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

柳永为宋代词坛名家，其词影响甚大，流传极广，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1]。但因《宋史》无传，对于柳永的家世生平事迹，研究者主要根据宋人笔记、文集和一些地方志及其本人的作品加以考订。现撮其要者略述如下。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福建崇安人。大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2]。祖父柳崇以儒学著于州里。父柳宜曾仕南唐任监察御史，入宋后，登进士第，仕至工部侍郎。柳永有叔父五人，有兄二人，皆有科第功名于时。柳永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决定了他一生必然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柳永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家乡举业时期。文献中有关此一时期的记载很少。从他超群的文学修养和音乐才能来看，他在少年时期就应是勤于读书的，并且学习过音乐。他早年曾著有《劝学文》一篇。据说他偶得宋无名氏《眉峰碧》一词，便题写于壁，终于悟出作词的章法[3]。由于环境的影响和熏陶，柳永自然饱学儒家诗书，热衷功名仕进。他在家乡习成举业后，便赴京参加科考。从他后来词中有“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梦还京》）、“绣阁轻抛，锦字难逢。……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定风波》）等语看，可能此时他已娶妻。

（二）京都疏狂时期。柳永一到汴京，立刻被歌舞升平、触处繁华的景象所吸引。京都到处是歌楼妓馆、勾栏瓦舍，“歌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4]，他疏狂浪漫的天性和精通音乐的才能被逗引起来。他既要应对科考，又难违秉性与天赋，这就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尽管他自恃才高，以为“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但首次赴闱便落了第。他写下《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谁料此词被仁宗皇帝闻知后大为不满，在柳永又一次考试时，“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5]柳永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后，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6]这期间，柳永与歌妓乐工相处，填制了大量俗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载：“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

（三）东西漫游时期。柳永虽流连坊曲，但功名蹭蹬，无所寄托，一个时期，他离开京都，向东——去江南一带，和向西——去长安一带漫游。他的足迹到过苏州、扬州、杭州、会稽、长安等繁华都市，《双声子》、《夜半乐》、《少年游》等都是他此时期的作品。他一方面沿途览景，描绘出这些地方的山川风物；一方面伤叹羁旅行役，思念京都与故人。而最为伤感的是，光阴逝去，体衰多病，“恁驱驱、何时是了”（《轮台子》）。他终于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回到京都，再度参加科举。

（四）入仕为宦时期。柳永于景祐元年（1034）及第，此时他已年近半百，可谓“及第已老”[7]。入仕后，他任过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昌国县（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馀杭（今浙江馀杭）令、灵台（今属甘肃）令、华阴（属陕西）令等小官[8]，最后入调回京，仕至屯田员外郎，属于从六品，在宋词名家中他是官阶最低的。柳永虽然青年时期以浪子词人的形象出现，但入仕后，他勤于职守，关心民瘼，《嘉庆馀杭县志》卷二十一说他“抚民清净，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倒是以一个有政绩的名宦而被载入地方志。可惜他做的都是些小官，仕途的多蹇，身体的多病，加上外任官“三年一易”的游宦生活，使他疲于奔波，“识尽宦游滋味”，至死景况仍很凄凉。关于柳永的死地和葬地，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僧寺，许多年后，改葬于丹徒（今江苏丹徒）的北固山下[9]。

二

柳永是第一个专心致力于歌词创作的词人，他以“一生精力在是”[10]，其毁誉荣枯皆与词息息相关。他用词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天赋，用词抒写自己的情感与遭际，也用词记录见闻感受甚至作为交游谋生的手段。因此，比之唐五代与北宋初期的词，柳词在内容上便有了很大的开拓。他的词，不再仅仅用以佐酒助兴，也不再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面向更广阔的天地，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羁旅行役、咏物怀古、祝颂投赠、游宴赠妓、相思离别、悼亡游仙……在柳词中无所不有。柳词现存二百一十二首，另有三首集外词为明人小说所假托[11]。将这些词粗略归类，则描绘都市繁华、节日盛况及祝颂投赠之词约三十首，羁旅行役之词约七十首，男女情事及赠妓之词八十多首，游冶饮宴及其他内容的约三十首。

柳永生活和创作的时段主要在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正值“盛明”之世。柳永以他的耳目感受尽情描绘了当日物阜民康、朝野多欢的升平气象。如写帝都的壮丽祥瑞：“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霄》）；写都市的繁华富庶：“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写人们的游冶行乐：“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竞寻芳选胜”（《长寿乐》）；写佳节的热闹场面：“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这些描写，虽不免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嫌，却也比较写实地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朝野同欢的都市生活风俗画卷。北宋黄裳曾感之曰：“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12]李之仪称柳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13]。比柳永略后的朝中重臣范镇亦曾叹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馀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14]这些评论，皆指出柳永以词纪实、以词颂美的特点。其立足点，正是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的思想，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柳词描写盛世气象的客观性使其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裳以柳词比之杜诗，不无一定道理。

前人谓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15]。如前所述，柳永曾于一段时期东西漫游，入仕后又常任一些流转各地的小官，故词多抒写羁旅的穷愁与行役的劳顿。这些词，因是写词人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故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因与所行之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相融合，故觉境界开阔，物态丰妍，气象万千。而尤具特色的是，柳永常借日暮秋晚的萧瑟之景，抒写羁旅落拓的感伤之情，并借“悲秋”之宋玉，抒发贫士失职才人迟暮的悲慨，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16]。《雪梅香》、《曲玉管》、《玉蝴蝶》、《戚氏》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闺情词为数最多，或赠妓，或代女子抒发闺怨，或写词人自己的离别相思。柳永在这些词中，第一，热情描写和赞美了那些色艺出众、品流详雅的风尘女子，如《柳腰轻》、《凤栖梧》、《少年游》等。第二，抒写了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恋，既有女子的刻骨相思，亦有男子的真心痴情，从中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也表达了词人的爱情理想。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第三，着力刻画下层妇女的境遇，尤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斗百花》写思妇的寂寞悲苦；《迷仙引》写歌妓的渴望从良；《离别难》、《秋蕊香引》二首悼女子的青春早逝。“一生赢得是凄凉”，则是对女子命运的一个总概括，表现了柳永对妇女的理解、尊重与同情，不乏平等思想与人道主义。这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思想意识对他的影响。当然，闺情词中也杂有平庸露骨的色情描写，这是毋庸讳言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柳永在许多羁旅闺情游冶词中，经常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此，论者历来抑扬不一。我们认为，说柳永一贯蔑视权贵、鄙视功名或一贯追求利禄、追求享乐，都未为切当。柳永对功名的态度，实际经历了热衷向往——调侃放浪——竭力进取——感伤厌倦四个阶段。他青少年时期热衷功名，向往通过科举仕进以实现自己的用世之心、兼济之志，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道路，这无可厚非。但他浪漫疏狂的性格和善为歌词的天赋，却使他没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话说回来，如果他严肃认真地去求取功名，就不会有他对词的贡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遭受挫折后，他虽对功名表示蔑视，但不过是落第举子一时的愤激解嘲之语。“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如鱼水》）。他一方面以调侃放浪的态度处之，一方面又期待时来运转一酬壮志。释褐后的柳永，竭力进取，不无政绩，虽也曾干谒权贵、歌功颂德，但风气处境使然，不可求全责备。只有在饱经仕途的坎坷、身体的多病与游宦生活的艰辛之后，柳永对功名利禄的怀疑与否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味：“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凤归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伴随着人生价值的思考而展开的。他开始认识到，在人短暂的一生中，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种“虚费光阴”、徒“劳心力”、“于身无益”的东西，现实生活才是实实在在须当把握的。由此，他追忆过去未名未禄时自由自在尽情尽意的生活。应该说，柳永此时对昔日享乐生活的怀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感官享受来追求，而是上升到一种人生意识的高度，具有一种与现实作比照的“符号”意义。他对功名利禄的感伤厌倦情绪，体现了一种人生价值追求的失落感，其中既有不被社会见容见用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失落，也有个性不得舒展张扬的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老大伤悲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失落。由于这种失落感是在人生各种价值被毁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不乏悲剧色彩。它在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中最易引起同情和共鸣，这也是柳词（特别是那些羁旅行役之词）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柳永对词的突出贡献是大量创作慢词，变旧声作新声，以“赋法”入词，铺叙展衍，或情景交融，或明白家常，具有雅俗相兼的审美特征。

（一）关于慢词

词由唐兴起而至北宋初期，歌者日多，制作益繁。然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仍习于专工单调小令，以其尚含蓄，又与诗之作法相近之故。自唐中叶渐有慢词以来，仅流行于教坊或里巷间。柳永既出入坊曲，与乐工歌妓频繁交往，尤精于音律，善为歌辞，便肆其笔力，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又“变旧声作新声”[17]，遂使慢词长调，“始大行于士大夫间”[18]，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据龙榆生先生统计，“今所传《乐章集》及《续添曲子》（彊村丛书本），凡用十七宫调，一百五十三曲。或同一曲名，而别入数宫调，而大部为长调慢词。其为依新腔而制之作品，必居多数。”[19]可知柳永对词体之开拓与演进实有大功。

（二）关于“赋”法

柳永既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在写法上，自然不同于以往含蓄凝练的小令。他除了在“慢词的成型过程中引入了律诗的构成法”[20]外，更为突出的是采取了“以赋为词”的作法。近人蔡嵩云指出：“周（邦彦）词渊源，全从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21]夏敬观亦谓柳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22]可见探讨“赋法”是把握“屯田家法”之关键。

所谓“赋”，一是指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即“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一是指有别于诗、骚的一种文体，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23]。赋作为表现手法，不假他物，“直书其事”[24]，包含了“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作为文体，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25]，重在铺陈华采，通过描绘景物，抒写作者的情志，如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与六朝写景抒情的小赋。柳词善用赋法，正是将以上两重意思引入词中：

1、善于吸收汉大赋铺采摛文之法。柳永在那些描写皇宫富丽、都市繁华以及投献帝王达官的词中，不仅套用了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等大赋中的辞藻，如“中天华阙”、“都门十二”、“玉阶彤庭”、“金茎承露”等，而且吸收了大赋铺张扬厉的文法，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写尽雍容富丽之气象与繁华富庶之物态，所谓“铺叙展衍，备足无馀”[26]、“承平气象，形容曲尽”[27]。

2、善于吸收宋玉辞赋及六朝小品文赋写景抒情情景交融之作法。细读柳词，可以明显见出宋玉《九辩》、《高唐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曹植《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陆机《叹逝赋》，江淹《别赋》，谢惠连《雪赋》，以及王羲之《兰亭集序》等抒情文对其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深受这些辞赋写景抒情的熏染。故在柳词，不但长于摹景，尤能情景交融，创造出婉曲层深之意境；其二，在章法结构上得其精神。如柳词中许多以晚秋悲景抒写羁旅悲情的结构模式，显然来自宋玉的《九辩》与潘岳的《秋兴赋》等；而触景生情、由乐而悲的结构模式，当取法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等。

3、善于在语言上吸收辞赋骈偶与用典的特点。柳词多用四六骈偶句式与排比句式，两两相形，整饬工致，雅丽流美，极富表现力。如“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柳词中还大量引用了汉魏六朝辞赋、《世说新语》以及经史、诗文中的语典事典。郑文焯谓之“非深于文章，贯串百家，不能识其流别”[28]。前引黄裳也说：“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词之用事用典，柳词恐怕是始作俑者。

4、善于吸收“赋”的“直书其事”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指出，“柳词总以平叙见长”[29]，“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30]，“耆卿多平铺直叙”[31]，等等。这正说明，柳词之铺叙，具备了“赋”作为表现手法所包含的“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具体说来，其一是在词的上片写景下片言情的格式中，融入较多的叙事成分，这在柳永以前的词作中是少有的。柳词注意将设景造境与叙事抒情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表现羁旅离愁与思旧怀人的词作中，多将眼前之景、过去之事与当下之情打并一体，如此写景、叙事、抒情相融，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层层铺叙，自然委婉曲折。其二是柳词的铺排叙事，多“平叙”、“直叙”，“只是直说”[32]，较少借助比兴，较少寄托。尤其是一些闺情词，往往舍去景物描写，以女子口吻，娓娓叙来，抒写人物内心情感，明白而家常，有直说、说尽，淋漓尽致、不留馀蕴的特点。《锦堂春》、《击梧桐》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也正是赋作为表现手法的极好运用。

（三）关于雅俗

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指出其“俗”的特点：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33]

（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34]

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35]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谐，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气。[36]

无论是“从俗”、“近俗”，还是“卑俗”、“鄙俗”，“俗”的确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柳词之俗，突出地表现在其语言的通俗易懂，表意的大胆率直，以及浓厚的世俗情味。在作法上，主要吸收汉魏乐府及唐五代民间词的特点。清人宋翔凤《乐府馀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可知柳永以俚俗语入词，一则便于歌妓演习传唱，一则利于广泛传播。这种俚俗语与大胆率直的表意手法相结合，用以表现市井生活世俗情趣，甚至不避讳对色欲的直接描写（如《菊花新》、《尉迟杯》等），使柳词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享乐生活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也与中和雅正的审美原则相偏离，故招致“卑俗”、“鄙俗”、“为风月所使”之类的诟病。

但仅以“俗”字目柳词，则未免偏狭。恰恰是另立豪放词派、与柳分庭抗礼的苏轼，自出手眼，最先为柳词辩正，最先揭橥柳词具有“雅”的审美特征。他说：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37]

关于柳词之“不减唐人高处”，叶嘉莹先生认为正在于其所写兴象之高远阔大，声情之雄深矫健，足以传达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只是其高远之兴象常与儿女之柔情结合在一起来抒写，因此往往使一般人忽略其高远而只见其淫靡了[38]。苏轼能从世人皆以为尘俗的柳词中发见其高华浑雅之境界，不独在推赏柳氏之一词一语，更在振聋发聩，张扬一种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的逸怀浩气。同时，苏轼之论，对启发人们透过“俗事”、“俗情”以发见柳词之“雅”，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清人彭孙遹云：“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荃、兰畹之音，流入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39]宋翔凤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40]近人郑文焯云：“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41]夏敬观明确指出：“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42]可以说，亦俗亦雅，平处家常俚俗，高处清劲浑雅，这正是柳词所独具的审美特征。

柳永既放笔慢词，善用赋法，雅俗相兼，极富表现力，故对后世词曲之创作影响深远。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词坛大家有着不同程度之影响；另一方面，其俗词开金元散曲之先声，尤其是关汉卿等人的散曲创作与柳词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四

关于柳永《乐章集》的版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谓有《乐章集》三卷，然宋本已不传。今见较早的版本有明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有清光绪年间吴重熹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和民国三年（1914）朱祖谋《彊村丛书》本。再后则有唐圭璋《全宋词》。本书依《全宋词》本。因词之声律既已不传，故不标宫调只标词牌，顺序依旧。选词一百五十余首，约占《乐章集》的四分之三。力求展示柳词全貌，雅俗兼顾，故即使被指摘为淫靡之词者，亦略选一二，并作说明。剔除太净，便不是柳永之词。筛去者为重复或平庸之作。因柳永生平事迹不甚详，不作编年。注释与评析力求准确晓畅。所选之词，清代万树《词律》与圣祖敕撰《词谱》中标明为柳永创调或翻新者，予以注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〇二年四月