全没有效力的。因为形式粗糙，所以，小广告是一种传递基本信息的有效途径——例如，上楼来——小广告还可能接近可能的卖点。小广告可以瞄准受众，一些小广告是专门针对妇女的，有些则是为男人定制的。小广告的成本低廉，劳动力比比皆是。当小广告的接受率不足40%时，每发出一份小广告的成本约为0.5密尔到几密尔（1美元的1/1000）。这里有一个人们至今未碰触到底的潜力。谢天谢地。
马古先生
纽约街头最引人注目的角色莫过于马古先生了。马古先生七十多岁了，个子矮胖矮胖的，面颊红红的，永远都怒气冲冲的。他衣冠楚楚，总在衣扣上别着一朵花。冬季，他穿着软领长大衣，头戴黑色的毡帽。
马古先生指挥交通。他喜欢在第五大道上，他会站在马路交叉口的中间，用他的手臂指挥车辆行驶。他的想法是让车辆动起来。出租车缓慢地右转弯，这激怒了马古先生。出租车在距离马路牙子10英尺的地方载客，同样激怒了马古先生。他会走过去，用他的手拍打车的外壳。司机会咒骂。马古先生也会骂骂咧咧。一群人会围过来。
马古先生絮絮叨叨地与汽车说话，一辆车、一辆车地聊。他喊它们的车牌。一个妇女开着一辆弗吉尼亚车牌的车，行驶得太慢了。马古先生说：“这里不是弗吉尼亚，亲爱的，这是纽约。快开呀！快开呀！快开呀！”这个妇女加速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不顾交通规则，准备横穿马路，马古先生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自私，你就是自私。”这个老太太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让那些聚在街角看热闹的人幸灾乐祸。马古先生直接做街头表演。他指责一辆新泽西车牌的车，因为那辆车转弯不好。马古先生说：“新泽西的司机们，开车很糟糕。”人群发出一阵笑声。“不对，医生更不会开车。”引来更大的笑声。“不对，不对，新泽西的医生们——对。”
马古先生处于巅峰状态时，俨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马古先生的手势变得更加专横。他站得比较高。小汽车都服从他。交通状况不坏——在他指挥时，交通状况的确不错。人们听他说什么，有些人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如果马古先生的指挥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他的指挥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表演。由他负责。
他肯定会让人们相互聊起来。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观察他，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他是谁呀。或者告诉我们，他原来是个警察；他是倒卖大都会歌剧院戏票的贩子。一天，一个妇女转向我，以秘密的语气告诉我，马古先生让她高兴，不过，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交流。马古先生这样做是否僭越市政当局的权力，个人干涉制度？不是。他是在强化法律和制度。人们应该支持他吗？几乎不是这样。马古先生并非一个好人。他粗鲁，有些欺负人，当他开玩笑时，他对人的方式是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
让我补充一个方法论的注解。在录制如马古先生和女巫这些街头角色时，他们完全知道有摄像机对着他们，我不能说这类录像是非介入性研究。但是，通常还有别的摄像机对着他们，他们明显不介意人们给他们拍照。他们表演的整个画面都可以看到。
马古先生看到我在给他摄像时，他假装很烦躁的样子。他厌烦地说：“又是你。”挥挥手，让我走开。我继续我的录像，他知道我会那样做的，当我继续录像时，他会不时偷偷看上一眼。
偏执狂先生
第五大道的街角站着一个人。他头戴一顶毡帽，40年代后期的学院里曾经时兴过这种帽子。他站在马路牙子上，面朝里，没有人与他交谈。但我们经过那里，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关键词：“FBI”“警察”“税务局”。他正在说，他们想来抓他，那一伙人都想来抓他。他们也会抓你，如果你不戒备的话。他当然是神经错乱了。
铃鼓女人
铃鼓女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身材清瘦，头发灰白卷曲。她静悄悄地来到列克星敦大道，然后走到一个显眼的地方，如教堂的台阶上，或者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她停下脚步，从她的旅行袋里拿出一个铃鼓，连敲三下，然后，开始一个长篇大论的演讲。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她在说什么呢？听不清。古怪的人讲的话常常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任何一句话都貌似有理。但是，句子之间缺少联系，因此，整个讲话不知所云。“我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小女朋友”，她嚷嚷道，接下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大阴谋。突然，话说到了一半，她戛然而止，把铃鼓收进旅行袋，走开了，留下一群摸不着头脑的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
背着行囊的男人长得很英俊，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大步流星的姿态走路。无论什么季节，他总是穿着那件战壕雨衣，背上背着他的行囊。固定在行囊上的是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张卡片，上边是手写的一段话：“只有我的家人有权殴打我。如果你不是我的家人，请不要打我。”
路人对这段话惊讶不已，会放慢脚步，想再看看他的行囊上都写了些什么。可是，行囊上下跳动，读起来挺费劲的。有时，几个人都试图读读这段话，他们会挤作一团。走到街角处，背着行囊的男人会停下来，合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在祈祷似的。跟随他的人现在倒是可以阅读那段话了，然后就会散去。
我最后一次看见这个背着行囊的男人时，他依然穿着那件战壕雨衣，但是，没有行囊了，也没有那张照片了，走路还是那样大步流星。
女巫
她看上去像个女巫。她有一个长长的尖鼻子，黑头发，眼距很大，而且两个眼睛动起来不同。她身着黑衣服，通常还用手臂夹着一本卷起来的《华尔街杂志》。她大声呼喊，发出令人烦躁的声音。她的目标恰恰是那些举止斯文的人们。圣帕特里克节游行那天，我看到她在奚落一个神父，当时，这个神父正在负责一个教区学校女生乐队的工作。女巫说，她晓得这个神父要什么，然后，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这些女生们咯咯傻笑。神父跑去找警察，希望警察来制止这个令人恐惧的女人。警察说：“对不起，神父，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不过，女巫蔑视她不喜欢的人。例如，孩子。我拍了一段关于她的录像。当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一起从她身边走过，这个女巫向后仰身说道：“他妈的，你这个小混蛋。”她朝着小孩啐了一口唾沫。女巫的行为令人愤慨，围观的人同样可悲。他们面面相觑。“你看见那个女人向那个小男孩啐唾沫！”然而，他们却在那里发笑，仿佛他们与女巫是一个阵线的。
这个女巫扮演起女巫的角色来很像那么回事，她看上去真像早年会被烧死的那种女巫。过去的许多女巫外貌其实没有她那么可怕。但是，现在，看看她以及她的那些怨恨还是很有趣的，她很高兴有观众。我想，她相当喜欢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走过那里，她总是眨眼示意。
携带购物袋流浪的女人
在所有街头巷尾的人中，最艰苦、最能忍受困难的当属流浪的女人。流浪女蓬头垢面，她们的腿常常肿胀着。她们衣衫褴褛，手里拿着两三个购物袋，透过塑料袋，我们大体可以看到里边装的是什么，无非是垃圾和碎纸。有些人推着购物中心的购物车。也有一些携带购物袋流浪的男人。“玻璃纸人”就是一个，他用许多层透明塑料把自己裹起来。
流浪者的路径非常有规律，他们常常在火车站逗留。在中央车站，这些流浪者们一般睡在同一个门口或同一个地点。白天，在西格拉姆大厦广场的东南角，第五十三街的入口处，花旗广场的窗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浪的女人。
她们来自何处？社会工作者发现她们令人困惑。大部分流浪的女人都被一种大幻觉支撑着，例如，她们非常非常富有，但是，这座城市把她们的财富藏了起来。另外一个流浪的女人常去的地方是公共图书馆的外边，她正在读一本拯救世界的书。她的一个幻想就是，她是一个漂亮的、妩媚的女人，她现在还给自己涂抹着怪异的胭脂。大部分这类流浪的女人都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有些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个流浪的女人是从巴纳德毕业的，曾经是JRP【2】的签约模特，为若干家杂志拍过封面，代表美国所有女孩的理想，30年前，她曾经是中部大西洋网球大赛顶级种子选手。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的妻子曾经与她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流浪女人的共同特点是强烈的独立性。在纽约，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暂时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福利或刚刚被从公寓里撵出来。然而，流浪的女人有所不同。她们完全不在社会服务体制之内。更有甚者，她们抵制让自己进入社会服务体制。当一个社会机构收留了她们，她们会变得迷惑、担心和愤怒，她们不会为了得到帮助而服从这种社会服务机构的规则。她们不会告诉这种社会服务机构她们的名字是什么。她们没有家庭住址。她们拒绝洗澡或做些自我清洁的事情。总而言之，任何社会援助都会要求她们遵守规则，所以，流浪的女人无法获得社会援助的资格。
任何人想要获得社会援助，就要遵守社会援助的规则，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流浪女人的问题，所有心理不正常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误以为他们靠稳定性药物可以得到控制，纽约州的精神病医院把5万人放到了街头。可以用各种理由解释为什么把他们从医院里释放出来，但是，最初减少精神病病床的计划包括提供门诊治疗措施，这项工作并未如期实现。对于许多人来讲，结果是两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糟糕了。精神病医院把精神病患者限制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对于这些精神病患者而言，城市的自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经历。对于一些精神病患者来讲，唯一的避难所是旅馆的单人间。然而，他们对此依然担心，人们可能会伤害他们。
从精神病医院释放出来的患者本来就没有几件开心的事儿，在这所剩无几的开心的事儿中，有一件事儿就是坐在上百老汇中段的长椅上晒晒太阳。各式各样的老人都聚在那里，有些闲聊，有些保持沉默。可能有一两个毒品瘾君子。不过，街头巷尾都是安全的地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
乞丐
如同发小广告的人和街头艺人，乞丐成功的标志是留在人流中间并移动。我看过的最好的例子是第五大道上那些专业的盲人乞丐们。他们一贯如此。他们留在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几乎总是人行道的中央。他们身旁是一只狗（并非真正的导盲犬，不过，看上去很像导盲犬）。他们挂着一个小牌子，上边写着诸如“上帝保佑乐施者”。他们手里拿着传统的锡杯。
他们移动着。一个人的身体前后移动着，看上去像是在走动，实际上，他的脚并没有动。所有的人都在前后移动手里的锡杯，偶尔把它摇得叮当响。移动似乎十分重要。一天，我们偶然看到了一个控制性实验，在那个实验中，我们发现了移动的重要性。我们录制了一个乞丐的活动，他通常站在圣托马斯教堂前面。他当时正在按照通常的节奏获得捐助。这时，另一个盲人出现了。因为第二个盲人竟然站在第一个盲人背后15英尺的地方，所以，第二个盲人肯定是真的盲人。而且，第二个盲人站在那里不动。他所做的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锡杯。他没有摇动锡杯。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待捐献。没有几个捐献者。在27分钟的时间段里，移动的乞丐比不移动的乞丐的捐献次数多4倍。
在捐钱上，明显存在多米诺效应。捐献者一般一批一批地来——3个或4个一批，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可能的捐献者通常会在距离乞丐20英尺的地方放慢脚步，开始摸出硬币来。这个举动诱发他背后的人也来捐钱。当他们都在捐钱时，可能形成某种拥挤，这就可能让其他捐助活动减缓，让人有时间考虑是否还捐献。
传说有人用劳斯莱斯把盲人乞丐送来。我偶然看到过一次，一辆小汽车把几个盲人乞丐送到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的门口。那是辆普通的小轿车。但是，那些盲人收获不错。为了搞明白他们到达的时间，我记录了捐献常常展开的时间范围。捐献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体在20秒。但是，由于捐献的节奏会有停顿，所以，平均每50秒一次捐献，或每小时72次捐献。但是，捐赠的数额我无法判定。乞丐总是从锡杯里拿走小面值的硬币，而把大面值的硬币留在里边。假定每次捐献25美分的话，每小时可以得到18美元。大部分专业盲人乞丐大约每天乞讨6个小时。所以，他们一天大约可以得到100美元—150美元，多半比这个数字多一点。
这些乞丐都是常客——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同样的装扮。根据联合会的说法，乞丐的数目没有实质性的增加。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乞丐增加了。我没有做过统计调查，但是，据我估计，自1980年以来，在曼哈顿中城大街上的乞丐数目翻了一番。这个翻番的大部分源于无家可归者的增加。事实上，一部分的捐献给了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偶尔的和部分时间的乞讨，乞讨者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且带有某种攻击性。鲍厄里街的乞讨者擦拭小汽车的挡风玻璃，胁迫人们为此付费。有些衣着不菲的妇女也在那里乞讨，通常是为了“车票钱”。有一个妇女还带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婴儿来乞讨，无论是否真是她的孩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但是，大部分乞丐是没有技能或谋略的。他们大部分是酒鬼和无家可归者，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有效地乞讨，或者保护自己免遭欺凌。在这个明显繁荣的时代有如此之多的乞丐其实并非一个好的预兆。
地摊
出于宗教理由摆地摊的群体，有些是纯洁的，有些是欺诈的。如克利须那派教徒（Hare Krishna）是真正的信仰者，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似乎挺愚蠢，但是，许多年里，这类群体层出不穷。克利须那派教徒的音乐和他们的长袍看上去挺奇怪，但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一直都是友好的群体。现在他们不多见了，许多人反倒想他们了。
年轻男女组成的摇滚乐队是一个不能遗漏的群体，他们身着黑色的僧侣服装，讲起话来仿佛他们在哈佛大学念过书。他们看上去像某种恶魔邪教徒，不过，他们说他们正在与毒品作斗争。他们像发小广告的人一样，没有固定地点，他们尾随我们，要我们买他们的出版物，捐一些钱。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支票。一群恶心的家伙。
一个神气活现的戴着呢帽子的年轻人站在一个小桌旁。桌子上放着一个写字夹板和书写板。桌子上放着一个招牌：“拯救海豚！”当人们走过那里，这个年轻人会说，请加入保护海豚的战斗，在请愿书上签字。许多人停下来。这个年轻人会说，签个字就行，同时递过一支笔。当行人签字时，他会劝说，捐一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管理费用。印刷开支。他是志愿者。停下来的大部分人都会签字，大部分签字的人会捐款。
这个年轻人几年前就开始做这种工作。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招牌上写着“拯救纽约中央车站”。那是1975年的事了，当时，许多市民踊跃地捐款。市政艺术协会认为这是诈骗，很不高兴，并报告了警方。
这个年轻人的下一个招牌是“拯救鲸”。他的桌子旁边放着一幅展示捕杀幼鲸的画面。直到80年代初，这个年轻人一直呼吁“拯救鲸”，估计“拯救鲸”吁求一定非常能够聚敛资金，随后，他的招牌变成了现在这个“拯救海豚！”。
扒手和形形色色的骗子
扒手通常结伴行窃。他们喜欢拥挤。当街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扒手便会现身了，他们会在比较靠近人群外围的地方搜索猎物，在他们的背后，留下一条容易逃逸的途径。
扒手尤其喜欢狭窄的地方。公交汽车就是理想的行窃场所。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容易让窃贼得手的人，所以，我懂这一点。最近有两次，我站在公交车车门附近，所以，我被窃了。一个老人站在我旁边，他的手袋掉到了地上。我弯下腰去帮他捡手袋。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迅速地从我的右边后兜里把钱包拿走了，然后消失在车门外。我再去寻找那个老人，他已经从前车门出去了。
两个顶级扒手侦探告诉我，这是一个标准的行窃过程。他们还说，我实际上正在要求他们行窃。行窃的手段很多，但是，关键是迅速、让人不由自主地动起来。水泄不通，推推搡搡，熙熙攘攘，无论哪种程度的拥挤，不过几秒钟，两个小偷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最近一次被窃是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我们都用手抓住头顶上的吊环，不幸的是，我的手与我旁边一个人的手交叉起来。其实，这次我很有警觉。我放下我的手，要他抓他头顶上的那个吊环。但是，他走了，我的钱包也不翼而飞。我的右边后兜的扣子被人解开了。
侦探告诉我，我们必须先发现他们。侦探们认识一些扒手。实际上，他们与那些扒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发现扒手是一个观察问题。
侦探们在若干个拥挤的购物区里串来串去，我尾随侦探们。我问他们，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疑神疑鬼的。他们说，那些看上去疑神疑鬼的人们。侦探们不是在开玩笑。扒手和各式各样的骗子们对警察都有些偏执，所以，他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窥视警察和避开警察的目光。当他们发现一个人如此这般，他们可以确定，他们的猎物出现了。
侦探们说，还有另一件事可以观察。看看有没有人始终围着一个地方徘徊，就是不离开。这个人不断回来，像一个捕猎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少年，黑皮肤，穿着一双白色网球鞋，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拦路打劫的。这样判断其实不准确，打劫与白色网球鞋、黑皮肤和少年这类因素并无必然联系。我们说大部分打劫的穿着白色网球鞋，可是，大部分穿着白色网球鞋的人并不是打劫的。
需要重复的关键忠告是，注意总在那里转悠而不离去的人。而且，看看他是否开始转悠，走动起来。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
玩“三牌猜一牌”的人提供了某种最好的街头大戏，而且，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会上多大的当。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打上问号。两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常常是黑人，把纸盒子放在人行道上，然后开始玩。一个是庄家，一个是玩家，庄家反复洗着三张牌，一张红的，两张黑的，他不断把红牌朝上。庄家戏弄这个玩家，敦促这个玩家给哪张牌下注。庄家嘴里还哼哼着：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这两个玩“三牌猜一牌”的人大喊大叫。他们的吆喝声吸引了路人，他们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时会有另一个托儿挤在这群人里。这个托儿可能年纪不小，有时还是个女人，但是，那个托儿无论如何都会装成路人。
这个游戏明显是有诈的。我们发现托儿应该不难。托儿赢了。这时，真玩家们下注了。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活跃的玩家们都看上去胸有成竹。他们识破了这个骗局。庄家遇到对手了。在玩家们赢了一些小赌注时，“三牌猜一牌”的庄家看上去怒火中烧，他几乎要当缩头乌龟了。玩家动了真格的，把他的注翻了3倍。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庄家会是不友好的，咄咄逼人的，这场游戏变成了一种胁迫。庄家冲着玩家嚷嚷。庄家恶狠狠地盯着玩家。庄家说，拿20美元出来，快下注，快下注。人们为什么会听从是一个谜，可是，那些玩家真的那样做了。
耍个花招和按照常理就足以保证庄家会赢。庄家总是赢的。但是，为了赢大的，庄家还有另一个办法。在这场骗局一开始，庄家就利用了玩家的好恶来赢这场盗窃。事情是这样展开的。一个托儿大喊：“警察。”庄家四处张望，把牌扔进纸盒子。一个围观的人拿起那张红牌，当着观众的面，给那张红牌做了一个记号，然后，再还回到纸盒子里。庄家会转身。那个围观者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注。红牌出现了，围观的人赢了。他再下注，他还是赢了。庄家愤怒了；他告诉那个围观的人，他不玩了。那个围观的人走了。
现在，人们争相给那张做了记号的牌下一个大注。一个人拿出200美元，放在那张牌上。庄家把那张牌翻过来。那张牌却是黑的。
红的你赢
黑的你输
就看你选哪张牌
毒品贩子、卖淫的和拉皮条的
我为纽约市的警察局和纽约市基金做过一个研究，针对街头游荡的人。研究的地点在西四十二街“顶级酒吧”、相邻商店和拳击俱乐部前面。那里集中了毒品贩子、卖淫的和拉皮条的。当时，警察想了解的是，警车的出现对那里活动的影响。对那里频繁清理是否比偶尔清理好？2人巡逻还是3人—4人巡逻好？
街对面有一家废弃的旅馆，所以，我在那家旅店的第4层楼上架设了一个16毫米的照相机和两台超8延时摄影机。如同对一个场所展开的大部分观察研究一样，第一阶段是弄清常态是什么样的。就顶级酒吧来讲，常态是入口处人头攒动，在宽阔的人行道外侧部分，人群聚拢又散开，散开又聚拢。实际上，说是闲逛，其实游荡的目的各式各样。有高谈阔论的；也有握握手，寒暄几句的。一些人群从顶级酒吧前闲逛到百老汇大街，再返回。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因为他们的穿着不变，所以，很容易找到他们。
一件反复发生在下午的事是这样的，一辆红色两门轿车到达顶级酒吧。它直接就停在顶级酒吧前面，随后，司机会打开车的顶盖和后备厢。若干个人会与他相聚。在大约10分钟以后，这个司机会回到车里，然后驱车而去。这种事情一个下午一般会发生两次。
这种犯法的勾当很有规律。在一个夏季炎热的傍晚，第一次实验开始了。傍晚7∶03，3个警察走到酒吧前面的灯柱下。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里，那里有人聚集过五次，每次6分钟—8分钟。警察出现前2分钟，最后一群人散去。警察在那个灯柱附近逗留了30分钟，游荡，而且，第4个警察加入了进来。
7∶33，这些警察开始离开。几乎同时，3个常客出现了。大约在7∶34，警察完全从画面上消失。我们再次回到常态。这种群体活动整个晚上继续展开，毫无减弱的迹象。我们还发现，就在警察离开后的几秒钟里，游荡的人就开始他们的营生。
我们对在时报广场附近阿里斯托老旅馆周围游荡的人做了类似的研究。游荡的人所做的两个基本营生就是卖淫和贩毒。在顶级酒吧周围发生的事情也在那个街角和半个街段之外的地方发生。通常有4至5个卖淫的；她们大部分时间站在入口处，相隔20英尺—40英尺。如果她们走起来，她们最多走到下一个入口，就会折返。客户的行为同样很有规律。可能的嫖客会向一个商店的橱窗张望或在那里站一会儿，然后走近一个妓女。另外一个可以预计到的事情是，一个胖女人每4个小时来看看这些妓女。她会匆匆与她们说上几句话，收下看上去像钱一样的东西，然后，走到下一个妓女面前。快要到傍晚的时候，一辆粉红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车会停下来，走出一个个子很高的黑人，他穿着长皮大衣。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拉皮条的，有人怀疑他可能是一个便衣警察。
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特征。人们之间有一种松散的网络，包括某种街头常客。附近一家银行的保安兼职做传信的。他们有一个合作的瞭望制度。我们注意到，3楼的一个窗帘拉上再落下是警车就要来了的信号。
在第四十二街和时报广场周边地区，看到像罪犯的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走到地下通道，可以看到更多——扒手、恶棍和危险的人。这是一个国家藏污纳垢的地方，在其他城市来的人开始谈论他们不喜欢的事的时候，“纽约客”一定笑了。其他城市的人应该看看我们的纽约。真正令人厌恶的东西就在纽约。
鉴于游荡的人这么集中，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相邻商务区的安全问题。我对商务区广场和小公园的活动了解得挺多的。只看对人的攻击的话，那么，那里的广场和小公园基本上是没问题的。这个判断当然需要某种限定：没有任何一条街在凌晨2点是安全的；最好避开一定的边角地区；白领的毒品传递不危险，可是，它依然是一个问题。相类似，嫖娼卖淫作为一种街头现象，此起彼伏。在20世纪70年代，街头有很多妓女，尤其在列克星敦大道；以后街头妓女变少了，但是，指标显示，站街的妓女正在重新抬头。
简而言之，坏事不少，但并非那么危险。然而，感受恰恰相反。在许多城市，在市中心，对犯罪的感受大于犯罪本身。在达拉斯，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都同意，市中心的犯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许多人补充道，他们个人一直都没有在市中心遇到麻烦。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个特征。对于整个达拉斯来讲，市中心登记的犯罪事件最少。
但是，犯罪形象本身是一种力量。大公司在郊区寻找避难所，它们把街头犯罪拿出来作为它们搬家的理由。实际上，市中心的犯罪可能不那么严重。不过，大公司因为想象的犯罪而忧心忡忡，所以，它们把它们的新总部建得像城堡。
我并不希望自己盲目乐观。城市中的确存在危险的地方，有危险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例如抢劫犯和街头小贩。许多商人和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他们自己远离街头生活，他们把街上的人都看成不受欢迎的人，如果街头的人真被驱除掉了，他们可能会很高兴，这正是他们在一些城市采取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那些政府官员应该换一个方向思考。街上的人们开始离开一个地方，这才是需要担心的时刻。街上的人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是一个地方健康与否的指数。
在最近展开的城市排序中，美国十大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二十个最幸福的社区，等等，其实都没有反映街上是否有人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最近展开的城市排序中，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只能垫底，而按照任何一种平淡无奇的指数展开排序的话，顶尖的城市还是它们。如果一个人真的不希望加上另一个建立在错误观念基础上的统计指标的话，那么，他可能要用上城市的愉悦指数——街头表演的人数、食品小贩的人数、正在交谈的人数、面带微笑的人数。也许愉悦指数很荒唐，但是，它包含了一种看法。街上的人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他们是城市中心街头生活的核心。生机勃勃的街头生活是对城市本身的一种检验。
好的表演者和好的观众。这些都涉及良好街头生活的问题。街头生活的活力就是对城市本身活力的一种检验。
注释：
【1】难道没有小贩成功的经验吗？如果这些骗子发迹了，他们一定提供了人们喜欢的东西。这些小贩所做的无非是最基本的集市交易，面对面，讨价还价，大街小巷，露天市场，集贸市场，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交易。［本书脚注，除了译注外，皆为边注语。边注语与正文相同部分用粗体表示，没出现的部分用脚注形式标出。——编者］
【2】JRP，美国著名的模特培训公司。——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